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前，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先后举办了五场预热讲座，分别邀请了前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知名“一带一路”研究学者王义桅、赵磊、王文和柯银斌就“一带一路”的方方面面分享了看法。现将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教授题为“40国宣讲归来看一带一路”的演讲实录整理如下：】

王文：谢谢陈晓晨博士主持，辛苦我们人大重阳国际研究部、学术合作部一起承办的人大重阳“一带一路”系列讲座，场场都是爆满的。轮到我这一场，时间做了一些调整，我还以为没有人来，没想到还是满座，实在是令人感动，这也折射了大家对“一带一路”的热情。

今天我刚刚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了一整版的文章，《十个亲历故事透析“一带一路”》。上周在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上也发了一篇稍微学术的论文《50国归来看“一带一路”看中国发展未来》。两篇文章都复印发给大家了，里面有的内容，我就不照本宣科了，（笑）而且晓晨给了我任务，只让我讲30分钟，我就用三大点感受分享我最关键的“一带一路”调研感受：

第一，“一带一路”提升了中国学者的身价，中国知识与思想实现了输出的状态。

我们人大重阳国际研究部主任陈晓晨博士也去了好多的国家，我俩是院里出国最多的。还有贾晋京、相均泳博士刚刚从日本、科威特回来，还有杨清清主任、陈晨晨研究员、程诚博士研究员今年上半年还去了南非、俄罗斯、印度等。近年来，我们院有时候全院会议都很难凑人齐，每个人都在北京的日子不多，因为都受邀请出国，讲述中国故事与一带一路。我院高级研究员王义桅也受邀去了几十个国家。粗算一下，院内研究人员在过去三年总计去了近50个国家。

更重要的是，去了那么多国家，多数都是对方掏钱，买机票、衣食住行，基本都是邀请方掏钱。因为“一带一路”，中国学者的身价开始有了。（全场笑）这是过去很少有的。我们每次出去讲“一带一路”，都有许多人来听，有一次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有1400多位欧美听众。我一上台，没见过这架势，腿都有点发抖。（笑）所以，中国学者要感恩“一带一路”。“一带一路”让中国思想实现了史上罕见的知识输出。

一周前，菲律宾邀请我去讲述。我时间紧张，但对方说，愿意出商务舱，我都不好意思拒绝啊。（笑）我们这些学者挺可怜的，现在“八项规定”出国都得经济舱，好不容易有人给你出商务舱，那就去吧。（笑）

所以说，中国崛起造就了中国新知识，中国知识的国际普及化造就中国学者的身价。有朝一日中国学者讲课，不只是为拿到一个商务舱机票的待遇而感到兴奋，还能够得到高额的出场费，那中国学者就真的崛起了。（笑）这与金钱无关，而是折射着中国思想的标价。中国学者崛起，代表中国思想和中国知识的崛起，那个时候，中国崛起才算迈过了非常大的软实力门槛。

现在，“一带一路”让中国逐渐成为知识输出国家，外国人想与中国合作，又不知道什么是“一带一路”，于是，我们可以教他们（笑）。

“一带一路”倡议之前，基本上是这样的局面：一些外国学者来，中国得承担他机票，好吃好喝招待着。中国学者去对方，你自己还得掏钱。更糟糕的是，一些有名的西方教授，来中国还要出场费的。比如，那位写“黑天鹅”的塔勒布教授，演讲费高达12万美元，而且还要头等舱。许多著名西方教授的市场价都有5-10万美元左右。这让中国学者汗颜啊！

不过，人大重阳过去在国内办了七场G20智库论坛、一带一路论坛，邀请了近千位外国学者。绝大多数都是让对方自己掏机票、支付酒店，因为中国的重要性，到中国来开会得到有用信息的重要性。现在越来越多在中国举办的国际会议也都这样做，这些都得益于中国崛起的时代，时代造就人大重阳的崛起，实际上造就了中国智库的崛起。

过去四五年，思想产业的中外交流出现了逆转。越来越多的老外想到中国来开会，他们不会再提出要机票的请求，越来越少了。中国学者出去开会，都会提出你买机票，你不买机票我不来了。未来，我相信，迟早有一天，中国学者的身价会越来越高。这是中国身价，说明中国知识是有标价的。这个标价是中国学者劳动的体现。

这不是民族主义，而是市场需求，是国际知识与思想市场的需求反映。国际市场决定，“一带一路”造就了一个全球的思想市场，而思想市场推动中国学者的崛起。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

