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克里向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叙利亚问题上关于巴沙尔政府“不必更迭”的表态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随后不久，包括美国和俄罗斯等大国在联合国共同提出了关于叙利亚问题的“共识”和倡议，让国际社会似乎看到了叙利亚问题解决的希望。

15日，莫斯科，美国国务卿克里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记者发布会上

叙利亚问题“最终解决”

作为中东地区的“域外大国”，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一举一动，牵动着国际社会与地区相关当事国的神经。从某种程度上讲，叙利亚问题的开启与最终解决，离不开美国的帮助与介入。所以当美国国务卿克里主动发出要求“和解”的倡议之时，世界范围内对于叙利亚问题最终得以解决的乐观估计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应当看到的是，克里的表态也许让原本混乱的叙利亚外交乱战增添了几分“和解”之色，但是我们也要询问一句，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表态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叙利亚问题的最终解决？换句话说，国务卿克里代表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立场的退让，多大程度上能够被视作叙利亚问题最终解决的“关键变量”？

在展开论述前，我们需要明了叙利亚问题“最终解决”的明确定义。

在政治层面，叙利亚问题的最终解决，尽管各方给出了不同的“先决条件”，并且根据自己的战略意图进行了谋划和布局，但是“最终解决”无外乎要有三个层面的实践：在叙利亚政府层面，组成一个包括叙利亚国内外各个势力，或者是起巨大作用的绝大多数政治势力，都可以接受和承认的政府构成；在叙利亚国家层面，要维护叙利亚国家的领土主权和完整，包括各个地区国家和域外国家对于叙利亚各种理由的干涉和介入，要么完全停止，要么需要得到叙利亚政府尤其是普遍接受的“合法政府”的认可；在国际层面，叙利亚新成立的政府需要得到包括国际主要大国和主要的国际组织在内，在外交上的普遍承认。换句话说，叙利亚问题的“最终解决”，在政治上需要成立一个各方都能够认可的广泛政府。

叙利亚问题的“最终解决”，同样离不开军事层面的要求。在军事上，叙利亚当前仍然肆虐的内战和各个以各种借口在战场上厮杀的政治军事派别，需要“放下屠刀”，接受统一的改编和安排。这样就涉及到了“政治层面”，即需要有一个各方普遍接受的“政府”来进行和推动此项任务，并且能够得到叙利亚国内各个其他武装团体的接受，更要得到地区其他国家和域外大国的认可和帮助。从这个意义上讲，叙利亚问题的最终解决，也同样意味着和平能够重新回归这片饱受战火蹂躏的土地之上。

当然，叙利亚问题的“最终解决”，仍然离不开一些其他因素的帮助，比如经济上对于叙利亚战后重建的援助，各个民政事务的支持和介入。这是一个囊括经济、社会、交通、教育、医疗等等诸多方面的巨大方案，恐怕就不只是美国或者俄罗斯等大国能够单独负担的，而是需要集合国际社会的巨大力量进行协调和沟通，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代理和帮助下实施。这又需要我们明确各个相关介入和帮助国家的责任和义务，避免各个国家的帮助和支持演变成各个地区国家力量之间关于政治角力的斗争。

复杂的力量对比

当然了，我们所说到的“援助”和“善后”，都是待到叙利亚问题的“最终解决”尤其是政治和军事上的最终解决后才可能实现的。而叙利亚问题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最终解决”，其中的关键，也是难点，是在于政治上尤其是“合法政府”概念的接受上，如何协调和平衡各个不同的政治力量之间的观点与矛盾。

众所周知，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之后，包括中东地区国家和美国、俄罗斯、欧洲在内的西方国家，在叙利亚问题上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阵线”。以美国和土耳其包括沙特等海湾国家为首，以“叙利亚之友”为平台，在外交和政治上试图将巴沙尔政府“非法化”，以此向巴沙尔政府施加压力，希望促成其在国内政治上的倒台；在国内层面，在地区国家的支持之下，一大批叙利亚反对派政治团体纷纷在土耳其、欧洲和其他海湾国家建立和游走，争取资金和舆论、道义上的支持；在军事层面，一大批反政府武装团体，包括较为温和的“叙利亚自由军”和激进乃至极端的“伊斯兰国”“胜利阵线”等也随之兴起，伴随着地区民族主义武装团体的建立，比如叙利亚东北部库尔德地区的“民主联盟党”武装；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国际和地区势力对于叙利亚内政的介入，包括土耳其、沙特、卡塔尔、伊朗乃至黎巴嫩都对叙利亚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干涉和介入，向叙利亚各个武装派别予以支持或者直接派兵力挺。

