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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绍光:既然美国能在“断供”之后走出危机,我们也可以

2020-09-05 08:38:54

8月28日,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香港中文大学荣休讲座教授王绍光做客第六十九期“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分析了新冠疫情冲击这种“深度不确定性”事件所带来的世界变局。

王绍光教授将新冠疫情这种“深度不确定性”事件比喻为“星陨来袭”。其特点就是极难预测,而影响往往非常巨大。除了新冠疫情之外,美国近来对中国公司进行芯片断供的行为也可归入这一类中。实际上,美国曾在珍珠港事件后也遇到过橡胶断供的情况,当时的情况要比中国所面临的芯片断供更为危急。但是,在政府领导与产、学、研的通力合作下,美国不仅走出了阴影,还成为了世界上橡胶生产的老大。王绍光教授认为,既然美国能走出危机,那我们也可以。

【演讲/王绍光,整理/观察者网 徐俊】

大家晚上好!疫情已经持续8个月了,但目前还不确定什么时候能过去。今天讲的题目就是要理解这个大事件。我会从四个部分谈一谈自己的一些浅显看法,跟大家交流。

第一部分,我会介绍一些概念,比如“黑天鹅”、“灰犀牛”和“星陨来袭”,然后谈谈它们到底有什么含义、以及和这次疫情有什么关系。在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中,我会谈谈疫情刚爆发时的深度不确定性,以及之后的各种“想不到”。最后,我会讲一讲世界格局的改变。

疫情发生以后,世界上很多人,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在解读时都把它叫作“黑天鹅”事件。这个词来自于2007年出版一本书,标题就叫《黑天鹅》。这本书讲的不是动物学,而是说在人类社会里边,会发生一些不太可能发生的重大事件,并且可能极大地影响人类社会的进程。

另外也有一些人把这次新冠疫情比喻成“灰犀牛”事件,这个词在国外用得比较多,国内好像较为少见。这个比喻也是来自于一本书,这本书于2016年在美国出版,讲的也不是动物学,而是通过“灰犀牛”来比喻大概率会发生、甚至显而易见,但又往往被忽略的危险事件。这样的事情往往影响也非常巨大。

我个人觉得这两个比喻都不太恰当,也还没有看到其它的比喻,所以就自己想出了一个,叫做“星陨来袭”。“星”就是星球,“陨”就是天上飞来的陨石,我把它比喻成星陨来袭,这个在英文有一个词叫impact event。这种事情可大可小,如果有很大的小行星来撞击,影响就会很大。

刚才讲的是比喻,现在我们讲一些概念性的东西。对于遭遇到的事情,我们可以按照发生的确定性来进行分类。有一类事件是确定性很高的,是带“确定性”的事件,比如说明天早上太阳会出来,这个是很确定的事情。第二类是“一般不确定性”,就是说一件事情可能出现,也可能不出现。第三类我称之为“深度不确定性”,就是一件事情的不确定性很高,出现的概率很难预测。

按照这三种分类,我们把概念和比喻放在一起的话,就可以把“灰犀牛”事件叫做“确定性”事件,这个在英文里边叫做Known knows,意思是“已知的已知”,就是我们已经认识到的事情。我们会想到这事会发生,但是有可能会忽略掉。

“灰犀牛”事件有三个特点,第一叫“可预见”,第二是“大概率”,第三个是“影响大”。如果我们这样从概念上理解“灰犀牛”比喻的话,显然用它来比喻这次的新冠疫情是不合适的。

第二类是事件是“一般不确定性”事件,英文叫Known unknows,意思是“已知的未知”,就是说有些事情我们是了解的,但是对于它们是否到来是不清楚的。通俗点说就是“没想到”。“黑天鹅”事件就是这种情况。“一般不确定事件”也有三个特征,第一是出乎意料,就是常见的天鹅都是白的,突然出现了黑色的天鹅是预料不到的。第二个特征是影响巨大。由于出乎意料,这类事件出现以后对我们人类社会的影响可能会很大。但由于是“已知的未知”,所以事后往往是可以解释这件事情的。这也就是第三个特点。