第二，“一带一路”研究缺乏鲜活的中国故事。

这个不足是我的自我批判。目前，绝大多数“一带一路”研究是框架性的、理论性、非叙事性的研究，有大量的空话、虚话。现在据说有700多万篇关于“一带一路”的报道文章和相关论文，绝大多数的文章都在用“引领”、“公共物品”、“全球治理”等来描述“一带一路”，这并不是错。但没有叙事，都是形容词，就会显得很不足。

我受此启发，自己带个头，讲了十个故事，后来《人民日报》领导看到了，得以刊发。“一带一路”是一门调研出真知的学问，是脚底板下走出来的学问，不是理论到理论、学术到学术、书本到书本、模型到模型的学问。今年2月我在《人民日报》上发文，主张未来要有“一带一路学”，主张有血有肉的叙事。

我简单讲两个故事。

比如，我曾经参与国某个国家的双边的谈判。文本前面原则性的东西谈得非常快，基本上半个小时就通过了所谓共商、共建、共享等原则性问题，命运共同体过、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通过也非常快。什么卡壳了呢？就是下一步两国对哪些具体项目进行合作的时候，耗了7个小时。几乎每一句话、每个项目名，都需要打电话回国核实，结果90%对方想加进去的项目都做不了。

这个经历背后是很复杂的逻辑，中国在全世界来讲是被需求方。中国的投资、中国的贸易、中国的商品、中国的发展经验，确确实实是全世界的需求方，即使西欧国家来讲，还是被需求方。此前，中国可能还是要悠着点。

我到波兰调研。有一件事如鲠在喉。我到访波兰一家重要智库，一坐定，对方负责人就说，“王文先生，你是今天我们这一周接待的第四批中国智库代表，我知道你肯定来谈一带一路，我想问一下，你们“一带一路”能够给我们多少实际利益？”我于是跟他说，“利益是相互给的，中国利益也不是白给的，我们不是来撒钱的，中国也没有这么多钱。你们有不少问题，我们一块合作可以解决，相互获益。”现在，一些老外被宠坏了。以为搞“一带一路”，是中国有求于他们，完全误解中国的善意。这是中国目前要警惕的。

我去拉美调研，与一位中国企业的海外老总谈了三四个小时。这位老总的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他说，“中国企业不害怕跟任何欧美企业竞争，只要在公开、公平、透明的环境下竞争，中国人有这个能力了。而中国真正优秀的企业愿意遵守这个规则，跟欧美企业竞争，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害怕的是，跟中国自己的企业竞争。”

他说，不只遇到一个现象，中国企业出去以后，跟对方谈完，另一个中国企业就过去再与对方谈，说他们跟你谈的标的，直接降一个点，这就是我们的标的。经常有这样的大项目，最后中标、符合资质的六七个企业全是中国企业，然后中国企业互相掐架，最后损失的是中国品牌和“一带一路”的品牌。

好几个场合，我都提倡中国企业的行规，希望把这些行规在国际场合应用，进而更好地让中国纳税人、中国社会和中国国家的品牌得益。

所以我的第二个观点，就是“一带一路”不仅仅是我们提供公共产品，或者我们引导全球治理如此单线条的简单故事。我也不太赞同有的媒体和学者说，美国人开始围堵中国“一带一路”，日本人开始搞破坏，欧洲人不配合，印度人不爱答理，也不是那么简单。

“一带一路”不是两分法：一方是白，支持你“一带一路”；一方是黑，美国、日本、欧洲好像不太配合。这是不对的，美国、日本也有一些人支持“一带一路”，那些友好国家也有人反对“一带一路”。中国拥抱世界、世界拥抱中国的第二轮开放进程是一个综合、复杂、多元的故事。咱们需要用案例的研究，把它背后的复杂性探索出来。

比如，蒙内铁路2017年5月底开通，肯尼亚建国一百多年来修的第一条铁路，中国人建的。建完了以后还给中国人多年的营运权。

比如在科伦坡，有一个深水港，叫汉班托塔港口，80米深水港挖下去，招商局和中交建建的，也做得不错，三年内利润翻番。在斯里兰卡，70%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是中国建的。

埃塞俄比亚90%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是中国人建的。亚的斯亚贝机场一出来，看到跟中国二三线城市一模一样的场景，各种各样的工地，条幅拉下来，写着中国某某公司承建。

在开罗，苏伊士运河沿红海往南走50公里，有一个苏伊士运河中埃泰达合作商贸区，是天津泰达主导建的，现在那里面有大概60多家企业，大概有将近一万人在那里住着。预计2030年这里至少要50万人居住。

