【6月23日，清华大学举办了第36期“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主题为“中美摩擦下的中国经济”。论坛邀请到了美国前贸易助理代表夏尊恩（Timothy Stratford）发言。夏尊恩曾推动中国进入WTO，并代表美国与中国进行WTO协议的谈判。

对于眼下的中美贸易战，夏尊恩认为，由于中国政府给予了国有企业过多补贴，导致市场竞争不再公平。然而夏尊恩没有提到的是，2000-2015年间，美国联邦政府以拨款、税收抵免等方式至少向企业补贴了680亿美元，其中582家大公司获得的补贴占总额的67%。——这一点，恐怕大多数美国人也不知道。

本文根据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演讲者本人审阅，内容供读者参考。】

夏尊恩：我首先想阐述我作为一个美国人的观点，这样大家就能够更好地理解美国人现在到底是怎么想的。

作为美国人，我觉得有时候很难理解美国政府官员到底怎么想的。我到华盛顿和特朗普政府的官员对话，通常给他们提出的最重要的建议，就是你们能不能把沟通工作做得更好一些？除了总统先生发的推特，我们还可以读到一些政府部委出具的报告，可是中间并没有沟通桥梁解释美国政府现在到底在做什么。

现在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因为我们两国政府都在调整彼此的政策和关系，比如双方的经济关系、国家安全方面的关系。我们也在调整法律方面的关系，调整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甚至调整接收外国留学生的政策，还有很多其他的调整，而且几乎都是一下子全面进行调整。我觉得美国政府真的想清楚了中国政府的目的是什么，然而中国政府似乎还不清楚美国政府的意图是什么。

我先说我们两个国家的经济关系，再说其他方面的关系。经济方面来讲，美国人的观点是中国的经济在持续发展，但是中国的经济体系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换句话说，中国在发展经济方面的一些做法，跟其他国家不太一样。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就意味着国家仍然在经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尽管市场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对于一些中国重要的产业来说，我知道中国政府对它们出台了政策，制定了计划，而且利用了很多国家层面的措施来支持一些关键产业的发展。这种做法跟美国发展经济的做法通常不一样，也跟很多别的国家都不同。这就会产生一种不公平竞争的局面。

某个企业可能得到很多来自政府的资金支持。也许这个企业是国有企业，它就能拿到政府的资金，即使很多年不能向政府贡献利润也没有关系。他的产品和服务价格可能比较低，但这样的企业偏偏是美国企业的竞争对手，而美国企业不能得到同样的支持。这就让市场经济中的公平竞争显得很困难了。

我说一个关于美国轮胎行业的故事。来自中国的轮胎越来越多地卖到美国来了，伤害了美国本土工人的利益。当时世界贸易组织看到了这一情况，就表示美国可以对来自中国的轮胎征收更高的关税，或实施进口总额的限制。

青岛生产线上的轮胎工人，图自新华社

当时我就代表美国贸易代表处跟中国商务部进行了商讨，最后中国官员告诉我说，我们理解，我们来一起解决这个问题。你告诉我，美国到底希望有多少轮胎出口到美国，你可以给来自中国的轮胎总数量设定一个上限。我当时听了就说，谢谢，我们一起努力。

可是，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不能设定进口的上限。我们只能找其他方法。商务部就说去找轮胎行业协会。我们劝中国的轮胎协会说，你们应该有更多的自律，不要再过度出口轮胎去美国了。可是当时美国司法部又对我说，要求中国整个轮胎行业联合不再出口这么多的轮胎给美国，这其实是刑事犯罪，这是操纵市场，也不可以接受。中国商务部的官员也说，到底想要我们怎么办？我说，这样吧，美国的轮胎公司希望在正常的市场条件下跟中国同行竞争。中国应该调整机制、取消补贴，从而使得中国的轮胎企业是真正在市场经济下竞争的。

可是商务部官员说不行，因为中国会将轮胎卖给很多没有轮胎工厂的国家，如果不对轮胎行业进行补贴，那么轮胎行业的出口会遇到问题，所以不能接受美国的要求。我又回去了，把这个情况汇报给奥巴马总统，奥巴马就对中国的轮胎施加关税，中国对美国轮胎的出口几乎降到了零。

中国和美国目前的谈判有些像我们当年在轮胎行业的谈判，但是这涉及到很多的行业，尤其是未来的高科技领域，“中国制造2025”以及十大新兴行业。中国的体制对中国而言运转非常良好，而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你们的体制跟其他国家的体制不同，让中国企业跟别的国家的企业竞争，会让对方处于不利的地位。

