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据诺贝尔奖官网消息，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以突尼斯总工会为首的四个全国性团体——总工会、雇主联盟、人权联盟和律师协会——表彰这四方在2013年夏天联合发起全国对话，斡旋于政府和反对派之间，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使突尼斯重新走上民主、自由、平等的革命正途。

此决定一出，总算是给乱象丛生的“阿拉伯之春”增添了几分“正能量”。与此同时，把这个举世瞩目的奖项颁给居于伊斯兰势力和世俗派力量之间的所谓“调停者”，评奖委员会也为西方在阿拉伯革命期间的所作所为涂上了一层大公无私的油彩。

突尼斯对话大会获得2015年诺贝尔和平奖

或许国内读者对本次获奖的四个团体及它们推动的全国对话并不熟悉。其实早在2013年年底，西方的媒体和学界就把突尼斯的这四个组织捧上了天。那时叙利亚战事久拖不决；利比亚两个阵营分治；埃及军方发动政变，把民选政府赶下台，国内安全形势急剧恶化；而在突尼斯，由伊斯兰政党控制的政府在反对派的压力下，借全国对话之机主动下台，保存政治实力，使国家走上了一条相对平稳的过渡之路。当西方对所谓的阿拉伯革命深感失望时，突尼斯的一抹亮色重新燃起了一些人对阿拉伯之春的信心。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四方联盟的溢美之词铺天盖地涌来——发起对话的全国总工会被媒体奉为突尼斯的主心骨；秘书长Houcine Abbassi被尊为“政治天才”、“民族英雄”和“公正无私的领袖”。西方评论家表示，四方联盟之所以能斡旋成功，是因为它们有历史赋予的合法性，在现实政治中不带任何私利，且拥有天才般的谈判技巧。突尼斯人也自豪地说，我们的这几个社会组织是阿拉伯世界独一无二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最终胜出，我们才不会变成也门、埃及或是叙利亚！

那么，总工会、雇主联盟、人权联盟和律师协会到底在突尼斯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早在革命之前，这四个机构就是当地人家喻户晓的团体，而最重要的当属全国总工会。它创立于1946年，与历次政治运动紧密相关，是领导广大民众反抗独裁统治的重要力量。到本•阿里统治末期，总工会有超过50万会员，占全国总人口的5%，被认为是可以和执政党分庭抗礼的唯一组织。至于其他几个团体——律师协会的成立时间最早（1887年），曾为突尼斯民族解放作出突出贡献，长期扮演着行业协会和政治变革推动者的双重作用；雇主联盟代表了工商界和手工业者的利益，理论上讲与总工会是对立关系，但曾在突尼斯争取独立期间与后者联手，被人们美誉为“阶级联合”；突尼斯人权联盟是阿拉伯世界第一个独立的人权组织，曾长期遭到本•阿里政权打压，被尊为反对独裁统治的斗士。

那么在本•阿里下台后，这四个组织又是如何走到一起，推动突尼斯实现和平过渡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对突尼斯变革作一个简单梳理。2010年底至次年年初，突尼斯人民上街游行，结束了本•阿里23年的统治。2011年10月，突尼斯制宪议会在民主选举中产生，目标是在一年内起草新宪法、选举新政府。伊斯兰复兴运动党赢得超过半数选票，继而与世俗政党“保卫共和大会党”和“争取工作与自由民主论坛”联合执政。这三个政党被称为主导过渡政府的“三驾马车”。三党党首分别担任过渡政府的总理、总统和制宪议会议长之职。

2011年突尼斯革命中，本·阿里被赶下台

制宪议会的产生标志着突尼斯步入革命后的过渡进程。然而，一系列问题也伴随着选举的结束相继爆发，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矛盾上：

1）各政治集团和党派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伊斯兰政党与世俗政治力量，新兴政治团体与被推翻的旧势力在国家走向和利益分配上分歧严重，权力斗争愈演愈烈。

2）民主选举与争取广泛代表性的矛盾：复兴党赢得了民主选举，认为自己拥有不容置疑的执政合法性，要求人们减少游行，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国家建设；但反对派提出三驾马车虽经由选举上台，但它们联合起来垄断权力，阻碍其他党派的政治表达，日渐走向了革命的对立面。

3）民众对革命的高期待与客观现实的矛盾：人们不切实际地希望革命后生活质量会立即改善，但政局动荡使经济遭受重创，恢复经济增长、促进旅游业、抑制货币贬值、降低失业和通胀率等目标都难以在短期内实现。

