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我们了解的历史一样，中国人自古以来精于工艺。

早在24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770-221 B.C.），墨家学者就已经发现了小孔成像的现象。他们发现可以在一个不透光的帐篷中通过一个小孔来投射外部的像。但是，这些学者和他们的研究成果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暴行中消失了。中国对于光学的研究在此之后也基本陷入了停滞。

直到一千年之后的中世纪，光学才在阿拉伯世界重新萌发。十四世纪左右根据小孔成像原理制作的暗房和暗箱被画家广泛地使用，用来观察现实世界中的光影构成。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暗房和暗箱的发明也可以算是文艺复兴发生的一个重要条件。直到1826年，尼埃普斯拍摄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张照片，然后1839年达盖尔的银版摄影法专利向全世界公开，英国除外。

而摄影术没让中国等待太久，鸦片战争敲开了中国的大门，随之而来的还有照相机。最早的有记载的摄影活动是在一本日记中发现的，日期为1842年7月。这本日记的主人是当时只有14岁的巴夏礼爵士（Harry Parkes）。他当时在英国皇家海军的一艘驶入长江的军舰上，大约开进了今天靠近镇江的某个位置。

日记中写道：

“Major Malcolm and Dr Woosnam took a sketch of the place today on their daguerreotype. I cannot understand it at all: but on exposing a highly polished steel plate to the sun by the aid of some glass or other it takes the scene before you on to the plate and by some solution it will stay on the plate for years. It is no use me trying to describe it, it is quite a mystery.” (Bennett, 2009)

译文：

“麻恭少校与伍斯纳姆医生在此地拍摄了一张达盖尔银版照片。我不太清楚达盖尔银版摄影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把一片抛光的金属板迎着太阳，再借助玻璃和其他一些材料，就可以原样记录下眼前所见，然后再施以药剂，影像就可以保留多年。它太神秘了，纵有文字描述也只是徒劳。”（注：可参考《巴夏礼在中国》）

除了这份日记以外，目前没有找到任何这张达盖尔银版照片存在的证据。但是这个信息揭示了中国领土上最早的照片大约是拍摄于1842年左右，这个时间仅仅是达盖尔公布摄影术专利的短短三年之后。此时，晚清的政权正在西方列强的蹂躏中逐渐崩塌，而讽刺的是摄影进入中国的方式和原因居然是因为侵略。

现存最早的保存完整的在中国拍摄的照片，是一张在澳门拍摄的银板照片，由于勒·埃及尔（Alphonse Eugène Jules Itier ）拍摄于1844年。当时埃及尔作为一名外交官与法国使团一起来到澳门，在那次到访中他拍摄了超过四十张银板照片。

Jules Itier, View of the bay of Praia Grande Macau, 1844 Daguerreotype, Moonchu Foundation - The Moonchu Collection of Early Chinese Photography

（于勒当时拍摄的第一张澳门的照片，猜测是在今天的南湾附近。）

这张照片拍摄于于勒刚刚抵达澳门的时候，出于兴奋和好奇他拍下了这张照片。这是一张澳门南湾的景观照片。当时澳门作为大多数外国人进入中国的港口，南湾便被当作对中国的第一印象。埃及尔拍摄的这张照片中没有人物，许多船只停靠在港口，远处的山丘上有一些罗马式建筑。在今天，这个地区的原始景观已经因为后来一百多年的填海造陆而消失。

埃及尔也尝试过为当地的居民、贵族和官员拍摄一些肖像。但是在当时中国人从来没有见过照相机，所以他们对摄影充满了好奇。但是，最初的好奇和新鲜感并没有坚持太久，很快就变成了某种恐惧，因为坊间有许多传言说摄影术可以摄取人的魂魄。

第一个被拍的中国人是当时的两广总督耆英。

Portrait of Qi Ying, Jules Itier, 1844 耆英像

这张照片可能是第一张中国人的肖像照。据说当时耆英并不愿意拍照，但是迫于法国人的压力，不得不拍下了这张片。而埃及尔自然成为了有证据的第一位在中国从事摄影活动的摄影师。

在后来的数十年内，越来越多的西方摄影师来到中国，这也让中国人对于摄影越来越熟悉，并且逐渐开始接纳摄影。恐惧消散了，紧接着而来的就是中国人对于摄影的热情。实际上，许多人很快发现摄影或许是一种比绘画更好的能够留下他们肖像的方式。特别是对于权贵和富商，留下肖像给子孙后代瞻仰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催生了中国最早的商业摄影。

