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破除美国智库三大“神话”,中国学界如何打赢新时代“思想战争”?

来源:观察者网

2022-11-28 07:53

王文

王文作者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导读】 今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为推动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升国家软实力提供支撑。 中美智库间的对话沟通,是加强人文交流、开展二轨外交、稳定中美关系的重要渠道。本文作者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曾数百次参加中美智库对话及相关研讨会。他如何评价美国智库的现状?中国智库如何在批判地学习经验同时,平视交流对象,加深沟通效率,提升国际话语权?作者在文中一一做出了回答。 本文原标题为《平视美国智库》,发表在学术期刊《智库理论与实践》2022年第4期,作者授权观察者网发布文章精简版。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文】

特朗普执政时期,笔者访问华盛顿,曾与一位美国顶级智库负责人私聊。他感叹道,“我知道今天讲的,你一定会写内参给中南海参考。但我却报不到白宫去。我们现在离白宫只有1公里,但白宫离我们却是1000公里。”这段看似对特朗普不愿听取智库建议的揶揄,却启发了笔者如何更客观、全面地认识美国智库。

美国智库曾为二战后美国主导国际秩序、美国在冷战中胜出等重大国家战略的成功做出巨大贡献,但美国政府频繁更迭,以及总统执政风格与其党派不同利益,决定了重大政策咨询来源的非固定性。中国古代所说的“一朝天子一朝臣”现象,似乎在当下美国智库界得到印证。在美国,往往这四年某家智库因得宠而门庭若市,下一个四年另一党派总统执政后,该智库就变得门可罗雀。

尤其是21世纪以来,美国政治极化,内斗频繁,美国智库发展也衍生了大量问题,如资金来源、社会角色等,被美国主流媒体广为诟病。

多年来,中国学界常把美国智库的发展视为本土智库发展的重要借鉴。[1]这些对美国智库运作特点借鉴式的研究,客观上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助推了智库业在中国决策机制中的重要性与社会舆论中的曝光度,但对美国智库建设经验的借鉴一旦扭曲为对美国智库的过度重视或迷信,就会起到始料未及的消极作用。

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创立于1910年,是美国最古老的智库

本文试着梳理近十年来美国主流媒体深度诟病其智库业的一些代表性的声音,意在从独立性、正能量与影响力等三个方面,打破长期以来不少中国学者过于推崇美国智库的神话。本文认为,美国智库的优点,中国智库仍须继续参考、学习或效仿;但美国智库的缺点,中国智库则须全力警惕、规避或杜绝。平视美国智库,才能有助于树立中国智库人的自信,同样有助于中美智库之间平等互利、相互尊重地切磋交流,更有助于新时代中美关系的深度认知与重新塑造。

1.梳理美国本土诟病其智库的声音

在观点相对多元化的美国,智库声音仅仅是代表着一部分人,且背后夹杂着复杂的政治党派、利益集团的考量。智库诞生初期那种通过客观中立的社会科学研究来影响政策改善、进而推进国家与社会进步的状态几乎已不再,最近十年来,美国智库行业屡屡受到主流媒体的猛烈批判,意识形态化的走向使美国智库公信力、贡献度大大下降。

美国《国家事务》期刊2012年冬季号刊发《智库在贬值》的长篇论文。文章作者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国前卫生部副部长特维·特洛伊直言,美国智库就“有点像魏玛共和国的纸币”,“没什么价值”。他通过对布鲁金斯学会、传统基金会等一系列著名智库数十年蜕变的详细分析后论述道:

“随着它们变得更加政治化,智库——特别是在过去十年左右建立那些更注重宣传的新机构——有可能变得更加保守、含金量更低。我们在政治上噪音太多、创见太少。这些机构只是美国政治腔调的复读机,而不是提供政策分析和知识创新的发动机。鉴于这些担忧,我们需要好好反思华盛顿智库的演变及其对国家的影响。”[2]

此后十年的美国智库作用并未改观,反而在“贬值”的路上越走越远,受到的批判也越来越多。最猛烈的批评来自《纽约时报》。2014年8月、9月,《纽约时报》连续推出两篇超过1万英文单词的长篇报道,批判“美国智库经常正成为企业影响力和品牌推广活动的工具”,“外国势力正在收买智库影响力”,还用长达58页详细资料罗列2011-2014年挪威政府、卡塔尔使馆、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等资助布鲁金斯学会对外政策、全球经济与发展领域、高达9200万美元的外国研究资金。[3]

