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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嬛嬛:反课纲学生,你们欠台湾阿嬷一个道歉

2015-08-11 07:17:21

2011年9月1日,黄阿桃阿嬷永远地闭上了双眼。这一天,距离她从印尼逃回台湾整整过去64年了。作为第一位公开控诉日军暴行的台湾慰安妇,黄阿嬷曾经勇敢地站出来,才让那段不为人知的台湾慰安妇历史能够为后人所知。

但黄阿嬷不会想到的是,四年之后,台湾爆发了“反课纲运动”,学生们竟然同意陈水扁时期课纲中有关“慰安妇是自愿的”说法,反对微调后的“被迫”说法。若是泉下有知,不知道黄阿嬷会作何感想?她拼劲一生想要争取的“正义”,没想到就这样葬送在了台湾年青一代的手中。

黄阿嬷年轻照

阿嬷的故事:“我是被他们骗来的”

在生前回忆录中,黄阿嬷这样向人们讲述她的故事:

“那时候我还小,二十岁左右。因为穷没法上学念书,就在家里煮饭、帮忙照顾弟妹。一次看到一张到南洋做看护妇的布告,那时战争的关系,待在田庄也没有工作,男女都有可能被调到海外,有工作职缺时大家都很愿意去,我就报名参加了。”

大约一个星期后,黄阿桃和其他二十二名女孩子搭乘一艘军船,从高雄辗转到南洋,在望加锡(Makssar)登陆,后来又被带到巴厘巴板(Balikpapan)。黄阿桃还记得自己一下船,看到了一间一间隔开的房间,还有用砲弹箱钉成的床铺,当时还想“怎么会一人一间,是要做什么?如果是榻榻米式床,大家一起睡不是很好?”她不知道的是,这一间间的小隔间,就是慰安所。

直到一个星期以后,大家发现公司要“开业”,挂出的招牌竟然是“松之屋慰安所”,“那个时候我们全部都哭了。”当时这些女孩子年龄平均从17到20,年纪最大的护士长顶多也才23岁。大家哭成一片,妈妈桑就告诉她们“为了国家,为了政府,要打拼,要接受”。

按照规定,黄阿嬷们每天要接待20个士兵,除此之外还有额外的工作。“早上有士兵,晚上增加士官、军官来过夜,你也要接受,不接受也不行”,每天的生活就是卖票、接客,就像卖车票一样,“一个门、一个洞,士兵拿钱过去,单子给你,叫你的门牌号码”,没日没夜的接客,但她们从来没有看到过钱。为了摆脱这种生活,黄阿桃夜夜哭泣,还和妈妈桑动过手,几次逃跑也被抓了回来。

这种身体上的折磨远未结束。因为身处战争之中,经常会受到炮火威胁。“一颗炸弹皮喷进去,最后我肚子中子宫都手术拿掉”,做完手术没几天,妈妈桑又强迫黄阿桃接客,“你也休息一二十天了,要为了国家服务”,阿桃只能躲在房间里哭,身处异乡又饱受欺凌的她当时绝望极了,“那时很想要死”。

离开台湾时,阿桃所签的契约是六个月,家人也满心以为她很快会回来。没想到,这一走竟然长达三年之久,直到日本战败,历经重重困难的她才辗转回到台湾,连家里的房子都不认识了,家人也以为她早已命丧他乡。

然而苦难并没有因为重返故里而结束。南洋那段慰安妇遭遇给黄阿桃带来了终生梦魇,在印尼她得过疟疾、盲肠炎开刀、右眼被炸弹碎片击瞎、腹部受伤子宫被拿掉。为了避免家人担心以及遭到白眼,阿桃一直将这些深深隐藏着心底。至于结婚的事情,她想都不敢想。“我的命这么苦,家里爸爸要逼我、妈妈要逼我,逼我嫁,可是我有苦衷不能结婚。”

不得已,阿桃又从家里出来到处流浪工作,先后到过到过台南、旗山、美浓,甚至还去帮人杀鸡、倒泔水。直到在朋友的帮助下,她嫁给一个外省老兵,还领养了一个孩子,才算过上了正常又清贫的生活。

黄阿嬷身上的伤疤

漫漫抗争路:“应该感到羞耻的是日军”

阿桃的故事只是众多台湾慰安妇中的一个。而在1992年之前,这些故事一直隐藏在当事人心中,从未公之于众,直到台湾妇女援救基金会的江美芬找到她。

对于这些慰安妇来说,要她们说出自己的故事,公开指认日军罪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多人用尽一生,就是想忘记那段悲惨的遭遇,也不想被周围人知道自己曾有过那么一段不堪的过去。在江女士的不断开导下,勇敢的黄阿嬷也释怀了:“我想想,真的,是他们不对,他骗我们的,我们为何要哭给他们看,我们要坚强来抗议”,当年同去的姐妹死的死、伤的伤,黄阿嬷觉得自己有责任把这段历史告诉后人,为自己也为曾经的姐妹们讨个公道。

就这样,在妇女援救基金会的协助下,黄阿嬷们走上了漫漫抗争路。她们赴日参加求偿诉讼,半个月内曾出庭五次。1995年,日本政府主导成立亚洲女性基金,试图给每位受害者五十万台币“私了”,掩盖日本政府的战争责任和罪行,但遭到了阿嬷们的拒绝:“你政府来害我,来破坏我的青春,我一切的青春,(日本)政府要负责。”对于她们来说,年轻时候所受的屈辱,不是用钱可以弥补的,她们需要的也仅仅是一个道歉而已。