按照我的看法,新冠疫情还不是黑天鹅事件,应该叫做“深度不确定性”事件,英文叫Unknow unknows,就是“未知的未知”。有些事情是人们不知道的,而且我们还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是深度的不确定。因此,不是“没想到”,而是“想不到”。“星陨来袭”事件就属于这一种。

在我看来,这类事件有五个特征。第一、几乎不可预见。就是无法知道什么时候发生或者会不会发生。第二、它们是小概率,就是说可能不会重复出现。第三、影响大,甚至非常巨大,就像大一点的小行星撞击地球一样。第四、事后无法解释。这个跟“黑天鹅”事件不一样。第五、就是这类事件出现并产生影响之后,可以揭示人类社会包括经济、政治、社会里面很多深层次的问题,催生人们进行深刻的反思。

我们能想得到的,或者最近大家提得比较多的这类事件,大概有这么三件。第一件是1918年的大流感。虽然发生在102年以前,人们现在还记忆犹新。这次新冠疫情发生以后,很多人又屡次提及这件事。

第二是2003年后发现的冠状病毒。迄今为止,它引发的疫情连续发生了几次,可以并作一次“星陨来袭”事件考虑。

第三就是从现在到2049年,我们会经历的两个“一百年”。其一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另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在这两个“一百年”之间,我们面临着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期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正在想方设法地预测。有些事情我们可能可以预测到,但还是可能会出现一些“星陨来袭”事件。这是我要讲的第一部分。

我要讲的第二部分是突发新冠疫情的深度不确定性。我把它比喻成“星陨来袭”是有理由的。我们重新回溯一下冠状病毒疫情和1918年爆发的大流感。这次的新冠疫情出现以后,尤其是刚刚开始时,有些人老在讲怎么找到零号病人,我估计是找不到的,因为1918年的零号病人也找不到,到现在也没找到,也不可能找到,这就是源头的不确定。而病原体也是不确定的,1918年大流感以后,又过了15年,才有英国科学家分离出第一个人类流感病毒,就是H1N1这个病毒。

至于当年这个流感病毒到底是什么样的病毒,它的起源怎么回事,现在还有不同的学者试图来重建,大家看法并不是完全一致,病原体还没完全确定。死亡人数实际上也不确定。到目前为止,这次的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的死亡人数跟当时1918年大流感造成的死亡人数还不在一个量级上。后者的死亡人数,保守估计可能有1700万、2000万,也有估计5000万、甚至到9000万的。

此外,那次大流感对人类的经济、政治、社会产生的短期和长期影响也是不完全确定的。大家知道1918年恰好是世界大战快要结束的时候,大流感的影响跟其它的因素对当时人类社会的影响是叠加在一起的,要分开不太容易。所以这件事尽管过去了100年,还有大量的不确定性。比较清楚的是,大概从1915年到1918年之后,全球化出现了倒退。

这张图讲的是金融和贸易的全球化指数。我们可以看到,从1835年到1915年,这两条曲线都是往上走的,可以称作“第一次全球化”。但是1915年以后,这两条曲线都往下走了。贸易回到当时那个水平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而金融则要将近到90年代。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大流感应该是因素之一。但由于还有其他因素,它到底影响到什么程度我们现在也还没搞清楚。

1918年的大流感之后,世界经济增长的速度实际上是放缓的。如果计算人均GDP,1870年到1913年,全球各个地区的增长速度都比1913年到1950年要快。当然,1913年到1950之间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这个因素当然不能排除。但应该也有大流感的因素在里边,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说不清楚具体的影响,还有太多的不确定性。

2003年以来,发生了几次冠状病毒引发的疫情。2003年的时候发生了非典,影响其实还是蛮大的。当时全国一共确诊5000多人,死了300多人,大家都觉得是很严重的一件大事情,很多城市也有短期的封闭。我可以把它比喻成一个中型的陨石对我们的影响。实际上,2012年左右的时候也有一次新冠病毒的冲击,后来把这个病情叫做中东呼吸综合症,英文叫MERS,它对中国的影响要小很多,因为只有一个从境外输入的确诊病例,并没有死亡病例。这一次可以说只是小型陨石来袭。   