就智库的游说问题,《纽约时报》批判道:

“在追逐资金的过程中,(美国)智库正在推动对企业捐助者的重要议程,有时模糊了研究人员和游说者之间的界限。他们这样做的同时,也获得了免税地位的好处,有时甚至没有透露他们与公司利益的联系。……这样的危险在于,(美国)智库正与我们身处的政治一样被腐化。”[4]

就智库受外国影响问题,《纽约时报》责难道:

“曾经古板的(美国)智库正在变成外国政府在华盛顿游说的强肌健肉。”

“每个著名智库都是海外资金的主要接受者。他们编写政策文件、主办论坛,并为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组织私人简报会,这些简报通常与外国政府的议程保持一致。”

《纽约时报》还明确表示,“美国智库与其海外赞助商之间关系的收紧可能违反《外国代理人登记法》”。[5]

《纽约时报》对美国智库的炮轰带动了其他主流媒体的批判共振。比如《华盛顿邮报》就连续发表评论文章,呼应《纽约时报》做了相当优秀的调查报道,还发出“记者要警惕成为智库的同谋”等倡议。[6]此后,许多重要媒体还陆续对美国智库不断进行批判。

2016年8月《纽约时报》又刊登两篇智库报道《智库是如何放大企业界影响力》、《智库学者还是公司顾问?看情况》[7],继续拿布鲁金斯学会等著名智库为例,描述美国智库表面“客观”、“中立”,实际上却接受企业界的资助,替企业说话的本质。

2014-2016年一系列对美国智库的公共舆论批判,对美国智库的公众形象与公信力造成巨大的冲击,也使美国智库在公共舆论空间渐渐走下神坛。美国作家乔纳森·罗批判道,(美国)“智库”是个错误的用词,“他们从不‘智’,他只是证明和辩护”。约翰·查克曼的批判更激烈:

(美国)智库“只是个骗人的机构,意识形态追随者和宣传员却摆出学术的姿态……(这样)金钱就像血液从血管的裂口中涌出一样支持宣传那些毫无意义、让人窒息的争论。”[8]

笔者多年来曾与多家知名美国智库合作,与数十位美国智库学者有深交,切身亲历了意识形态化对美国智库的深度影响,比如,在频繁的中美智库对话中,美国智库的口径越来越与政府相一致,在新疆、香港、人权等议题的研究报告深受美国近年来“新麦卡锡主义”式意识形态的影响,且不止一位美国学者私下表示,内心是能理解中国发展,但公开表态必须保持“政治正确”。

《外交政策》期刊2021年的一篇题为《为何人人都恨智库》的文章中讲到,仅20%美国公民信任智库,“智库面临着严重的且罪有应得的名誉问题”,甚至成为“所有人都恨”的职业。因为人们逐渐意识到,“智库商业模式已经朝着出售渠道和影响力的方向漂移。对那些人来说,重点不再在于产生新的想法或为审议过程提供信息,而在于推销促进资助者利益的想法。”[9]

美国智库收取捐款排名(上),以及出资最多的国家、地区、机构(下) 数据来源:美国智库国际政策中心2020年报告

美国智库在本国声誉急剧下降,启发中国智库界应全面地审视美国智库。不可否认,美国一些智库及部分学者是值得尊敬的,但美国智库在中国享有的推崇程度与其在本国的声誉相比,显然是“盛名之下其实难负”。[10]

长期以来,知名美国智库的研究报告往往会在中国同行与媒体界广为流传,许多美国智库学者的著作在中国畅销,不少美国智库学者在中国常常奉为座上宾,这些多少与中国学界“神话”、“迷信”美国智库有一定的关系。梳理美国智库在本国受到批判的境况,有利于中国学界打破美国智库的神话、平视美国智库同行。

2.打破美国智库的神话

美国智库数量众多,许多智库学者口才出众,不少智库报告善于包装,各类智库活动频繁多样,媒体传播也常常眼花缭乱,这些美国智库的特点是造成中国学界过度“神话化”美国智库的重要原因。

