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身后，西方原已有盖棺定论，多半确认他是一个失败者，最后将中国大陆的大片江山都丢掉了，于是“那个失去中国的家伙”（the man who lost China）名传遐迩。《纽约时报》在蒋死后的1975年4月27日的报道里说：当年美国职棒联盟有一位常胜教练龙巴地（Vince Lombardi，1913-1970），蒋之吃败仗足可与龙教练之赢球等量齐观，以资嘲弄。而所谓自由派论者大都深信蒋政权之垮台，要因其本身之无能与残暴；蒋氏退守台湾之后，在美苏对抗的冷战时期，又建立了一个令自由世界难堪的右派独裁政权。更有甚者，有人认为他的称号“大元帅”（the generalissimo），近乎戏谑。

陶涵（Jay Taylor）新出的英文蒋传《大元帅：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的奋斗》（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认为过去的评价过于严苛，甚至扭曲。然作者陶涵认为蒋之崛起由于“坚毅、忠诚、勇敢、廉洁”（页10），也未免过于溢美；又认为蒋介石没有那么失败，因他在台湾为民主与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为中国大陆的现代化提供了典范，更不免矫枉过正，且与事实不符。

此一过正的翻案之作，不仅由著名的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而且得到一些学者的赞赏，认为是超越前人的杰作，更令一些亲蒋人士感到欣慰，甚者有人认为这位作者在历史评价上帮蒋介石击败了毛泽东，不得不令人感到时异情变，翻案文章也应运而生。然吾人细读之余，虽喜其文笔流畅，正文长达五百九十五页，读之愉悦，但就内容而言，颇多可以商榷之处，更有不少谬误，兹评说如下。

基本事实之误

书中谬误之处，不胜枚举：若谓理学源自对十三世纪蒙古入侵的反应（页13），他不知十二世纪的朱熹已是集理学的大成者；孙中山被举为同盟会的“总理”，却误作“总裁”（页17），作者不知“总裁”乃蒋介石独享的尊号，于是又误以为蒋死后其子经国被选为“总裁”（页585）；孙中山离开日本前《民报》的主编是章太炎，而作者误作汪精卫与胡汉民（页19）；作者说武昌起义后，“军阀时代已经开始”（页21）；又说辛亥革命陈其美在上海举事，用的是“五色旗”（页23）；又误指宋教仁在辛亥革命期间，是广州与武汉斗争的“英雄”（页26）；指陈洁如为“妾”（concubine）（页59）而非蒋介石的明媒正娶，作者不知黄埔军校学生皆称陈为“蒋师母”，檀香山华人以“蒋夫人”欢迎陈，以及蒋与李宗仁交换的金兰帖子上所书，均视若无睹，而情愿相信不实的传言。

陶涵又说1935年已经有了蒙古人民共和国（页114），说上海有“胡同”（页148）。又说汪在河内，因不听蒋劝告赴欧，蒋才派特务杀之（页170），作者不知汪发表艳电后准备赴法，因刺汪误杀曾仲鸣，汪乃决心与日谈判；作者又将曾仲鸣误充汪之侄儿。

把宋希濂误读为“Song Xiliang”（页418），曹聚仁误读为“Cao Zhuren”（页459）；把著名华裔作家Iris Chang误读为“Irish Chang”（页626）；又误将1960年代“最令［蒋家］头痛的”（the peskiest gadfly）《文星》杂志的年轻主编李敖当作“发行人”，并误以为李敖因提醒蒋氏“宪法”保障言论自由而被送往专门关政治犯的绿岛四年（页544），作者不知李敖判刑十年，是因台独冤案，从来没有到过绿岛。

作者又不加考证即谓张灵甫及其四位将军兵败集体自杀（页373），而不是被击毙；作者又说陈仪被捕杀因其有通匪之嫌（页401），不知实因被其义子汤恩伯出卖；作者也不知所谓五百完人在太原官署集体服毒自杀（页407），原是编造的故事。这些事实之误绝非笔误，正暴露作者在基本历史知识上之欠缺。

