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按】本文作者北京大学毕业，去英国留学，研究欧洲问题，参加各类研讨会……正是一条中规中矩又封闭的学院精英路。然而，去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一次短期采访，改变了他的道路。这是一次历史与现实的穿越。他不仅发现自己的研究论题其实在伊斯兰世界也有深远的历史回响被遮蔽，同时置身于真实的埃及“革命”现场，更发现很多现实也被主流媒体屏蔽——所见所得与媒体渲染尤其是网上狂欢相去甚远。于是毕业后选择去埃及工作。

当国内的看客在一厢情愿地狂欢、煽动，他在“阿拉伯之冬”的乱世一待就是两年。通过实地考察，头脚并用做学问，为我们发回鲜活而沉重的一手考察资料。作者分别介绍埃及“革命”中的不同政治势力，把更多笔墨放在民众身上。不轻易肯定任何一方。连载的两篇已经挑战了我们的想象。比如埃及的所谓自由主义者是些什么人，穆兄会到底有多民粹，自由主义与民粹是否有逻辑关联……既不像国内欢呼茉莉花者想的那样，“自由主义者”就代表进步；也不像警惕者想的那样，精英掀翻既有结构从而把民粹势力放出笼——本文认为，穆兄会基本盘并不民粹，至今不断煽动民粹和暴乱的恰恰是激进的精英媒体。穆兄会也没有想象中的强大，革命后的问题倒是有中国经验可以参照。作者的冷静观察并没有遮蔽灵魂，我们能感受到文中对埃及人民深切的同情。

让狂欢者去狂欢，我们期待更多年轻的清醒者。观察者网热忱期待散布海内外、在各个角落默默耕耘的青年探索者们，将四处碰壁的声音传递给我们，将无援的思想保留给我们，为沉默的多数发言，为精英的重担发言，为中国与世界发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听说我要用中文写有关埃及伊斯兰党团的随笔，穆斯林兄弟会（简称“穆兄会”）的一些朋友说：“希望你能告诉一些中国读者我们的想法，从埃及和西方媒体那里是听不到我们的声音的。”

埃及绝大多数伊斯兰团体在1•25革命后获得了合法地位，纷纷组建政党参加选举，走上了体制内的轨道。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穆兄会及其“自由和正义党”，其次是更倾向回归传统的萨拉菲穆斯林（salafi，即祖先）和他们组成的以光明党（hizb nur）为首的政党联盟。此外，一些极端伊斯兰势力也在革命后步入政坛，例如被美国和欧盟定为恐怖组织的“伊斯兰集团”（al-gamaa-al-islamiyya）及其“建设和发展党”（hizb-l-benaa-wa-l-tanmia‎）。

宗教专制正在压倒民主革命？

提到伊斯兰团体和党派，一些人首先想到的是民主和自由的对立面。由于穆兄会长期以来是埃及群众基础最强的反对派，1•25革命爆发伊始，“伊斯兰革命会不会盖过民主浪潮”就成了埃及国内外媒体讨论的热点。尽管穆兄会和萨拉菲政党一次次誓言绝不会用宗教主导政治，也无意强化宗教对社会的约束，两年来，伊斯兰革命和宗教专制始终是媒体和反对派热议的话题。

2011年底，革命后的人民议会举行首次选举，禁酒、禁穿比基尼、捣毁古埃及塑像、强制女人戴头巾的传闻在埃及主流媒体频频出现。我已数不清当时有多少人对我说，埃及会变成伊朗或沙特，街上随时会有宗教“警察”执法。

然而与媒体报道中咄咄逼人的形象相比，现实生活中的穆斯林兄弟、萨拉菲和他们的支持者给我的感觉要温和许多。他们对宗教非常虔诚，对学习、工作和家庭有更强的责任感，且在道德品行上比一般埃及人出众。

“媒体说我们会搞宗教专制，这样的话已经吵嚷了两年。但穆尔西上台后发生过一起强制女人戴头巾或是禁酒的事吗？至少我没听说过。”爱资哈尔大学伊斯兰教法系的学生Hossam Ed-Deen对我说。

伊斯兰党团和支持者认为，西方和埃及媒体正通过炒作“伊斯兰革命”引发公众和外界的恐惧。这种担忧不无道理。自由和正义党党首穆罕默德•穆尔西当选埃及总统后，解放广场上曾多次出现英文横幅，上面写着类似“穆兄会强制妇女戴头巾”之类的标语。走在横幅下我常常想，广场上有多少埃及人能看懂这些英文呢？很显然，这样的标语不是打给本国人看的，而是有意将“宗教专制正压倒民主革命”的讯号传递给外国。