然而,如果换一些评价标准来看待美国智库,如是否真正进行专业性、独立性的思考与发声?是否真正有助于国家长治久安的建言献策?是否真正地促进本国政府推动人类发展与全球进步?那么,很容易发现美国智库所谓“神话”已全然不在。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学界至少要打破美国智库三大“神话”:

一是打破美国智库独立性的神话。

美国智库常以“独立性”自居,而中国学界通常也自我训诫须提升独立性。如果只是从研究方法、推导过程、资料收集等角度看,智库研究当然需要提升自主性,且研究过程的“独立性”应该是智库的核心价值之一。否则,很容易陷入重复建设、创新不足、人云亦云甚至抄袭他人的陷阱中。

但另一方面,智库这个行业的职业目标就是服务于政府的决策咨询,与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与日常频繁的互动是职业应有之意。[11]智库工作不是闭门造车,更不是谈“官”色变。标榜绝对的“独立性”,要么会造成自娱自乐的天真印象,要么就是刻意隐瞒与其他机构之间不可告人的机密。

根据笔者多年交往的经验,以及各类公开资料的披露,美国智库处在复杂而庞杂的社会与政治网络体系中,与政界、企业、媒体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从政治角度看,“旋转门”机制使美国智库与政府有着牵扯不清的联姻与轮坐关系,比如,智库为提升决策影响力有时不得不迎合政府;再比如,为输送更多下届政府的后备官员不得不押宝某位总统候选人。

华盛顿特区K街一角,因为聚集了大量智库,往往被视作美国政府高官的“旋转门”

从资金角度看,利益集团的捐赠使美国智库很难做出背离捐赠目标的工作,比如,美国智库学者发表观点与发布报告,不能不考虑捐赠者的意识形态、政治偏好、价值取向。[12]从媒体角度看,美国智库学者为迎合媒体固定的受众,往往屈从于耸动、过激的标题而丧失应有的严肃与客观性。

尽管美国智库界也有少数特立独行者,但正如美国学者詹姆斯·史密斯在《思想的掮客》一书所述“处于真空中未经人类生活中实际政治问题考验的知识是滑稽而虚无的”,[13]美国智库所谓“独立性”,不是空中楼阁或无本之木,而是与其特定的文化政治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中国学界不必美化其“独立性”的优势。

二是打破美国智库正能量的神话。

知识分子通常被视为“社会良心”,智库学者也常被誉为“国家智囊”,理应给国家发展与人类进步做出积极贡献。但近一二十年来,“美国智库自觉不自觉地给美国政府出了不少馊主意甚至坏主意”。[14]比如,2001年小布什执政后退出183个国家批准的应对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特朗普执政后又退出近200个国家签署的《巴黎协定》,背后都是美国智库在推波助澜。

一些美国智库受到高污染能源巨头科氏工业集团和埃克森美孚的资助,掀起了狂热的“反气候变化运动”。诸如哈兰学会、加图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等智库致力于“自由市场解决气候变化的方案”,利用国际会议、媒体文章、工作简报等方式全面驳斥“世界上97%气候科学家都支持的变暖事实”,可谓是一场“意识形态圣战”。[15]

美国政府至今没有批准加入152个国家签署加入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退出旨在限制导弹发展的《反导条约》,加剧了地区紧张,这些建议同样出自美国智库。

美国2003年基于“保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谎言入侵伊拉克,除卡内基和平基金会以外,美国智库清一色地支持出兵

更糟糕的是,最近几年,美国政治氛围越来越陷入冷战思维与反华反共的“新麦卡锡主义”,顽固地以意识形态划线,兰德公司、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传统基金会、进步中心等美国智库不断抛出遏制中国的智库报告,建议全面对华战略竞争,恶化中美关系,使世界面临新冷战的严重风险。[16]

此外,在国际问题上,美国智库习惯于对外发声,却多是倾向于建议用霸权主义压制方式处理分歧,尤其是俄乌冲突上,美国智库一边倒地谴责俄罗斯,支持对俄罗斯进行严厉制裁,而丝毫不反思美国多年来在俄乌矛盾中的“拱火”、“煽动”,以致事态越演越烈,美国成为国际冲突的最大麻烦制造者。在国内问题上,无论是医保难题、枪击困境、种族分歧,还是金融危机、通胀风险,数以千计的美国智库同样没有给出对症下药的良方。