今年新冠疫情影响非常大,比起2003年大了好多。从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来看,这次事件可谓是大型陨石来袭。认识这种深度不确定性的“星陨来袭”事件实际上是很难的,我们以前几年那次“小陨石撞击”作为例子来讲。

2012年9月22日,英国发现第一例冠状病毒感染的病人,第二天世界卫生组织就全球通报,又过了三天,丹麦发现5例,到9月29日的时候,世卫组织称,尚无新冠病毒人际传播的证据。

2012年10月7日,香港出现了疑似病例,三天以后被排除了。11月15日,英国还发布了新冠病毒完整的基因组测序结果,这个已经快两个月了。到2013年的2月份,过了5个月左右以后,全球的病例才达到了10例。然后到第三天的2月19日,瑞士有人发现这个新冠病毒能够感染人类,但是并没有确定病毒会在人际之间传播的可能性。WHO还是坚称无法确定病毒能否持续在人际之间传播。

到了2013年的5月份,广东惠州才发现第一宗输入性确诊病例。一直到2019年,全球大约80%的病例都出现在同一个国家,就是沙特阿拉伯。WHO去年的判断还是密切接触者之间可能会传播,迄今在世界任何地方均无持续性人际间传播的记录备案。

以这件事为背景,我们可以对“深度不确定性”事件有一定认识。

张文宏医生说,从长远来看,这次新冠病毒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难对付的病毒之一,因为在历史上没有一个病毒的特性这么诡异。用我刚才的比喻就是“未知的未知”。他举例子讲,埃博拉虽然很厉害,但是它走得不远,基本上停留在非洲;SARS,也就是非典,症状很严重,但是传播力不强;流感很容易爆发,但是症状很轻,甚至可以置之不理;这次的新冠肺炎恰好介入其中,传播力极强,病症又不轻,而且还有许多无症状感染者,所以防范这次疫情的难度超出了人类的估计。

武汉病毒所所长也曾说,去年12月30日才第一次接触到新冠肺炎时根本不知道它叫什么,所以称之为“不明原因肺炎”。到1月8号的时候才发现这里面包含一些未知的、全新的冠状病毒,因此也是我们以前完全没有接触过的一件事情。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也讲到,这是一次闭卷考试。不过,仅仅只过了20天左右,中国的专家就已经对这个病毒完成了三个认知过程。第一是病毒从动物到人,然后是有限地人传人,最后发现可能人传人的传播非常快。相比当年对MERS的认知,这个过程已经非常快了。而且高福还说,现在回头看,这个判断是非常准确的。

既然它是一个深度不确定性的事情,吹哨也不太容易。湖北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呼吸科内科主任张继先最早报告了这次新冠病毒,当时就叫做不明原因肺炎。不知为不知,就是它是一个新的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到了12月30日,武汉中心医院的医生艾芬以及李文亮也发出了警告,说有SARS冠状病毒。我们想一想,如果当时不采取更严谨的态度,不等进一步的研究结果就贸然错误地把这次疫情当做第一次SARS的应对,会不会低估新病毒的危害性,从而造成更严重的后果?所以吹哨吹准了好,吹得不太准的话,也不一定会带来完全都是正面的效果。

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回头看,大体上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也是按照不确定性的程度来分类。就是1月24日湖北省封省之前,那里有着深度的不确定性,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去应对。做比喻的话,湖北打了一次遭遇战,根本没有想到走着走着突然会遭到袭击。

从1月24日到2月20日,湖北以外的中国其他地方是“一般不确定性”。以2月20日作为截止日期,因为那一天中国全国的确诊人数下降到了每天百位数,我们已经大概知道了它是什么,而且也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防范和治疗。这时可以用“阻击战”或“总体战”来比喻,就是我已经知道我遭遇到敌人,我要阻击他。但是有“一般的不确定性”,敌人有多少,敌人有多厉害我不知道。

