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系列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国际社会对袭击者表示强烈谴责。然而如果我们记忆还不错,那么不会忘记从年初的《查理周刊》枪击事件，到刚刚发生了全巴黎恐怖袭击，好像“受伤”的总是法国，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总是法国成了极端分子恐怖袭击的目标。

从客居到定居——融不入的穆斯林社团

在展开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确，我们即将论述的“穆斯林”，指的是法国社会中的来自于中东和北非的穆斯林群体，而不包括来自世界其他地方如中亚甚至中国的穆斯林移民群体。尽管都是“穆斯林”，但是不同民族和文化的影响下，“穆斯林”在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区中所产生的影响力也是不尽相同的。

时间要推回到二战刚刚结束之后，当时的西欧各国面临重建而国内劳动力短缺。因此，20世纪60年代开始劳工移民纷纷涌入欧洲。尽管从19世纪末开始，当时欧洲就已经从北非引入了第一批穆斯林劳工，但是真正大规模的引入还是要从二战之后算起。第一批进入欧洲的穆斯林移民是来自北非、土耳其和南亚地区的劳工。法国和英国主要从南亚和北非前殖民地吸收劳工，而德国主要吸收来自土耳其的客居工人。在这一时期，由于旧有的殖民体系仍然没有完全崩溃，因此无论对于“初来乍到”的穆斯林群体，还是对于法国、英国这样的欧洲国家，从某种程度上彼此仍然可以视为存在于一个较为紧密的共同体内中。所以，此时无论是欧洲国家的社会，还是在当地工作的穆斯林来说，欧洲只是这些穆斯林的暂居之地。当拿到辛辛苦苦的薪水之后，不少旅居于欧洲的穆斯林会首先将钱寄回自己的家庭，相对较高的薪金也能够保证自己的家庭在各自的来源地区获得一个较为体面的生活环境。

但是穆斯林和欧洲社会这种彼此“舒适”的状态随着时间的迁移而发生了变化。在20世纪70年代，西欧各国政府先后出台了允许客居工人的家属移民以实现家庭团聚的政策。这些政策的出台，一方面是由于欧洲社会尤其是一些非政府社团希望能够解决这些来自异乡的穆斯林“民工”的生活问题，因为失去家庭的庇佑往往也预示着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犯罪和社会暴力的风险；另一方面，传统欧洲主导的殖民地体系在60年代后期开始大规模解体，因此客居于欧洲的穆斯林希望能够将自己的家人接到欧洲来，避免政治局势动荡影响到自己亲属的生命财产安全。不过这也就意味着，新生代的穆斯林移民要在一个陌生的外国环境中抚养下一代，他们的孩子不能直接从外部的社会环境中学习到关于本民族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因此，随着穆斯林家庭在欧洲社会的出现，穆斯林移民的子女就学、穆斯林公民要求官方承认其宗教信仰等等问题就出现了。

最开始的时候，穆斯林群体的信仰问题并不突出，比如在1961年，法国境内仅仅只有4个清真寺，加上第一代穆斯林移民更多的需要工作和养家，因此对于宗教的热情并不太高。但是随着新一代穆斯林青年的不断成长，宗教的力量也不断增强，影响力不断增加。到了1991年，法国境内的清真寺就已经达到了1500个。随着清真寺建立的，是欧洲各国穆斯林社群中各类团体的建立。包括法国在内，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各类伊斯兰教社团，纷纷成立。作为穆斯林群体彼此帮扶、丰富文化生活来看，这类社团确实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大量出现的各类伊斯兰教社团，也意味着欧洲主流社会同伊斯兰社团之间的关系出现裂隙，文化冲突的因子也就此埋下。

与文化和宗教相伴的，还有穆斯林群体的高生育率。如今法国国内已经有穆斯林约600万人，相当于法国人口的近十分之一。由于穆斯林群体“多子多福”的思想十分看重，因此其人口增速和人口总量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不断翻增。鉴于穆斯林移民人数的不断增加和他们的高生育率，美国曾经预计到2025年欧洲穆斯林的人数将会翻番，伴随穆斯林群体激增的，还有伊斯兰教已经成为了欧洲第二大宗教。

