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维杰·普拉沙德】

谨以此文，纪念扎弗鲁拉·乔杜里博士（1941-2023）。

2013年4月24日星期三，3000名工人进入孟加拉国达卡市郊区萨瓦尔镇的八层楼房拉纳广场。他们生产服装供应给全球商品链——从南亚的棉田，经由孟加拉国的机器和工人，一直延伸到西方世界的零售商店。在这里缝制服装的有贝纳通（Benetton）、乐蓬马歇（Bonmarché）、普拉达（Prada）、古驰（Gucci）、范思哲（Versace）、飒拉（Zara）等知名品牌，沃尔玛货架上的廉价成衣也出自于此。

一天前，因该建筑结构问题，孟加拉当局要求大楼的所有者索赫尔·拉纳疏散楼内人员，拉纳说：“该建筑只是轻微受损，没什么严重问题。”但在4月24日上午8点57分，该建筑在两分钟内倒塌，造成至少1132人死亡，2500多人受伤。这次倒塌与1911年纽约市三角衬衫厂火灾境地相似，当时有146人死亡。

可悲的是，一个世纪之后，服装工人仍然未能摆脱危险的劳动条件。

2013年7月24日，孟加拉国达卡萨瓦尔镇，一位母亲在铁丝网路障前等待她失踪的女儿、18岁的女工里娜。供图：塔斯利马·阿赫特   

在萨瓦尔镇，本可避免的“事故”还有很多很多，令人痛心。2005年4月，至少有79名工人死于工厂倒塌；2006年2月，18名工人死于另一起倒塌事故；2010年6月的事故中有25人死亡；2012年11月124人死于塔兹林时装公司制衣厂（Tazreen Fashion Factory）火灾……

自从十年前的拉纳广场浩劫以来，该地区至少还有109座建筑倒塌，导致27名工人死亡（至少）。这些都是21世纪全球化的夺命工厂：专门为长工时生产流程建造的简陋住所，三流的机器，且工人的生活屈从于及时生产的要求。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0章中写到19世纪英国的工厂制度：

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它掠夺工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它唯一关心的是在一个工作日内最大限度地使用劳动力。它靠缩短劳动力的寿命来达到这一目的，正像贪得无厌的农场主靠掠夺土地肥力来提高收获量一样。

2013年6月1日，38岁的沙哈娜为女儿波莉·阿赫特之死而悲痛万分。供图: 塔丝利马·阿赫特

这些孟加拉工厂，与美墨边境、海地、斯里兰卡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工厂遥相呼应，都处于全球化格局之中，它们在1990年代向乘机利用制造和贸易新秩序的服装产业敞开大门。既无爱国利民之心，也不在意社会长期萧条的弱势国家，争先恐后欢迎那些不再愿意向工厂投资的跨国服装公司。于是，他们转向分包商，把利润空间压得很小，迫使分包商的工厂运营与劳工监狱别无二致。孟加拉的服装业占该国出口总额的80%，其发展没有任何顾虑，工人成立工会的希望渺茫。难怪这些工厂也等于是战场。

2010年6月30日，孟加拉国达卡， 催泪弹弹壳、水枪喷射的染色水、废弃的拖鞋是对工人施暴的证据。供图: 塔丝利马·阿赫特

分包使得跨国公司可对小工厂主的行为概不负责，使全球北方的富有股东从较低的生产成本中获利，不会因为这些工人所遭惨状而玷污自己的良心。像索赫尔·拉纳这样一个攀附当权者、周旋于各种政党之间的当地强人成为了跨国公司的地方打手。大楼倒塌后，拉纳被所有政客匆匆抛弃，并被逮捕（对他的审判仍在继续，尽管他已被保释）。

“拉纳”们召集工人，把他们硬塞到这些简陋建筑里，如果工人威胁要成立工会，就会遭殴打。而居住在高尔杉湖和巴纳尼湖畔豪宅的精英阶层则借助慈善，并就执行少部分劳动法开出空头承诺，不过是自由主义的惺惺作态。

劳动监察员人数很少，而且更糟糕的是他们无能为力。正如国际劳工组织在2020年所指出：“劳动监察员没有行政处罚权，不能直接处以罚款。然而，他们可以向劳动法院提起诉讼，但这些案件的审理通常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所处罚款……没有足够的威慑力”。全球北方势力中偶尔爆发的自由主义情绪迫使一些公司“自律”，这种做法是在粉饰全球商品链的种种恶行。资本主义民主需要这种野蛮和改革的结合，需要新法西斯主义和家长制下绝对顺从的结合。资本主义民主为世界上的拉纳们欢呼，直到他们变成累赘，就将其取而代之。