根据妇女救援基金会的调查,这些被征调的台湾慰安妇,年纪多在十六岁到二十五岁上下,最小十四岁,最大四十岁,大多家境贫困,未受过学校教育。大多数人在离开台湾前,并不知道到海外是要提供“性服务”,当时征调的理由是到食堂端菜陪酒,帮士兵洗衣煮饭、演戏,或是当护士、看护妇。她们每天为军人“慰安”的次数从三到二十余次不等,最高达到六十次,即使生病及月事,甚或怀孕、产后也不得休息,许多女性在尖刀威胁下被强迫卖淫。

然而尽管证据确凿,慰安妇们的维权之路却屡经波澜,日本政府至今并不真心承认错误,日本学界甚至一些政府人士仍然认为诸如慰安妇是“被强制征召”这样的说法是子虚乌有,凭空捏造。“慰安妇并非性奴隶,他们只是被民间皮条客带到战区的娼妓,在韩国,几乎所有的皮条客都是韩国人”、“日本战时的暴行是杜撰的”,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藤冈信胜就曾经这样说。

2015年4月,日本首相安倍在访美时回应慰安妇问题,不仅没有“道歉”,反而将二战“慰安妇”称为“人口贩卖的受害者”,这种罔顾历史的行为甚至遭到了日本老兵的抗议。93岁的侵华日军老兵松本荣好直言斥责“安倍实在是太荒谬了,他说得好像他亲身经历过战争一样,但是他并没见过那些事情,而我见过,”松本荣好曾经在军队中担任卫生兵,他的工作就是为慰安妇做性传播疾病检查。

根据妇援会公布的数据,1992年时可以确定的前台湾慰安妇有58名幸存者,到2014年,全台湾幸存的前台湾慰安妇阿嬷仅7位,平均年龄88岁,而日本政府还没有道歉。

2012年12月慰安妇亚洲会议上,台湾慰安妇讲述自己的悲惨遭遇

希望下一代接过阿嬷手中的棒

在2014年“8·14国际串连,声援‘慰安妇’行动艺术抗议活动”上,妇援会执行长康淑华曾提出这样一个现象:“常常很多人问我们,‘阿嬷不是都逐渐凋零了,还能做什么呢?’‘我为什么需要去关心这件事?’从中感受到的是台湾社会对于这件事的不了解,淡忘或拒绝。对许多人而言,难以与七十年前发生的事产生情感上的连结;有些人则认为这是政府该关心的事,民间团体何必投入这么多的努力?也有人则担心会挑起国族仇恨,带来更多的冲突;更有少数的人质疑这些妇女当初到南洋充当‘慰安妇’的原因,而忽略她们遭受性剥削及国家和社会结构压迫的本质。”

不幸的是,康执行长的这番话还是在台湾社会中应验了。除了漠不关心这个话题的普通台湾人外,台湾绿营政党也一直试图掩盖或者淡化这段历史。

2014年4月17日,台湾团结联盟“立法委员”赖振昌在“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高中课纲公听会发言,反对历史课纲中将关于慰安妇的论述增加“被迫”二字;他说,慰安妇是否全部都是被迫的,学界还有争议,“教育部有什么证据说慰安妇百分之百都是被迫的?”担任“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召集委员的民进党“立法委员”何欣纯则说,“历史是大家的”,不希望慰安妇议题模糊高中课纲微调的讨论。

在这次爆发的反课纲运动中,也多见绿营人士身影,甚至曝出民进党资助“反课纲”学生购买黑伞的收据。在8月4日活动高涨时期,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曾赴“教育部”门门前探视抗议学生,并席地而坐交流意见。对于绿营人士来说,阿嬷遭受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的政治利益。

台湾曾多次举行慰安妇平反及抗议活动

当年被骗送往南洋充当慰安妇的少女,她们中很多人甚至没有今天反课纲的学生年纪大,却早早遭遇了惨无人道的折磨。正如国民党“候选人”洪秀柱所说,今天学生们生在富裕的时代,“你们享有衣食无虞的幸福,你们不了解也不能体会慰安妇年代台湾人的穷苦与卑微,你们不清楚所谓生活逼迫可以葬送一个人到什么地步”。

其实台湾学生真的不知道台湾慰安妇的存在吗?当然未必。问题就在于,这些孩子成长于绿营执政时期,他们的头脑不仅仅被“皇民化”,也被“台湾化”,对于操纵反课纲议题的绿营来说,这也正是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通过伪造历史、否认历史来完成台湾的“本土化”进程,进而实现最终“独立”的目标。被他们掩盖的不仅仅是黄阿嬷的故事,也不仅仅是像黄阿嬷一样遭受非人折磨的慰安妇群体,还包括比慰安妇问题更严重、更惨烈的历史真相。

黄阿嬷至死没有等到日本政府的一声道歉,她生前曾经说过:“日本政府不要认为我们已经老了、等不及冗长的诉讼程序,即便我们死了,还有后人替我讨公道,日本政府一天不承认错误,我们一天不善罢罢休。”在阿嬷的心目中,她仍旧对下一代怀有期许,而且认为他们能够接过自己的棒,讨回公道。我们也希望下一代不要让阿嬷失望,不要让她们在饱受敌人蹂躏之后,又遭受到自己同胞和下一代的不解和戕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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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嬛嬛

吴嬛嬛

媒体人,现游学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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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小婷
专题 > “慰安妇”
“慰安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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