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丁楠】

一、改造一座革命圣山

塔林城东北的芬兰湾岸旁，有座名为“玛利亚”的小山，在前苏联时代曾是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有名的红色纪念地。今天，这里是爱沙尼亚共和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供人追思在苏联“恐怖统治”和“种族清洗”中遇难的同胞，铭记一个波罗的海小国重获新生的历程。

从1960年始建到70年代扩增，再到2018年落成的遇难同胞悼念园，这座海风吹拂、绿茵铺地的山丘，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积聚起数组造型各异的纪念建筑。它们既彼此矛盾，又相生相伴，统一于爱沙尼亚曲折坎坷的独立进程中，成为塔林城内的一处奇特所在，是我们了解波罗的海民族国家观、历史观、世界观的一面镜子。

从空中俯瞰玛利亚山，拍摄：Robin Roots

玛利亚山成为红色纪念地始于1960年。当时，苏联政府在山坡上修造方尖碑，以纪念一战期间苏俄海军为躲避德军进攻，从塔林转移舰艇到芬兰赫尔辛基和俄国喀琅施塔得（圣彼得堡）的军事行动。由于提前撤离，当1918年2月德军抵达塔林时，俄海军在破冰船的护卫下已基本完成了舰艇和装备转移，为日后防御圣彼得堡发挥了重要作用。

落成于1960年的苏俄海军“冰上航行”（1918）纪念碑

一战期间，爱沙尼亚人起初在俄国统治下抵御德国入侵，试图借政治效忠换取沙皇优待。1917年3月8日，俄国爆发二月革命，尼古拉二世下台。次年，爱沙尼亚趁苏俄撤退转移、德军尚未登陆之际，于2月24日宣布独立，并依靠西方的军事帮助，迫使苏俄于1920年签署和平协定，承认爱主权不受侵犯。这是爱沙尼亚历史上第一次取得独立，2月24日因此被定为该国的国庆日。

塔林市中心自由广场上的独立战争（1918–1920）胜利纪念柱，2009年揭幕，拍摄：Mariane37/Wikimedia Commons

1920至1940年的独立期，被爱沙尼亚人视为民族史上的经济、社会、文化大发展时代。在国际关系方面，执政者试图保持政治中立，与苏联和德国分别订立了互不侵犯协定。然而在主导欧洲政局的列强眼中，波罗的海小国不过是随时待宰的羔羊。

30年代后期，随着纳粹德国扩张野心膨胀，苏联和英法都试图将法西斯主义祸水推向对方。1939年，莫斯科和英法商讨联手制德，谈判破裂后，转而同柏林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其《秘密补充议定书》。后者规定波罗的海地区如发生领土或政治变动，以立陶宛北部疆界划分权力界限，德国将承认苏联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势力范围。

《议定书》签署后，莫斯科随即开始同塔林谈判，迫使后者订立双边互助条约，打开了驻军的大门，并很快占领了爱沙尼亚。1940年，爱沙尼亚申请加入苏联，同年被批准成为加盟共和国。次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10月控制爱沙尼亚全境。当地人视德军为解放者，予以配合支援，招致莫斯科的强烈报复。1944年9月，德军在战场败退，苏联重新建立起对这片土地的统治。

今天，人们在玛利亚山上看到的大多数苏联纪念建筑，都是围绕红军从德国法西斯手中解放爱沙尼亚的主题兴建的。按照当时设计，纪念园的入口和主轴是山脚下的灰石甬道。游览者从甬道上山，来到两墙相夹、垂死挣扎的海鸥雕塑隔断门面前，穿过隔断，即置身山顶的红军烈士陵园。墓地以常青的松柏作背景，与可俯瞰港湾的纪念广场遥相呼应。广场上矗立着石屏风，脚下有长明火坛。

从山顶的烈士陵园回望海鸥雕塑隔断

印有手掌图案的石屏护佑着长明火

苏联解体后，象征革命精神永存的长明火于上世纪末被掐灭，护墙上的砖石近来也摇摇欲坠。与之相对照的是1998年落成的二战德军和爱沙尼亚阵亡将士纪念碑，静立于苏军墓身边，仅采用最基本的十字架造型，外观简朴却又意味深长。

