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汤姆·麦克塔格 译/观察者网由冠群】

“他痛恨美国。” 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在其间谍小说《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中这样形容比尔·海顿，一个潜藏在英国情报机构高层的苏联间谍。最终，他双重间谍的身份被发现，他自称背叛是出于敌意，但不是对英国而是对美国。海顿解释说：“原因之一是审美判断。”紧接着又补充道：“当然，一定程度上也是道德判断。”

《锅匠，裁缝，士兵，间谍》是一部描写冷战期间美英苏情报战的著名小说 图片来源：同名电影截图

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遇害所引发的抗议和暴力遍及美国、欧洲乃至世界各地，当我看到这些画面时想到了海顿说的这些话。整件事起初看起来很丑陋——充斥着仇恨、暴力和对抗议者赤裸裸不加掩饰的偏见。美丽的阿美利加似乎消失了，它的乐观、魅力和惬意曾经吸引我们远赴万里投入它的怀抱。

从某种程度上说，评论当下的丑陋似乎已是一种陈词滥调。然而，这却能触及美国与世界复杂关系的核心。在《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一书中，海顿首先长篇大论的进行了一番政治辩解，但在最后，他和书中主角——间谍大师乔治·史迈利都知道政治只是表象。真正的深层动机是：审美，本能。

海顿其人身处上流阶层、有知识、有文化、欧洲人派头，就是看不惯美国。对海顿和其它身处现实世界但同样看不惯美国的人来说，这种发自内心的厌恶是如此强烈以至于这种厌恶竟使他们对苏联的暴行视而不见，尽管这些暴行可能会令他们更加厌恶。

勒卡雷在1974年小说首次出版时对反美主义动机的反思（这也反映了作者本身对美国的矛盾看法）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当时在位的总统是理查德·尼克松，而现在则是唐纳德·特朗普 —— 一个海顿一干人早就鄙视的小丑：自以为是、贪得无厌、腰缠万贯而又一手遮天。美国的形象体现在美国总统及其夫人的形象中、体现在燃烧的都市和种族隔离中、体现在警察的蛮横与平民的困苦中，这一切都坐实了全世界对美国的偏见。而且这一形象还是一种有用的工具，可以用来掩饰美国自身的不公、虚伪、歧视和丑陋。

这使人不难产生这样一种感觉，现在是美国威风扫地的时刻。作为美国创造的世界公民，我们已经习惯了听到别人厌恶美国、崇拜美国和害怕美国（有时候这些感觉是同时产生的）。但可怜美国？虽然幸灾乐祸真的很浅薄，但这还真是新鲜事。如果真是审美在起作用，那今日美国根本就不像一个该让别国向往、羡慕和模仿的对象。

即使在之前美国最脆弱的时候，华盛顿也能称雄于世。无论美国面对什么道德或战略挑战，它都给人一种感觉，即它的政治活力与其经济和军事实力是匹配的，它的政治体制和民主文化是如此深厚以至于美国总会浴火重生的。美国的想法好像很重要，它的想法就好比是驱动美国这辆破车继续前行的引擎。

现在，似乎有些事正在起变化。美国好像陷入了困境，它的反弹能力也值得怀疑。一股新的力量“中国”已经登上世界舞台来挑战美国的霸权——而这股力量却配备着之前苏联从未拥有的武器：经济上相互保证毁灭。

与前苏联不同，中国能够提供一定程度的财富、活力和技术进步（尽管还达不到与美国相同的水平），而且中西方语言和文化上的隔膜也保护了中国不被过度曝光。相比之下，如果把美国比作一个家族，那这个家族就可能是卡戴珊家族（译注：美国一个以表演娱乐秀闻名的家庭），这个家族生活在全世界公众好奇的目光中 —— 它的潮起潮落和缺点矛盾都有目共睹。现在，从外部看，这个奇怪的、失能的、但非常成功的新贵家族似乎正陷入全面瘫痪的状态，曾使这个家族伟大的因素现在已经明显不足以阻止其衰落。