2月20号以后,其他的国家是“确定性”。此时,湖北和中国的情况已经被国外所知,中国以外的确诊病例也已经升至千位,到1000人以上,所以我把它看成一个重要时间点。

从疫情爆发到现在,人们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追责。我对这个问题也有一些自己的思考,跟大家商讨一下。

在确定性条件下,是应该追责,而且是可以追责的。“灰犀牛”事件没有预防到,就是失职,可以而且应该追责。但是在“一般不确定性”条件下做出的决策就不那么容易追责了,因为还有很多不确定性。我们都希望在做决策之前已经把所有信息和条件都掌握清楚,但实际上,很多决策都是无奈应对,渐进调试,开始的时候都不会那么清楚。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对“一般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失误进行追责的话,也只会使得那些以后在相似情况下做决策的人采取不作为的方式来应对。所以追责并不容易,一定要非常小心。

在“深度不确定”条件下,我觉得出现错误偏差几乎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没有人是上帝,什么东西都事先就知道,在深度不确定性之下出现错误或偏差都是完全可能的,1月25日之前的武汉就是这种情况。任何人执意追究出现政策偏差的责任,不是欠乏分析能力便是别有用心,这是我的看法。这是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我讲一讲疫情大考中的想不到。这次疫情能与1918年那次大流感有一比。和一百多年前相比,这次的死亡人数和确诊人数要少,但这一百多年来科技和经济发展水平进步了多少?居然还会有这么大的疫情,所以确实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各国面临的疫情有相同的地方,但确定性程度是不一样的。

不管怎么说,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制度都面临着一次大考。那么现在回头看过去8个月,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应对的方式不同,成效也很不一样。也可以说,这次疫情让制度的优劣显现无遗。我们看一看数据:

先看1月份。往上升的这条线是中国大陆,另一条线是中国大陆以外地区。一直到1月31日,中国大陆发现的病例是9714例,那么全球其他地区一共发现了110例。这是在一个“深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疫情突然爆发的局面。

当时,美国说:“我们已经知道有这个疫情,但我们和中国大陆很不一样,我们医疗体系也很好,我们卫生水平也非常之好,大家染病的机会很小,大家不要去操这个心。”到了2月份,中国大陆还在苦苦地跟疫情做斗争,武汉、湖北依然还是处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我自己就是武汉人,我知道武汉当时有很多病人还没有办法被接收进去,还得要各种各样的措施。所以那时候武汉、湖北以及中国其他省市区病例还在不断上升。

从2月份到2月底,中国大陆的确诊人数一共达到了8万人。而那个时候,全球其他地区的确诊人数大概是7000人左右。我们看到这条曲线,从2月开始到2月12号有一个快速的上升,然后上升得比较平缓了,因为已经知道了大概用什么样的方法进行应对,比如封城、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等。

然而西方国家的媒体和政客2月份正处于一个幸灾乐祸的阶段,他们无非就是期待这件事情把中国压垮。

到了3月份,中国的确诊人数稳住了,病例是8万多。3月15日前后,中国大陆以外地区的确诊病例开始超过中国,并且急剧上升。到3月底的时候,已经超过了70万人确诊病例。

但当时还有很多的西方政客,明明知道有这件事,还声称是“黄种人的病”。日本的财长透露,开七国财长会议的时候,意大利财长说:“这种病是你们黄种人的病,不是我们欧洲人的病。”纽约州长也在会上讲,当时他们得到的消息是这个病毒只攻击亚裔的免疫系统,不攻击白种人。因此,2月、3月几乎都被他们浪费掉了。

到了4月,可以说已经进入了“高度确定性”的状态。中国的疫情已经控制住,并且武汉都解封了。但是中国大陆以外的病例数快速上升,从不到100万快速上升到300万以上。此时,世界开始震动。斯洛文尼亚有一个著名的哲学家叫齐泽克,他出了一本小说叫《Pandemic》,就是《恐慌》,称这一次新冠疫情是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一击五雷摧心掌,意味着我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一意孤行,是时候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了。疫情到了4月份时,已经严重地冲击到了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