这张令人痛心的照片摄于2013年4月25日孟加拉国的萨瓦尔镇，被称为“最后的拥抱” （A Final Embrace）。供图: 塔丝利马·阿赫特

大楼倒塌后第二天，塔斯利马·阿赫特来到拉纳广场，拍摄了废墟照片，作为纪念。本文配发了她拍的一组照片。后来，阿赫特出版了一本500页的书《四月二十四日：千魂呐喊》（Chobbish April：Hazaar Praner Chitkar ），书中展示了慌乱不已的家人们为寻找亲人而张贴的海报和死者的护照照片，并附有死者生平简介。

该书以35岁的伊斯特斯服装公司（EtherTex Garment）制衣工人贝比·阿克特的故事开篇 ，她死前16天才开始在拉纳广场工作。阿克特从朗布尔来到达卡，父亲是朗布尔当地一名无地农民。这些工厂中80%的工人是女性，大多数人像贝比·阿克特一样，因为没有土地而背井离乡。她们见证了农村的荒凉，土壤过度耕种和有毒的水，这一切的背后是工业化农业以及价值法则的祸患，使得小农面对强大的资本主义农场变成冗余。贝比·阿克特的丈夫德洛瓦回忆说，她奢望的只是嚼槟榔叶（paan）和一台手持风扇。他说：“她已经准备好战斗。”她的照片出流露无畏和良善，脸上挂着不易察觉的微笑。

贝比·阿克特 。供图：孟加拉国服装工人团结工会（Bangladesh Garment Sramik Samhati）

像贝比·阿克特这样的孟加拉国工人经常组织起来，与所处的悲惨境地作斗争。2012年6月，也就是拉纳广场倒塌的前一年，达卡郊外阿舒利亚工业区（Ashulia Industrial Zone）的数千名工人抗议，要求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连续几天，这些工人关闭了300家工厂，封锁了纳拉辛格布尔境内的达卡——坦格尔高速公路。

作为报复，工厂主彻底关停工厂，并得到国家支持，督查员阿布·卡拉姆·阿扎德宣布，只有工人“表现良好”，工厂才会重新开业。警察携带警棍在街上巡视，并使用催泪瓦斯“教育”工人要 “表现良好”。

在2012年的抗议活动之后，政府成立了“危机管理小组”（ Crisis Management Cell）和“工业警察”（Industrial Police），这两个机构“在工业区收集情报并预先制止劳工动乱”。“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在2014-15年调查这一情况时，一名工人告诉调查员，尽管她当时已经怀孕，但还是被人“用金属窗帘杆殴打”。一家大工厂的厂主向调查员解释了为什么必须使用暴力：

工厂主追求利润最大化，所以会在安全、通风和环境卫生问题上偷工减料。他们不会支付加班费，也不会帮助受伤的工人。他们把工人逼得很紧，因为不想错过交货期限......工人没有工会，所以无法主宰自己的权利......部分也可以归咎于品牌零售商，他们下发大宗订单，称“[工厂]要扩大生产线，因为这是一个大订单，能提高工厂的利润率”。即使利润只有2-3美分也能让结果大不同，但这些公司不想将[劳工权利和安全]合规性纳入成本计算。

这其中每一句似乎都直接取自马克思150多年前写的《资本论》。全球商品链设定的严苛条件，使孟加拉国成为世界上最不适合做工人的国家之一。2023年1月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在新冠大流行期间，跨国服装公司为削减成本挤压分包商，导致工人的生存条件更加恶劣。

2022年拉纳广场倒塌九周年之际举行的纪念游行。供图: 塞夫扎曼·休姆  

1926年，全孟加拉佃农会议（All Bengal Tenants’ Conference）在克里希纳讷格尔召开，成立了“工农”（Kirti Kisan ）党，这是南亚早期的共产主义政治活动平台。卡齐·纳兹鲁·伊斯拉姆在这次大会上演唱了他的《工人之歌》（Sramiker Gaan），歌词可能是为拉纳广场的工人以及在他们无法控制的全球商品链上辛苦劳作的数百万人写的：

在这可怖的时代

我们只是操作机器的苦力

我们只是被欺骗和愚弄

为的是发现钻石并制成礼物

献给国王，装饰他的王冠。

...

紧握锤子，操起铲子，

齐声歌唱，向前进。

关掉机器的照明，那是撒旦之眼。

同志啊，前进，高举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