在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美国必须与我们一道承受这场生存斗争的折磨。美国的戏剧很快变成了我们的戏剧。在反种族歧视抗议刚在美国各州爆发时，我与妻子驾车去拜访一个伦敦的朋友，当时我们驶过一个身穿乔丹23号篮球服的少年，我注意到这一点是因为我和妻子那时正在观看网飞公司（Netflix）的《最后一舞》（The Last Dance），这是一部在美国流媒体平台播放的美国球队纪录片。朋友告诉我说他在来时发现了涂鸦：我无法呼吸。在此后几周，抗议者在伦敦、柏林、巴黎、奥克兰和世界其他地方游行，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这反映出美国在西方其它国家仍然拥有非比寻常的文化影响力。

在伦敦的一场集会上，英国重量级拳击冠军安东尼·约书亚（Anthony Joshua）与其它抗议者一道说唱了图派克（Tupac Amaru Shakur）《改变》里的歌词。这些歌词是如此刺耳、有力和美国味，但仍易于转化并看似通用——尽管大多数英国警察执勤时不佩戴武器，很少开枪。

在支持乔治·弗洛伊德运动爆发伊始，欧洲的关注焦点就转身向内。在布里斯托尔，一个老奴隶贩子的雕像被拆毁。在伦敦，温斯顿·丘吉尔的雕像被喷涂上“种族主义者”字样。在比利时，抗议者瞄上了利奥波德二世纪念碑，这位比利时国王把刚果变成了种族灭绝暴行不断的私人领地。也许火花燃自美国，但全球的怒火却因各国的积怨而熊熊燃烧。

对于美国而言，这种文化优势既是巨大的力量，也是微妙的弱点。它吸引了才华横溢的外国人到美国学习、创业和振兴美国文化，它塑造并牵引着世界与美国随机起舞，它影响并扭曲着无法逃离的文化囚徒。然而这种文化优势是有代价的：世界可以看穿美国，而美国却无法反躬自省。现在，美国所展示的丑陋没有被那位美国总统抹去反而被其放大。

为了了解当今美国在世界其它国家眼里是个什么样子，我采访了欧洲五个主要国家的十几位高级外交官、政府官员、政治家和学者，包括两位最有权势领导人的幕僚和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从这些谈话中（大部分都是匿名谈话所以可以随心所欲的交谈），一幅画面浮现出来，美国最亲密的盟友正怀着讶异与不解旁观着美国，他们不确定未来会发生什么，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以及他们该如何应对。正如一位重要的幕僚对我所说，他们大都心怀忧虑，并有一种同感，即美国和西方世界正在接近一种日薄西山的状态。这位幕僚说，“时机耐人寻味。我们只是不知道原因。”

今日美国的悸动不安是有先例的 —— 很多与我交谈的人都谈到了之前发生在美国的抗议和骚乱，或美国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衰落的名望（可以肯定的是，这场战争得到了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支持） —— 但最近发生的事件和现代力量的汇流却使当前美国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过去几周的街头抗议、暴力和种族主义行径爆发的正当其时，此时新冠疫情已经把美国的体制性弊病暴露无遗，又因明显无法调和的两党分歧而使弊病恶化。现在两党分歧甚至影响到美国政治机器某些原本不受影响的部分：联邦机构、外交部门和巩固军民关系的老规矩。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那位总统第一任期的最后一年，那位美国现代史上最糊涂、最讨厌、最不受人尊重的总统。

当然，这些事不能全都怪罪到特朗普头上。实际上，我的采访对象说特朗普不过是个继承者，甚至是很多美国趋势的受益者，是见利忘义不问是非的“阳”，即对巴拉克•奥巴马第一次后美式和平（post–Pax Americana）“阴”的反动——美国911恐袭后在伊拉克问题上过于冒进促成了这种“阴”的出现。布莱尔和其他人也随即指出无论白宫的主人是谁，美国仍具有非比寻常的强大实力，而且中国、欧洲和其它美国的地缘政治对手也面临着各自国内的结构性问题。

但大多数采访对象都清楚，是特朗普领导班子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和速度将这些趋势引向了高潮 —— 伴随着经济衰退的压力，中国的崛起，强权政治的重新出现，以及西方精神联盟的没落。