我们现在回头看整个发展势态,从去年12月底到今年8月份,中国这条曲线跟整个世界确诊人数比例比的话,几乎贴在横轴上。在总数里边,几乎已经可以忽略不记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在面临“深度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中国打了一场遭遇战,接着是阻击战和总体战,最后使这件事情得到控制。而其它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暴露出了大量的问题,浪费掉了大量时间。这次新冠疫情的影响有很多,尤其想不到的是损失之大,甚至可能比一场战争造成的损失还要大。以死亡人数为例,现在美国已经死了大概17万多人。

这个数字远高于越战。越战一共死了58000多人,朝鲜战争死了54000多人,这两场战争美国人死了11万多人,但现在这一次疫情已经造成了17万多人死亡,且数量还在上升。当然,现在这个数字还低于二战的死亡人数40万,和美国内战的70万人,但是已经很高了。全球其它地方也死了很多人。

此外,疫情也摧毁了经济。非典以后,有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经济损失进行过测算,基本上同意了那次的损失大概是千亿级,已经非常大了。但是这一次的损失可能是十万亿级不到一点,比之前还要大。尽管我们今年很可能继续保持一个经济的正增长,但是跟去年6%的增长要低很多。每低一个百分点,都是很多亿的经济损失。

其它国家的情况更糟,欧盟预计今年GDP会下降7.4%。我刚刚看到穆迪的预测,说整个发达经济体今年可能会下降6.5%以上。所以这次疫情对经济的打击,可能是一场战争都达不到的。

疫情防控,从中外比较来看,恐怕很多结果也是想不到的。比如台湾现在老在外边吹嘘他们做得很好。2400万人到现在确诊不到500人,死了7个人,确实做得很好,但他们把自己吹得太过分的时候,我就会提醒他们,让他们跟福建省比一比。福建省4000万人,是他们人口的几乎一倍,但人家整个省确诊只有376例,死亡只有一例。我所在的香港有700多万人,现在确诊4700多人,死了81例。深圳人口比香港多50%以上,但那里确诊一共才423人,死了3个人。新加坡开始是做得不错的,但现在已经有56000多人确诊,死了27个人,而整个苏州市人口几乎是新加坡的两倍,才确诊了87个人,一个人没死。武汉市要比纽约市做得好,湖北省比纽约州做得好。中国的河南、安徽、江西、湖南这些省份和他们人口大致相同的国家比较起来,比如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要好太多太多了。我就不去细讲了。

如果我们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相比的话,恐怕也有些想不到的东西。现在世界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五个,中国大陆、越南、老挝、古巴、再加上朝鲜。朝鲜比较独特,还没有数据公开,所以我们就把它排除在外。这四个国家的人口加起来有15亿多人,但确诊人数到8月27日为止,一共才94599例,死亡人数一共4835人。至于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我就以OECD,就是经济发展合作组织为例。现在37个成员国的人口总共是12.9亿人,比我刚才讲的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人口要少一些。但是,它的确诊人数是1003万人,死亡人数是46.8万人。

因此,通过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跟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比,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反差。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反差,就是非洲和欧盟国家。非洲国家人口也不少,加起来有13.4亿人,现在确诊人数也不少了,121万人,死亡28000多人。但是欧盟国家人口不到非洲国家的一半,确诊人数是212万人,将近是非洲国家的一倍,死亡人数是18万多人,也比非洲国家要多得多。因此,如果你事先仅仅分析哪个国家防范疫情的能力强,你可能想象不到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武汉封城的时候,德国的《明镜周刊》出了一个专刊,里面有一篇中国人写的文章。这个人已经在这个周刊工作了五年,说要治这次疫情,既不是靠西医的疫苗,也不是靠中医的草药,而要靠自由和民主。当时大家觉得这个不靠谱,但是西方人觉得是靠谱的,要不然不会嘲笑中国。

现在来看就更不靠谱了,西方的政客,尤其像美国特朗普那样的政客,都是卸责的,每次都说自己做得非常好。美国已经死了17万多人,他们还觉得做得非常好,要不然的话会死更多。我们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但他们就是这么做的,这就是自由民主?