没能善用蒋日记原件

陶涵蒋传的写作方法以年代先后叙述其生平，分四大部分，即早期革命、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台湾时期，并将之连接到相关的人事。蒋氏是现代中国史上的首要人物之一，与他相关的中外人事，当然十分丰富，因而这本书实际成为蒋介石及其时代史，而非基于对这个历史人物的人格与内心世界作深入分析与解释的大传，结果只是将其言行作不同角度的解说。

时而似乎以蒋氏的代言人自居，为之辩解，如谓“他自思是一有道德的、诚恳的儒家基督徒，其动机在谋求中国的统一、现代化与独立多于个人权力的愿望”（页10），甚至一再为蒋介石开脱与洗刷，并将之作为论述的基调。而此基调对西方读者而言，或许有些新意，但对华文世界来说，大都是国民党内正统派、亲蒋派的老调重弹而已。

事实上，陶涵曾得到蒋经国基金会的资助，以及诸多亲蒋人士的口授，而作者自己中文能力极为有限，对中国历史又认识不足，难得看到正确的独特见解。

蒋介石日记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的开放，新史料的出现引起研究者的重视，争相阅读。陶涵亦不后人，在其蒋传中多加引用，但相当多的部分仍然转引自秦孝仪的《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令人感到既有原始日记可查，何必转引？而秦氏在编辑过程中动过手脚，早为识者所知。但是这位作者却说曾对照日记与秦编，没有发现主要的不同（页xi），又言蒋氏日记为包括西安事变在内所有重大历史事件提供了新见（cast new light on major historical events）（页3），足以令人怀疑这位作者是否真有阅读蒋氏日记原件的能力而不得不假手他人，更不必说能够作批判性的运用。

按蒋氏日记在其生前一再抄录副本留存，期盼日记流传之心已昭然若揭，至于日记原件，若完全是隐秘的空间，不欲示人，又何必对许多重大事件“讳莫如深”，隐而不书？更何况本书作者也承认，现存的日记也曾经过家人的编辑与删节（页31），并不完整。再说蒋氏日记原件中诸多自责自励之语，也不足为异，原是中国传统日记作者所优为，自我检验，操之在我而已。总之已开放的日记原件确有其参考价值，大可作为深入分析蒋氏性格与内心世界的丰富素材，然不能被日记牵着鼻子走，尤不宜不加论证与分析就引为证据。

蒋介石日记手稿

蒋在日记里大谈宋明理学，存天理，去人欲，并以修身养性自我勉励，作者就信以为他是“一个新儒家青年”（a Neo-Confucian Youth），便下结论说，儒学对青年蒋介石最大的影响是“自律”与“品格的培养”，更由此认为蒋是一负责任、很勇敢、讲荣誉、非常积极之人（页14），这就是被日记牵着鼻子走的好例子。

整体而言，陶涵对蒋的正面评价与蒋在日记里的自许，颇多契合，正可略见其中消息。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研究者，总要将其一生言行对照来看，才能下定论。

作者并非不知蒋自小在乡里间，就拥有“瑞元无赖”的绰号，以及性好渔色，“有了妻妾，还要嫖妓”（页38），作者也不否认蒋时常殴打发妻毛福梅的记载以及蒋氏生平暴烈的性格，也认为陈洁如所说蒋染给她梅毒不可能造假（页40）；若然，则所谓新儒学的道德力量，似乎对蒋所产生的影响甚微，又如何能轻易下结论说，蒋介石是一位“现代新儒家”。

陶涵又进一步说，蒋必乐见中共终于以儒家学说取代了阶级斗争，而中共领导人像蒋一样成为“现代新儒家”（as modern neo-Confucianist），足见这位作者根本搞不清楚什么是新儒家，难辞滥用名词之咎。至于说，蒋氏父子若能见到今日上海与北京之繁华，必定会深信“他们长期策划的反攻大陆成功了”，因为此乃蒋氏父子“现代中国的远景，不是毛的”（it is their vision of modern China, not Mao's）（页592），读到这里，令人莞尔。

我们必须认识到，货真价实的日记原件里所说，不一定全是真话，例如陶涵在书中指出，蒋早于1950年6月26日的日记里，就说孙立人“通匪”，情报人员又报告他爱听的话：“孙的陆军总部里面有匪谍”，而孙竟然仍是陆军总司令（页436，437，441），但陶涵没有注意到这不是真话，而是连蒋自己都不信的假话；他若真的相信，怎么可能容忍一位通匪的陆军总司令在位长达四年之久？