1944年守卫爱沙尼亚德军牺牲官兵纪念碑

进入21世纪，爱沙尼亚开始对红色圣山进行全盘改造。鉴于和俄罗斯有约在先，爱沙尼亚需履行保护境内红军墓园的义务，政府最终决定保留前苏联标志物以警后人，同时打造一座与旧建筑群平行的“共产主义遇难者”纪念园：同样是以山脚海岸为起点，两面高大的亡灵墙夹出一条笔直狭长的甬道，与旁边的苏联纪念碑隔绝，把参观者瞬间带入苦难与哀思的凝重气氛中。

亡灵墙相夹的山上通道

苏联统治时期的遇难者名册

通道尽头是精心养护的山顶花园，寓意天堂和新生。站在园中俯瞰，曾经的苏军墓园和纪念广场野草丛生，与四周精心修剪的花木形成对比。身旁的一座座黑色石碑，分不同主题讲述莫斯科的“恐怖统治”、“反人类罪”和爱沙尼亚人遭受的“种族灭绝”。在这样的语境下，环顾那些肃穆冰冷的苏联纪念碑，后者非但不显得格格不入，反倒与悼念受迫害遇难者的主题相得益彰了。

象征天堂与新生的山顶花园

说来有些讽刺，今天“共产主义遇难者”纪念地的前身，原是苏联时期主持建造的爱沙尼亚争取民族自由纪念园，目的是回顾当地人民从19世纪中叶开始抗击内外反动势力，最终于1940年加入苏联，实现民族解放的历程。对于那份双边关系史上极具争议的《秘密补充议定书》，莫斯科一直否认其存在。直到80年代，苏联出于自身利益需要给东欧松绑，对历史问题的讨论才再度点燃波罗的海国家追求民族独立的激情。

1989年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50周年当日，来自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三地的200万人组成人链，向世界展示反抗苏联占领的决心。11月，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宣布1940年加入苏联实为后者的非法入侵。1991年9月6日，苏联国务委员会宣布承认波罗的海三国独立，昔日的红色圣山成为尘封的历史记忆。

二、谁的历史？萨雷马岛上的二战印记

1991年爱沙尼亚再此独立后，为死于二战的德军士兵树碑纪念，并不是玛利亚山上独有的现象。

萨雷马位于波罗的海里加湾西口，是爱沙尼亚的第一大岛，历史上曾是连接赫尔辛基、圣彼得堡、塔林和里加海上通道的一处要塞。1944年9月，作为反攻波罗的海、清除残余德军行动的一部分，苏联在萨雷马岛打响了穆恩松德登陆战，是为二战期间两栖作战的经典案例之一。在红军多轮攻势下，经两个多月的顽强抵抗，德国的防御体系越发难以为继，终于11月底弃岛撤退，一同逃亡的还有许多爱沙尼亚人。

随着德军被驱逐，苏联在萨雷马岛常年驻军。1967年，政府重建了海岸边的烈士陵园，并在其身后修筑起一座现代风格的方塔，铭记在登陆战役中牺牲的红军官兵。以这座酷似短剑的纪念碑为标志，爱沙尼亚在萨雷马岛举办汽车拉力赛，还推出了同款啤酒品牌，成为前苏联时期当地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萨雷马岛红军烈士陵园

穆恩松德登陆战役纪念碑

纪念碑局部

爱沙尼亚重获独立后，红军纪念碑人气不在，门前荒草丛生，寻找起来都要费些功夫。与之相对的是政府开始整修原德军防御阵地遗址，设置铭牌和解说，悼念战死沙场的德国人。这些新添的标志与苏联时代的纪念碑相比并不起眼，但增设这些凭吊物本身，传递出爱沙尼亚对俄罗斯以解放者自居的二战叙事的排斥心理。