4）人们渴望得到改革红利却又不愿牺牲个人利益的矛盾：人们要求政府推行经济体制改革，以增加就业机会，改善工资待遇，降低生活成本，却又无法忍受改革所带来的阵痛。这使得政府忙于应对民众的短期诉求（比如加薪、补贴），无暇顾及经济中的结构性矛盾，导致革命之前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突出。

5）改善治安形势和保障政治表达的矛盾：民众和各政治派别一面频繁上街静坐、游行、械斗，一面又谴责执政者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没有成效。内政部一旦禁止游行、驱散示威者，就会被扣上独裁专制的帽子；而当警察避免介入时，又会被指责保障公共安全不力。

在重重矛盾中，实现政治和解、经济发展和改善社会治理的希望越来越渺茫。革命两年后，有人说突尼斯又回到了本•阿里下台前夕的状态，亟需一场新的革命。在这样的形势下，全国总工会、雇主联盟、人权联盟和律师协会的作用日益凸显。在这里需要明确的是，这些组织并非像一些评论者所形容的那样，是介于执政者和反对派中间的调停人。事实上，它们本身就是反对派。制宪议会选举结束伊始，总工会和律师协会的人就说：在革命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我们，选举中胜出的那三个政党没发挥什么作用，不过是花架子而已，他们一点儿也不革命！当过渡政府推出经济改革方案时，总工会表示，劳动者的报酬和福利迟迟得不到增加，执政者的紧缩政策已把国家带入了完全错误的方向，这是一个和革命主旨相背离的方向，一个亲西方、反人民的方向。

如果说上述这些言论不过是打嘴仗的话，2013年的两次暗杀事件则推动四个组织联合起来向政府示威，展示了它们作为政治反对派的强大威力。2月6日和7月25日，极端分子杀害了两个反对派领导人。事后，总工会、雇主联盟、人权联盟和律师协会发起覆盖全国的罢工罢业，谴责伊斯兰党派主导的政府和恐怖分子沆瀣一气。罢工使包括公交和民航在内的服务中断，经济和社会运行瞬间停滞。

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街头示威者

面对持续升级的冲突，三驾马车的执政联盟起初拒绝妥协，坚持认为既然赢得了选举，就要把执政的使命履行到底。然而到6月底，埃及发生了政变，反对派联合旧政权将民选上台的穆斯林兄弟会打入冷宫。面对埃及的前车之鉴，三驾马车担心重蹈覆辙，遂同意与反对派缓和关系，进而保持政治实力，以图东山再起。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对突尼斯政府施压，以终止贷款和援助为手段，敦促执政者和反对派妥协，结束伊斯兰政党独大的局面。而另一方面，对反对派来说，埃及政变后的混乱局面和治安急剧恶化让突尼斯民众和反对派逐步意识到，国内政治冲突必须通过对话方式和平解决，暴力抵抗只会使国家陷入更多危机。

在这样的背景下，总工会、雇主联盟、人权联盟和律师协会联合发起全国对话，三驾马车则甘愿就坡儿下驴。事实上，但凡执政者想要国家局势恢复稳定，也必须请四方联盟出山，主持和解工作。因为大大小小的示威游行都与这四个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主动提出和政府对话寻求共识，有助于消解愈演愈烈的反政府浪潮。当然，四方联盟，特别是全国总工会，也确实为全国对话设计了一套较为合理的框架和流程，既考虑到民选政府的合法性，又兼顾了反对派的代表性和话语权。

2013年10月末，面对会议室内四方联盟的压力和门外示威者的逼宫，三驾马车正式同意让位，并推出新的过渡路线图。至2013年底，政府和反对派敲定了过渡步骤。2014年初以来，新宪法起草完成，获高票通过；议会和总统选举相继举行。2015年1月，革命后的首届正式政府宣告成立。

突尼斯革命后，政治过渡历时四年，总算是有惊无险。其中，四方联盟及其主导的全国对话确实发挥了关键作用。但突尼斯之所以实现政治和解，并不能归因于这四个组织的一家之功，而是与当时的地区形势、西方压力，乃至突尼斯的基本国情（有限的国土和人口，较单一的民族和宗教构成，军队的中立传统等）息息相关的。四方联盟虽是推动政治过渡的攸关方，但它们的调停努力显然不像一些评论家所形容的那样公正无私。在诺贝尔和平奖上，西方从来就是双重标准，就像颁奖给中国的刘某某和达赖，西方只按照他们的思维为其他国家各个政治角色贴标签，强行将复杂事物描写成童话故事，只有我方好人和你方坏人，不仅让外人看不懂，恐怕他们自己也要乱了阵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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