事实上，即便在革命后的今天，如果埃及女人以保守的方式带头巾到开罗上层社区的高档俱乐部去，工作人员依然会以着装不合“规定”为由将其拒之门外。至于戴面纱的女性就更不要说了。在最近发生的反对穆兄会的示威中，甚至有不戴头巾的女青年大声告诉黑袍蒙面的路人：“你对伊斯兰的解读是错误的”。

然而出了上层社会的社交圈则又是另一番景象。在这里，很少有人支持穆斯林女性出门不戴头巾。女人蒙面纱和男性蓄胡须被认为是忠诚于信仰和家庭的象征，得到广泛称赞。革命后，越来越多的空乘人员、主持人和警察自发请求修改革命前的规定，保证他们在工作期间蓄胡和戴头巾的权利。一些西方评论者借此抱怨埃及的宗教保守势力抬头，但将上述事件归结为伊斯兰团体谋划宗教革命却不免牵强附会。事实上，尽管伊斯兰党派在革命后崭露头角引来世界关注，他们对埃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控制力仍然是很有限的（埃及革命观察（三）：革命接班人之争）。

伴随着自由的不公报道

说起革命两年来的变化，伊斯兰党团的支持者有喜悦也有苦衷。

“1•25革命以来，年轻人显然有了更多结社集会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比如成立政党、示威游行、发放传单或是街头演讲。现在，在开罗和亚历山大的一些景点，你都可以看到我们的图书专柜，游客可以免费取阅有关伊斯兰的图书资料。这样的情景在革命前是不可想象的。”——Sukrat Hadad和Abdullah Gaber在开罗向我介绍他们去年年初成立的社团组织。二人都是穆兄会的坚定支持者。

他们的社团名为Ahlan（你好）。Sukrat介绍说，“协会成立的目的是打破西方媒体对伊斯兰的不实报道。同时我们也想告诉游客，许多穆斯林败坏的行为不能代表伊斯兰教义本身。” Ahlan一经成立就吸引了来自埃及各行各业的志愿者。这些志愿者们募集资金并请专业人士编辑了一批有关伊斯兰专题的小册子，用各国语言出版，方便外国游客索取。与此同时，他们还经常举办公益讲座和聚会活动。

“成立这样的组织是我们多年来的心愿，但革命前，穆巴拉克为了讨好西方不允许我们存在。”——在一个穆斯林占人口90%且宗教色彩浓厚的国家，前政府严格限制伊斯兰团体活动是这些年轻人难以接受的。

1•25革命后，社团组织如雨后春笋一般在埃及发展起来：有的像Ahlan一样宣传宗教，有的推广旅游，有的致力于扶贫和帮助残疾人，还有的向本地人普及本国历史文化知识。这些团体政见不同，理念也各异。但参加他们的活动，每次都让我感到来自年轻人的创意和朝气。这些社团的组织者几乎无一例外地向我表示，革命前组织类似活动十分困难：那时成立一个社团需要上报有关部门层层审批，最后不是被拒就是不了了之；现在政府不管这些，公民有了更多自主权，只要有想法就能将其付诸实践。

但对于伊斯兰党团来说，伴随自由、喜悦而来的也有困惑、委屈和苦闷。此时此刻，仍有部分穆尔西的支持者在开罗市郊的“媒体城”（Egyptian Media Production City）静坐，抗议国内报刊电视“一边倒”的不公正报道。

“埃及各大媒体一直号召大众与我们抗争，革命前如此，革命后也是一样，”一提起媒体，他们群情激奋。两年来，伊斯兰党团和埃及媒体的冲突此起彼伏，但都不及3月底这次抗议来得激烈。

事情的起因是今年2月以来反对派在穆兄会驻地的抗议。在冲击议会、各部委和总统府后，反对派将新的目标锁定在位于开罗Moqattam地区的穆兄会总部。3月中旬，一些记者和反对派艺术家企图冲进穆兄会办公区并在墙上涂写抗议口号。保安制止未果，双方动手。3月22日，埃及多省发生针对穆兄会办公机构的打砸抢烧。示威者围攻并用武器袭击街上手无寸铁的兄弟会支持者，导致近200人受伤。此外，在Moqattam地区还发生了冲击清真寺和焚烧穆兄会成员的暴力事件。视频和照片在网上公布，令埃及人惊骇不已。

当地时间2013年3月22日，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反对者与支持者22日在开罗的穆兄会总部外发生冲突，造成近200人受伤。