萨雷马岛上的德军碉堡

德军防御工事遗址上的纪念铭牌

2019年，俄罗斯政府在莫斯科和其他一些城市燃放烟花，纪念75年前苏联红军从德国手中解放波罗的海三国首都，此举招来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外交部的严厉谴责。后者看待二战的视角是以本民族争取自由独立为中心的：在苏德双方对波罗的海的权力争夺战中，谁都不是正义的化身；但与来自莫斯科的持久威胁相比，纳粹德国的入侵至少是可被利用的机会，帮助小国在一定程度上压制来自东边的敌人。鉴于强国势力范围在此重叠，波罗的海弱小民族的存亡兴衰始终依附大国的权力格局态势而演变，从二战看到今天，这样的命运安排带有很强的历史穿透力。

三、独立与解放：两座纪念碑对峙下的里加城市轴线

如果说玛利亚山和萨雷马岛上的纪念物虽彼此矛盾，却尚能“和平共处”的话，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不同时代和主题的纪念碑之间，对立和紧张的气氛就很突出了。串联起里加新旧两个市区的中轴路是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大街，其中一端竖立着代表拉脱维亚实现民族独立的自由纪念碑，另一端建有以苏联解放拉脱维亚为主题的胜利公园。两处地标隔道加瓦河相望，颇有两军对峙、水火不容的架势。

里加市中心的自由纪念碑是拉脱维亚取得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象征

自由纪念碑建成于1935年，目的是缅怀在争取民族独立战争中牺牲的爱国军人。与爱沙尼亚类似，拉脱维亚的民族自决意志高涨发生于19世纪中叶，在一战后的1918年11月18日首次宣布独立。苏联是第一个承认拉脱维亚独立的国家，但这一立场随着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订立而宣告终结。1940年夏，莫斯科以签署互助协定为名，对拉脱维亚实施军事控制。一年后，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建立。二战期间的1941至1945年，拉脱维亚经历了纳粹德国的短暂统治，之后苏联卷土重来，以解放者身份占领了波罗的海三国。

自由纪念碑是拉脱维亚人抵御外族入侵的象征。在苏联统治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任何在纪念碑前的政治活动都被严令禁止。根据当地人的说法（尚无史料证实），莫斯科曾于上世纪40年代初和60年代，两度讨论拆除自由纪念碑。后因考虑到建筑的艺术价值，抑或是担心此举可能引发的政治骚乱，放弃了这个打算。

即便如此，官方对自由纪念碑的内涵和意义还是作出了严格限定。和前文提到的爱沙尼亚一样，争取自由和解放在苏联的政治语境下，指的是拉脱维亚民族抗击国内反动统治者和外国侵略军，最终实现人民民主，加入苏联大家庭的过程。正是基于这种叙事，纪念柱顶端自由女神托举着的三颗金星，原代表拉脱维亚宣布独立时的三个行政区，在莫斯科的演绎下，变成了苏联母亲护佑下的三个波罗的海加盟共和国。

自由纪念碑顶端的自由女神，拍摄：Smurrayinchester

上世纪80年代，随着戈尔巴乔夫推行国内改革和放松对东欧管控，独立情绪在波罗的海地区日渐高涨，一个突出的标志就是拉脱维亚人开始不顾官方禁令，到自由纪念碑前集会，表达对莫斯科的不满。面对国内局势突变，当地政府一边忙着围堵，一边又在道加瓦河西岸大兴土木，建设卫国战争胜利公园。公园内的核心建筑是与自由纪念碑隔河相望的“拉脱维亚和里加解放者”雕塑群。

胜利公园的主体建筑

和苏联人对待自由纪念碑的态度相似，拉脱维亚族百姓对胜利公园建筑群普遍不抱好感。有人戏称解放纪念碑好像俄罗斯对波罗的海弱小民族竖起的中指，还有人说红军战士雕塑完全是侵略者耀武扬威的写照。苏联解体后，拉国内右翼团体针对胜利公园的破坏活动层出不穷。

拉脱维亚和里加解放者雕塑

时至今天，每逢5月9日，拉脱维亚的俄罗斯族人依然会到胜利公园献花，缅怀从法西斯手中解放里加的红军英雄。上述行为虽不被政府禁止，但在拉脱维亚民族主义者看来，无异于俄罗斯人对他们的刺激和羞辱。

