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美国国务院前资深官员陶涵出版了英文蒋传《大元帅：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的奋斗》，汪荣祖教授于次年撰写长文批驳。近年，此英文蒋传不时“沉滓泛起”，特刊发汪荣祖教授文章，以飨读者。本文为第二部分，第一部分请点击链接。】

谁是和谈破裂之始作俑者？

约自1943年起，美国胜券在握，遂逐步筹划战后世界秩序的重建，期盼统一强大而亲美之中国，与美、英、苏并立为四强，以为其东亚盟友；强大亦是苦难中国所盼望，蒋亦何尝不想成为四强之一的元首。本书作者并不讳言，积弱之中国几临崩溃的边缘，蒋又时以中国将溃败向美索取更多美援，然而战绩不佳，令美沮丧，复有国共间的磨擦，成为战后最大的隐忧；若不解决，中国如何统一？若不能统一，又遑论强大？共党问题原是蒋介石的最大关切，然解决之道，与美并不相同。

美国以民主立国，于战后中国建立民主之联合政府，固其所愿，亦是统一富强中国的基石，但是蒋以统一政令与军令为前提，要中共必先交出政权与军队，而后容纳共党参与其政府，无异招降纳叛，于抗日战争期间壮大之中共岂能接受？故调解之美使，虽络绎于途，并无善果；即以马歇尔之尊贵，亦徒劳无功。蒋初欲联合美苏逼毛就范，后知不可能，遂力言可一举灭共，并深知美国民意反共，必不我弃。

美国之终于转向亲蒋反共，果势所必然，如杜鲁门致马歇尔密函所言：“为了地缘政治之故，万一和谈破裂，美国只有支持蒋介石。”（For geopolitical reasons, even if talks broke down,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support Chiang Kai-shek）（引自页355）于是蒋乃有恃无恐，一意孤行。依美国计，若蒋果能迅速用军事力量解决毛共，未尝不能达到其预期之战略目标。

既有此种想法，国共内战终不可免。马歇尔于和谈破裂后在公众场合将责任归之于国共双方的极端派，显然是外交辞令，因国共两方都是蒋或毛说了算，没有什么极端派可言；事实上，马在其文件中透露：“（我）必须说，蒋及其政权要负和谈失败最大部分的责任。”（见The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页635）

多年之后，马在私下访谈中更直说：他曾被（蒋介石）“出卖”过好多次（betrayed him down the river several times），“卖到下游”（down the river）是美国人用语，背景是将黑人转卖到密西西比河下游去当奴隶，比喻极为严重的“出卖”与“欺骗”行为。马显然抱怨在和谈期间，屡上庐山，不断受到蒋之诈骗与愚弄。蒋之所以要愚弄马歇尔，因在美国压力下不得不谈而实不愿谈。蒋之不愿谈，其迹显然，曾一再公开说，中共问题足可以武力解决。

正因马歇尔警告蒋刻意用武力解决争端之后果（页354），故蒋在1946年7月17日的日记上写道：“美国始终坚持其不用武力之主张，而置我国存亡于不顾，至可痛惜也。”10月间，又在南京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扬言五个月内打垮共军；既能如此，又何必和谈？

然则和谈破裂之始作俑者岂非蒋乎？然而本书作者陶涵处处引用蒋之说法，指马歇尔偏袒共党，总是指责蒋而不指责毛，与共方埋怨马偏袒蒋介石，相映成趣，正见马歇尔猪八戒照镜子两面不是人也，其窝囊可知。陶涵同情蒋，认为蒋是一清廉爱国的中央政府领导人，谋求中国之统一与民主，而毛共拒绝参与其政府，在苏联支持下公然叛乱。如此说法，原是蒋氏旧说，并无补于历史真相之理解。

谁是国军溃败之祸首

陶涵依据蒋《苏俄在中国》（1957）一书所说，国内外之干预使蒋氏无法做到先前不去占领东北之决定，以至于他最精良的军队陷于东北泥沼之中。所谓外国干预无非是因为苏联声言与蒋合作，以及美国的鼓励并协助蒋运送八个集团军到东北（页327）。多年之后，蒋又抱怨当时马歇尔的立场与态度使他决定争夺东北（页339）。这些都是事后聪明的话，要把责任推给别人，当时的他，意气风发，认为可于短期内剿灭“共匪”，岂有不想收复东北之理？

