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伊朗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2014年两国贸易额超过510亿美元。在“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中，伊朗处在中转站位置，中国任何连接东亚至欧洲的公路、铁路、油气管道和通讯网络，都将使伊朗受益。近年来伊朗大力推行“向东看”政策，重点就是与中国进一步发展关系。从长期看，中国与伊朗经济合作空间十分巨大。中国现在原油对外依赖度将近60%，其中半数来自中东，而伊朗油气储量在世界名列前茅，是中国理想的合作伙伴。

随着国际社会对于伊朗核制裁的进一步“松绑”，伊朗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融入国际社会；而伴随着中国大力推行“一带一路”计划，中国和伊朗双边关系也将迎来更好的发展机遇，但是与此同时，中国也要客观正确地认知伊朗国内心态的变化以及对于中国形象的认知，“松绑”的伊朗在选择中国的同时，也希望更广泛地参与国际经贸体系之中，中国-伊朗未来的合作前景必然是广阔并充满竞争。

2016年初，习近平访问伊朗，受到伊朗总统鲁哈尼的热烈欢迎

磕磕绊绊的合作历史

中国和伊朗传统上的合作支柱是能源产业，但是尽管长期以来遭到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和封锁，中国和伊朗的能源合作却并不如外人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和伊朗之间的能源合作风险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美国和西方针对伊朗的国际制裁和封锁，往往会波及中国企业；另一方面，则是伊朗国内对于中国企业的一些限制，使得中国无法在与伊朗的能源合作之中施展手脚。

中国和伊朗真正的大规模能源合作其实并不太久。我们不应忘记，在1993年以前中国还是石油出口国，中国与伊朗总体贸易量比较小，从伊朗进口的少量原油也是转口到第三国。彼时，伊朗的石油勘采基本采用欧美公司的技术，中国与伊朗并无石油上游领域的合作。很长时间内，由于伊朗石油含硫量高，中国国内炼油厂大多未能消化，双方合作始终无法定音。直至1995年，双边贸易额未超过4亿美元。1996年后，中国带脱硫装置的炼油厂迅速增加，伊朗的原油大量流入中国市场。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对能源需求猛增。

在制裁影响合作方面，2004年10月，中石化曾经与伊朗方面达成投资开发亚达瓦兰油田的初步协议，根据协议，中石化将在25年内购买该油田出产的1000万吨液化石油气，这份协议使中石化获得稳定的供应源。伊朗同时跟中石油又达成了一项700亿美元的协议，中国将在30年内进口2.7亿吨的天然气。但是此协议很快由于美国对于伊朗的制裁“加码”而最终停滞不前。

在伊朗限制方面，中国能源企业也在伊朗吃亏不小。2006年12月22日，中海油宣布与伊朗方面签署价值160亿美元的液化天然气合作谅解备忘录，计划用8年时间开发伊朗北帕尔斯油气田，建设液化天然气工厂和输送设施，并将取得所产液化天然气一半的份额出口至中国，伊朗将向中海油供应天然气25年。2011年10月，北帕尔斯油气田项目由于进展缓慢被伊朗方面叫停。2009年中石油取代了法国道达尔石油公司，开发伊朗当地南帕尔斯气田第11期工程，该气田是全球储量最大的非混合天然气气田，合约价值为47亿美元。2012年7月，因无法达到伊朗南帕尔斯气田开采的工程进度，在伊朗警告和最后通牒后，中石油集团最终不得不选择了放弃伊朗海上南帕尔斯气田第11区块的开发，并开始撤走全部的中方工人。

中国同伊朗未来的经济合作重点领域将会存在于基建领域，中国在伊朗的基建行业有着较好的口碑，勤劳的中国工人和高素质的基建队伍给伊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伊朗境内不少基础设施建设都有中国公司的影子，如北部高速公路德黑兰-索莫尔项目，马什哈德、色拉子、伊斯法罕、大不里士和阿赫瓦兹等城市间的铁路项目。此外，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地铁工程（曾经由于1979年伊斯兰革命和1980年两伊战争而成为“烂尾”工程）也是由中国企业接手并完成建设，使得德黑兰成为中东第一个拥有地铁的城市。

随着前些年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于伊朗制裁的进一步加剧，中国购买伊朗油气的大量钱款无法转入伊朗，中国和伊朗之间也逐步开始了一些“投资”换“欠款”的尝试。欧洲建筑企业在1979年以前主导伊朗的基建市场，之后慢慢被俄罗斯和中国公司取代，2012年以后更甚。俄罗斯主要帮助伊朗进行电力方面的基建，中国则在交通运输业进行着一些项目，例如2013年中国承建了霍梅尼国际机场到德黑兰52公里长的地铁项目。而且近日伊朗也通过国内的国有企业开始大规模地招募资本和项目，希望能够得到中国在基建方面的帮助和支持。

