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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丁楠和美国教师聊天:想靠教育改变命运,成功的只是极少数

2020-06-05 07:23:03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丁楠】

明尼苏达州黑人保安惨死在白人警察跪压之下,掀起了席卷美国的大规模抗议示威和暴力活动。种族问题和暴力执法在美国属于老生常谈,新冠疫情对当地人来说也已见怪不怪。为什么一个黑人的死会成为全国骚乱的导火索?种族不平等如何在资本的力量下被固化?这次动乱能否给美国带来政治上的触动和反思?特朗普执政下社会撕裂如何收场?

带着这些疑问,我采访了在美国从事中学教学已经六年的李娜(化名)老师,请她从教育的视角为读者观察美国社会提供一些新线索。

6月1日,民众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抗议警察暴力执法。 新华社记者 王迎 摄

王丁楠:新冠疫情爆发后,外界一度觉得美国人“什么都不在乎”、“心真大”,但上周乔治·弗洛伊德的死却仿佛揭了盖子,民众把一段时间以来集聚的怨气集中发泄出来。据你观察,究竟是什么导致美国人如此愤怒?

李娜:在中国,我们很重视集体利益,但美国人看政府,出发点却是个人自由和对权力根深蒂固的防范心理。遇到疫情,中国政府但凡不作为或是慢作为,都要被国人骂死。但在美国人眼中,政府“做错事”要比“不做事”严重得多:它可以面对疫情无动于衷,让民众自行采取防控措施,这种不作为在美国人看来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如果政府为了防疫,主动出台规定限制公民自由,那就要冒很大政治风险了。

记得当时武汉封城,我和一个美国同事聊天。她说:“我宁肯感染新冠肺炎,也不要被强制戴口罩。”我所处的美国中南部属于政治上相对保守的地带。事实上,防疫措施出台一两个星期后,民众的不满就很明显了。比如饭馆经营者,突然被要求只能维持一半的上座率,但餐厅运营的成本却还摆在那里,他就认为这是政府在滥用权力。同样的道理,对于弗洛伊德的死,抗议者也是觉得警察用民众赋予他们的权力搞种族歧视和暴力执法,这是不能容忍的。

另外,这次骚乱中出现大量偷盗抢劫案件,也反映出疫情导致经济衰退,给普通美国人生活造成重创。企业裁员,小业主经营受限,一家人可能一下子就没了收入来源。况且美国人大多没有储蓄意识,今天花明天的钱、每天背着几千美元贷款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这种情况下,一旦现金流断了,债务会越积越多,生活真的就完了。

王丁楠:针对种族不平等,美国有很多法律和制度约束,也有大量作为政治正确的行为规范,但为什么问题依然得不到解决,还不断出现像弗洛伊德这样的惨剧?

李娜:我认为种族问题的背后是阶级不平等,或是二者相互交织。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那就要重构美国社会的运行方式,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无论是白人、黑人还是其他少数族裔,每个群体里都有平民和精英,他们所处的社会阶层是不一样的,能享受到的资源也大相径庭。比如新冠肺炎,美国黑人的死亡率是白人的两三倍,这反映的是医疗资源的按阶级分配。

教育资源也是如此。在我看来,美国的教育制度更像是固化阶级的工具。有钱人通过接受精英教育维持和加强自己的社会地位,没钱的只能认命。试图通过教育改变命运,成功的只是极少数。

拿我所在的私立中学来说,学费每年4万美元,已经是一道很高的门槛。除学校课程外,白人精英家长对子女要求也很高:雇家教做考前辅导,培养孩子兴趣特长,请有分量的人写推荐信,帮子女找人无我有的实习和社会活动机会——这些都要靠资本和社会关系。许多中国家长以为美国是搞快乐教育,大错特错。他们没看到精英阶层为了巩固家族的社会地位,在子女教育上有多拼。

与白人相比,我们学校的黑人学生主要有两类,一是少数家庭富足、交得起私立学费的孩子,二是家境贫寒、全凭体育特长被学校招来打比赛的。二者的学习态度和精神状态截然不同。当然,后者确实也可以通过体育竞技这个渠道被不错的大学录取。但你会发现,这样的学生在择校的时候,一般看重的不是一所大学的教育资源如何,而是它把“我”作为特长生招进来,许诺多少补助(因为家里实在缺钱),或是它的校队强不强,能否帮“我”脱颖而出成为体坛明星,一夜暴富。其实这二者都不是从根本上改变命运的途径。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很多黑人球星在变成富翁之后又很快返贫。