陶涵认为满洲一战（辽沈之役），决定了中国的命运（页373），并作无端假设说，若于1948年秋天将东北的军队撤出，将可保住黄河或长江流域（页392-293），根本是不实的猜测之词。东北战场固然重要，但是在辽沈之役结束前，蒋充满信心的军事优势已经在消失之中，中国的命运也已经被决定。蒋的军事行动原有备而来，故和谈一破裂，立刻“全面进攻”；没有得逞之后，始改为“重点进攻”，一个重点在陕北，不到一星期，胡宗南就已攻克延安，但是胡部转战陕北，捕捉不到共军主力；一年以后，毛又回到延安。

另外一个重点在山东，蒋介石发动三个兵团二十余万众，拟一举歼敌于沂蒙与胶东地区，结果全副美式装备的张灵甫师，全军覆没。约略同时，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南窥南京，像刀锋指向心脏。蒋遂又改为“重点防御”，分为二十个绥靖区。这三个阶段犹如三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所谓辽沈、淮海（徐蚌）、平津三大战役，已属三而竭之时期，胜败命运早已决定矣。

陶涵点出，蒋于内战失利之际仍然认为自己无过（页400），责怪桂系阴谋（页397），甚至大骂马歇尔“失去中国”（页388）。作者也指出，蒋曾明令汤恩伯将军不听李代总统的调遣（页403）等等，但仍然认为蒋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在失败与失望的阴暗气氛里，仍然是一冷静的儒者”，“他知道他要往何处去”（页395），又说“蒋从来不曾偷过国家的钱也没有私人金库”（页401）。这位生活在民主社会里的作者，太不理解专制世界了，和珅大贪污特贪污，乾隆皇帝需要贪污吗？希特勒与斯大林也没有私人金库啊。

蒋介石专制独裁却以极大军事优势于数年之内失去整个中国大陆，任何蒋传作者难能说蒋不是失去中国大陆之人。陶涵说蒋是“儒者”，是优秀的军事家，实在太沉重；希望他作政治与经济改革以维持政权，也太奢求；他毕竟是军人出身，一生戎装，却在此生死大战中，一连串的荒腔走板，犯了兵家最基本的错误。

蒋自称读过兵学大师克劳塞维兹（Carl von Clausewitz）的著作，但克氏在《战争论》（On War）一书中明言要击败敌人，必须要消灭其武力，杀伤其兵力，使其不能再战，“吾人必须视歼敌之全部或一部为作战之唯一目标”（We may look upon the complete or partial destruction of the enemy as the only object of all combats）（On War页304）。

此乃兵学之最基本常识，而蒋正反其道而行，只知攻城略地而不能歼敌，最后坐困围城，为敌所歼。凡陕北、鲁东、辽沈、平津、徐蚌诸战，莫不如此，屡犯兵家大忌而不自知，既已下野仍然指挥军队，溃败之祸首，舍蒋其谁？蒋传之作者岂能不辨？

蒋介石丢掉大陆应是他政治生命的终结，然此败军主帅，仍掌控国民党政、军、特等权力机器，美国人虽欲去之而不能，又拜天时与地理之赐，在台湾岛内发号施令长达二十五年之久。陶涵写孤岛上的蒋介石近二百页之多，几近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就其生命历程而言，差可相当，然就重要性而言，殊失比例原则。陶涵提到蒋在1946年之秋，就已想到“有朝一日有可能到台湾避难”（the possibility of some day taking refuge on Formosa）（页362），不知是蒋未卜先知，还是陶涵事后聪明？难道蒋在国共内战未决之前已经失去信心，就想逃亡到台湾？陶涵不是也提到蒋会在五个月内消灭“共匪”吗？当时如此有信心，怎会先想到逃难呢？

