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两个伊朗朋友相继给我发短信说，他们已经抵达德国，问我何时能见面。接到消息，我竟有些回不过神来。

年初在伊朗时，很多年轻人向我表示渴望到欧美生活。那时，我并没把他们的话当回事，心想大家不过是说着玩儿，真要操作起来谈何容易！首先，他们既非到欧洲学习、旅游，也不是生意人，没有正当理由申请签证。即便是伊朗人借着难民潮蒙混过关（上次采访德国官员，得知假借难民身份偷渡到德国的几乎占到寻求庇护者总数的一半），也没那么容易进到德国来。近几个月，每当电视新闻里有欧洲难民的消息，几乎都要播放非法移民被拦在铁丝网外的场景。这些镜头给我的感觉是，欧盟各国纷纷加强了边界管控，难民人数恐怕不会像前些时候那样急剧增加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两位伊朗朋友的到来令我着实吃惊。我虽在伊朗居住过近五个月，但认识的当地人终究有限。在这有限的几十人中，就有两个打着难民旗号踏上德国土地，概率不可谓不高了。我把这件事说给身边的德国同事和朋友们，他们也有些惊讶。有的略感无奈，表示现在的边界管控就像当年的柏林墙，终究挡不住外国人对欧洲自由生活的向往。有的则愤愤不平，说希腊政府纵容非法移民入境、北上德国，这是他们以牙还牙，报复德国在欧债问题上对希腊的严厉政策——谁都知道移民不愿待在希腊，而是要流向更富裕的欧洲国家。

我决定去看看这两个伊朗朋友，也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丹尼是阿富汗裔的伊朗人，从小父亲去世，他和母亲一起在德黑兰生活。今年夏天，丹尼说服了妈妈，准备从伊朗动身前往德国。他们先去了一趟土耳其和迪拜考察形势，和中介接头。十月，二人再次前往土耳其，从那里乘坐所谓的难民船（实为非法移民船）到意大利南岸登陆，之后又搭火车来到德国。丹尼的舅舅几年前就偷渡到德国亚琛定居，在那里打些零工。丹尼和母亲就暂时落脚在舅舅家中。

相比丹尼有亲戚可以投奔，另一位朋友萨玛德（小名萨珊）的处境则没那么幸运。萨珊是伊朗西北部大布里士人，他和其他七个伊朗人一起凑钱偷渡到欧洲，平均每人支付旅费和中介费一万欧元。我问萨珊怎么就一下子从伊朗到德国科隆来了，他打开Instagram，给我看里面的照片。账户上的一个个拍照地点勾勒出他们此行的路径：先从土耳其坐船到希腊，后经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斯洛伐克，最终从捷克入境德国。一路上，他们时而乘大巴，时而拼车，时而步行。抵达希腊时，登记表上显示的时间为9月6日，在德国科隆难民营的注册记录是11月5日。从希腊到德国，八个人走了整整两个月。

萨珊的Instagram

科隆是德国的交通枢纽之一，又距离亚琛很近，我便顺理成章地请丹尼到这里来，和萨珊等人见面，日后他们之间也好有个照应。下了火车，进到科隆站内，感觉气氛与柏林迥然不同。作为重要的中转枢纽，科隆火车站人流如梭自然不稀奇，但其秩序之混乱、人员（非乘客）之庞杂，却是与别处不同。熙熙攘攘的人群从我们身旁擦肩而过，土耳其、阿拉伯和波斯语交织在一起。我找到丹尼，用波斯语寒暄几句，马上便有旁人盯住我们看——他们也是伊朗人，听得懂我们在说什么。

我和丹尼很快在火车站见到了萨珊。他又介绍我们认识了三位同来德国的伊朗旅友。在科隆，萨珊和伊朗朋友们目前暂时挤在难民临时安置点中居住。他们带我和丹尼来到城中心的一家波斯饭馆，并请我们在那里吃饭。我和丹尼刚到科隆，算是客人，这是伊朗的待客习俗。然而一想到他们在德国的处境，我又感到十分过意不去。

午餐买单的不是萨珊。来德国的旅费几乎花掉了他家里所有的积蓄。萨珊没有钱，他的绝大多数同伴也没钱。为这群人提供衣食住行花销的是一个叫亚瑟的青年。亚瑟在伊朗属于中产阶层，他曾游历过一些国家，并最终选择和萨珊他们一起偷渡到德国。这次他带了近十万欧元现金。通过资助身边的这几个朋友，亚瑟建立起自己的朋友圈。在语言不通的陌生国度里安身立命，钱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朋友间的互帮互助尤为重要。

在临时安置地居住时，亚瑟的大手大脚是出了名的。起初，当地政府一次性支付给亚瑟等人800欧元用于购置家具和生活用品，可亚瑟一下子就花了两千多欧。后来，他受不了难民营的拥挤和嘈杂，向政府提出租房申请。租房不是不可以，但需要等待。德国地方政府本身没有公寓房产，提供给难民的房子是从民间征集来的。当僧多粥少、供不应求时，腐败就派上了用场，这在德国也没什么两样。德国人中发难民财的确是大有人在——租房给政府时虚报房屋平米数，向难民提供生活品时偷工减料——记得上次我采访德国官员，对方对这些问题心知肚明，但坦言政府人手不够，无力改变。这一次，活生生的例子就发生在我眼前：亚瑟付给中介1200欧元，就先于别人从政府手里领到了一套公寓。