还有一样东西,中国人可能也想不通,就是美国人眼中的中国抗疫是非常糟糕的。美国的PEW调查中心问美国人,这几个国家和组织:韩国、德国、英国、美国、WHO、意大利和中国,哪些做得比较好,哪些做得不好。大概50%多的人说美国做得不好,但认为中国做得不好的人更多一些。有37%的人觉得中国做得非常糟糕,26%的人认为做得一般。而84%的人觉得中国的情况,包括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都是完全不可信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媒体的洗脑功效是非常强大的。民众不相信数字,只相信自由民主会比较好,媒体有言论自由的地方会比较好,这是出乎我们意料的。这是我讲的第三部分。

第四部分我讲一讲疫情带来的一些后续事件。比如说,这次疫情爆发以后,国际经济可能会有洗牌。由于各国受影响程度不一样,经济力量的对比可能会发生变化。同时,疫情也揭示了我第三部分讲的,就是不同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对抗疫的作用可能是不一样的。大家也会进行一些思考。所以意识形态与政治思想力量的对比也可能发生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可能会带来很多很深刻的一些问题。对此,专家们成天在辩论,我就不发表议论了。现在有人想出了个词叫“慢全球化”。就是全球化在80年代以后开始加速,但现在可能会减缓。

其实去年有一个报告已经发现,按数字算的话,全球化的指数已经开始回落。疫情发生后,全球化还会继续,但是速度会慢下来。这是比较好的一种可能性。

也有人说可能会再全球化,就是这一波的全球化不全面,很多地方需要改善,所以需要再来一次,在别的地方进行补漏、补缺,英文叫Reglobalization。还有一种可能叫去全球化,叫Deglobalization,就是全球化出现退潮。跟这个议题相关的,我们用一个词叫脱钩decoupling。有些人讲可能会出现新的铁幕,出现新的冷战,这都是去全球化的表现,就是我跟你不一起玩儿了,我不带你玩儿了,这是西方的那种心态。

到底哪一种可能性会出现?说实在的,现在大家都在猜。但是不确定性在增加,很多不确定性是“深度的不确定性”。最近几年,国外的一些学者对这方面有一些研究。由于是深度不确定的,想拿出一套成体系的方案来应对,几乎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大家会问“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应对?”西方有一个谚语叫做“我们无法引导风向,但是我们可以调整风帆。”就是说海上航行时,我们不知道风会往哪里刮,我们能做的只是按照风向的变化来调整你的风帆,不然的话,就可能灭顶之灾。

这种“深度的不确定性”,跟“摸着石头过河”有一点不一样。后者往往没有时效性,就是说我可以用很长的时间摸着石头慢慢过河。但是面对着“深度不确定性”事件初期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必须非常快地进行及时调整,不然可能会很惨。

我的归纳是,在“深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做决策需要四种能力:

一是及时的信息收集分析能力。把“深度不确定性”慢慢变成“不确定性”,然后再变成“确定性”需要的就是这个能力。比如,我们从去年12月底到今年1月23、25日之间,就在迅速地搜集分析信息。

第二是高效的组织动员能力。我们可以看到,在应对这次疫情时,虽然城市和小区被封锁了,我们还是能让居民们吃到菜,买到药。虽然不那么方便,但是整个社会还能运作。

第三、要有灵巧的监测评估能力。我们并不愿意持续地用最高的代价和最严的方法做事情,因为这带来的损失虽然可能可以把不确定性造成的损害抵消掉,但也可能造成其它的损失。所以,我们要有一个灵巧的监测评估能力,知道到什么时候该换一种其它的方法来处理问题。最后就是快速的调整转变能力。有这样四种能力的话,在面临“深度不确定性”的时候,一个政策体系就会处理得更好一些。