猛增的穆斯林人口、生长在西方环境下享受“民主、人权”的穆斯林青年以及仍然处于话语边缘的穆斯林社团，使得宗教和文化差异成为了欧洲社会冲突的重要因子，这其中标志性的事件就是1989年的“头巾事件”。1989年坐落于法国小城克凯尔的嘉博瑞·哈维兹学院勒令三位佩戴头巾的穆斯林女孩退学，理由是校方认为她们的行为违背了“学校乃世俗场所”这一信条。随后，法国行政法院判决学校的处罚违反了法律。“头巾事件”在欧洲社会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头巾事件”意义重大，因为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军队、政府和学校被视为现代社会世俗的中坚力量。而女学生佩戴头巾出现在学校，无疑挑战了法国和欧洲民众对于穆斯林群体异质文化的忍耐力。这也让法国和欧洲人第一次意识到，现代化社会的“标杆”——欧洲社会，无法有效地兼容穆斯林群体。

斩不断的中东联系

欧洲社会的穆斯林群体之所以无法融入欧洲社会，传统意义上我们经常探讨的欧洲社会阶层划分中的宗教-地域-民族因素当然十分重要，欧洲各国普遍存在着的移民后代及贫困家庭子女受教育程度低、失业率高、难以融入主流社会、遭受歧视严重、街区贫困化加剧等问题，同样困扰着欧洲的穆斯林社区。与居住在法国的欧洲移民相比，北非穆斯林的经济状况更为不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国的失业现象已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失业对穆斯林群体的冲击与破坏尤为严重。1999年年初，法国国内的整体失业率达到10.2%，而北非移民的失业率高达33%。这种情况在城市的边区表现得更为明显。在法国，穆斯林群体大多从事服务业和体力劳动，这也意味着穆斯林家庭在社会中的上升空间往往被堵死，当传统的体力劳动工业转移到法国以外的地区时，穆斯林群体的生活也就失去了依靠的来源，穆斯林一辈子也就要为基本的生存而奋斗。

这些问题日积月累导致这些被边缘化的青年群体对国家、对未来绝望，产生强烈的反社会心理与暴力倾向，2005年秋冬巴黎郊区暴乱、2009年希腊青年暴乱都是这种社会心理作用下的结果。虽然许多法国的骚乱者具有穆斯林背景，但是这种反抗更多的是社会－经济问题驱动的，而非单纯的宗教问题。但是欧洲穆斯林群体所受到的来自中东地区的影响也干扰者穆斯林群体和欧洲社会的关系。欧洲的许多清真寺、穆斯林学校和伊斯兰文化中心都受到沙特阿拉伯和阿尔及利亚等穆斯林国家政府的资助，它们都倾向于支持正统伊斯兰教。欧洲的许多伊斯兰教士或是有着在中东国家求学的经历，或是以中东国家的清真寺和教义为标杆，向这些国家的宗教系统看齐。欧洲地方穆斯林团体为建立清真寺筹集资金，并从他们的来源国邀请一位伊玛目来主持欧洲的清真寺。这些伊玛目通常并不了解欧洲现代文化，甚至不能讲客居国的语言，因此，在与欧洲社会进行交流的过程中会出现各种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欧洲存在着大量的穆斯林群体，但是这些穆斯林群体之间彼此往往并不存在密切关系，而是依照教派、习俗、民族、语言或是来源地进行划分。笔者接触过几名来自英国和法国的穆斯林，他们的父辈有的来自巴基斯坦，有的来自北非，有的来自约旦。这些人在谈到日常宗教仪式的时候，往往都会说到不同族群之间有不同的清真寺和伊斯兰教士，加上不同地域风俗和教派的区别，各个清真寺也存在着彼此不同的“势力范围”。笔者认识的一位来自巴基斯坦的现居英国的穆斯林就曾经说过，如果进错了清真寺，那就会被清真寺里的其他祈祷者视为异类。

当文化上相互冲突、社会上彼此隔离的生存状态和经济上较低的生存阶层，使得欧洲尤其是法国的穆斯林群体极易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当文化上较为亲近的中东地区发生重大的政治变动的时候，处在欧洲-中东两个地域和基督教/世俗-伊斯兰教两种文化冲突中间地带的欧洲穆斯林，极易受到极端思想的蛊惑。