蒋介石在台湾

蒋介石是如何“复职”的

蒋介石逃难到台湾之后，仍然是在野之身，但他人下野，权未下野，依旧掌控党军政机器，下令搬运黄金、故宫宝物等等，更不在话下。不过，为了名正言顺，他急欲复职。陶涵写道：1950年2月3日，李宗仁告知台北当局因健康缘故必须留在美国，于是蒋介石决定复职。蒋复电赞赏李为国付出，但在日记里却骂李是“无耻的人渣”（a shameless scum）。陶涵虽然指出，蒋自称若不复职不仅台湾而且整个民族将毁于一旦是“自恋式的幻想”（narcissistic fantasies），但立刻补充说，此后蒋无论在公众或幕僚之间不再重复此类幻想（页428）。陶涵有所不知，蒋后来对大陆同胞广播时自称“民族救星”！更重要的，陶涵轻描淡写蒋之复职过程，掩盖了不少真相。

当年蒋辞职下野，按宪法李应以副总统继任为总统，但蒋只令其为代总统，是于法无据的，更幕后操控，使李有职无权，最后只好抱病赴美就医。当国府先后迁至广州与重庆时，已有复职的呼声；及撤退到台湾，蒋大权独揽，复职更是迫在眉睫，然因顾忌美国人的态度，一时未敢贸然行事。

最顾面子的做法当然是得到李宗仁的合作，陶涵若得见李宗仁于1950年2月6日写给居正的信，便知台北方面一直在逼他“让贤”，但是李反对蒋复职，称之为“复辟”，更不能将国家名器私相授受，坚持护宪的立场。

居正时在台北任监察委员，蒋必悉此函内容，故蒋乃发动李在台旧部，如白崇禧等人，屡电促李返台。李以病体未愈不能长途旅行为由婉拒，然坚持复职必采合法途径，“方免违宪之咎”。其实，李病体已经复元，诚如其回忆录所说，如其贸然回台，必将任由蒋摆布，逼他劝进；蒋氏一旦复正大位，李虽欲求张学良之处境而不可得。蒋知李不可能被利用，遂于3月1日不顾违不违宪，在台复职。陶涵有所不知，蒋复职之后，杜鲁门仍以总统之礼接待李宗仁，以表示蒋复职之不合法也。

排除异己

陶涵根据美国领事馆的情报，说蒋曾考虑将部分运台黄金转运到菲律宾，以防万一（页415），却不明白指出蒋所谓与台湾共存亡云云之不实在。不过，当时共军准备攻台，美国明言不会出兵相挺，还有联合国托管台湾之说，确实是危急存亡之秋。陶涵并不讳言，蒋氏父子在台湾重构其党政军机器，为了内部的安全，不惜杀鸡儆猴，以致有万人受审，数千人遭处决，所有高级将领都受到监视（页412）。

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希望有人能取蒋而代之，鲁斯克（Dean Rusk）曾一度想驱蒋之后，将台湾置于麦帅控制之下，也曾要住在纽约的胡适来取代蒋，但为胡所拒。孙立人美国军校毕业以及在印缅作战的功勋，当然也是被看中的对象，但孙并无意愿，于面见麦帅时直言效忠蒋（页404）。陶涵所谓美国中央情报局台北站于1950年3月，向上级报告说，孙将军准备政变，以及一个月后美国在台军事武官报告有一高级官员，可能就是孙，对他说台湾在蒋统治下无望（页433）。

这些都是美方一厢情愿的说法，美国学者康明思（Bruce Cumings）在其《朝鲜战争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一书中，引美国国务院文件透露，迟至1950年6月19日，美方尚欲派遣最可信赖的密使告诉孙立人，若愿政变，美国将提供必要援助云云（Cumings：页508），若先前情报属实，又何必再问孙愿不愿意？陶涵也提到，美国国务院1950年5月3日收到极机密的文件说，孙将军“秘密告知”美国人，他正在准备政变。鲁斯克于同年6月初又收到声称是孙友人送来政变密函，鲁将密函烧掉而后报告国务卿艾奇逊云云。

陶涵警觉到鲁斯克可能没有想到的一种可能性：“密函根本是伪造的，以便尽快落实孙政变之罪。”（The letter was a forgery intended to justify Sun's early arrest for plotting a coup.）（页433-434）直到1955年时机成熟后，果然就罗织孙氏部属为匪谍而后整肃孙。陶涵提到，当孙被捕后，美国海军上将雷德福感到“惊骇”（appalled），连最支持蒋的美国保守派议员也告知蒋，孙立人是国军中最优秀的将领，他不可能包庇共产党。