在特朗普担任总统近四年后，欧洲的外交官、政府官员和政治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感到了震惊、厌恶和恐惧。他们都患上了某人所说的“特朗普致昏症”，他们无法轻描淡写那位总统的本能反应，已经开始毫不掩饰的表达自己对这位领导人的厌恶之情。他们也无法找到代替美国力量和领导的办法。对特朗普和其民主党挑战者乔•拜登（声言欧洲搭美国人的便车，要应对中国的战略威胁和有必要解决伊朗的侵略问题）总有一些反复出现的抱怨，对此，他们也无法回应。他们几乎共有的一种感觉是，美国国内问题、新冠疫情、经济和政治等各种力量忽然结合在一起，直接打击了美国在全世界的地位和声望。

前法国驻叙利亚大使米歇尔·杜克洛斯（Michel Duclos）在伊拉克战争期间任职于联合国，现担任巴黎智库蒙田研究所（The Institut Montaigne）的特别顾问。他告诉我说，迄今为止美国声望的低谷出现在2004年巴格达阿布格莱布监狱酷刑虐囚丑闻曝光的时候。“但今天情况更糟了”，他说。按照他的说法，使美国今非昔比的原因是美国内部的极度分裂和政治领导力的缺失。杜克洛斯说，“我们一直坚信美国有无限触底反弹的能力。但现在我第一次开始对此产生了怀疑。”

在《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一书的尾声，男主角史迈利耐心倾听着海顿控诉西方的无耻和贪婪。小说作者勒卡雷写道，“史迈利在其它情况下可能会同意海顿的大部分说法。使他疏离的不是音乐，而是音质。”

当世界注视美国时，勾起它们内心疏离感的是音质还是音乐呢？对特朗普象征意义（而不是对其外交政策的内容或社会的不公程度）的看法是一种审美感受吗，或换句话说，是一种本能反应吗？如果是本能反应，那为什么呢？难道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这样的事，或伊朗、叙利亚、沙特这样的中东吃人政权不存在吗？正如很多人对我说的那样，乔治·弗洛伊德的被杀以及特朗普对此事的反应不就是世界不公不义的隐喻吗，不就是美国力量的隐喻吗？

如果确实如此，那么用一位欧洲领导人高级幕僚的话说，对美国的反感就区区是另一波“政治行为艺术”吗？一种蔑视的姿态？我们是否见证了美国的帝国奴隶们象征性的屈下一膝，以此来表达他们反对这个帝国所象征的价值观？

运动员在比赛前播放国歌时单膝下跪，以此抗议社会不公、种族歧视等 图片来源：福克斯体育新闻视频截图

毕竟，这个世界以前一直反对美国政策这首音乐：无论是美国的越南和伊拉克政策，还是它的世界贸易、气候变化政策。有时候，音质和音乐一起使美国最亲密的盟友疏远美国，比如在乔治•布什执政美国的时候，布什本人被外国人广为嘲笑、谩骂和反对。但即使是这种反对也没有达到今天这样的程度。切记，当时还是德国反对党领袖的安格拉•默克尔曾在2003年给《华盛顿邮报》写过一篇评论《施罗德不代表所有德国人》，以此表明她领导的反对党将继续与美国结盟，尽管当时的德国政府反对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

坦率的说，特朗普是独一无二的。在最基本的层面，布什从没有拒绝过“有一首西方曲子”这一核心观念，但这首西方曲子必须由华盛顿来作词。而现在执政的特朗普则听不进任何统一的音乐 —— 只能听见自私自利这一沉闷的节拍。

一位欧洲领袖的高级幕僚（因个人原因而不愿透露自己的姓名）告诉我说，特朗普的愤世嫉俗突然暴露了欧洲大陆的势利，它们已对美国领导自由世界、“美国梦”和其它被认为因幼稚到家而弃之如敝履的陈词滥调嗤之以鼻。这位幕僚说，只有在这种幼稚被抹去时，人们才能意识到这种幼稚“比大多数人认为的更强大和更有组织”。从此意义上说，这种退化始自对西方愤世嫉俗的奥巴马，在特朗普执政时达到高潮，特朗普抛弃美国的政治理念标志着世界史出现了短暂的停顿。但如果美国不再相信本国的道德优越性，那除了道德对等之外还剩下什么呢?