当前的网络时代的发展，使得“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在宣传极端思想时候更加方便和有效，而日益泛滥的国际恐怖主义网络，也为欧洲极端分子发动袭击提供了有效的组织网络保证；对于欧洲穆斯林群体来说，独立于欧洲社会之外、千疮百孔的社团成为了极端思想扩展的温床，而生长于欧洲国家又提供了恐怖袭击地域和机遇上的便利。法国受到恐怖主义攻击，考验着法国反恐形势，但是更考验着法国未来如何处理国内不同群体之间的复杂关系。而这对于法国和欧洲来说，任重而道远。

“伊斯兰国”的海外扩张

此次袭击事件的背后黑手是“伊斯兰国”。如果我们能够跳出法国和欧洲，将视野放在全世界范围内，那么就会发现，法国仅仅是“伊斯兰国”近些时期以来发动的重大恐怖事件当中的一个。在向前推，数日之前，11月12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生爆炸事件，造成巨大人员伤亡；而再向前推，俄罗斯客机在埃及西奈半岛坠落，也是“伊斯兰国”认领了此次袭击事件。（当然了，多说一句，埃及迟迟没有承认是“伊斯兰国”袭击，毕竟埃及不想让刚刚复苏的国民经济——旅游业——遭受致命打击。）

在一个星期多一点的时间内，先后发生三起重大的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地域都是处在“伊斯兰国”控制的伊拉克和叙利亚地域之外，不得不让人们认真的关注起“伊斯兰国”在海外（伊拉克和叙利亚之外）的扩张行为。

单就扩张地域来看，我们大致可以将“伊斯兰国”在海外的扩张行为分为三个类型。首先是“伊斯兰国”能够建立“根据地”的实际控制型。这些地域可以包括利比亚、也门、埃及的西奈半岛和阿富汗-巴基斯坦地区。在这一些地区，“伊斯兰国”旗下的武装能够控制一些地区，以利比亚为例，“伊斯兰国”在当地控制了东部的德尔纳（今年6月被当地民兵武装驱逐）和中部重镇苏尔特，建立起了有效地控制，并且招募当地人员，不断伺机扩张。在西奈半岛，“伊斯兰国”也能够藏匿于当地的部落之中，不断袭击孤立的埃及军队巡逻队和守卫岗哨，并且试图攻占一些关键地域。可以说，在这些地区，“伊斯兰国”能够控制当地一些土地和人口，利用乱局或者复杂的政治局势不断肆意扩张。

第二个类型是“伊斯兰国”能够在当地发动大规模的恐怖袭击，造成严重的社会损失。这类可以包括叙利亚邻国黎巴嫩、土耳其、海湾国家以及有大量年轻人参加“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的欧洲国家。这些地域中，“伊斯兰国”能够动员一定的人力物力，在躲过当地情报机构层层设卡拦截之后，在特定的时间点和地区，发动较大规模的恐怖袭击事件。这也意味着“伊斯兰国”在当地有着较为成熟的资金、人员和联络网络，能够单独的开展大规模的行动，给当事国的安全造成一定的压力。

第三类是“伊斯兰国”能够在当地建立初级网络，招募少量人员和资金。这些地区可以包括东南亚的印尼、南亚的印度和孟加拉等国。这些国家的极端分子往往能够与“伊斯兰国”建立联系，但是其联络更多的通过第三国进行，其中欧洲和巴尔干国家尤其是阿尔巴尼亚等国是重要的联络站点。这些国家内的极端分子骨干往往来自于欧洲，携带资金在当地招募人员和进行宣传，并且试图建立较为成熟的网络。从过去一段时间看，这些地域“伊斯兰国”还尚无法有效的进行恐怖袭击事件，只能进行初级的人员招募和宣传。

如果我们对比2014年6月“伊斯兰国”宣布成立之时，我们会发现，“伊斯兰国”控制地域尽管缩小（比如伊拉克的中部、北部和叙利亚北部“伊斯兰国”控制区已经较大萎缩），但是“伊斯兰国”在海外的扩张明显加强，其在中东-北非-欧洲的影响力和组织能力已经通过多次的恐怖袭击得到验证。法国受到暴恐袭击，确实凸显出欧洲所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但是“伊斯兰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才是法国受到袭击和威胁的真正原因。打击“伊斯兰国”，更需要国际社会的通力而为，而不是自顾自的各自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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