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丁楠）

瑞典“环保少女”格雷塔·通贝里当选《时代》年度人物，主张生态优先的绿党在西欧多国选举中节节胜利——2019年见证了环境问题对欧洲政治的深刻影响。

我未曾见过格雷塔本人，却遇到过与她同龄的德国抗议者。那是今年入秋，我在城铁上看到一个德国女孩儿，十岁出头的模样，背着沉重的行囊和若干标语，后来得知是刚从市中心争取“气候正义”的静坐上撤回来的。女孩儿表情冷漠却不呆滞，眼神里似乎充斥着对社会的失望和厌恶。周围人对她报以微笑或表达同情，孩子却无动于衷，只是冰冷地审视着他们，脸上没有一丝微笑。当时我想，要呼吁环保，完全可以做些更有建设性的事，何必小小年纪就把自己搞成一副嫉恶如仇的模样呢？

格雷塔·通贝里 图自《时代》周刊网站

后来看新闻，仅9月一个月，德国各地就有140万人响应格雷塔·通贝里参加环保抗议，其中很多是孩子。我身边的一位宝妈曾提到，幼儿园老师干脆把一个班的小朋友带到勃兰登堡门游行现场观摩，气得她立刻找园领导理论。

德国的小示威者们有句斥责当政者的名言令我印象深刻：“到2050年，你们早就死掉了，可我们还活着。我们的未来不能毁在你们手里！”这是明摆着向政府宣战了。部长和官员们起初对德国格雷塔们的言论不屑一顾，劝说他们回到学习的本业上来。但随着舆论升温，政客们纷纷收起从前不温不火的姿态，赞赏年轻人的勇气和公众对气候变化的关心。

和示威游行这种小打小闹比起来，在环保问题上给德国执政者带来更大压力的是绿党在政坛的突飞猛进。成立于1979年的德国绿党，曾经只是环保人士、无政府主义者和反战分子聚集的涣散组织。这些人无意寻求体制接纳，有些甚至对政党制度本身持否定态度。当选议员后，绿党代表们一度故作姿态地在议会会议上织毛衣、喂孩子、逗宠物，成为当时一道奇景。这种不入流的激进立场当然无助于绿党赢得公众的普遍支持。

然而最近几年，事态却开始变化。随着党内务实派和折中力量兴起并主导政策制定，绿党在德国、乃至全欧政党政治中异军突起，直到今年成为两大主导性党团——社民党和联盟党（基民盟和基社盟）——不可小觑的竞争对手。在2017年9月的联邦议院选举中，绿党得票率仅为8.9%（联盟党当时得票32.9%，社民党20.5%）。但今年的多次民调却显示，绿党在德国的支持率稳定在20%以上，远远领先于社民党，仅次于默克尔所在的基民盟。2018年，总成员数仅六万五千的绿党新增党员超过一万人。今天，曾经长期游离于体制外的绿党在超过一半的德国联邦州与其他党派联合执政。在全欧范围内，今年的欧洲议会选举，绿党得票20.5%，与2014年相比几乎翻了一番。

德国绿党

绿党和环保抗议运动在德国迅猛发展，有以下几个相似的背景和根源。

首先，德国社会对二战后长期主政的中间党派（指中右的联盟党和中左的社民党）感到厌倦和失望。越来越多的民众认为中间派保守僵化，与年轻人所思所想相距甚远，面对未来的挑战束手无策。多年来，默克尔用拖字诀和小修小补应对危机，换来的稳定和繁荣在短时间内赢得了民心。但面对国际大变局和德国在基础设施、互联网产业、新能源和环保领域的欠账，人们期待在国家层面有年富力强的领导人脱颖而出，提出高屋建瓴的对策。无论是搞抗议还是投票给绿党——抑或是加入极右翼组织——都反映出德国民众对变革的渴望。

第二，具体说到气候变化，德国自诩为世界领袖，要求别国做这做那，但中间党派执政的这些年实际上是屈从于财阀利益和选举政治，在环保上光说不练，虚伪至极。德国对高污染煤炭的开采和使用居欧洲首位，但政客为了保住相关地区的选票，拒绝作出变革。柏林不但自己无望实现本国设定的2020和2030减排计划，还同中东欧国家一道阻挠西欧成员国在全欧范围内推出更为积极的减排目标。在欧盟汽车排放标准制定一事上，德国丝毫不避讳当时正在发酵的“尾气门”丑闻，义无反顾联合大众等车企成功打掉其他欧盟成员提出的惩罚性条款。

与此相关，“尾气门”事件爆发后，大众集团同意支付美国消费者高额赔偿，但面对德国车主的集体诉讼，却严词拒绝，一毛不拔，引发社会极大不满。有德国人评论说，“尾气门”幸亏是被美国发现，要在欧洲，早就是官商勾结、暗中疏通，最后不了了之。眼下，气候变化和环保成为主导德国政治的突出议题。这个现象的背后，是民意对执政者长期阳奉阴违的一种反弹。

