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晋】

持续近半个月的黎巴嫩总理萨阿德·哈里里辞职事件，终于随着哈里里接受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国事访问邀请，而暂告一段落。不过作为黎巴嫩总理，哈里里似乎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

在黎巴嫩国内政治博弈的背后，来自沙特的影响似乎清晰可见。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艾森考特在接受沙特海外媒体就黎巴嫩总理哈里里辞职的采访时，表达了以色列愿意与沙特“分享信息”、共同应对伊朗威胁的意愿。

黎巴嫩总理危机，似乎预示着以色列和沙特之间“反伊朗联盟”的即将形成。

当地时间2017年11月14日，黎巴嫩贝鲁特，人们在街头树起辞职黎巴嫩总理萨阿德·哈里里的海报。

黎巴嫩与巴勒斯坦

沙特与黎巴嫩的关系，可以追述到半个多世纪之前。在上世纪50年代，伴随着埃及“纳赛尔主义”在中东的影响不断扩张，秉持世俗主义和泛阿拉伯主义的埃及，与秉持泛伊斯兰主义和王国政体的沙特，也在中东地区发生了一系列“明争暗斗”，其中最为关键的争夺就是上世纪60年代的也门内战，当时埃及支持秉持世俗主义和泛阿拉伯主义的阿拉伯也门共和国，而沙特和约旦则支持也门保皇派武装。在也门内战之中，沙特始终希望黎巴嫩能够向自己“看齐”，与埃及保持距离。

在数年的内战中，埃及不仅直接出人出枪，还抽调了国内精锐进驻也门，但是埃及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埃及驻防在西奈半岛的十万大军被以色列击溃。从此以后，埃及在中东的地区的“软实力”一落千丈，与之相伴随的是世俗主义“魅力”的衰落，以及伊斯兰极端主义影响力的崛起。作为战争另一方的沙特，则通过“代理人”战争，削弱了主要的战略对手埃及，但是却让巴勒斯坦人再次陷入流离失所的灾难之中。

为了弥补巴勒斯坦人，沙特支持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在以色列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建立营地”。最初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大本营设在约旦，但是巴勒斯坦抵抗组织与约旦政府摩擦不断，在1970年9月最终积累爆发了“黑九月”事件，导致巴勒斯坦抵抗组织成员被约旦军队驱逐出境。“走投无路”的巴勒斯坦抵抗组织成员，将弱小黎巴嫩视为下一个“抵抗大本营”。

沙特帮助巴勒斯坦人在黎巴嫩建立武装分支机构，但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后来黎巴嫩国内的政治动荡。巴勒斯坦武装人员持续不断的越界打击以色列目标，往往会遭到以色列军队的报复，而受到伤害和威胁的，大多是边境地区的黎巴嫩民众；巴勒斯坦人在黎巴嫩南部建立武装营地，也很快成为了黎巴嫩国内的“国中之国”和“法外之地”，让谋求政令统一的黎巴嫩政府十分头疼；更为关键的是，巴勒斯坦抵抗组织的涌入，打破了黎巴嫩国内政治和宗教派别平衡，也让本已经十分脆弱的黎巴嫩国内政治平衡摇摇欲坠，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黎巴嫩内战的爆发。

“真主党”的崛起

1975年到1990年的黎巴嫩内战，伴随着以色列军队对于黎巴嫩南部的长期占领，黎巴嫩陷入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最终在沙特的斡旋下，1990年黎巴嫩各个政治军事派别在沙特的“夏都”塔伊夫签署了《塔伊夫协定》，结束了内战，重建联合政府。而沙特则通过支持叙利亚在黎巴嫩的战后主导地位，取得了黎巴嫩以及什叶派政党对于沙特支持的“逊尼派总理人选”的支持。一个“皆大欢喜”的政治局面，成为了沙特外交手腕的重要成果。

但是拉菲克·哈里里（萨阿德·哈里里的父亲）担任黎巴嫩总理期间，一直试图谋求独立自主的政治地位，试图摆脱外部势力尤其是叙利亚对于黎巴嫩政治的主导态势。而最终2005年拉菲克·哈里里被暗杀身亡，此次事件也成为了黎巴嫩国内政治的分水岭。

以黎巴嫩真主党、什叶派的阿迈勒运动组成了“三月八日阵线”，坚决的要求发展与叙利亚的“友好关系”；而以一些逊尼派政党和基督教马龙派政党组成的“三月十四日阵线”，则要求谋求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黎巴嫩国内政治深陷分歧的“鸿沟”。

2005年拉菲克·哈里里的遇害，对于沙特来说十分突然，产生的后果也让沙特疲于应付。为了支持拉菲克·哈里里，沙特长期以来压迫其他黎巴嫩逊尼派政治人物，因此当哈里里遇害之后，沙特并没有其他的“人选”可供支持；此外，2005年哈里里遇害案，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是叙利亚在背后谋划和实施，这也导致了叙利亚撤出黎巴嫩，而随后伊朗在黎巴嫩填补了叙利亚留下的“政治真空”；2006年以色列与什叶派“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冲突，更让“真主党”的地区声望大大增加，在黎巴嫩国内的影响力也不断攀升。