由于这位作者并未真正试图去了解蒋介石，因而会作出不少令人费解甚且矛盾的结论。他说蒋像毛一样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主张中国统一，是爱国者，但又说非坚持一个中国，蒋政权便无法立足台湾，然则其坚持一个中国主要还是为了维护个人的权位；他说蒋预告希特勒必定攻打苏俄以及美国在越战必败，展示其战略远见，但他最想实现的远见，即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中共政权的灭亡，终究落空；他说中苏共决不可能分裂，结果分裂了。

他说蒋在台湾二十五年仍然是独裁者，却又说蒋为台湾的现代化与民主奠定了基础；他说蒋“本质上不是一个残忍或暴烈的人”（Chiang was not ruthless or violent by nature）（页591），为了国家的奋斗与生存，有时必要作出残酷的决策，但又指出蒋异常的残忍，为报私仇不仅杀了杨虎城，而且连杨的稚子与秘书以及秘书的妻子都不放过（页416），滥杀无辜的妇孺，总不能说与国家生存有关。作者对于这些不一致的论述，全不处理。

陶涵对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认识既甚有限，而又不参考学者们已有的研究成果，如蒋介石枪杀陶成章一案，已有定论；毛思诚所编《民国十五年之蒋介石先生》也不讳言杀陶，而作者仍谓：蒋自己暗示并未涉案，只是负起责任，以免牵连到陈其美云云。事实上，南京二档所藏《中正自述事略》已有云：“余因此自承其罪，不愿牵累英士，乃辞职东游”，自谓独认杀人之罪，以免牵累指示他杀人的陈其美，并不是说代人受过。作者既不解文意，复又画蛇添足地为蒋说项：“当天的报章杂志都未提到蒋氏涉案，可知他不在现场。”（页24）

严格而论，“蒋介石刺杀陶成章”的提法有点言过其实，以蒋当时的年龄、身份、地位，并没有杀陶的个人利害关系，他只是以小弟的身份替大哥陈其美执行杀陶的命令，但陈欲杀陶之心尚不如孙文之深刻，孙、陶交恶，历时既久，事迹斑斑，而蒋于1943年7月26日的日记中也自认：“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杀陶）而起。”

陶成章被刺杀后，孙在表面上谴责杀人并为陶祭奠，但明知杀手为谁，不仅不予追究，而且加以信任与重用。所以，按史学的理性与因果律来分析，蒋固然是直接为了陈而刺杀陶，间接也是为了孙而刺杀陶。作者陶涵也不得不指出，民国五六年间，蒋氏见不得人的事迹，颇多是在上海“随青帮从事犯罪活动”有关（页31）。

蒋是孙中山唯一传人吗？

陶涵视蒋为孙中山唯一的传人，亦非新见，如“蒋与孙单独在永丰舰上相见是他生平事业的转折点”（页41）这一段话，实据董显光的《蒋总统传》（见董书49页）而陶涵并未注明出处。然据黄惠龙《中山先生亲征录》，与孙在舰上共患难的计有胡毅生、陈策、熊秉坤、杨虎等十五人，而蒋介石姗姗来迟，离舰时“一起离去”的也不只蒋氏一人，至少还有陈策、陈煊、陈群、黄惠龙等人，明显不是“单独”相处。

作者也不察，书中所用蒋介石与孙中山在黄埔军校的合照，孙之左右两边各少了一人，一边是何应钦，另一边是王柏龄，为了突显站在孙后的蒋介石，何、王都成了隐形人（变造的照片见页46）。陶涵不能细察也就罢了，还要为孙所以独宠蒋找没有根据的理由：“尽管蒋所受教育有限，他是一个思想家，熟知世界事务，例如了然俄国新社会的情况，很早就提出北伐的蓝图。他是一个勇敢而又显然很诚实的人。”作者认为这些“素资”乃是蒋崛起的主要原因（页41），却不知何种人物才当得起“思想家”的称号。

至于作者说孙死后，蒋具有比其他领导人有更多的追随者，他是孙中山的“第一号信徒”（second to none as a disciple of Sun Yat-sen）（页48）云云，更与事实不符。