特朗普似乎在确认一些最激进批评者对美国的指责 —— 即使这些说法并不正确。比如，英国历史学家安德鲁•罗伯茨（Andrew Roberts）和另外一些人就指出，一条反美主义的线索贯穿了勒卡雷的所有小说，而勒卡雷对道德对等的描述则根本经不起推敲。在《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一书中，主角史迈利曾经尝试策反一名后来成为苏联情报头子的间谍，勒卡雷引领读者回顾了这一幕。史迈利对这名俄国间谍说“看，我们都要老了，我们用了一生的时间去寻找彼此体制中的弱点。我能看透东方价值观中的弱点，正如你能看透西方价值观中的弱点……你不认为是时候承认你方价值观与我方价值观一样都毫无价值吗？”

正如我的同事安妮·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古拉格:一部历史》一书作者）所展示的那样，苏联时期充斥着饥荒、恐怖和数百万人规模的杀戮。无论美国最近出现了怎样的弊端，美国在行为上和道德上都没有达到前苏联那种恐怖的程度。而现在，这种道德对等的论调已不再是某位外国玩世不恭者的诋毁，而是美国在位总统本人的观点。在2017年特朗普接受福克斯新闻比尔•奥雷利(Bill o ' Reilly)专访时，他被问及为何敬重普京，他回答了一堆陈词滥调，诸如俄罗斯总统领导他的国家并抗击伊斯兰恐怖主义之类。这时，奥雷利忍不住插嘴道：“普京是个杀人犯。”然后特朗普回答道：“杀人犯多了。我们美国就有很多杀人犯。你认为我们国家就那么清白吗？”

这种天下乌鸦一般黑、各人自扫门前雪式的犬儒主义曾被美国全然拒绝。而今，国际关系已成了美国做交易的筹码，而力量，不是信念、历史或盟友，则是交易用的货币。

讽刺之处在于，这种被剥夺了民主国家“自由世界”的幼稚观念、具有全球道德对等性的世界秩序，在过去几周全球性的反种族主义抗议中得到了印证。示威者走上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街头，这两个国家都有各自独特的种族隔离和虐待历史。此外还有英国和法国，各自都有殖民的历史以及延续至今的种族和阶级分化。正如《华盛顿邮报》的伊沙恩•塔罗尔（Ishaan Tharoor）所指出的那样，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死了一个黑人，为此比利时政府推到了一座雕像，这座雕像的主人在历史上犯下了最骇人听闻的殖民主义罪行。

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雕像被泼洒红漆 图片来源：网络图

尤其是对欧洲而言，美国持续在文化、经济、军事上占据主导地位是其基本现实。我采访的一些欧洲人说，不仅仅是抗议者们对某种形式的选择性无视心怀愧疚，就是寻求美国庇护的欧洲领导人自己也是如此，但他们同时拒绝屈从于任何通过民主形式表达的忧虑，他们只担忧特朗普。一位欧洲领导人的幕僚告诉我说，“有太多（特朗普式的）管理，而运动不足。”现在，欧洲的策略选择似乎就只剩下单纯等待特朗普下台，并希望在特朗普下台后整个世界能重拾过去“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但是，在伦敦和巴黎，人们越来越多的认识到事实并非如此 —— 世界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和永久性的改变。

我采访的对象将他们的忧虑或明或暗的分成两类，由特朗普引起的忧虑和由特朗普激化的忧虑 —— 按照他们的观点，有些问题可以在特朗普下台后获得修正，而有些问题则是更加难以解决的结构性问题。几乎所有人都同意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不仅对美国而言是一个分水岭，对世界来说也是：这是覆水难收的事情。出口的言辞无法收回，见过的画面无法忘记。

他们最直接的忧虑是美国能力明显的削弱。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战争史研究教授劳伦斯•弗里德曼（Lawrence Freedman）告诉我说，美国权力机构本身已被“重创”。卫生系统正在苦苦挣扎，市政当局在财政上陷入瘫痪，除了关注警察与军队的力量，国家本身是否健康却无人关心。最糟糕的是，他说，“他们不知道如何修正这种状况”。

实际上，很多外国观察家担心这种内部分裂会影响华盛顿保护别国和向海外投射力量的能力。杜克洛斯说，“会不会有一天，这些美国自身的社会问题会影响到美国反弹的能力，并使其无法应对来自外国的挑战？现在这已经是一个合理的问题了。”