蒋在美国人的压力下不敢下毒手，不得已只好将孙软禁。陶涵接着说，当美国“驻华大使”蓝钦（Karl Rankin）到台中看望孙将军时，看到孙将军很“享用他的玫瑰花园”（页484），又不免将孙之冤情淡化了。陶涵不知当时台中有名的“将军花”是贴补家用的，孙除了在物质生活上并不宽裕外，冤情更使他午夜醒来，搥胸悲鸣！

朝鲜战争爆发后，第七舰队进驻海峡，蒋立足台湾才趋稳定，美国为了冷战之需又转而支持蒋介石。孙立人与吴国桢都成为蒋氏父子所要排除的异己，目的主要是为儿子接班铺路。蒋在日记里用恶毒的话骂孙立人、骂吴国桢，最后这两人都被整肃，并不令人奇怪。

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早于1950年元月，蒋就在日记里痛骂陈诚，说陈公开批评蒋，责备蒋干预他办事等等（页424），蒋又说陈“傲慢”（页426），当任命陈为行政院长时又说陈“失去革命军人的品格”（页429）；同年9月蒋、陈又在会议上对峙，陈骂蒋独裁，蒋骂陈疯狂，而蒋又不准陈辞职云云（页445）。

蒋在日记里如此不堪地骂陈诚，实在令人费解，陈诚不是蒋之心腹吗？安敢如此？事实上，陈诚从省主席到行政院长到副总统到死，并未如孙、吴被整肃，不免令人起疑，日记所载或许也是伏笔，为日后整肃陈诚留下线索。只是陈诚死得早，没挡经国接班之路，也就没有下文了。然而陶涵的解释居然是，蒋骂陈而又用陈，是运用孙子兵法来对付一个得到民众爱戴的政治人物（页463），真有点教人莫测高深了。

美国的“协防”台湾

朝鲜战争帮了蒋氏大忙，美国为围堵共产势力之扩张，又视蒋为盟友。陶涵指出艾森豪威尔在竞选中，喊出废除雅尔塔密约、击退铁幕、结束朝鲜战争以及“放纵蒋去对付红色中国”（“unleash” the Generalissimo against “Red China”）等反共口号。所以艾森豪威尔当选后，蒋立刻向来访的美国海军部长提出反攻大陆计划，但是美国人检视之后，觉得“完全不切实际”（totally impractical）。当美国副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于1953年访问台湾时，更向蒋直言反攻大陆毫无成功的机会，陶涵说这是艾森豪威尔政府最直接了当的拒绝。

于此可见，艾森豪威尔于当选前要“放纵”蒋，当选后又要“拴住蒋”（chain him up again），因而蒋对美国新政府的热望未能持久（页457，458，469）。但陶涵认为蒋并不因此感到烦恼，只要美国人不公开揭穿就好（页468），这等于说不揭穿骗局就好。不过，蒋毕竟获得《中美协防条约》与大量美援的补偿。陶涵透露，由于美蒋军事同盟，到1957年为止，约有一万个美国人住在台湾，包括情报员、军人、官员与家属，几年以后又增加了一倍之多（页490，521）。

陶涵指出，美国协防台湾有条约依据，但是并无防卫外岛金、马的承诺；然而蒋介石不仅坚拒自外岛撤退，而且在小岛驻上十万大军，不仅可作为反攻大陆的跳板，而且可在东南沿海挑衅，以激化北京与华盛顿之间的矛盾，甚至战争。当金门炮战于1958年发生后，有些美国官员扬言要在金门使用原子弹。事实上，美国已将八英寸可以发射原子武器的大炮，运往金门。

是年5月宋美龄访美，在美国全国性的“会见媒体”（Meet the Press）节目中公开说：“大陆同胞正在问，台湾为什么还没用原子弹来对付中共政权”（People on the mainland were asking why Taiwan did not use nuclear weapons against the Communist regime）。她显然认为大陆同胞很愿意与中共偕亡，而陶涵对此全无评论（页494）。

另外还有一则仍然没有解密的美国情报说，蒋有意于1958年9月将美国卷入与中共打核子战，可是陶涵接着说，据他所知，蒋氏不可能挑起原子战（页496），未免太不了解蒋宋想要收复大陆的渴望了。

