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沃尔特·拉塞尔·米德 翻译/朱积慧】

随着俄乌战争的后果在全球政治中四处反弹，西方从未像现在这样紧密结合。它也很少如此孤独。北约、澳大利亚和日本在反普京旗帜下团结一致，开启了二战以来最全面的制裁合作。而世界其他国家则并非如此。

与此同时，以中国的基本做法为代表的模式已经获得全球支持，也将给西方带来麻烦。中国不赞同莫斯科动武，但努力抵制西方惩罚俄罗斯。此外，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将战争归咎于北约。巴西总统博索纳罗拒绝谴责俄罗斯。作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印度和越南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更接近中国，而不是美国。

西方掰手腕和银行制裁的强大作用发挥了一定影响，包括确保了一定程度上对制裁的遵守和对联合国谴责俄罗斯“侵略”的象征性决议的支持。但是，非西方国家对美国的对俄政策立场缺乏热情，美国政策制定者忽视了这一现象，而他们也要承担风险。

正如西方决策者迷失在构建“后历史世界”（post-historical world）的幻想中，而未能把握住大国竞争日益增长的威胁一样，他们也没有注意到西方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日渐扩大，这种差距有可能在未来几年给修正主义大国提供重大机会。拜登政府似乎不了解华盛顿与过去被称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差距，不了解自己的政策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这种鸿沟，也不了解这种差距给中国创造的机会。

在西方许多人看来，反对俄罗斯是一次全球性“暴力扣篮”。世界舆论会如此强烈地反对莫斯科的攻击，以至于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会因为没有加入反俄行列而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

白宫宣布制裁俄罗斯

现在的情况并非如此。一些国家，如美国那些心灰意冷和被疏远的中东盟友，对支持“撤退的华盛顿”来对抗“前进的俄罗斯”感到忧心忡忡。其他国家则试图在反感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与其他关切之间取得平衡。

许多非西方国家担心西方应对俄罗斯行为的后果，这超过了对俄罗斯本身的担心，它们不相信西方有意愿或有能力来管控战争的经济后果，以确保非西方国家利益得到保护，它们也对俄罗斯中央银行受到制裁深感震惊，担心有一天也会对它们实施制裁。

虽然狂热的西方自由主义者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欢呼雀跃，但西方大国将全球经济体系武器化的意愿增强，使许多国家的领导人感到震惊，他们认为西方已经过于强大了。许多巴西人长期以来一直担心，西方环保主义者打算阻止亚马逊流域的发展。他们担心，气候活动家可能会迫使美联储和其他西方银行通过制裁巴西来“拯救地球”。印度和其他地方的政策制定者也有许多类似担忧，因为他们看到，环保运动者正利用全球经济机构将他们自己的议程强加给其他优先事项不同的国家。

普京先生声称，强大的西方试图利用其经济和制度杠杆将其激进世界观强加给地球上的其他国家，西方自由主义者将其视为一种自以为是的宣传，但普京观点所引起的共鸣比大多数自由主义者理解的要更为广泛。

特朗普政府单方面对伊朗实施严厉制裁，这导致国际社会对美国从全球经济体系中攫取过多权力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但“觉醒”民主党人（woke Democrats，指民主党进步派）利用经济制裁将其在气候、性别和其他问题上的观点强加于人，这在许多国家甚至比特朗普式民粹主义者更不受欢迎。

那些赞同这种观点的人会认为，一个由不可预测的美国掌舵的自由西方，对许多渴望保持独立性的后殖民国家来说，是比俄罗斯甚至中国的野心更大的威胁。中国关于需要建立替代性经济安排以限制西方力量的宣传，现在的影响比一个月前要大得多。

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反对普京先生的战争是错误的（或者说，关注气候变化和性少数群体的权利是错的）。但是，保护世界和平要比许多新近的“新冷战”鼓吹者所理解的更困难、更复杂。过去被称为“南营”（发展中国家）的地方，并不总是与耶鲁大学法学院的优先事项和观点一致。无论是特朗普还是“觉醒”左派（woke left）都不能激发全世界的信心，而一个似乎注定要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的美国政治体系，并不能无限期地维持美国和平与安全所依赖的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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