由于长期遭受制裁，基建赤字缺口很大，停水停电、道路不通对有意进驻伊朗的外资公司是一个现实挑战。在伊朗基建领域中公私合营的项目很少，除了在一些医院和供水的小型项目。公私合营得不到发展的一个原因是缺乏对投资者的保护，包括在招投标上缺乏透明度，司法独立性欠缺，没有成熟的解决合同纠纷的机制和腐败问题等；另一个原因是交易成本过高以及项目的交付周期过长。基建所碰到的政府管理问题，在其他期待私人资本进入的领域也同样存在。

伊朗的经济雄心

对于中国来说，国际制裁对伊朗的“松绑”有利于中国在伊朗实施“一带一路”对接，甚至有一些学者认为应当从“地缘战略高度”将伊朗作为中国在中东的一个重要支点。在油气能源合作方面，伊朗也试图进行新的对接。为了提高油气行业对外资的吸引力，伊朗政府表示正在为打算重新进入伊朗市场的外资油气公司准备一种新的合同模式。老的“回购模式”只允许外资公司以伊朗国家石油公司的名义代为开发和建设，在开发完成后NIOC以油气收入作为报酬。新模式不同之处在于，允许外资油气公司与伊朗国家石油公司成立合资公司，直接分享油气收入，而不仅是通过开发建设油田间接获利。在一些细节上，新合同模式也更周到、灵活。例如，将合同执行的周期从过去的7年到8年增加到15年到20年，确保外资有足够的时间收回成本；对一些风险高（例如深海开发）的项目，外资可以分享更高的石油提成；在开发成本计算上，合资公司可以成立工作组每年一审，避免超支。

但是不应忘记，尽管伊朗对于中国确实有着一定的需求，中国和伊朗合作也确实有着较大的潜力，但是这并不代表伊朗会单单选择中国。根据笔者自己的经验和感受，包括伊朗在内的中东国家，对于中国普遍有着一定的亲和感，但是这种亲和感更多的源于一种“不了解”。在实际合作层面，包括学术、经贸和科技合作方面，中东各国的内心选择倾向往往差不多：美国、欧洲、日本和韩国为先。

解除制裁之后，伊朗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自从伊朗总统鲁哈尼2014年上任之后，伊朗在同国际社会商讨解除制裁的同时，已经在着手力求拉近同西方世界的关系，希望引进西方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早在2008年雪弗龙已经跟美国国会打招呼要开始跟伊朗谈油气合作的事宜，虽然迟迟不见行动，但早已经在接触。2014年以来，伊朗石油部官员积极会见国际石油公司代表，国际商业代表团也频频访问伊朗，希望获得伊朗油气行业投资机会。伊朗已经与道达尔、鲁克石油公司等多家公司进行了谈判。13家来自欧洲和亚洲的外国公司、4家国内公司有意愿投资伊朗价值150亿美元的天然气项目，包括修建天然气管线、建设炼厂、建设天然气增压站等。

对于伊朗和其他中东各国而言，美国和西方的技术好、管理好，中国制造的价格便宜，如果两者结合在一起，对伊朗来说，性价比较高。也就是说，中东国家往往倾向于将一些下游产业“脏、苦、累”的基建和勘探工程承包给中国，而将一些上游的比如管理、金融、服务、研发等行业留给西方进行合作。对于一些心怀雄心的中国人来说，和中东民众以及学者探讨相关话题，理想往往很丰满，现实往往很骨感。

伊朗国内其实已经开始有一些表态，要求伊朗能源合作更加的“国际化”。伊朗国家石化公司经理阿巴斯近日在接受伊朗国内媒体采访时，公开表示中国“应当认识到，现在伊朗已经不同于制裁解除之前的伊朗，我们的选择更多”。阿巴斯抱怨中国的石油公司“效率低”，而且“价格昂贵”，信心满满地认为将会有来自西方和日本等国家的石油企业和伊朗合作。话里话外，总是透着一股子的自豪，让我们觉得有点不舒服。与之相对应的是，是近期伊朗总统鲁哈尼的“欧洲之行”，先后访问了意大利和法国，这两个国家，一个是曾是伊朗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另一个则是客机制造商空中客车的所在地，鲁哈尼此行，将带回在国际制裁解除后伊朗急需的贸易、飞机和汽车合同大单。鲁哈尼随行的是一个多大百余人的庞大代表团，以至于西方媒体称鲁哈尼此行为“购物狂欢”。鲁哈尼自己在意大利和法国参加了多场商贸推介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不要仅仅把我们当做一个国家来看，而应把我们当成一个大市场的中心。”

作为中东重要的地区大国，国际制裁“松绑”后的伊朗与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发展确实有着较高的契合程度，但是应当看到的是，中国在“后核协议”时代的伊朗投资中，尤其是能源投资中，既有着机遇，也有着挑战。尤其是当西方经济势力重新与伊朗对接之后，中国很可能在伊朗的能源和其他诸多领域面临巨大的冲击。中国应当更多的以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的角度思考问题，认清中东，才更好的认清“一带一路”上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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