其实陶涵自己提到，艾森豪威尔政府的鹰派国务卿杜勒斯（John F. Dulles）曾出其不意地直接问蒋，是否要美国使用原子武器来对付中共，蒋想了一会建议说，可用技术性原子武器。杜勒斯接着说，即使像投在日本的原爆威力，固然能摧毁共军所有的大炮，但原辐射可杀伤包括金门人在内的两千万中国人，更何况若苏联卷入战争，台湾也可能被原子弹炸光光。蒋不直接回答杜勒斯的问题，只说如果原子弹会引发世界大战，他并不赞成用（页500）。

可惜陶涵未能理解到，杜勒斯显然要蒋撤守金马，以避免可怕的核子战争，故用言语来测试蒋，蒋之反应情见乎词而陶涵未能深入分析，自无法理解蒋氏想乘第三次世界大战来收复大陆的隐衷。陶涵提到，蒋经国亦曾奉父命赴美，建议与肯尼迪政府共同摧毁中共飞弹与原子设施，所谓“将那婴儿绞死在摇篮里”（strangling the baby in the cradle）（页518-519），后因美国觉得兹事体大而婉拒。宋美龄于1965年8月又到美国，要求鲁斯克国务卿提供她丈夫摧毁中共核子设施之能力，但她并未成功（页527）。

此时蒋自己正在积极制造原子弹，后来秘密为美国侦知而遭废止。于此可见蒋对原子弹是望之弥坚的，直到中共试爆氢弹成功，他的核子梦才醒过来。其实，陶涵明白艾森豪威尔只是作核子恫吓，不可能真的动用原子武器。当法军被围困于越南的奠边府时，唯有用原子弹可以解围，当时连副总统尼克松都跃跃欲试，却被艾森豪威尔喝止（页471）。原子弹确实是纸老虎，但纸老虎有很大的威吓力。美国不断在口头上作核子威吓，使得中共即使勒紧裤带，也要核子了。

美方显然欲以金马换取台湾与大陆的分离，因而毛泽东情愿不取金马，蒋因得以保住金马外岛，然而陶涵却认为蒋挺得住杜勒斯要求撤离金马的压力，又一次证明蒋具有行其所是的能力（页501-502），完全忽略了客观情势。陶涵虽认知到艾森豪威尔与之前的杜鲁门都在寻求“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政策，并不想帮助蒋反攻大陆，惹火上身，也不愿毛取得台湾，但未明确指出此一政策终于无成。到后蒋时代再有人想要追求几十年来美国可望而不可即的政策，不仅为时已晚，而且更不切实际。

陶涵提到一些令人瞩目的事，很可以说明蒋介石的性格，但因没有作进一步的分析而无结果。例如朝鲜战争爆发后，蒋曾请愿提供三师兵力赴韩助战，但为杜鲁门所拒，不过麦帅仍不断要求蒋出兵。当美国CBS电台于1950年12月8日采访蒋，并以此事相问，蒋居然未重申前请，却改变主意要联军的海空军协助他进兵中国大陆以牵制在朝鲜的共军，而他做此要求时明知美国不会同意，而自己也没有准备好（页447）。

但陶涵未能进而分析这种缺乏诚意、得寸进尺、漫天喊价的表现说明了什么。又如美国肯尼迪（John F. Kennedy）总统于1961年要蒋氏承认“外蒙”，又要给“台独”分子廖文毅入境签证，于是蒋一方面经由美国大使庄莱德（Everett Drumright）转告白宫说，美国与“中华民国”简直就是主奴关系，如果继续如此，将有严重后果；如果美国让廖入境，更是对蒋以及蒋政权的阴谋。另一方面经由CIA台北局主任克莱恩（Ray Cline）传达他对美政策之不满，或将采取自杀性登陆大陆的激烈行动。

肯尼迪怕与蒋“同归于尽”（pull the house down on himself and on us），又有鉴于古巴导弹危机后余悸犹在，遂致函蒋无限期推迟廖入境与“外蒙”入会问题（页512）。这是蒋以玉石俱焚来要挟美国得逞的例子，但陶涵对此手段未加应有的说明。再如当大陆三年自然灾害发生后，蒋又声言无论美国同意不同意，他都要反攻大陆解救同胞，并告知美国人，如果美国要阻挡，台湾可能爆发反美暴动。当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助卿哈里曼（Averil Harriman）于1962年3月14日访问台北时，蒋又说他若不反攻，将要失控，但是哈里曼揭穿蒋在“虚张声势”（bluff），台湾局面不会失控。