第三，不论学界作何解释，近年德国和欧洲遭遇极端天气和气候异常确实比较频繁。从夏日的极端高温到连续数年的暖冬，从水旱灾害增加到生物多样性破坏，还有海洋污染和中国、东南亚国家对西方垃圾出口的抵制，这些问题均引发民众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否定气候变化，退出《巴黎协定》，成为绿党和抗议运动的神助攻，让它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占据了国内政治的道德高地。

第四，绿党和环保抗议者相互借力，齐头并进，在这一过程中，前者实现了进一步融入体制、跻身主流的自我整合。2018年1月党内换届后，绿党在一男一女两个政坛新秀的领导下，走上了一条较以前更加温和务实、甚至愈发中庸的发展道路。在政策制定上，它放弃了从前一开口就是“禁这禁那”的不现实诉求，转而同企业家和工会组织建立广泛联络，试图找到一条平衡环境保护、经济发展和劳动者权益的问题解决之道。

与此同时，在处理同极右翼以外的其他政党的关系上，绿党领导人表现出的左右逢源也是可圈可点。当其他党派和政客为一己私利在默克尔组阁一事上反复刁难、无事生非时，绿党却展现出求团结，愿担当，以大局为重的姿态。不管真心与否，它摸准了民众对官僚政治和党争龃龉的厌倦情绪，在选民心中树立起善意、积极、建设性的政党形象。

最后，极右翼“德国选择党”的崛起有助于绿党和环保抗议者收买人心。选择党支持特朗普，质疑气候变化，是争取气候正义运动的重点批判对象。绿党则更进一步，在环境、移民、少数群体保护、女权等一切方面和极右翼势力针锋相对。这点是联盟党和社民党做不到的。从某种程度上讲，绿党利用了选择党的崛起和部分德国人对极右翼泛滥的担忧，实现了自身在过去两年的快速发展和声名远播。

2017年，德国绿党与联盟党的竞选海报。 图片来自国际在线

绿党和气候变化抗议运动在2019年携手并进，为德国政坛刮来一股环保旋风，令不少观察者惊叹。然而两者想要更上一层楼，赢得更广泛的公众支持，未来的道路恐怕不会像今年这样顺风顺水。

首先，在增进影响力方面，绿党和抗议运动面临从西德向东德，从大中城市向乡镇，从受教育程度高的年轻人向中产阶级和低收入群体扩张的挑战和阻力。目前，绿党的粉丝和环保抗议的支持者主要是那些位于经济形势较好的、西德大中城市的知识分子和年轻人。该地区和这些特定人群有关注环境问题的传统，对格雷塔或是绿党的号召一呼百应，当属情理之中。与此相对，在东德和广大中东欧地区，绿党和抗议运动身处的形势则与西部迥然不同。

第二，单就绿党而言，若想在2021年大选中参与联合组阁、甚至争夺德国总理宝座，它必须经历从单一（环保）议题主导到全方位发展的蜕变。换句话说，绿党不仅需要在环保问题上做领袖，还要在经济、民生、安全、外交、国防等各个领域细化本党的政策主张。这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前文提到，绿党内部人员复杂，组织松散，对具体议题的讨论极有可能使原本就分属不同小圈子的党员不欢而散，分道扬镳。

举个简单的例子，绿党党员从前在很大程度上是反军队、反警察的、呼吁“天下大同”的。但如今为了展现建设性姿态，回应民众诉求，党的领导和地方执政者开始主张加强警力建设，约束行为不端的外来移民。这样的政策与一些党员当年加入绿党的初衷是完全相悖的。

再比如，在外交层面，绿党长期所持的基本立场是严格限制军品出口，大力增加对外援助，对欧盟实行大刀阔斧的民主改革，取消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在意识形态领域强硬回击土耳其、俄罗斯和中国的挑战。秉持这样的态度对一个在野党来说相对容易，但绿党倘要执政，就必须考虑德国的现实利益、外交政策的延续性和欧盟其他成员国的感受，丢掉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

第三个挑战是管控预期，无论绿党还是气候变化抗议运动都要解决这一问题。对后者而言，口号、示威和罢课在短时间内可以凝聚民意，但这些招数用多了只会招致大众的漠视和反感。格雷塔和她在德国的拥护者们需要明确一些更具体的目标，多做些实事，哪怕是身边的微小工作，让民众感知他们存在的意义。相反，如果只是比谁的怒火更高涨，谁的批评更尖锐，谁的主张更富革命性，那就和极端的环境原教旨主义者没什么两样，注定成不了气候。

对绿党来说，管控党内成员和党外支持者对环保工作的预期，引导他们实事求是地看待、解决问题，同样是关乎该党能否团结其他党派共同执政的一件大事（受规模和经验制约，绿党独立执政几率很小）。2030年禁止煤电，全国高速公路限速，取消一切化石能源补贴，在全社会推行200美元/吨的碳排放税——环保抗议者的这些主张虽曾得到绿党的支持，但毕竟还不是后者的正式政策。事实上，在德国联邦州政府层面，联合其他党派执政的绿党党员已经开始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寻求妥协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