说完私立学校再说公立。公立学校不收学费,看上去对阶级出身不同的孩子要公平得多。但在美国南方,你能上哪所公立学校是由所处的学区决定的。两个学区(或者说郡县)或许只是一街之隔,但提供的公共教育资源质量却可能有天壤之别。我去那些很差的公立学校做过志愿服务,感觉一天的工作更像是帮家长托管孩子,学生爱干什么干什么,完全谈不上教学。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学区之间公共教育资源的差异呢?主要是税率。一个郡县税率高,财政收入多,政府提供的教育资源就好。那什么样的家庭有能力为了孩子上学搬去高税率、高生活成本的地方定居呢?还是相对有钱的人。美国有句话叫Money flows to where it's treated best,就是这个道理。人们常拿“用脚投票”来形容美国的民主和自由,但问题的实质还是资本的投票。

说回到弗洛伊德的案子,我们从医疗资源、教育资源的分配来看黑人的不平等待遇就会明白,美国的种族问题和阶级分化是密不可分的。类似地,你可以假设,如果弗洛伊德是个有钱人,同样犯了案,他对警察说,“你给我开罚单吧,我付得起”,那么跪压致死的暴力执法就很可能不会发生。

2000-2016年,美国各族群入学率

王丁楠:单纯基于肤色差异而产生的歧视在生活中常见吗?

李娜:赤裸裸的歧视不常见。表面上大家可以一团和气,但以肤色和文化划分小圈子,这是不可避免的。况且一些白人心里究竟怎么想,谁也管不了。尤其是在美国南部,即便是处于精英阶层的黑人,也很难融入那些白人“世代贵族”(old money)的社交圈里。

这在学校中也有体现,比如学生们一起到食堂吃午饭,99%的黑人孩子都聚在餐厅离门最远的一个角落里。老师和同学们嘴上不说,但心里都管那个角落叫“非洲”。平时,黑人和白人学生当然也会在一起玩,但他们不太可能成为特别亲密的朋友,因为没有共同语言,没有文化认同。

此外,美国有许多基于政治正确的做法和制度安排,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在实践中却变相助长了种族分隔和差异化对待。比如大学招生,给黑人设置一定比例的配额,本意是想实现教育资源公平化,但造成的结果却是招生老师只会拿黑人学生和黑人学生比较——你只需比同种族的人优秀,我就考虑录取你。这其实是加剧了种族分化。

在我们教学实践中也有类似的问题,由于种族问题很敏感,再加上黑人学生家里大多不具备良好的条件,他们学习不认真、不达标,老师们一般都会网开一面,不去较真批评。和对待白人孩子相比,实际上是采取了双重标准,搞起了差别对待。

王丁楠:许多分析者认为,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的社会分裂和矛盾愈演愈烈,直至近期爆发全国范围的骚乱。你认同这样的描述吗?

李娜:分裂是很显然的。我感觉特朗普和以往美国总统很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无心笼络那些原本就不支持自己的人,根本不愿意为讨好各派民意而说一些“和稀泥”的话。比如面对骚乱,他称示威者是人渣和败类,一上来便以武力相威胁,可以看出他只在乎巩固自己的阵营,对弥合社会裂痕完全不感兴趣。

特朗普不带任何顾虑地发表极端言论,说出了很多美国人一直不敢说的话,使原本就支持他的民众更将其视为偶像。而既然美国的最高政治人物都可以敞开天窗说亮话,普通人在表达自己意见时只会变得更加激进。这样,党派、种族、阶级、政治立场等种种分歧就都浮现在表面了。

除此之外,媒体也扮演了加剧社会矛盾的角色。如今CNN和福克斯势同水火,特朗普的支持者对CNN等“假新闻”可以说是完全不入脑,想都不想就咬定它们是敌对势力给总统泼脏水。反之也是如此。两派支持者都离客观理性渐行渐远。

王丁楠:面对国内新冠疫情防控失误,美国政客和媒体把中国作为甩锅对象,你身边的美国人认同这样的观点吗?

李娜:就像我刚才说的,政治分裂导致美国人思维固化,根本不愿去听不同意见。对于国外发生的事也是这样。我身边的美国人坚信美国是世界上最好最强的国家。至于中国,他们大多觉得那是一个封闭落后、没有自由的地方,完全不想去了解。

中国瞒报疫情论、实验室泄露论在美国人中间很有市场。我问他们依据何在,答曰“中国公布的数字和信息就不可能是真实的”。一句话就否决了。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的对外传播有很多无效投入,有必要考虑如何更好地利用手头的资源。毕竟一旦对方的“脑回路”已经闭合,你把再多的事实摆在他面前也是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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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丁楠

王丁楠

青年学人,游学德国、埃及、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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