陶涵说，美国人到最后才理解，蒋之所谓“反攻大陆”只是一种表演、一种语言、一种心理与政治，以及内部士气之所需“（页515），并非真的要跨海作战，但他对这种自欺欺人的行为又无解析。陶涵如果能把蒋介石对付美国人的这些手法连同他如何对付陈洁如、汪精卫、张学良、李宗仁、叶公超等人合而观之，也许更能洞悉蒋介石前后相当一致的性格。一个人的性格自小养成，成长后仍会由不同方式表现，如果能够详细论证，才能将一个人的人格分析得入木三分。

语焉未详的逸闻

陶涵虽提到一些较为轻松而有趣的逸闻趣事，惜语焉未详。陶涵刻意写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Wendell Wilkie）访问重庆的经过（页216-220），他指出威氏性好酒色，其中高潮是“号称与宋美龄有一夜的浪漫约会”（are puted one night romantic engagement with Soong Mayling），内容与李敖或芬比（Jonathan Fenby, Chiang Kai-shek: China's Generalissimo and the Nation He Lost, 2003，页91-96）所述雷同，因故事同来自威尔基的好友考尔斯（Gardner Cowles），小名麦克（Mike）。

陶涵知道此公来头不小，是著名《展望》（Look）杂志的发行人，于1985年出版《麦克回顾》（Mike Looks Back）一书。这本回忆录的初稿于1982年就已写成，其中记录了这段罗曼史。陶涵认为考尔斯是“保守的，在政治上支持蒋家者，绝非是一个喜欢揭露丑闻的人”（a conservative, a political supporter of the Chiangs, and not a muckraker by any means）；换言之，陶涵知其人，故不认为考尔斯是会造蒋夫人谣的人，但又质疑为何在渴望谣言的重庆没有其他外国人，包括外交官与记者在内，报道或传播此事。

陶涵知道考尔斯是当事人之一，而其他的当事人都不可能承认这件事。考尔斯是事隔多年后的回忆，而此绯闻只是回忆的一小部分，并无政治动机可言，事实证明也并无商业价值。如陶涵所说，当此一故事的节录本初次出现于1974年出版的《皮尔森日志》（Pearson Diaries）后，在美国并未引起多大注意，然台北当局曾代表宋美龄打民事诉讼，考尔斯道歉罚款了事。

陶涵认为这位出版家很可能不愿在法庭上重述此事，也可能为了顾及著名的亡友，不愿再大肆张扬此事；然而十余年后，考尔斯为他家族所写的回忆录，仍然保存了此一逸闻。

陶涵既说威尔基可能酒后夸饰，考尔斯加油添醋，但又说宋美龄与考尔斯分别在重庆和纽约两度见面的言行，一直没有得到解释（页218-219），令人感到模棱两可。当代学者也各持己说，中国大陆的杨天石教授认为绝无此事，因威尔基的重庆公开日程无此节目；但是普林斯顿大学克劳士教授则相信，“威尔基与蒋夫人有一晚情人的约会是可信的”。

另一则逸闻是，当李公朴与闻一多在昆明被刺后，举世震惊，马歇尔也认为乃蒋或蒋政权所为（马的认知不错，国民党内部文献确定出自警备司令霍揆彰，并不是陶涵所说的两个低级军官）。蒋向马歇尔抱怨说：“抗议昆明谋杀案的那些哈佛教授们知道些什么当地的情况？”平常不苟言笑的马歇尔忍不住回答说：“他们不只是一群军事中学堂的毕业生”（they were more than a bunch of military high school graduates）（页359），陶涵就此点到为止。