从根本上讲，这些乱象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叙利亚当前并不存在一个统一接受的“合法政府”，所以在乱局之中，不同政治势力和地区国家，都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战略利益确定各自的合作对象，谋划叙利亚的政治未来。从这个方面上讲，叙利亚问题的最终解决，首先需要在“政治对象”上寻求统一性。

美国和“叙利亚之友”盟国长期以来的一个前提，就是要求“巴沙尔政府必须下台”。这也成为2011年以来叙利亚和谈相关问题的重要障碍。毕竟，一个仍然控制大马士革、霍姆斯、拉塔基亚、德拉等大城市并且拥有较强军事力量的政府军，很难主动放弃自己的“硬实力”转而寻求政治上的退让。而包括俄罗斯、伊朗在内的地区和域外国家，也视巴沙尔政府的存在为地区稳定的重要前提，在此情况下，很难想象相关国际和谈和外交接触会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当克里主动暗示，不再寻求巴沙尔政府倒台为“前提”之时，叙利亚问题的最终突破就很有可能迅速来临。一个能够被其他地区国家和美国视为“谈判对手”而不是“非法政府”的叙利亚巴沙尔政府，在谈判桌上才可能会有这更为实质性的内容的交流与沟通。

克里说话算数么？

但是我们在保持着乐观的同时，也不禁要问两个问题。

一方面，克里的话语是否代表了美国国内的“唯一意见”？我们知道，美国外交政策，有些时候并不是完全统一的“整体”，包括美国国务院、白宫、五角大楼甚至情报部门，各自在相关关键的国际问题上都有着自己的立场和期望。在历史上诸多重大的国际事件上，相关部门之间意见不统一乃至“相悖”也并不罕见。当克里兴致勃勃地表态，并且在外交领域予以推动之时，能否得到在叙利亚问题上起更大作用的情报机构和军方的支持，现在仍未可知。

另一方面，即使美国的态度同克里完全一致，那么能否认为在“叙利亚之友”这样的“反巴沙尔阵营”中，就能够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从2013年“叙利亚化武危机”到今年“伊朗核协议”的最终促成，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尤其是对于沙特、以色列、卡塔尔和土耳其这样国家的影响力，恐怕已经下降许多。无论是沙特在不久前组成“反恐联盟”，还是埃及和海湾国家力图重建“阿拉伯联军”，再到土耳其出兵伊拉克，我们不能认为美国“毫不知情”或者是“毫无关联”，但是我们需要确认的是，沙特、埃及、以色列和土耳其等国都渐渐转而依靠自己的力量维系自己的安全。

无论是沙特、以色列、土耳其还是卡塔尔，都对美国在中东的“抽身”，尤其是美国和伊朗的“和解”大为不满。对于沙特和以色列等国来说，伊朗才是自己最为忧心、也最为直接的“心腹大患”。当沙特萨拉曼国王上任后，其外交政策愈发以“逊尼派-什叶派”意识形态划线，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和学界人士对于奥巴马外交政策尤其是中东政策的“软弱”批评日益剧烈。从这个角度上讲，美国在中东盟友中的威信似乎远不如前。

作为当前中东角力的关键，叙利亚问题上各个不同派别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其背后，对于地区国家尤其是海湾国家和土耳其来讲，恐怕都涉及到“伊朗因素”。将叙利亚视为伊朗“扩张”的地域，因此不遗余力要求巴沙尔政府下台，才是这些国家真正的需求。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当前具备了“说大话”的条件。美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已经不再有大规模的武装介入（当然了，特种部队和训练人员除外），其中东政策更多的是以“情报支持”为主，这种背景下，美国能够轻松的转变立场，尤其是在当前美国同样面临“反恐压力”之时，在叙利亚问题上做出让步，换来一个各方能够接受的结果，也是美国政策的心愿。

所以，克里的表态，可以认为是美国对叙利亚政策的重大变化，而且在外交上，由于美国在国际社会外交领域的关键作用，确实可以对叙利亚问题的最终解决起到促进作用。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叙利亚问题“最终解决”的诸多层面，恐怕仍然不能忽视地区国家如土耳其、沙特、卡塔尔和伊朗的意志。在美国对中东盟国影响力衰退的现实情况下，克里的话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促成叙利亚最终和平的到来，我们恐怕仍然不能太过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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