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3日　星期六　晴　旧金山时间早晨5：00

于Westin Palo Alto酒店359房间

已躺下多时，却因时差原因久久不能入睡，脑海里不停地回忆下午出租车司机一路的聊天，以及《纽约时报》中文网今天刊发的《中国人为什么离开中国》一文的嘲讽。后者写道， 2010年有50.8万中国人离开中国，去了34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人数比2000年增长了45%。文章讲，很多人用脚投票，因为中国政局不稳、没有安全感纷纷离开中国。

我躲在床上闭目想着，去年不是也有4万多人放弃美国国籍吗？不是也报道了法国富翁放弃法国国籍吗？50万离开中国的人仅占全中国人口的1/2800，这怎么叫“中国人离开中国”呢？这是全球化人口自由流动的原因更多一些，还是真的因为中国已糟透了？还有，他们离开中国后命运如何？他们还回中国吗？……许多问题在我脑海中浮现，越想越兴奋。算了，起来吧，写东西比失眠强，这真的是一个写字者的职业毛病，正如出租车司机喜欢和人聊天一样。

唯一不同的是，多次在美国打车，这是第一次感受在出租车上聊天的滋味。美国的出租车司机大多是黑人、印巴人，他们多半黑人腔十足，让像我这种“土鳖”中国人无法接茬，或者多半英语极差，有时差到连话都说不连贯。所以，在华盛顿，我有过打车“被宰”（实际上是那位印巴司机不知道路途在哪，瞎转）的经历；在纽约，我有“被飙车”的经历，那位黑人司机听着Hip-Rap显得很兴奋，开得生猛；在得克萨斯州，我有“被砸车”的经历，一位酒鬼嫌出租车在红绿灯时停在他身前了。当然，我承认，美国这种出租车“奇遇记”比率不会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高，可能我点“背”，经常遇见而已。

但这次在旧金山是例外，司机是华人模样，一上车，就问我会不会国语，接着就开始聊开了。他40多岁，但显得年轻。他介绍自己是广东人，来美10多年了，做了多年生意，去年开始开出租。“给别人打工不攒钱啦”，他介绍，旧金山出租车份钱、油钱每天加起来140美元，一天要开12小时，生意好时能开300块，差时只有200块。我给他粗略计算一下：不错啊，一个月差不多能赚3000美金啊。

“哪有啊。我要租房子的啦！”他立刻反驳，“租房要1500块，是两居室。每月吃、用、给家里花的，也要有1000块。基本没有什么钱‘落袋’的”。这个“落袋”真是粤语的普通语直译。

他还告诉我，旧金山房价两居（面积比中国大些）一般是70万美元，Palo Alto富人区有两房的House则动辄150万。几个小时后，我坐在咖啡厅翻看报纸里的房屋中介广告，大多数都是200－800万美金不等的标价，因为多数是更大House。这位司机介绍说，他还没买房，还要继续努力。不过，即使买了房也不容易养，至少3000块一年的地税，房子越大，交得越多。他还有些羡慕地说，你们北京人现在厉害，云云。

我继续问道：你喜欢这里吗？还想回中国吗？

他说，当然喜欢啊。天气那么美。现在父母亲戚很多都过来，应该不会回去，已经入美国籍了。

美国籍？“那你会投票给奥巴马，还是罗姆尼？”我下意识地问。

“投票？我不会去投票。很无聊的啦，没什么意思，也跟我没什么关系。”

话说开了，看上去很单纯的他就告诉我了许多家事。他买了一辆雷克萨斯，月供500块，四年还清，平时不开出租车时开，也还算拉风。不过，买再好的车也没有用，没人会注意你，好车太多了。这里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旧金山至少有一半是中国人。他住的社区全部都是中国人。很多人不会说中国话。末了还很自豪地说：“这里就是中国！”可惜路程不远，否则还真想听他多讲讲。

生为中国人，我真的感到庆幸。因为即便这位普通话不标准、英语也不算好的广东仔，离开中国10多年了，还是不停地唠叨中国。我更庆幸的是，这座曾经一度有过黄种人被血腥压榨的惨痛史，一度经历“黄祸论”下华人被歧视上百年的城市，现在已经成为全世界黄种人与白种人分配最均衡的城市。更重要的是，均衡不是中国人被“旧金山化”了，而是旧金山被“中国化”了。

事实上，因为我也有几位朋友移民至加拿大、美国，偶尔保持着联系。常识告诉我，他们都有着相同的特征：都住在华人区，日常都只是与华人自己相处，都吃中餐，都几乎没有白种人的好朋友，都羡慕中国现在的崛起，而且离开中国越久，越羡慕中国；有的还想回国，所有人从事的职业、事业或生意，或多或少都与中国相关，有的甚至还回国长期生活，攒中国人的钱，偶尔回移民地而已。

从这些特征看，《纽约时报》的那篇文章是偏颇的，至少是简单化了中国当下的对外移民潮。在我看来，那些移民海外的人，并不应该更多地从政治角度解读为“用脚投票”，而是应当更多地从社会经济角度解读为“用脚生活”。正如同那位司机靠脚踩油门生活一样，移民者可能会有一些两边下注、不安全的心理焦虑，但更多地是，他们希望换一个环境生活。这种“换”并不比浙江人跑到上海生活，东北人跑到北京生活有更本质性的意义差异。

再深入地讲，中国人移民海外，不是“中国”的消逝与崩塌，而是“中国”的拓展与延伸。中国人向来就有极强的“同化他人”能力，哪里坐下去，哪里就是中国人的江湖。随着中国人的大规模移民，象征更多的是“中国化”因素的输出。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像骆家辉那样忠诚的美国利益保护者，常常与中国政府有潜层、隐性的外交博弈，在世界视野下，他也在为“中国”增光添彩。如此这番的“离开中国”又有什么值得《纽约时报》们政治化地冷嘲热讽呢？

当然，这种“离开”也不能说不代表着某些心态。浙江德清县一位副县长曾对我说，他们县里也有不少企业家移民，但那没什么关系。政府千万不要有什么紧张感，或者动用什么限制出境措施。最好的办法是，保持社会稳定，保持发展态势，用时间来证明中国的安全、可持续与宜居，迟早，该回来自然会回来，该不走的肯定会不走，该后悔的也一定会后悔。这番话再次证明中国基层干部的真实水平，也为理解中国对外移民潮提供了一个平和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