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西登费德:科技人才回归中国,因为那里机会更多市场更大

来源:观察者网

2021-05-27 08:15

托马斯·西登费德

托马斯·西登费德作者

美国软件工程师、Nuprizm新闻网创始人

【文/托马斯·西登费德 译/观察者网 由冠群】

当谷歌TensorFlow人工智能团队的首席工程师刘晨(化名)决定离开公司搬回北京时,他在国内的朋友们都倍感疑惑。为了进入科技行业工作,成千上万的中国学生涌向加州的大学和科技公司。学习人工智能技术的中国留学生在毕业五年后,十之八九仍会留在美国。但在这一数字科技前沿领域,不为人知的是,在美国接受教育和培训的中国新一代技术专家正在响应号召,返回国内参与到民族复兴事业中。他们在硅谷的经历赋予了他们重塑组织、产业和文化的神奇力量。

随着中国科技产业的成熟,百度、腾讯、阿里巴巴和字节跳动等大公司都在旧金山湾区设立了分支办公室,招聘人员在那里与谷歌、苹果和脸书等公司争夺中国人才。他们提供的职场文化是员工能经常以母语交谈,公司食堂提供中国菜品。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他们返回中国大陆担任更高级职务前的一个踏板。中国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推动了许多美国公司创新项目的发展,但与他们的印度或欧洲同行相比,他们更难以晋升到管理层,这就使回国变得更有吸引力。

而对像字节跳动、百度或腾讯这样的中国科技巨头而言,他们是一群令人垂涎的人才。来到腾讯工作后,刘晨说:“我接受了很多内部访谈……访谈内容是关于谷歌的软件工程和工作文化。”刘晨在谈到TikTok的创始人时说:“字节跳动复制了谷歌的工作文化和某些最好的做法。百度也经常借鉴谷歌。”他说,腾讯也应用了谷歌的设计风格。

中国科技行业起步相对较晚,这意味着企业更注重快速迭代,而代价则是牺牲了产品的长期稳定性,这源自于在整个行业普遍存在的一种创业心态。”我的很多朋友都没有掌握合适的技术美学风格。他们只想完成某项工作,但他们并不关心自己的产品是否做得漂亮。这种将工作推脱给后续维护的做法会产生脆弱的代码库、安全漏洞或依赖过时的第三方软件,这些都是非常棘手难以解决的问题。要解决这些系统性问题,像刘晨这样的老手知道一些必要的方法。“我想随着越来越多像我这样的人回到中国,我们将改变中国的技术文化。”

中国公司的规模和实力是吸引软件工程师回归中国的主要理由。腾讯的微信号称拥有超过12亿用户,已经成为中国公民事实上的数字身份,该软件能向中国人提供身份识别、手机银行、医疗保健和食品配送等一切便民服务。字节跳动的TikTok短视频应用程序也在美国和欧洲大受欢迎。

在这些庞然大物的背后,还有一群在西方市场默默无闻的大中型企业,其中许多企业的主要客户就是中国的地方政府和国有金融机构。这推动了中国国内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该产业在2018年的市场规模已超过750亿美元。中国打算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它向该领域投入了4亿美元,希望这能使中国在2030年前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者。

智能服务已广泛应用在中国社会中 图片来源:CGTN新闻

与这一巨大增长一同到来的是对有经验工程师的需求,中国公司为了战胜他们的美国对手,有时会向人才提供更大的权限和更好的薪酬待遇。许多开发这些技术的人可能致力于细化模型或算法的特定部分,他们往往不知道自己的源代码是如何在第三方应用程序甚至公司内部产品中使用的。强大的开源工具包与从800万网民中获取的海量数据相结合,正在推动中国人工智能和深度学习领域的创新发展,这些技术都需要依赖庞大的数据集来提高其准确性和创新性。例如,像“云从科技”这样的中型公司可以处理数千万个视频记录,以改进他们的面部识别软件,这套软件已被出售给从银行到执法部门的上千个客户。

在中国国内和中国构建的全球数字生态系统中,这些技术在切实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增强人们对中国及其文化的信心。应用在教育、医疗和在线服务领域的先进技术便利了生活,简化了沟通,提供了新的职业路径。

中国的科技行业也由私营公司主导。特别是在某些科技巨头尚未出现的领域,因其自身所具有的吸引力而使竞争激烈,创新频出。人工智能专家出身的华裔投资人李开复将中国科技企业家视为勇敢的角斗士,他们为生存而英勇战斗。相比之下,美国的科技创业文化“太绅士化了”。硅谷自诩为善于保护和尊重知识产权,但中国的企业可不指望他们的竞争对手也有这种尊重意识。李说:“如果他们成功制造出了人们想要的产品,他们不能宣布胜利,而是必须要宣战。”

挖竞争对手的技术墙脚也是一种竞争优势,这能使中国企业更快地开发新功能,甚至有可能使它们领先于自己的美国竞争对手。刘晨说:“我勤奋的同事们仅用一个周末就可重现一篇论文中的先进模型,并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将其应用到我们的具体产品中。这是非常恐怖的实力。我个人不鼓励这样做,但中国科技公司里的每一个人都在这样做。”

然而,尽管中国拥有惊人的科技发展速度,但一些职场文化却不易发生改变。采用西方公司更扁平的企业结构和更平等主义的创新模式就意味着从管理方式到社会模式都要发生深刻的变化。

美国科技行业不断发展的业务和管理模式往往侧重于进一步增强工程师的能力,使他们能够清晰了解自己的职业生涯和自己所造产品的发展方向。众所周知,谷歌鼓励员工将20%的时间花在与公司相关的“激情项目”上(译注:西方公司开展的激情项目类似于中国的拓展项目)。Spotify允许其工程师加入任何“公会”——专注业务或技术某些方面的小型、跨职能团队——并可以明确拒绝从事任何他们认为无聊、不重要或不道德的项目。

但在中国,也有一些问题可以而且正在被讨论,这主要是个人隐私问题。2018年,中国消费者协会曾报告说,在它调查过的100家企业中,超过90%的企业未拿出达到“基本要求”的隐私政策。作为回应,中国政府成立了一个研究隐私问题的特别工作组,这个一直在运作的工作组最近推动几项草案成为了法律。

(观察者网由冠群选译自美国《外交政策》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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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由冠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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