一开始，来自法国和葡萄牙的摄影师垄断着所有的影棚，并且获得了非常高的回报。不久之后，本土摄影师就出现了。

罗元佑是中国已知的最早的摄影师之一，曾在上海开办了自己的影棚。1856年，罗元佑辞去了清政府会计的职务，开始学习摄影技术。罗元佑的老师是法国人李格朗（Louis Legrand），后者是第一位在中国拍摄立体照片、也是第一位在中国开设影棚的摄影师。罗元佑学成之后，他的影棚因为物美价廉而广受欢迎。晚清著名的思想家曾在日记中纪录相关的细节：

晨同小异、壬叔、若汀入城。往栖云馆，观画影。见桂、花二星使之像皆在焉。画师罗元祐，粤人，曾为前任道台吴健彰司会计。今从西人得受西法画，影价不甚昂，而眉目清晰，无不酷肖，胜于法人李阁朗多矣。（出自：《王韬日记》）

按照王韬的描述，栖云馆应该是罗元佑的影棚，而日记中说的桂、花二人则是晚清的两个钦差：桂良和花沙纳，这两人曾在1858年作为签订《天津条约》的代表。所以，虽然当时可能存在其他中国人开的影棚，但罗元佑在当时一定是顶尖的商业影棚，因为连如此重要的钦差都来找他拍照。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按理说当时的欧美摄影师应该比中国摄影师技术更好。但是罗元佑受欢迎的原因是因为他作为中国人更懂得中国客户的需求，也更容易沟通。不管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沟通都是人像摄影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罗元佑凭借技术和沟通能力让两个钦差相信他可以拍出比洋人更好照片。除此以外，他甚至可以把这两人的肖像挂在门面上当广告，这可以说明他们的关系非常好了。

桂、花二人相，疑似为罗元佑拍摄

这是一个让人感到有点反常的史实，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第一个由中国人开设的影棚应该是在香港而不是上海。事实是，第一家位于香港的、由中国人开设的影棚由赖阿芳（Afong，也有记载是“华芳”）在1859年建立。赖阿芳也是中国最早的摄影师之一，但是汉语文献几乎对他没有记载，我们知道赖阿芳是因为约翰·汤姆森（John Thomson，大名鼎鼎的《晚清碎影》的作者） ，在汤姆森的书《晚清碎影》中提到赖阿芳：

“There is one China-man in Hong-Kong, of the name of Afong, who has exquisite taste, and produces work that would enable him to make a living even in London.” (Thomson,2010)

香港有个叫Afong的中国人，有很好的审美，他的作品非常好，如果他去伦敦都能活得很好。

汤姆森是19世纪的一个在中国旅行了很久的摄影师，至少有四年。他拍摄了许多中国的人物、风景和建筑照片。汤姆森和赖阿芳后来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在《晚清碎影》中有一张立体照片拍了赖阿芳的影棚，并且一些文字提到了赖阿芳。

A Chinese Portrait Artist, John Thomson, Hong Kong, 1869, 78 x 40.5cm

注：这张照片是在赖阿芳的影棚拍摄的，但其中的人物可能只是一个画师。

赖阿芳出生于1839年，很巧，正好是摄影发明的时间，长大后在广州、香港和澳门游走并拍摄了许多肖像、风景和城市景观。在1859到1890年间，赖阿芳是香港最重要的摄影师，经常为名人、官员和权贵拍摄肖像。在赖阿芳建立了他的影棚之后，从1859-1880年间香港陆陆续续开了20多家影棚，这些影棚有记载大多数是因为他们在照片上的广告和水印。几乎所有的影棚都开在皇后大道。

根据这些影棚的集中程度和规模，我们可以断定在19世纪晚期的时候，商业摄影就已经是一个成熟的行业了。同时这也意味着在那时人们对拍照有很大的需求。而绝大多数的影棚在当时只拍肖像，但赖阿芳还兼顾风景和建筑等其他形式的摄影。他雇用了一名葡萄牙摄影师，还训练了许多画师帮他打理影棚，然后得以四处旅行，拍摄一些人像以外的作品。后来这些作品成为了人们认识十九世纪的中国非常重要的材料，一部分赖阿芳的作品现在藏于康奈尔大学的约翰逊艺术博物馆（Johnson Museum of Art）。

