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晋】

随着沙特国内政治纷争不断，沙特国王萨拉曼和王储穆罕默德罢黜王室成员，“软禁”黎巴嫩总理、沙特国王萨拉曼要“禅位”给自己的儿子、当前王储穆罕默德的消息不断传出，一个国内政治危机若隐若现，且与地区国家伊朗形成“对峙”的沙特，似乎即将出现。

与此同时，以色列总参谋长艾森考特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正在考虑与沙特建立“情报分享”机制，此言一出，更是让人们普遍猜想，一个“以色列+沙特”的地区联盟，似乎正在成型。而巴以问题，也似乎随着以色列和沙特关系的缓和，迎来了新的契机。

共同的“威胁”——伊朗

沙特与以色列之间的“联盟关系”，在近些年不断显现。沙特和以色列都是中东地区“反伊朗”的重要国家，都视伊朗为自己地缘安全的重要敌手。

以色列认为，伊朗支持周边的地区政治军事团体，如加沙的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武装，这些团体都直接对以色列形成威胁；与此同时，以色列还认为，伊朗不断散步要“消灭以色列”的声音，伊朗的核武器和导弹技术，也直接威胁着以色列的安全，因此以色列需要寻找地区或域外盟友，一起遏制伊朗的“扩张”。

与以色列相比，沙特认为自己所受到的“伊朗威胁”更为直接。沙特和伊朗的距离更近，沙特国内的产油重镇东方省有大量的什叶派民众，这些什叶派民众的信仰，与沙特所秉持的主流逊尼派瓦哈比教义相差不小，而对伊朗则报以同情甚至信任。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发生后，不少东方省的什叶派民众高举霍梅尼的头像，希望能效仿伊朗，提升什叶派宗教派别在社会生活中的话语权和合法性。

而在地区争夺中，伊朗强大的军工实力，则是沙特单纯的“石油红利”无法比拟的。从黎巴嫩到叙利亚，从伊拉克到也门，能够决定未来局势走向的并不是“出钱”的沙特，而是强大的伊朗。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尤其是近些年随着萨勒曼国王的上台执政，沙特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也就显得“惺惺相惜”。比如今年年初有消息传出，以色列正在国内“培训”沙特的情报和军事官员，而沙特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也少不了美国的“影子”，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其女婿库什诺，都似乎成为了沙特和以色列未来可能“走近”的重要外部保证。

心存芥蒂的沙以关系

作为自视为“伊斯兰世界领导人”的沙特，如果确实与以色列在伊朗问题上不断“走近”，则少不了巴以问题实现突破这一前提。事实上沙特正是巴以问题解决的重要一方，无论是在各个国际组织和双边平台上，还是在重要的历史文件和倡议中，沙特都积极鼓励巴以建立“持久的和平”。

比如在2002年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举行的阿拉伯国家联盟峰会上，沙特是第一个提出“承认以色列”，以此换取以色列外交让步，“建立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的国家。而2002年沙特关于巴以问题的提议，也得到了来自于阿拉伯国家联盟和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的广泛赞成。2002年在巴以问题上的“沙特倡议”，也成为了巴以和谈重要的外部激励措施，至今仍然代表着广大阿拉伯国家解决巴以问题的重要立场。

但是，如果像很多分析人士所言，沙特和以色列关系的“趋近”必然带来巴以和谈的突破，那么这就显得太过“乐观”。首先，沙特和以色列的“趋近”仍然有限，至少在公开场合的“趋近”仍然面临诸多挑战。从沙特角度讲，积极推动与以色列的“准联盟”关系，无论是私下的还是公开的，势必面临巨大的外交和道义风险，尤其是在当前中东地区舆论话语权多元化的背景下，贸然推动与以色列的“合作”，势必被伊斯兰保守人士、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泛伊斯兰主义者视为“异端”和“背叛”，这对于沙特王室合法性将会形成致命的挑战。

而从以色列的角度讲，大规模的、公开的推动与沙特的关系，尽管有助于“遏制”伊朗，但是却容易陷入内部的巨大争议。尽管“反伊朗”是当前以色列国内政界和学界的“共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以色列要必然推动与沙特的“合作”。