即将在九月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现在就已混乱不堪即是一个例证。特朗普想要扩大集团规模，主要是把俄罗斯和印度拉进来。其目标，有人对我说，是打造一个围堵中国的国家联盟。但这个想法被英国和加拿大拒绝，而德国的默克尔也拒绝在疫情期间亲临会场。（在幕后，法国则一直尝试和稀泥 —— 这不是对待一个超级大国的正确方式。）弗里德曼告诉我，这将是一场（特朗普的）独角戏，大家都不想跟他站到一起。

然而，美国此前也曾经落入像现在这样的低谷，从大萧条到越南战争再到水门事件，但它展现了自己反弹复兴的能力。但在那些时候，都是有能力的人在执掌白宫 —— 尽管他们有缺点，有时候还腐败甚至犯罪，但他们却都带领美国在世界上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一位欧洲大使告诉我说特朗普本人就是美国衰落的象征。这位要求匿名的外交官说，“选择特朗普来应对全球化的世界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这标志着美国在步历史上其它霸权的后尘开始走下坡路，而拜登只会使这种衰落更明显 —— 要知道拜登已是一个七旬老人，现在必须与人群隔离，因为他是新冠肺炎易感人群中的一员。这位大使说，“这表明在新美国存在着一个并不很健康的永久性元素”。

杜克洛斯同意这种看法：“荷兰在18世纪是统治世界的大国。而今，荷兰仍然是一个成功的国家，但荷兰人已经失去了霸权。在一定程度上，英国和法国正在变成荷兰，而美国正在成为英国和法国。” 葡萄牙前欧洲事务部部长布鲁诺•马萨斯（Bruno Maceas）写过一本讨论中国崛起的书 —— 《欧亚大陆的黎明》，他告诉我说，“美利坚帝国的崩溃是必然的；我们只是想搞清楚谁将会替代它”。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相信这种说法。比如，布莱尔就告诉我说，他对任何暗示美国霸权终结的分析都心存怀疑。他说，“你必须一直分清在国际关系中，人们对特朗普总统个人风格的看法与他们对政策实质的看法是不同的” —— 换句话说，审美看法与本质现实是不同的。

对美国衰落的观点，布莱尔提出了三个非常重要的警告。首先，对特朗普外交政策的实质，实际支持的人要比表面看起来的要多。他举例说，欧洲有必要在防务支出方面“迎头赶上”，美国把中国的贸易行为摆到桌面上来讨论，特朗普在中东加大对伊朗的压力。其次，布莱尔认为，无论美国当前面临了怎样的挑战，美国仍保持着非比寻常的适应能力，因为美国经济和政治体制都很强大。最后一点，按照这位英国前首相的说法，不要高估中国本身的实力和其全球影响力。

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认为美国的实力仍不容小觑 图片来源：天空新闻视频截图

尽管如此，布莱尔，一个坚定的美国拥趸，却强调美国长期的结构性力量并不足以减弱其当前面临的挑战。他说，“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很多欧洲政治领导人看到美国孤立主义势力在增长，美国对盟国表面上也很冷漠，这引起了他们的忧虑。但我认为，总有一天美国会根据本国利益决定重启接触政策，所以我很乐观的认为美国最终会明白这不是把集体利益放在本国私利之前，而是与盟友携手合作增进大家的共同利益。”

他继续说道，“我并没有低估当前的局势，但你必须小心不要忽视那些凝聚美国力量的更深层次结构性要素。”

最终，即使在美国自省和分裂这一刻，美国开始放弃扮演世界唯一超级大国这一角色，但大多数追随它的国家目前还是找不到替代美国领导的现实方案。当特朗普宣布美国撤出伊核协议时，欧洲三大主要国家英国、法国和德国尝试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继续使其生效，但最终却失败了。美国的金融和军事实力意味着即使英法德三国加在一起也不是美国的对手。此前，英法两国只有在奥巴马时期的美国帮助下才能在利比亚插上一脚。就像十几岁的少年向父母嚷着不要管他，留他一个人在俱乐部玩一样，美国的西方盟友也希望做到这一点。

事实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美国主导的世界，并将继续如此，即使美国的实力会缓慢衰退。在欧洲，有成千上万人奔向勃兰登堡门听下台的奥巴马演讲；在欧洲，有成千上万人在全球疫情高峰期涌上欧洲各国首都的街头为乔治•弗洛伊德争取公道，从某种层面上说，这两个欧洲是同一个欧洲。这是一个迷恋美国并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社会。这个国际社会感觉自己好像是美国的一份子，因为它真的是，尽管它不是宪法意义上的美国一份子。