在坦桑尼亚，从达累斯萨拉姆出发，190公里，走了九个小时，到了一个农业示范园，咱们中国人在那边建了农业示范园，几个重庆农业专家在那边蹲守了许多年，教坦桑尼亚人如何种那个水稻。示范园专门为我们举办一个活动，谁亩产量多，送你一个打农药的喷壶。为了来领喷农药的喷壶，很多坦桑人跋山涉水几百公里，走了三天四夜。这些故事讲不玩，如果讲我们至少讲好几个小时。

第三个观点是“一带一路”需要战略耐力。

过去我们常讲，中国过去三四十年，走完了西方国家三四百年现代化的道路。这句话过去我们没有什么质疑的。现在看来，这个话应该更加复杂一点的理解。我们真的走完了吗？我们三四十年真的走完人家三四百年的道路吗？可能物质层面，某些城市、某些区域的确走完了，比如北京、上海很多硬件设施、软件设施，比起纽约、巴黎要先进、要干净多了。但软件可能还有差距，且不说雾霾、生态破坏等方面。

更重要的是，现代化所伴随的国际影响力，中国真的没有走完。我们国际影响力也就是三四十年的效果，肯定比不过西方国家的三四百年，尤其是在亚非拉国家。比如拉美，直接就讲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你永远不可能三四十年让人家都讲汉语中文，再给我们两三百年也不可能做到。

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能做，比如在吉布提，中国建了第一个海军基地，还有亚吉铁路也修过去。吉布提那个点濒临曼德海峡，最窄处与阿拉伯半岛只有27公里。西方战略家说，只要控制了吉布提，就控制了红海，控制了红海就能控制阿拉伯海，控制整个印度洋、地中海和大西洋之间的咽喉地带。当然，中国有没那么多的军事目的，我们需要打海盗，保护能源运输等等。

不过，就算你有军事考虑，会发现法国人1844年就在那里建军事基地了，一百多年了，最精锐部队都驻在那里。20多年前，美国也在那里建军事基地了，连日本都有类军事的基地，都比我们早。当然，我们近年才开始建基地已经很不容易，但实际上我们要做的事情恐怕还要更远。

基于此，我们再横向比较一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很好，世界的未来需要中国的智慧，融入中国智慧，世界才会变得更好。光靠美国那点智慧是不行的，美国模式那些智慧太简单、太线性思维了。这很正常，新兴国家一定是基于现有霸权的基础之上而发展起来的。过去几年，中国向美国学习到了许多经验，也吸取了许多教训。

但更长远地看，美国崛起盖过原来的大英帝国，大概经历了50年左右的历程，大概1893年前后，美国工业生产总值超过了英国；1897年前后，美国GDP超过了英国；1922年五国海军条约的过程，美国的军力和英国持平；1945年美国二战以后，美国开始重新塑造世界的贸易、经济和金融体系。从1891年前后，美国工业总值超过英国，到了1945年美国才开始真正领衔这个世界，走了半个世纪。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2011年工业生产总值无可置疑地超过了美国。2014年前后，据世界银行、IMF，当然中国不承认这个，用PPP的计算方式认为中国经济总量超过了美国。按GDP，2025年到2030年差不多能够超过美国。在军力上，大概比较一下，再给我们三十年左右的时间，中国军力（如果不战争）应能与美国持平。

但有一项实力更难，即金融实力，现在人民币国际化率大概只有3%左右，美元国际化率大概是61%，欧元大概25%左右。“一带一路”可以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但与美元的差距仍然很大。

另外还有一个实力落后更远，即文化和思想实力。我设想一下，有没有可能我到六、七十岁，到美国讲课，对方付我十万美元的身价？（笑）好像比较困难。

再回过头来看“一带一路”，它真不是一年、两年，甚至不是十年、二十年的过程，是一代、两代，甚至更多代的进程。如果经过更多战略耐力的过程，再来评价对“一带一路”的一些批判，是不是太浅了？是不是有点像二三十年前认为“深圳、浦东新区必然失败”那样呢？我们不是说，“一带一路”不能批判，但我们对“一带一路”的批判需要有建设性、需要有更多厚重性，需要有更多的长期性，需要有更多的经得起历史考验性，这样才能使“一带一路”走得更远，走得更加平稳。

这是我主旨发言部分，谢谢大家！

陈晓晨：节省时间，开放提问，请大家举手示意，自报家门，希望问题简短，有概括性。

提问：非常感谢您的演讲，这几天的演讲对我们启发非常大，我来自政府部门，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在咱们“一带一路”建设过程当中，一直提得是政府搭台，企业先行，到目前为止，您觉得，您和您同事在整个过程当中，政府在什么方面做得很不够，或者很有欠缺的？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感觉还是有非常多的难点和不太好的着力点，企业在做，但是企业的主动性和被动性都是有的，看看您觉得从什么角度？