疫情之外,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大挑战是所谓的“芯片危机”。最近两天相关报道很多,称2019年我们的芯片自给率只有30%,当年进口的芯片是3040亿美金,远远超过原油的进口额。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对华为发起“绝杀”。开始的措施已经很严,现在是越来越严,每天都在加码,要禁止全球几乎所有的制造商向华为出售一切采用美国技术生产的芯片,有赶尽杀绝的势头。面对着这样的现实,政府提出的目标是2025年时芯片自给率要达到70%。但其实,芯片只是我们现在面临卡脖的关键技术之一,还有其它的一些东西,所以危机很严重。

不过我在这里想讲另外一个例子,告诉大家这样的危机也不是没解的,这例子就是“橡胶危机”。这件事发生在1941年到1944年的美国。橡胶的重要性在一些情况下可能超过芯片,因为它是制造飞机、军舰、坦克、汽车等各种器械所必需的材料。美国最著名的谢尔曼坦克,每辆需要大概半吨的橡胶;每一架重型轰炸机大概需要一吨的橡胶;每艘战舰上需要两万个橡胶零部件,重量是16万磅;二战爆发时美国的3000万辆乘用车,公共汽车和卡车都需要轮胎;每个工厂、每个家庭、每个办公室、每个军事设施里的每一寸电线都需要橡胶的包裹,所以橡胶曾经是现代战争中最强大的武器之一。

橡胶分成天然橡胶和合成橡胶。1909年,德国一个化学家得到了第一个合成橡胶的专利,1910年,德国的一家公司Continental Company就开始生产这种合成橡胶。一战期间,为了应对战争的需要,德国有些少量的生产。由于一战和二战离美国都比较远,30年代时,美国各大和橡胶制作有关的公司是不团结的,而是利用手中专利互相拆台,要自己成功,不许别人成功。因此,到1939年的时候,美国的合成橡胶生产能力只有每年4000吨,排在苏联和德国之后,这两个国家的产量都是一年两万吨左右。

到了1940年,战争的阴云已经密布了。美国在1940年成立了橡胶储备公司DRRC。1941年5月份,美国政府跟四家公司谈和约,计划把合成橡胶的产量提高到4万吨,就是说要比前一年提高10倍,为可能到来的橡胶短缺做准备。结果遇到了“星陨来袭”,就是1941年12月7日的珍珠港事件。

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98%的橡胶都是天然橡胶,来自于远东,就是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方。珍珠港事件发生六周以内,日本人就控制了世界上90%的橡胶供应,美国几乎完全断供,这个比我们的芯片危机来得还要突然。

美国该怎么办呢?罗斯福总统成立了橡胶调查委员会,英文是Rubber Survey Committee。他说:“在所有重要的战略物资中,橡胶是最重要的物资,对我们国家的安全和盟国事业的成功是最大的威胁……如果我们不能迅速地获得大量新的橡胶供应,我们的战争努力和国内经济就会崩溃。”可见,橡胶对美国的重要性比今天芯片对中国的重要性要大得多。

美国应对橡胶被卡脖的第一招就是减少橡胶的使用。当时,美国每一次放电影之前都要放战争宣传的纪录片。罗斯福也拍了一部,专门呼吁大家把废旧橡胶都交到旧货站。美国那时设立有40万个废品收购站,每一磅废橡胶可卖1分钱。罗斯福总统把他的宠物狗的橡胶玩具骨也捐出来,融化了做再生胶。还有一点就是把美国高速公路的行驶速度从50英里降到35英里,让人少开车,少磨轮胎。另一个更直接的方法对橡胶和汽油进行配给。没有票的话,这两样东西有钱也买不到。但是,这么一个节约使用橡胶的第一招成效有限。

第二招就是赶紧寻找其它天然橡胶的进口源,可这也不太有效,因为除了东南亚这些国家以外,产量比较多地区是当时的英国殖民地,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地方。所以要依靠这个方法的话已经不太来得及,而且英国也在大量寻求天然橡胶的进口。