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赖阿芳和汤姆逊在同一个时期以及同一活动范围拍摄了许多照片，所以这为我们对比同地点的照片提供了可能性。我有幸在康奈尔大学看到了一些赖阿芳的作品，并找到了和汤姆逊在相同位置拍摄的照片。

汤姆逊和赖阿芳作品对比之一，二人拍摄的广州大西门，左：汤姆逊，右：赖阿芳

在这个对比中，我们会窥见中西方摄影师不同的拍摄思维和逻辑。

首先，我们看到汤姆逊的作品中有人，而且当时的技术不允许随意抓拍，所以画面中的人物一定是摆拍。有人物在画面中，我们就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比如当时的居民的着装、文化等等。除此之外，人物还可以作为建筑规模的参照。在汤姆逊其他的很多作品中也可以见到这类手法。

其次，我注意到汤姆逊的作品很多都是采用了侧视拍摄，而赖阿芳的作品则相对来说更多地使用了正面视角。（注：由于版权原因和部分博物馆无法拍照，此处没有放出其他对比作品）侧视的方式更利于在照片中体现空间感和透视，许多其他这个时期的摄影师都还只会使用正面拍摄的方法。同时，不难看出汤姆逊的机位要比赖阿芳更高一些，推测是垫了箱子以增加高度。

总体来讲，在透视和图像内容的角度上，汤姆逊的观念要比赖阿芳先进一些。同时我们也能看到汤姆逊作品的清晰度和对比度要优于赖阿芳。在细节上，汤姆逊的作品也拥有更好的处理。

在汤姆逊的书中有记载赖阿芳曾经和他讨论过照片的拍摄和处理技术，但是他们的观念非常不同。不仅仅是在风景上，人像上也有不同。举例来说，汤姆逊在处理人像时会安排阴影出现在人物面部，以建立对比。但是赖阿芳则不喜欢阴影，因为那时的中国人认为面部有阴影是不吉利的，也让人面相看起来不好。简而言之，不管今天的观众如何评价他们的作品，但是在当时一定是有拍摄的根据何原因，无所谓绝对的好坏。

赖阿芳的影棚一直由他的子孙经营，直到二战之前才关闭。

以上，大概就是中国摄影最原始的状态了。主要是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早期，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在商业摄影和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就有了艺术摄影的根基，然后就有了大家熟知的何番、郎静山等人，当然也有不太熟悉的金石声等摄影家。

（本文为创意艺术爱好者“Tomothy Wang”在知乎问题“中国早期摄影和当时世界摄影有什么关联？”下的回答，观察者网已获作者授权转载。）

参考文献：

Bennett, Terry. History of photography in China: 1842-1860. Quaritch, 2009.

Thomson, John. China: through the lens of John Thomson (1868-1872). River Books, 2010.

Tong, Bingxue. “John Thomson : a humanist view of the world .” 2010.

Wang, Tao, et al. Wang Tao ri ji. Zhonghua shu ju, 2015.

The Chronicle and Directory for China, Japan, and the Philippines, https://archive.org/details/Directorychronicle1879

Picture sources:

“View of the bay of Praia Grande Macau.” Luminous-Lint PhV - Photohistory Visualizer, http://www.luminous-lint.com/__phv_app.php?/p/Jules__Itier/

“View of Praia Grande, Macau, unknown artist, probably Macau”,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View_of_Praia_Grande,_Macau,_unknown_artist,_probably_Macau,_mid_1800s,_oil_on_canvas_-_Museu_do_Oriente_-_Lisbon,_Portugal_-_DSC06832.JPG

“Portraits of Qi Ying”, PHOTOINTER online museum, http://www.photoint.net/bwg.html

“Portrait of Gui and Hua”，http://k.sina.com.cn/article_1766694474_694d9e4a0190012hn.html

“A Chinese Portrait Artist”, Scanned from John Thomson’s book: China Through The Lens of Thomson 1868-1872

David Bellis, “Old Hong Kong Photos and The Tales They Tell, Volume 1.” Old Hong Kong Photos and The Tales They Tell, Volume 1 | Gwulo: Old Hong Kong, http://gwulo.com/buy-volum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