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托马斯·弗里德曼 译/宁栎）

在看特朗普和拜登首场辩论时，一个念头忽然跳进我脑子里。想象一下，中国的领导们也聚集一堂观看这场辩论，为了让观看过程更有意思，决定行个酒令，每当特朗普说出可笑或者让美国蒙羞的话，每个人就得喝一杯威士忌。不到半小时，大家都喝高了。

怎么可能不是这样？他们看到的是史无前例的一幕：前言不搭后语的美国总统举止失控、滑稽可笑，还想不顾一切地赖在位置上，毕竟一旦输掉选举，他将面对的是起诉、羞辱和破产。

责怪中国人不该幸灾乐祸？一场始于中国武汉的大流行在中国已得到控制，但美国经济和美国民众却还在疫情中煎熬，尽管我们预见到了这一切。

唉，我们并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

约翰·米克尔思韦特(John Micklethwait)和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Adrian Wooldridge)在他们的新书《警钟——大流行何以暴露西方的弱点，以及如何解决》 (The Wake-Up Call: Why the Pandemic Has Exposed the Weakness of the West, and How to Fix It)中哀叹：新冠疫情曾被西方看成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如今它更像西方的滑铁卢。

10月13日《纽约时报》刊文《中国在恢复元气，我们美国每况愈下。谢谢你啊，特朗普》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疫情追踪调查，美国每10万人就有65.74人死于新冠，（死亡病例）总数约21.6万人，而中国每10万人只有0.34人死于新冠，（死亡病例）总数约4750人。可能中国在数据上作了点弊，那么你把它乘以四倍……中国还是比美国在保护民众方面做得好太多。

特朗普的白宫成了病毒超级传播地，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不敢送孩子去学校。事实上，就在这几天之后，也就是本月初中国国庆假期，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汽车、火车和飞机出行旅游，本地传播病例接近于零。彭博社10月1日的报道：“人民币经历了12年来最好的一个季度，作为避险货币备受关注。”中国9月进出口数据激增。

过去这个角色是美国！

彭博社主编米克尔思韦特告诉我：“我们认为，至少是相较而言，西方政府巅峰是20世纪60年代，当时美国正在忙着登月，而几百万中国人死于饥荒”，当然，“那也是最后一次美国有四分之三的人信任美国政府。”

此外，《经济学人》时政编辑伍尔德里奇补充说：今天我们正走向“始于500年前的历史大逆转，当时中国在世界经济中也是独占鳌头，占全球经济总量的四分之一，而且是到目前为止最成熟的政府。这些事我们都忘了，中国却没有。如果亚洲重振500年前的雄风，今年会是关键之年——除非西方国家突然醒过来。”

美国想要恢复元气，首先需要拿出一个抗击新冠的全国性方案。中国就有这种方案：运用威权主义监控体系中所有的办法，来追踪和定位新冠感染者并遏制传播。中国的一些人脸识别技术非常先进，你都不必摘口罩，光靠眼睛和鼻子就能识别。

美国无法采取这种战略。美国还没有产生一个威权政府；当然，我也不希望有。但我们没能达成民主共识来完成同样的工作。

这就是让人郁闷的地方。在近代史上，美国曾对抗威权主义国家——二战期间的日本和德国，冷战期间的朝鲜和苏联。在战争初期，威权主义政权总是占有优势，它们能由上至下向全社会发号施令。但从长远来看，美国最终都胜利了，尽管我们常常缺乏战备，进入战争状态也非常缓慢，但我们总能在学习曲线上快速攀升，自下而上地紧密团结、长期奋斗。

一直以来，美国都是如此。但这一次面对新冠疫情的挑战，美国根本没有团结起来。

3月28日，特朗普宣布“美国正在与一个看不见的敌人作战”。他发誓要动员“举国之力”来击败敌人。但这一切根本就没发生。除了急救和医务人员外，民众团结的行动和战时的牺牲精神微乎其微、转瞬即逝。

为什么？并不是因为民主国家在疫情之下治理无能。韩国、日本、新西兰表现就比美国好很多。

部分原因是美国有独特的个人主义文化，高度碎片化的地方-州-联邦分权系统，脆弱的公共卫生系统，分裂的国民，还有共和党的商业运作模式，而且很多人是通过社交网络获取新闻信息，但这些平台通常夸张阴谋论、扭曲真相、摧毁信任……

但最重要的是，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谋求连任的政治策略就是分化民众、扭曲真相、摧毁信任，对任何不利于他胜选的消息都说是“假新闻”。疫情之下，如果没有真相、失去信任，我们就会迷失。

1918年爆发大流行时，很多美国人并不反对戴口罩，看看历史照片就知道。因为时任美国领导人要求民众这样做，并且以身作则。但这一次，特朗普始终没有把真相告诉美国人，而且带头无视病毒，嘲笑戴口罩的行为。所以，很多美国人再也不会信任他了。

因此，我们完全无法理性地讨论，在我们这种文化之下，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需要做出怎样的权衡与取舍。

公共卫生专家戴维·卡茨(David Katz)在刊登于《纽约时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以及3月份接受我采访时都提到：我们需要一个全国性方案，需要在最大程度地拯救生命和最大程度地维持民众生计之间做好平衡。如果只考虑挽救每条生命，反而可能让几百万人在失掉工作、积蓄和业务的绝望中丧生。如果只考虑拯救每个就业岗位，恐怕会残酷地让无数美国同胞面临死亡，但这对他们并不公平。

卡茨建议采取“整体损害最小化”的战略，在保护老年人和最易感人群的同时，让年轻、健康的劳动力逐步回到工作岗位，因为即使他们感染新冠病毒，很可能只出现轻微症状甚至无症状，让他们去维持经济运转。在我们等待疫苗出现，同时形成群体免疫。

不幸的是，我们始终没有围绕这种战略开展理智清醒的讨论。卡茨说，右翼对于最简单的防疫措施比如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都抱以“轻慢鄙夷”。他补充说，左翼相对更加负责任，但也免不了圈在这种观念里：面对疫情，讨论经济层面的妥协方案都是失德行为，出台任何容忍出现死亡的政策都是社会病态。

总之，美国今天罹患的疾病是用新冠疫苗治不好的。我们对彼此、对制度和对最事实的基本认知都丧失了信任，这是击败一场卫生危机所必须的。在过往的战争中，美国拥有这些信任，但今天却没有。

我认为拜登之所以得到民主党提名而且赢面很大，是因为有足够多的美国人在直觉上意识到美国患了分裂病，而拜登或许能让美国开始恢复。拜登成功当选总统不是美国在政治上、机体上都痊愈的充分条件，但这是必要条件。

另外，俄罗斯和中国，现在请别“侵略”我们。我们美国已经不是过去的美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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