蒋介石崛起的一个主要关键是中山舰事件，事件之前，虽然廖仲恺已死，胡汉民离去，但汪精卫仍是他的上司，即使在军事上，他上面还有军事部长谭延闿，更不必说中共的潜力与俄国顾问的权势，都是他“出头天”的挑战，他在日记中一再表示有人要陷害他，就是这种心理的反射；事变之后，这些挑战基本排除。这无疑是一项极大的政治豪赌，蒋之所以得逞主要由于俄共为了便于国共合作，不愿与这位“红色将军”翻脸。

所以这事件从理性分析与前因后果看，根本是蒋介石的夺权行动，而且侥幸成功。然而作者陶涵仍然停留在汪害蒋论，说汪精卫是“反蒋联盟的成员”（页56）。此论乃时隔多年之后，蒋介石所坚持的说法。吾人须知当时汪是革命政府的首脑，权位正隆，蒋曾刻意奉承，汪亦视蒋为亲信，有何必要组织联盟来对付一个下属？更何况事变前后汪正在生病，事变翌日蒋往探病，蒋日记有云：“见其怒气犹未息也。”

一个加害人似乎不会对被害人如此生气；二档馆秘藏蒋删去的一段日记，对汪如何“生气”有更露骨的描述：“见其怒气冲天，感情冲动，不可一世，因叹曰：政治势力恶劣至于此极，尚有信义之可言乎？”蒋于得手后得意之余写下汪氏骂他的气话，谁是被害人岂非再明显不过，后来蒋发觉会授人以柄，故而删除，删除之后自不再见诸原件，然删除留下痕迹，却极其难能可贵。作者陶涵如此重视蒋之日记，却不顾蒋在日记里明言往探汪病，却断然说“汪忽然托病迅速离去，前往上海而后转往法国”（页57），好像汪是畏罪潜逃似的。

中山舰事件最大的受害人或牺牲者就是汪精卫，周德伟在《余之一生与国民党点滴》手稿中说得最为明确：“国民党党史中所记之中山舰案，内容均非实录，不过藉以排汪而已。”说得很对。作者陶涵只能在不是实录的内容里打转，全无意了解一下汪精卫的处境与心情，也不知汪于去国前有一首充分透露心情的五言杂诗。

中山舰事件

蒋如何取得国民党的领导地位？

陶涵所述北伐一段很简短，几乎是蒋介石的个人秀，说他如何英勇，因他不信任其他将领的能力，所以才直接指挥下级军官（页58，60），言下之意，北伐都是这位总司令的功劳。其实，诚如美国学者焦丹（Donald A. Jordan）在其《北伐》（The Northern Expedition: China's National Revolution of 1926-1928）一书中所说，当北伐攻势已经取得成功后，蒋才在广州誓师。

攻克武汉的主力也是李宗仁的第七军与唐生智的第八军，而李、唐在陶涵的笔下都是“军阀”。陶涵用李宗仁的回忆录说蒋在作战时如何勇敢沉着，却全不提蒋在长沙第八军军前坠马的窘态，其主观选择性之强，可见一般。当然陶涵也看不到北伐军以少胜多的政治与社会背景，主要得助于反帝风潮的扩大与大量俄援的到来。

攻克武汉后，正待大举北上，蒋总司令却决定回兵江西。陶涵说，蒋急于东下江浙，为了稳定武汉，发展经济（页63），有违史实。蒋介石日记所云：“余决离鄂赴赣，不再为冯妇矣”，才是真话。蒋不愿成就李、唐等“诸侯”的功业，故另谋发展。但是他在南昌遭到惨败，还得靠武汉的“诸侯”以及俄国顾问前来相救，才获胜利。

蒋介石到上海后突然清党，明摆着要清除异己，稳固自己的权力。汪精卫应邀自法返国，蒋竭诚欢迎汪主席回国主持党务，并亲往迎接，力数共党阴谋，要打倒国民党，但汪往访陈独秀后，知并无此事，自无随蒋一意孤行之理，遂与陈共同发表声明，谋求维护孙中山联俄容共之既定政策，决定由武汉中央处理，然后到南京召开国民党四中全会。