到2008年，伴随着伊朗和“真主党”在黎巴嫩的影响力迅速崛起，黎巴嫩内战再次爆发，而这一次，有枪有地盘的“真主党”成为了大赢家，缺少武装力量的黎巴嫩逊尼派不得不接受“真主党”在国内的特殊地位。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之后，尽管黎巴嫩政府保持中立，但是“真主党”却直接派兵进入叙利亚作战。在沙特看来，“真主党”已经成为了伊朗在中东地区扩张的“代言人”。

硬实力不足的软肋

当2016年底，萨阿德·哈里里终于当选黎巴嫩总理之后，沙特曾经寄希望萨阿德能够稳定黎巴嫩国内局势，尤其是遏制黎巴嫩国内的“真主党”。沙特的方式，就是通过各种“地区联盟”的形式，来谴责伊朗“及其支持的”什叶派武装在中东地区的扩张，同时也通过“经济制裁”“削减援助”的方式来威胁黎巴嫩政府。

尽管沙特有着巨大的财力，同时也有一定的地区号召力，但是沙特缺乏“硬实力”。从1991年的海湾战争，到2015年介入的也门内战，沙特军队在战场上让人大跌眼镜，军事表现与其庞大的军费开支不成正比。沙特更加擅长的，恐怕还是如上世纪60年代也门内战，上世纪70年代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和上世纪80年代的阿富汗战争那样，通过“出钱出枪”，武装“代理人”，帮助自己打击地缘政治敌手，间接的维护自己的政治声望。

但是具体到黎巴嫩，当前黎巴嫩国内，黎巴嫩“真主党”的“自主”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在中东地区，伊朗巨大的影响力，也通过也门、叙利亚、伊拉克乃至黎巴嫩国内纷争而得以显现。相较之下，仍陷于与卡塔尔的“海湾内斗”、国际油价持续走低而导致外汇储备缩水、“拘捕王室成员”引起的政治动荡的沙特，尽管希望能借助组建“逊尼派国际联盟”而遏制伊朗，但是实际效果却十分有限。

一方面，沙特传统的政治“保护人”——美国，不再直接帮助沙特来遏制伊朗。无论是奥巴马政府，还是沙特曾经“给予厚望”的特朗普，在遏制伊朗的问题上，要不“视而不见”，要不“口惠而实不至”；另一方面，沙特所希望拉拢的逊尼派国家，尤其是具有较强军事力量且和沙特存在长期军事合作关系的国家，如埃及和巴基斯坦，并无意在中东地区与伊朗做全面对抗，更郁于国内的诸多问题，无力与沙特结盟而在中东地区扩张势力。

面对以色列的“橄榄枝”，沙特又碍于自己“伊斯兰两圣地（麦加和麦地那）守护人”和伊斯兰运动领导国的身份，难以公开接受，否则就是对巴勒斯坦和伊斯兰的背叛，这是任何沙特领导人都不敢公开接受的“大礼”。

形单影只的沙特，只能寄希望于通过资金，在一些国家，如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和黎巴嫩，影响某些潜在的“政治盟友”，出面遏制伊朗在当地的影响。而“糖衣炮弹”，很多时候无法抵御真正的“钢铁炮弹”。或者说，沙特与伊朗，在中东地区政治博弈中，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的选手。

因此，当萨阿德·哈里里无法有效的遏制“真主党”，而年轻的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在一些政治事务上显得缺乏耐心，哈里里也就成为了沙特外交的“牺牲品”。实际上在哈里里辞职之前，沙特已经显现出对黎巴嫩的“不满”，比如削减对于黎巴嫩的经济援助，显现出沙特王室对于哈里里执政成效的不满；在哈里里辞职之后，沙特甚至威胁要中断与黎巴嫩的经济往来，同时沙特的海湾盟国，如阿联酋和巴林，都先后号召本国公民“回国”，这对于依赖海湾侨汇的黎巴嫩国民经济来说，无异于当头一击。

尽管我们仍然无法知晓，哈里里的辞职是否真的是沙特“一手导演”，但是其突然辞职，几分蹊跷，必然与沙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沙特的“老大哥”作风，如蛮横的威胁制裁黎巴嫩经济，也让黎巴嫩包括逊尼派在内的各个政治派别批评不已，同时也损害了沙特的国际形象。而与以色列建立公开的联盟，在当前的现实背景下，更是不可触碰的“政治红线”。无论是黎巴嫩其他政治派别，还是沙特自己，都无法约束“真主党”，更无法约束伊朗在中东地区的扩张。黎巴嫩总理萨阿德·哈里里辞职的背后，我们看到的只是沙特无奈的发泄与任性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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