另一方面，同样地处城市中心轴线上的自由纪念碑如今既是举办官方活动的场所，也是各路政治集会的集合地，其中最受争议的，莫过于每年3月16日举行的纳粹党卫军拉脱维亚军团纪念日游行。支持的一方认为，与纳粹德国并肩抗击苏联殖民者的拉脱维亚族战士是名副其实的民族英雄。但在反对者，特别是国内少数族裔眼中，这样的纪念仪式是荒谬糟粕的历史反动。

在自由和解放纪念碑前聚集起来的人们视彼此为异类，均把对方从事的活动看作挑衅行为——两座纪念碑的对峙，成为拉脱维亚国内政治、族群和价值观矛盾的生动写照。

在解放者纪念碑广场参加义务劳动的俄罗斯族市民

四、“打扫干净屋子”：苏联时代的纪念建筑何去何从？

上世纪90年代初，波罗的海三国重获独立，“打扫干净屋子”成为当时一句流行口号，一方面是指要清除政府内的“赤色分子”，另一方面也有改造城市和国家风貌的内涵。前苏联时期的各种政治标志和纪念建筑，显然是这场运动的众矢之的，但在实际操作上，针对不同对象的处置手段又不尽相同。据我个人观察，可简单区分为如下三种情况：

第一是移除苏联时代的政治符号、标语、人像和艺术作品，小到一栋居民楼上的镰刀锤头装饰，大到城市中心广场上的历史人物雕塑，都属这一类。无论是丢弃销毁，还是暂为保存、另行展览，对这类标志物的处理一般不会引起太大争议。上篇文章提到的立陶宛格鲁托公园就是一例，在俄罗斯国内也可看到类似的转移安置做法。

第二类是前苏联兴建的犹太遇难者纪念碑。这些建筑一般都会得到妥善保养，甚至是定期翻新。诚然，波罗的海小国面对纳粹德国入侵，总体上抱着配合、支持、利用的态度。当地政府和民族主义者希望借助德国的进攻瓦解苏联的力量，在此过程中，对纳粹残害本国犹太人起到了帮凶作用。这段历史是三国争取民族解放光辉史诗中的污点，长期以来官方一直较少提及。

不过，苏联时期建立起来的大屠杀纪念碑，主要是针对纳粹德国的，与波罗的海国家极力塑造的纳粹受害者身份并不冲突。更何况对这些建筑的保养，往往也是由德国或海外犹太团体出资。

拉脱维亚萨拉斯皮尔斯集中营（1941-44）遇难者纪念园，1967年竣工

第三类，也是最为敏感的，是对苏军烈士墓和解放纪念碑的处置。任何针对它们的搬迁、改造或破坏行为都可能激化国内民族矛盾和波罗的海国家与莫斯科的对立。2007年4月，爱沙尼亚政府决定将塔林市中心自由广场上的红军铜像和烈士墓迁往别处，立即引发国内俄罗斯族的抗议和暴动，也招来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莫斯科曾威胁制裁爱沙尼亚并断绝邦交，所幸当时俄欧关系尚且缓和，爱沙尼亚政府又为移灵举行了庄重的仪式，事件才得以妥善收场。

从塔林市中心迁至爱沙尼亚部队陵园的红军解放纪念碑，拍摄：Maxim Nedashkovskiy

前文提到的里加胜利公园雕塑群也面临类似的问题。上世纪90年代，拉脱维亚曾与俄罗斯签署协定，负有保护红军墓地和纪念碑的义务。即便如此，国内党派和社会团体一直未曾打消对胜利公园进行改造的念头。有的建议政府和莫斯科修约以拆除纪念建筑；有的提议借鉴塔林的玛利亚山方案，在保留苏联标志物的基础上，把胜利公园建成一个共产主义遇难者纪念馆；有的持温和态度，认为对历史遗迹加以保护，有助于人们了解拉脱维亚和里加的多元历史和文化；还有的立场激进，直接把炸弹埋在解放纪念碑下。

里加郊外一处被破坏的苏军墓，金属浮雕上可见弹痕

有关前苏联纪念物如何处置的讨论，反映了波罗的海三国内部族群关系、价值取向、社会历史观、以及对外关系方面的多重矛盾，正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这些对立和分歧中，最突出的还要属占主体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民族与位居少数的俄罗斯族之间的矛盾。针对这个问题的实地观察我将在本系列的最后一篇文章中与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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