事实上以色列对于沙特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合作”，心存疑虑，而如果这些“合作”必然涉及到“巴以和谈”，则更会带来以色列国内的普遍反感，因此任何政治人物（而不是如以色列总参谋长这样的军事人物）很难在公开场合谈论与沙特“合作”。

复杂的巴以问题

以色列在当前也并不需要“沙特倡议”，来推动与巴勒斯坦的和谈进程。“沙特倡议”尽管提出了阿拉伯国家“承认以色列”这样“诱惑条件”，但是对于以色列来说，这样的“外交承认”，在国内的“政治魅力”却难以弥补相关政治议题。“沙特倡议”要求以色列承认东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国家的首都”，要求以色列“妥善解决巴勒斯坦难民问题”，这些议题对于当前的以色列来说缺乏足够的动力。

以色列已经长期占领耶路撒冷，而且难民“回归权”问题又十分敏感和复杂。比如以色列前总理埃胡德·巴拉克在2000年的巴以谈判中，曾经做出了巨大的让步，却仍然在难民“回归权”议题上没有满足时任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的要求，结果在谈判失败后，谈判细节被公之于众，以色列民众对于巴拉克的让步愤怒不已。

而且难民“回归权”问题，在以色列国内右翼阵营又被与“犹太难民回归权”问题（第一次中东战争之后，不少阿拉伯国家也开始驱逐国内的阿拉伯犹太人）挂钩，认为“巴勒斯坦难民回归权”应当与“犹太难民回归权”共同解决。因此“沙特倡议”只不过显示出了阿拉伯国家希望能够解决巴以问题的“愿景”，而难以成为巴以问题解决的“具体方案”。

巴以问题的谈判，事实上当前难以开展。无论是2014年雄心勃勃的美国国务卿克里，还是现在特朗普身边的“中东通”格林布拉特，要么在巴以谈判中“无功而返”，要么就是忌惮于巴以问题的复杂性而不愿“启动”。事实上当前巴以和谈的具体情况，不再是“如何谈”，而是“如何解决谈判的先决条件”。

传统的几个比较复杂的议题，比如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点议题、耶路撒冷归属议题、巴勒斯坦难民回归议题等等，都是老生常谈。事实上从过去尤其是2014年美国国务卿克里主持的巴以和谈来看，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和谈事实上已经很难“正式开启”。

巴以和谈当前的难点已经不再是讨论几个“老议题”，而是如何达到彼此的“先决条件”的问题，以此为“善意举措”，随后开启正式的直接对话的问题。对于以色列来说，“先决条件”无外乎是“巴勒斯坦停止针对以色列和犹太目标的袭击”，“巴勒斯坦停止资助袭击者家属”，而巴勒斯坦的“先决条件”，无外乎“释放被以色列关押的巴勒斯坦囚犯”，“停止（或者暂时停止）在约旦河西岸修建犹太人定居点”这两项。

无论是以色列还是巴勒斯坦的“先决条件”，事实上都成为了新的难以解决的“老议题”。

从以色列方面来说，要求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停止资助和帮助“恐怖分子家属”，在事实上难以实行。巴勒斯坦民众普遍将“恐袭分子”视作反抗以色列的“英雄”，如果与之决裂，则意味着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合法性的丧失，这在当前巴勒斯坦内部派别并争的背景下，尤其是阿巴斯政府威望日衰的前提下，无异于“政治自杀”。所以在此问题上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很难满足以色列的愿望。

从以色列角度看，“停止修建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则意味着内塔尼亚胡政府将会面临右翼和极右翼的巨大压力，在当前以色列国内政治和社会右翼占据主流的前提下，这样的举动具有很大的风险；而“释放巴勒斯坦囚犯”，尤其是按照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要求“全部释放”，则意味着很多囚犯，尤其是一些在以色列人眼中确实犯下恐袭罪行的囚犯，将要被释放，这对于以色列来说难以接受。

沙特和以色列的“趋近”，在当前双方共同将伊朗视为“敌手”的地缘政治背景下，按照“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逻辑，似乎十分“现实”和“合理”，而巴以问题的解决也似乎因此迎来了一个“新契机”。但是以色列和沙特，要么“无心”，要么“无力”去推动巴以问题的解决。诸多巴以和谈中的结构性矛盾，也仍然存在且“越来越多”。巴勒斯坦人，事实上已经成为了民族主义世界下，被阿拉伯国家遗忘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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