提问：谢谢王老师，我是来自XX大学。我们在“一带一路”过程当中，如何克服或者面临潜在的风险，比如宗教的风险，谢谢！

王文：感谢！这两个问题有难度，因为峰会马上要开了，还是首先要鼓励一下政府，（全场笑）政府整体上还是不错的。中国政府的政策有过不少错误，但绝对是过去四十年，犯错误最少的大国政府，这一点要有这个肯定。

行业管理部门，比如金融“一行三会”、发改委、工商管理局等等整体上来讲，也都非常努力。现在看来，还是政治体制改革得不够，能够走到那一步，行业管理部门已经尽到很大的努力了。总得说来，有三点好的、三点不足的。

第一，政府行业管理部门较好地用好了中国的国家信用。比如国开行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开发银行，资产量超过全世界所有190多个国家开发性银行总和。这是国家信用杠杆功能。

第二，运用国家力量协调和保护国民安全，中国做到了最大的努力。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不会像中国这样，不惜任何代价在利比亚撤侨等工作。每到一个国家去，很亲切的一点是，首先一开机，立刻短信来了，告诉你到这个国家打电话多少钱；第二条短信是外交部门的，告诉你领馆电话号码多少，应该注意什么风俗习惯。有人抹黑中国外交部门，说什么美国人护照后面写着什么类似“你到哪里，美国政府都给你撑腰”，中国护照写着请遵守当地规则。这是不确切的。    

第三，行业管理部门整体上还是聚合了一批精英，真正在推动着三四年来中国“一带一路”快速进展。

不足大体也有三点：第一，现在还是政府管得太多，尤其是到海外去，政府做安全保障、整体政策规划方面指引好，其他的就释放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灵活性。换句话说，减政放权还不够。以中交建为例，海外业务，仅用了自己企业10%的资源，获得了企业40%利润。从这个角度来讲，需要在机制上更多的放活，给予在市场制度下更多的激励。

第二，目前行业部门和企业部门之间人才交流还是不够，导致行业管理监管部门很多情况下不了解、不能设身处地了解市场前沿的大量具体东西。

我去某非洲大国调研。2002年该国所有基础设施建设基本上都垄断在德国人手里。我2014年去的，一位基建公司老总仅39岁，大概2002年27岁时，公司派他去该国，他“光杆司令”开设一个公司，现在拥有两万多名员工，该国80%高速公路、高架几乎都是他一家公司承包。我说，你太了不起了，国家直接给你个大使当，一点问题都没有。（笑）

类似这样的人比比皆是，“一带一路”具有我们中国护照的、在海外居住半年以上的，至少有一百万人，多数了解当地，会当地语言。“千人计划”、“万人计划”别老覆盖欧美国家，覆盖一下“一带一路”这些国家，到行业部门、要职部门担一下职，将大大解决“一带一路”过程当中的人才紧缺的问题。

第三，行业监管部门自身的知识储备不够，知识盲区太大。我有一次在某部门，一位青年干部说，今天才知道阿富汗跟中国是接壤。我说，哥们，一百公里左右接壤的！这个知识储备不足状态是令人堪忧的。

由此看，关于风险，我分享三个观点：第一，目前谈论风险最多的不是企业家，而是学者。学者在谈论风险，是忧国忧民，但企业家比学者聪明，企业家知道风险在哪里，空谈风险，上来就谈法律风险、宗教风险、民族风险、政府的更迭风险，太泛泛了、太浅了。

第二，风险往往跟利润成正比的。风险越大，不是利润更大吗？从商业角度是这么来看的。目前“一带一路”应该鼓励更多的企业家投资，应该鼓励更多的中国国民关注“一带一路”，更多的中国政府部门、行业监管部门因为“一带一路”而自我提升。看看欧美国家当年殖民，多困难啊，一堆人跋山涉水去非洲去，跟土著斗争，最后创造了欧美国家三五百年的辉煌。对于欧美来说，他们的前辈们是伟大的。虽然他们的殖民主义是需要批判的，但那种冒险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所以我认为，“一带一路”的风险，恰恰是我们中国未来崛起的重大的机遇。

第三，最大风险源于我们知识不足，因为我们对“一带一路”陌生，因为我们的无知。陌生产生恐惧，恐惧则滋生风险。中国太需要走向全球了，太需要脚底板下出来的学问，这是我今天跟大家最大的分享点。

谢谢大家！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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