汪又电蒋告知“中央已经决定迁都南京，不日即可来宁开会”，要蒋耐心等待，然而蒋急不可待就发动四一二血腥镇压，与中央决裂，造成宁汉分裂。陶涵显然误解这段史实，说是蒋认为汪已正面响应蒋要清共，同一日却与陈发表联合声明，并一起潜赴汉口，蒋遂决定清党（页65-66）。陶涵除要为蒋找政变理由之外，还作假设说，若汪留沪与蒋一起反共，则汪可控制政局，蒋将永远无法取得国民党的领导地位（页65），真是太不了解蒋，更不知枪杆子出政权的硬道理。

清党杀戮之惨，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陶涵似无必要说残暴与险诈双方都有，以淡化蒋氏所为。至于陶涵说只有数百共党被杀，显然不实；说周恩来虽被白崇禧抓到，但蒋命令放人（页66-67），却无直接证据，至于说周与蒋一直互通款曲，显然言过其实。蒋介石想要以武力解决武汉中央，结果兵败；徐州战败后，更是两面受敌，在压力下不得不引退，然而陶涵认为蒋之引退是站在“道德高度”（the moral high ground），而将自己前途置于不可预知的情况，不知蒋自南昌以来，以个人的主见、情绪、利益行事，抗命中央，别立中央诸多事实，显然是造成革命阵营内部分裂的主要人物，而其引退实为再度复出之本。蒋一生引退多次，有哪一次不卷土重来？何“不可预知”之有？

蒋介石何时解散过特务？

蒋介石建都南京后，虽成为全中国的统治者，但他坚持大权独揽，仍有党内与地方上的挑战。为了清除党内与地方上的异己，不惜大动干戈，所谓黄金十年期间，内战不绝。陶涵认为蒋所作乃国家统一所必须，然而地方诸侯都是他北伐统一中国的伙伴，党内同志更都是中山信徒，而必欲清除之，则显然为了满足个人独裁之欲望，容不得不愿从己之人。

陶涵不能否认蒋是独裁者，但力言法西斯“既非蒋之手段也非目的”（页101）；他不否认“蓝衣社”，但说不同于希特勒的“棕衣社”（the Brown Shirts），辩称希特勒有特务二百万人，而“蓝衣社”于1938年解散时只有三百人（页102），蒋介石的特务何时解散过？戴笠为蒋从事特务工作，由一个人而一百人而三百人而八百人而万人而成为超过十万人的军统，“蓝衣社”不可能只有区区三百人。陶涵说蒋在演说或日记中从无希特勒或共产党伟大领袖的称呼，又说蒋于1932年称颂法西斯的秘密演讲是日本人的宣传（页102），他不知蒋有1935年元旦秘密演讲，不但自称领袖，而且要特务们作为“领袖的耳目”（见蒋氏《特务工作人员之基本修养》）。

陶涵不能否认特务谋杀杨杏佛、史量才等知识分子的具体事实，却说蒋可能不曾下令杀这些人，或戴笠未事前征得蒋之同意云云（页104）。按特务乃主子之鹰犬，鹰犬岂能自作主张？又说蒋即使会杀人，也是为了“中国的生存”（页105），又说共产党比蒋更残忍（页107），更进而说蒋之南京政府乃自太平天国以来最有权威的中央政府（页121），莫不以不确定或不真实的话为说。

抗战中的“溶共”之心

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终止先安内、后攘外的既定政策，中日战争遂如箭在弦，一触即发，斯乃此一事变的历史意义。然而陶涵的结论是：此一事变“没有改变历史，蒋之决定才是定调”（the kidnapping itself did not change history; it was Chiang's decisions that shaped events），于是认为蒋于事件中没作任何承诺，回南京后他有另一次机会发动全面军事进攻，以解决共党问题，但是他不屑做（页137，142），这真是太不了解事变本事的始末了。