事件发生后，埃及三大国有报业集团《金字塔报》（al-ahram）、《今日新闻》（akhbar-l-yom）和《共和国报》（al-gomhuria）及多数电视频道却对反对派的暴力轻描淡写，继续把矛头指向伊斯兰党派。英文的《埃及独立报》（Egypt Independent）和《埃及每日新闻》（Daily News Egypt）更是将暴力归咎于政府，指责穆尔西的“恶治”扭曲了埃及人的性格，助长了人性中暴力、血腥的一面。

“如果是穆兄会支持者到街上打砸，媒体还会是这样报道吗？”Hossam忿忿不平，“反对派有权在街上涂鸦，但我们也有权管辖自己的办公场所不受他们侵犯。那些记者名义上是采访报道，实际上却和反对派一起带着凶器冲击办公室。视频已经公布，可埃及媒体却置之不理。”

“不论发生了什么，媒体都说是穆兄会和穆尔西的责任，”在旅游公司工作的Nesma Salah说道，“3月9号足球流氓烧了警察俱乐部和足协，媒体批评他们维护治安不力；没人到埃及旅游、投资也说成是他们搞宗教专制的结果。记者们抗议现在没有新闻自由，怒斥穆尔西是像穆巴拉克一样的独裁者。可他们不要忘了，革命前埃及媒体是受政府严格限制的，那时他们对穆巴拉克敢说一个‘不’字？而现在报纸、电视上到处都在鼓励人们推翻政府，怎么还说没有言论自由呢？”Nesma并不是伊斯兰党团的成员，也说不上是它们的追随者。她说：“我不敢对同学发表自己的意见，否则他们会说我是穆斯林兄弟。”

在穆巴拉克执政时期，政府对埃及媒体实施管控。媒体负责人大多是穆巴拉克所在的民族民主党党员。当时，穆兄会和一些极端伊斯兰团体被政府列为非法组织，是媒体必须抨击的对象（萨拉菲在宗教上有合法地位，但不得参政）。革命后，埃及媒体获得了更多报道自由，从旧政权的宣传工具摇身一变成了革命的代言人和自由的捍卫者。但在其内部，领导层和从业人员并未调整，依然保持着和前政府成员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虽不能公开批评1•25革命，声援穆巴拉克，但面对伊斯兰势力的崛起，埃及媒体延续了革命前的报道思维。用假新闻制造轰动效应、夸大示威规模、粉饰反对派，这样的事情频繁发生。正因如此，外国驻埃新闻机构援引当地媒体消息时都是反复核实、慎之又慎。Hossam自嘲地表示：“以前我觉得西方媒体歪曲事实。如今和埃及媒体比起来，我倒宁可选择前者。”

作为还击，伊斯兰党派的支持者们开始创立自己的网上媒体。他们通过社交网站实时上传新闻资讯、视频资料和分析评论。说起这段经历，这些人喜忧参半：喜的是革命后他们得到了发表言论以正视听的自由，忧的是官方媒体公开制造谣言诋毁总统，令普通百姓无所适从。

在政府层面，埃及媒体的报道使穆尔西深陷两难。媒体一面批评他维护治安不力，一面又源源不断地号召反对派去“和平”示威。众所周知，自1•25革命后，埃及就再没有所谓的和平抗议。仅去年一年，记录在案的示威游行就高达3800次，绝大多数伴随着与警察的暴力对抗、不同党派间的扭打和焚烧公共建筑、袭击救援车辆、冲击政府机构和外国使馆等行为。自今年1月25日革命两周年纪念日起，一群身着黑衣、头戴面罩的示威者开始走进公众的视野。他们自称属于“黑色阵营”（Black Bloc），直言不讳地号召用暴力和极端手段推翻穆兄会和穆尔西的统治。如今，示威者封锁道路、劫持公车、打砸商铺在开罗市民眼中已是见怪不怪。

面对日益频发的暴力、抢劫、绑架和骚扰，如果政府下狠心动用国家权力维稳，会立即被媒体和反对派谴责为专制镇压，进而激起更大规模的抗议；但如果不下大力整治，政府又会被斥责为无能，重振旅游业、吸引投资的计划都将成为泡影。

2013年3月，世界经济论坛提供的旅游竞争力指数（Travel and Tourism Competitiveness Index）显示，埃及从2009年排名第64位（共140个国家）跌落至85名。埃及旅游部发布数据说，从1•25革命到今年2月，地方旅游收入损失达25亿埃镑。旅游业是埃及的支柱产业。消息公布后，反对派表示游客之所以不愿来埃及，是因为这个国家在伊斯兰势力上台后变得越来越保守、专制。而伊斯兰党派则指责反对派煽动持续不断的暴力致使外国人望而却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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