如果现在是美国一个极不寻常的丢脸时期，那么显然，这也是欧洲一个极不寻常的丢脸时期。欧洲大陆的每一个主要国家只要有政治意愿，都有脱离美国霸权的自由，但它们更青睐于做出象征性的反对并同时希望美国的领导层发生变更。就某些方面而言，欧洲在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后的所作所为与特朗普对美国声望造成的破坏一样可悲。

在1946年，温斯顿•丘吉尔抵达美国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那时美国的力量显而易见。美国当时拥有摧毁整个世界的武器，保有控制整个世界的军力，美国经济能从全世界不断汲取财富。丘吉尔的演说以一个警告开始：“美国此刻正高踞世界权力之巅。对美国民主制度来说，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拥有强大的力量就意味着要对未来负有令人敬畏的责任。放眼四顾，你们一定不要觉得自己已经尽到本分，还应满怀忧虑，恐惧自己未来的成就达不到今日的高度。”

美国现在的问题是，全世界都看到它现在的成就已达不到之前的水平。在目前这样的时刻，我们很难去辩驳那些最激烈的外国批评者对美国的责难：美国已无可救药的堕落成了一个种族主义国家，或美国对贫穷和暴力、警察暴行以及枪支泛滥全然装聋作哑。在此困境中，是非并不很复杂，即使国家本身也是如此。

然而，美国并不像其领导人想让我们相信的那样，美国不是俄罗斯。首先，在莫斯科是不会发生如此大规模和如此激烈的抗议游行的。从欧洲的角度看，美国基层民众的活力、雄辩和道德权威再次爆发出来 —— 这是美丽的阿美利加，不是丑陋的阿美利加。听亚特兰大的说唱歌手在新闻发布会上讲话，或听休斯敦警察局的局长在抗议人群中发表演说，这些公众演说家表现的比任何一位我所知的欧洲政治家都更能干、更强大也更有说服力。不同之处在于这种说法不能应用在那位美国总统或那位想取而代之的民主党候选人身上。

此外，尽管在美国存在明显的种族主义，但在欧洲也有不露声色、根深蒂固和无处不在的偏见，这意味着欧洲的失败可能更隐蔽但却同样普遍。有人可能会问，非洲裔群体或其它少数族裔在哪里会获得最大的成功和发展呢，在美国还是在欧洲？只要快速看一下欧洲议会的组成人员，或任何一家欧洲媒体、法律机构、公司董事会的组成人员，就能使那些认为欧洲更适合少数族裔发展的人清醒过来。正如一位生活在美国的朋友对我所说，无论有没有特朗普，都会有超级多的胶水把美国粘合在一起。

美国在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危机并承受了许多批评。美国成功刺激起了某些外国人的情绪，使他们或惊恐，或迷醉，勒卡雷只是众多探究这些矛盾情绪的观察者之一。举例来说，在查尔斯•狄更斯的游记《美国笔记》（American Notes）一书中，狄更斯回顾了他穿越美国大陆的经历，对其所见所闻大都感到厌恶。《狄更斯：清白人在海外》（Dickens: An Innocent Abroad）一书的作者杰罗姆•梅基尔（Jerome Meckier）教授在2012年告诉英国广播公司BBC时说：“狄更斯与美国人接触的越久，他就越意识到美国人根本不像英国人。他开始发现美国人专横、自夸、粗俗、野蛮和迟钝，尤其是有贪得无厌的毛病。”换句话说，这又是审美了。在一封信中，狄更斯总结了他的感受：“我很失望。这不是我想象中的共和国。”

像勒卡雷一样，狄更斯捕捉到了美国对这个世界独特的影响力，并认清了这样一个基本现实——美国绝不会符合人们对它是好是坏的想象。正如今日世界所看到的，美国会躲闪但不会停止探求这个世界。在美国身上，世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但却是以一种极端形式呈现的影子：更加暴力和自由，更加富裕和压抑，更加美丽和丑陋。正像狄更斯一样，世界对美国期望过深。但也像勒卡雷所评论的，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审美感受——当我们仔细观察时，我们不喜欢自己所看到的东西，因为我们看到了自己。

（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大西洋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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