我和萨珊、亚瑟见面的那天正是他们看房的日子。小伙子们拿着政府发的住房合同，冒雨坐了很长时间的公交车，照合同上的地址找到了这座位于城郊的小楼。这是一栋四层的旧式公寓，他们的房间在二楼，窗外就是加油站。大家显然对这个位置并不满意，只得自嘲说，“这房子对伊朗人来说很合适，因为在房间里就能随时看到来加油的漂亮姑娘。”

这套公寓月租900欧元，两室一厅一卫，另有一个房间用作厨房和餐厅。再过不久，五个年轻人就将合住在这里——亚瑟、萨珊、伊桑、还有一对小两口和他们即将出生的女儿。房间里空空如也，只有一组摇摇欲倒的厨柜。小伙子们一边忙着量尺寸、画平面图，一边讨论着如何布置家具。随后，他们到楼道里把房东准备好的印有姓名的贴纸贴在对应的信箱和门铃上。这座公寓虽然老旧，可房主们当年也是花了心思精心布置的：每家住户的房门上都贴着木质的精致门牌；楼道里悬挂着（如今已褪色的）德国各地风景照，下面还加注了说明文字。我们一群人正聚在楼道里，一个中年妇女从楼上走下来，皱着眉头嘟囔道：“怎么又来了这么多人！”

亚瑟和伊桑把印有自己姓名的贴纸贴在信箱上

从公寓出来，我们乘车来到家具城。亚瑟坚决要买最漂亮、质量最好的家具和电器，仿佛是要在这座城市永远定居下去。但众人谁也不会说英语或德语，最终只得打电话找一个会德语的伊朗人前来帮忙。此时我和丹尼先行一步，去找预定好的酒店。在路上，丹尼说他非常想念伊朗，德国糟糕的天气、疏远的人际关系、科隆老旧的基础设施、丑陋的街道和几乎从不准点的公交改变了他对德国的印象；但问题是，他和妈妈已经花了很多钱来德国，他们现在既没钱、也不情愿再回到伊朗，进而白白损失这笔旅费。更令二人忧心忡忡的是，一年后当有关难民身份的调查结束，他们很可能被德国政府驱逐。丹尼说，为了获得避难者身份，很多穆斯林改信了基督教，谎称在本国遭受宗教歧视和迫害，但这个办法现在也不那么管用了。

当夜，我们又在科隆火车站里聚齐。小伙子们大体挑好了家具和电器，明天开始陆续送到新房。亚瑟对火车站里的麦当劳服务员比划了半天，给大家点了套餐，众人狼吞虎咽地吃饭。萨珊说，亚瑟今天花了近7000欧元，并且还想着以后换到更好的公寓去，尽管他们谁也不知道未来能否在德国继续生活下去。亚瑟对德国显然也是失望的。他去过日本，欣赏那里的整洁有序，以为德国的一切也像日本一样，但科隆的生活让他看到了现实。萨珊则说，他正考虑从科隆坐火车穿越海峡到英国去生活。

离开科隆的几天后，我飞往德黑兰。行前，丹尼问我可不可以帮他把笔记本电脑从伊朗带到德国来。偷渡到德国时脚步匆匆，很多东西都被迫抛下。

时隔九个月再次来到伊朗，我感觉人们对西方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即便在小城市，当地人听说我在德国留学，也要兴致勃勃地向我打听欧洲的一切：从工资收入、自然环境，到社会治安和酒吧、夜总会，不一而足。家长们则问我如何才能把他们的子女送到德国留学、什么阶段过去最好、如何录取、签证又该怎么办……仿佛他们的孩子决心已定，很快就要动身启程。

我把萨珊等人的故事告诉他们，说明德国生活并不是他们憧憬得那样美好。人们唏嘘不已。记得一位长者对我说：伊朗的年轻人大多崇尚西方，觉得欧美什么都是好的，甚至拼命想逃离祖国，迁移到那里去生活；但他们对其他国家的了解其实很有限，他们不知道在西方挣钱多，纳税也高，收入多，花销也大——大家只看到好的一面，对困难考虑不足。

一天夜里，我在德黑兰见到丹尼曾经的朋友们。他们说丹尼已经消失了六个月，没有任何音讯。得知丹尼在德国的处境，几个人既生气又无奈：“他就是把国外想得太好了，觉得伊朗一无是处。我们曾经劝过他，但也没用。”“他的妈妈太溺爱、顺从他了，丹尼英语德语都不会，两个人在德国怎么生活下去？！他的异想天开给自己和家人，也给我们带来了悲剧。”

丹尼后来发短信给我说，他不想要笔记本电脑了，“如果你行李有空，我让亲戚准备一些伊朗食品，麻烦你捎到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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