美国告诉中国必须要改变你们的体制，中国则说这个体制这么好，对我们这么有利，为什么要改变我们的体制？随后，美国会说如果你不改变，那你就是在伤害我们的企业，因为我们是在用不同的规则进行竞争，这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我不认为美国有任何的实力，或是权力去告诉中国，必须按照美国的要求进行改变。但是由于我们的体制如此不同，你们所做的事情在伤害我们的企业，如果你不改变，那我们就要采取措施，保护我们的企业和行业不受影响。这就是谈判的本质所在。毫无疑问，这也是非常艰巨的挑战。

我跟美中两国的谈判人员进行交流的时候，能感受到这些贸易谈判人员他们其实关系非常好，他们也理解问题所在。但是核心的难点在于他们如何能够找到一个让两国领导人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

李稻葵：非常感谢Timothy Stratford先生，双方的领导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他们都说“对方是我的好朋友”。过去一年之内，他们见了至少两次，打过的电话更数不清了。而且双方都说要有协议，您刚刚说的这些事，中国的文件都讲了，我们也强调要改革。可为什么双方依然谈不成呢？

夏尊恩：根据我对双方谈判团队的了解，他们所谈的都是他们有共识的问题，把难点放在后面不谈，他们已经就90%的问题达成了协议，剩下的10%，就是最艰难的问题。这10%的问题是一个真实的挑战，双方难以找到解决方案。

第二，双方政府都不理解对方真实的意愿和想法是什么，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当贸易谈判进行的同时，我们两国的政府同时也在别的领域进行相互的谈判或者是批评。为什么美国要针对华为采取这么多的行动，当然有好几种不同的原因和理由，一个原因可能就与贸易问题相关。因为在过去华为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得了很多的补贴和支持，而且华为过去做了一些并不是完全遵守别国法律的事情，所以美国出于执法、产业政策、国家安全的考虑采取了行动。

如果华为能够控制很多国家的重要信息技术设施，他们就可能攫取其他方面的权力。如果中国国家安全部让他们做一些事情，华为就可能做出对别的国家有威胁的事情。

所有这些都是同时发生的，因此也带来了很多的混淆和混乱，而且美国也没有将这些事情解释得很清楚。坦率来讲，让我感到最混乱的当然是特朗普本人。特朗普总统曾经说过，华为给美国带来国家安全风险，也许我们能通过贸易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显然是不符合逻辑的。我与美国负责安全的官员沟通过，他们也担忧华为会威胁美国的安全。但如果真的是国家安全的风险，又怎么可能通过贸易谈判来解决呢？是不是说只要你买了更多的大豆，就不用担心国家安全风险了呢？这个是完全说不通的。

所以，双方政府都有一点儿担心——即使彼此在贸易领域达成协议，但如若在国家安全、执法，或者是人权方面发生其他冲突，两国就又将开始争斗起来，贸易协议有可能也会受到影响。由于这种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美国和中国的企业都觉得目前的商业环境是非常不可预测的，因此他们觉得有必要去寻找替代性的投资决策，或者替代性的采购渠道。

任正非接受美媒采访

李稻葵：您已经退休了，作为美国公民，对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各有什么建议呢？

夏尊恩：我的建议对两国政府是一样的，他们需要去清晰地解释他们对于经济议题的政策是什么，如何遵守彼此的法律，如何去支持大学之间的学术交流，这是他们需要解释清楚的。而且我们有了这个目的之后，具体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需要一致性来遵守这些规则。

同时也要区分彼此的不同点。我们在教育方面的不同客观存在，不能通过贸易来解决教育的问题，一码是一码，应该要分清楚，否则什么成就和进步都取得不了。所以双方政府在解释目标方面应该做得更好，并且能够做一些建立信任的事情。我自己也是一个律师，我知道美国的贸易谈判模式有一个长达五页的清单，列出了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在经济问题做出却没有兑现的一些承诺。谈判人员希望解决这些问题，避免再出现不被遵守的承诺。

李稻葵：对6月28日以后的谈判，你有什么预期和预测？

夏尊恩：非常高兴两国元首同意在日本进行会面。如果他们不进行会面，我们都会非常泄气，但是坦率来讲，他们不可能开一个会，就把那10%的分歧解决了。最佳的情况是他们在开完会之后表示，我们是好朋友，我们的贸易谈判团队将再次进行进一步的谈判。

我想如果双方能够在国庆节达成协议，这就是非常好的结果。

但坦率来讲这非常难，这样的好结果并不容易达到。哪怕这个贸易协议，双方都愿意接受，能够达成一致，但这个协议的执行也是很难的；即便我们能够执行这个协议，双方政府也会做一点涉及到国家安全和其他领域的问题，导致另一方不高兴，所以我们两国政府有可能达成一个良好的贸易协议，并试图以一个与贸易无关的形式来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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