至于陶涵说，蒋去西安之前已经是受人欢迎的领导人，回来之后则成为全国的英雄（页135），也非实情。事实上，之前他的不抵抗政策甚不得人心，学潮四起；之后他之所以受到全国的欢迎，正因他答应停止内战，共赴国难。若事变后仍然大举内战，全国上下岂能继续支持蒋政权？蒋氏当然想陶涵之所想，但他做不到并不是因为他忠厚老实，而是为情势所逼，不得不尔。至于说若无西安事变，毛或将逃亡到外蒙或苏俄，以及张学良自认犯了大错才送蒋回京云云，皆弹国民党正统观之老调而已。

图左：蒋介石    图右：张学良

陶涵说蒋介石长期不抵抗，是为了准备对日作战，然而不抵抗期间严重消耗国力的多次内战又作何解释？至于说一旦抗战，他便坚定不移（页146），亦非事实，此书根本无意深入探讨抗战期间蒋方与日方秘密和谈的详情。蒋命黄河决口，八十余万人丧生，居然说此举阻挡日军西进长达六年之久；蒋面对如此重大伤亡无动于衷，而陶涵竟说很少有领导人在大战中会有动于“衷”（页155）。

长沙大火是严重的错误决策，而陶涵只愿意说“可能是蒋氏下的命令”（perhaps Chiang ordered the deed），但接着又说蒋不曾下令摧毁将要沦陷的城市，又说蒋夫人写信给她美国同学，宣称火烧长沙不是蒋的责任（页160），于是陶涵照单全收蒋氏夫妇的一面之词。

国共合作抗日，乃大敌当前不得不尔，蒋介石虽不能也不敢公然决裂，然其“溶共”与灭共之心，未尝稍歇。陶涵承认1938年10月武汉陷落后，蒋介石已将防共的重要性置于抗日之上。因中共发展得太快，故命胡宗南与阎锡山围堵共党于西北一隅（页163）。当时国强共弱，弱者不会愚蠢到挑衅强者。震惊一时的新四军事件，目的就是要将长江以南的共军清除，然而陶涵单取一偏之论，认为事件之起，很可能是共军袭击国军而又不听命之故，以附和蒋方之言，又进而说毛与周意见不同，以及毛故意挑起此一事件。

陶涵并以其事后聪明说，各方对新四军之同情，中共大获宣传效果，就是毛所要达到的挑衅目的云云（页172-177），真是倒果为因，甚不足取。陶涵既不知周恩来于1941年1月18日重庆《新华日报》第二版开天窗处所写“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也不去翻翻蒋于同年1月30日在日记上得意地写道：“解决新四军案，撤销其番号，此为国民革命过程中之大事，其性质或甚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也。”很令人玩味。不过，诚如陶涵所说，此一事件其实使蒋得不偿失，反使新四军在大江南北更加坐大，与中山舰事件的后果大不一样。

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后，中国抗战不再孤立，并得到强大的外援，自此美、蒋关系恩怨不断，也影响到整个中国的命运。许多蒋传作者喜欢将美蒋关系聚焦于一些耸人听闻的人事上面，本书作者陶涵也不例外。最明显不过的是，自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到中国上任后，至其与蒋闹翻离职回美，此一时期的中美外交史在陶涵的笔下，几乎就是蒋、史斗争史，喋喋不休。

与其他美国作者相比主要是比较同情蒋，呈现褒蒋贬史的异趣，与梁敬錞等人的观点略同而已，但是事实就是这些，只能炒冷饭而已（页196-294）。这样又不免模糊了重要的历史发展。作者若能从大处着眼，便知从珍珠港到中途岛，美国的策略是联合各方全力打败日本；中国已苦撑四年，敌人也就是日本，共同打击日本的目标与利益显然相同。

然武汉失守后，由于地形阻隔，中国战场呈胶滞状态，蒋介石遂采防共优先于抗日的策略；美国参战后，蒋认为日寇已不足惧，共党才是心腹之患，于是处处试图防之、溶之、灭之，不免与美国欲结合包括共党在内所有力量打败日本的策略相背。当美国决定要武装共军抗日时，蒋再也不能“忍辱负重”，不惜决裂。蒋史交恶，若从大处着眼，实际上是美蒋在策略上的矛盾，只是史迪威直率无忌，对蒋甚不礼貌，称之为“花生米”而不名，甚至当面辱之，使得矛盾更为戏剧化而已。

（本文原载“经略网刊”微信公众号，作者授权观察者网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