闻一多

再一则陶涵描述的趣事是，当史迪威于1946年10月因肝病逝世后，蒋在南京举行盛大的追思会，许多在缅甸作战的官兵应邀飞来与会。约有一千五百名中外人士济济一堂，灵堂布满鲜花，墙上挂满包括蒋氏本人在内重要人物所送的挽联，然而“蒋在当天的日记里，并未提到史迪威之丧”（Chiang's diary that day did not mention the passing of Vinegar Joe）（页362）。陶涵既然认为此事值得重视，可惜未将此猫哭老鼠的事例做些人格上或心理上的分析，蒋恨史入骨，却刻意给史如此盛大的追思，贵宾云集，当然不是痛失良友或愧对故人，而是做给美国人看的，或是把丧事当喜事办，值得深入分析。

陶涵在书中也提到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之事，蒋经国逮捕了囤积物品的孔令侃。宋美龄闻讯赶到上海，责备蒋经国不应兄弟相残，并立即发紧急电报给在北平的蒋介石。当时东北局势紧张，而蒋迅即飞返上海，处理家务事，使北平守将傅作义感叹：“蒋介石不爱江山爱美人。”（Chiang Kai-shek loves the beauty more than the throne）（页387）陶涵写到：孔令侃很快被释放，经香港转往纽约与其父母团聚。蒋经国老虎打不下去，人心收拾不了，江山果然难保，却未进一步追究傅作义最后在北平不战而和，是否与此有关。

陶涵一再提到，周恩来是蒋介石的朋友，并说周氏逃过CIA策划的炸机之难后，蒋在日记里说飞机上所有的共产党都死了，可惜周不在飞机上，感到遗憾，但仍认为蒋很可能善意传话给周，说自己并未参与此案，所以周也不责怪蒋云云（页483），这并无确切的证据。陶涵更无端猜测说蒋在大陆如有在台湾那样的政治控制，同样也能在那里实施土地改革（页485）。陶涵又说蒋介石为顾忌美国的批评，只轻判了雷震十年（页507）；雷震因为筹划组党，而入十年大牢，何来轻判？正说明陶涵对雷案所知，极为有限。

不切实际的历史地位

陶涵的蒋传是一本厚重的书，长达七百二十二页，但质量并不厚重，主要问题有好几方面。首先，此书取材虽广，但对材料的考辨不够严谨，以致泥沙俱下，真伪相杂。此书出版前已有中西文蒋传多种，不无参考价值，但陶涵取用无多，中文著作更无论矣。英文近著如芬比之蒋传，也未提及。其次，为人立传自当客观，然客观并非善恶是非并举，而不加分析与评论。

若谓蒋既是儒者又是现代人，既暴躁残酷而又勇敢正直，其间不无矛盾难协之处，有待作者说明。引录蒋之日记，应具批判眼光，以为佐证，不宜由其自说自话，视为定论。若谓从日记可知蒋为一诚实之人，即太天真。陶涵下笔之际，有时也会出一下蒋的“洋相”，然随即加以粉饰，不能称之为公正。如何评价蒋这一号人物？陶涵引了一些有趣的事证，惜未能深入分析其事来理解其人，却一再说蒋是新儒家。

我们不妨听听现代浙东大儒马一浮对蒋介石的评语：“此人英武过人，而器宇褊狭，缺乏博大气象；举止庄重，杂有矫揉，乃偏霸之才；余以先儒所言，唯诚可以感人，唯虚可以接物勉之，正为其病痛所发；若是王者，必下拜昌言，然他全不理会。”马氏于抗日期间讲学乐山复性书院时，亲自见过蒋，得此印象，乃是一位真正现代儒者的持平之言，故能明察秋毫，诚虚两字尤言简意赅。

陶涵所见显然与马一浮相差甚大，欲为蒋氏别立不切实际的历史地位，诸如机敏的战略家、精明的军事领袖、成功的外交操弄者、现代新儒家、诚实不欺的个人，以及爱妻子的丈夫等等，莫不令人质疑。由书名可知，作者更有意视蒋为启动中国模式民主现代化进程者，然而通读全书，蒋氏平生所作所为，殊少与民主进程有关，此书难免令读者有言多不实之感。作者陶涵认识蒋之不足，实与其对中国现代史事所知有限有关，诸多之事实谬误更证明其尚未能掌握中国近现代史的基础知识。此书对西方读者或感新鲜，但对华文读者而言，主要贡献只是提供了一些美方的数据与观点而已。

（本文原载“经略”微信公众号，作者授权观察者网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