第三招,也是最可行的一招,就是要快速发展合成橡胶工业。珍珠港事件仅仅过了两周之后,在RRC,也就是美国橡胶储备公司主持下,美国的五大橡胶公司签订了专利和信息的共享协议。此后各公司共享了大概200多项相关的专利。从1942年到1943年,美国国会也召开了至少100多次听证会,专门讨论合成橡胶的生产问题,硬是从无到有创造出一个合成橡胶的产业来。之后几年97%的橡胶工厂的生产建设资金是来自于政府的。当时还有一个负责战争生产的机构叫War Production Board,它全面介入合成橡胶的各个生产环节。

除了政府以外,产、学、研也在这个时期通力合作。参与者回忆说:“在我们有生之年,甚至我们子孙后代的有生之年,你都不会看到当时合成橡胶项目的协作努力。为了美国,政府、私营企业和学术界都朝着一个目标努力,共享专利和协议,共同运营这些措施。”

当时生产的所有合成橡胶都用GR打头,G是Government,就是政府;R是Rubber,就是橡胶,整个词的意思就是生产的橡胶都是政府橡胶。这种橡胶1943年时开始生产,从这以后,橡胶生产像滚雪球一样快速扩大。政府开办了51家橡胶工厂,目标是要生产84.5万吨。我刚提到,1939年美国只有4000吨的产量,所以这个目标是非常惊人的。

这张图是1939年到1945年美国橡胶的情况,有天然橡胶,有合成橡胶。我们可以看到,1942年以前,基本上没有什么合成橡胶。1939、1940、1941年进口的天然橡胶比较多,像今天要囤积芯片一样,美国当时赶紧进口很多进行囤积,所以增长非常之快。到1942年的时候,还有一点点进口,应该是被日本阻断以前就已经出来的那些东西到货了。

到1943年的时候,进口橡胶已经非常少了,但与此同时,合成橡胶就开始多了起来,到1945年就已经生产90万吨以上。到1950年的时候,全球90%合成橡胶是美国一家生产的,所以美国几乎就是从无到有生产出东西来,三年之内发展出了庞大的合成橡胶工业。美国在战争中间生产了5万辆谢尔曼坦克,仅1944年就生产了140万条橡胶的飞机轮胎。橡胶鞋,橡胶胶底鞋和橡胶后跟鞋就数以亿级。到1944年、1945年反攻的时候,盟军战役中间,从来没有出现过橡胶短缺的情况,就是因为合成橡胶跟了上去。

这张图就是当时的橡胶企业凡士通,今天还存在着。他们生产的大炮,都是用橡胶做的轮胎。所以罗斯福当时有一个口号讲,我们要建设民主的军火库,这个词Arsenal of Democracy是美国很多书的书名,都是讲这一段历史的。

我们的芯片和美国当时的情况相似,我们现在已经能生产30%左右的芯片,当然最高级的芯片我们还有一些问题。二战时,美国对德国、意大利的合成橡胶厂进行大规模的轰炸,来摧毁对方的橡胶生产能力,这有点像现在对中国芯片的限制。

但是,坏事在一定条件下也能变成好事。在遭遇橡胶危机时美国也经历了几年的手忙脚乱。可在各界拧成一股绳的努力下,它成为了橡胶生产的世界老大。美国能办到的,我相信中国也一定能办到,这方面我们不是没有过经验,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从1949年一直到70年代初尼克松访华到1972年,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中国是全面的封锁,那还不是芯片,是什么东西都给你封锁,包括人都给封锁。这期间,我们的科技也有长足的进步,所以我们不是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美国能办到,我们一定能够办到。目前来看,世界局势的不确定性正在增大,局部脱钩几乎可以说是在所难免,而且还要警惕一些深度不确定性的事情,“星陨来袭”的事件,芯片我们现在看到了,可能还有别的一些事情也会发生。

我们有我们的制度优势,这个优势在很多方面一直在发挥作用,这一次我相信我们也可以发挥我们的制度优势。芯片或者其它的卡脖子危机,也可以从坏事变成好事,从危机变为转机,这就是我想结束的地方。好,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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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绍光

王绍光

香港中文大学荣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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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徐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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