更令人感到可悲的是,现在美国智库充斥着一批胡说八道、屡屡犯常识错误的所谓“学者”,他们不负责任,不考虑知识分子应有的客观度、责任心,只求媒体曝光度、项目吸金力,对国际合作、国家发展、社会公平均造成了负向、消极的影响。由此可推导,美国智库在助力国家发展与人类进步进程中正能量的缺乏,是21世纪以来美国相对衰弱的重要原因。

三是打破美国智库影响力的神话。

在多数人看来,美国智库往往有巨大的决策影响力。然而,相比于美国政府的政策需求而言,约2000家美国智库的庞大数量显然是供给过剩的。正如本文一开头就提及的,不少很有名头的美国智库的决策影响力是相当有限的。在销售政策的美国思想市场里,智库的过剩窘境导致其由传统的客观专业政策原创生产者的地位,转变为某种意识形态与倡议推销者的位置。

比如,传统基金会就自称是思想零售商或“二手思想贩子”,在公共关系的开销上占到年度总预算的35%-40%。他们最狂热的推销对象并不是白宫、国务院等实际政策运行的官员,而是其他三类人:一是保守派国会工作人员,以便让他们能对某些立法议案给出更有指向性的建议;二是不轻信政府、在意识形态上志同道合的保守分子;三是想在文章中加入保守派观点的记者。[17]

近些年来,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布鲁金斯学会等的市场推广经费也占到20%以上。美国智库内部高学历的研究人员也在流失。1980年代以后建立的智库中,只有13%的人接受过最高学位的博士教育。[18]美国智库的最新潮流已越来越沦为政治游说组织与宣传机器,而不再是严肃的政策咨询者。

正如《外交政策》对近年来美国智库表现进行鞭辟入里的批评:“美国智库专家们被视为是庞大且浪费的华盛顿机构的一部分,其存在甚至可能弊大于利。许多美国人认为,智库唯一明显的目的是为政客们提供在无休止的、浪费的党派斗争中互相攻击的棍棒。”[19]这样的评价应中了笔者近年来与美国智库交往的直观感受。

在讨论中美分歧、俄乌冲突、气候变化等重大问题的中美智库对话会上,通常美国智库学者观点与其政府政策立场以及美国同行对外口径的相似性,往往出奇的一致。中国学者原本是想摆着客观平等理性态度与对方探讨,结果往往成了对方的宣传对象。由此看,中国学界对诸多美国智库的真实决策影响力要打个大大的问号,对其“外宣”能力也须更加重视。[20]

3. 看待美国智库:取之精华,去其糟粕

梳理美国主流媒体对本土智库的严厉批判以及对美国智库神话的揭露,能更好地调适中国学界对美交流的心态与方位,也对更精准地从美国智库身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中国各界应以平常心看待美国智库及其发布的每个报告。

鉴于历史积累与国家地位的原因,许多美国智库往往具有较高的国际知名度,尤其是一些高官离职后都愿意到知名美国智库去担任高级研究员或管理岗位,使得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学界往往认为一些知名美国智库的决策影响力很强,所推出的智库报告背景深厚,甚至暗藏政府的决策部署等等。其实,多数美国智库研究报告都只是美国激烈竞争的思想市场中的一个“竞品”。每年数以万计的美国智库报告中,真正能够长久流传的精品廖廖无几,生命力极短的智库报告多是为了显示该智库的存在或标榜其在某些重大问题上的立场。

一些美国智库为了设置话题或增加知名度,往往“语不惊人死不休”

比如,传统基金会就公开承认,他们目的不是学术研究而是为了宣传。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则干脆把他们的学者称为“发言人”。[21]这些美式“宣传”“发言”经常“语不惊人死不休”,一旦被中国官方批驳或制裁,反而在美国各界博得大名。

对此,针对那些没有太多决策影响力的美国智库声音,中国官方大可付之一笑,不必太当真;对那些看似来势汹汹、与政府有些关联的智库报告,则可以“智库来、智库往”的方式,由中国智库层面进行更针对性的批驳。对有的美国智库学者到中国说得好听的话,也不必轻信,很可能这位学者回美国后又说得是另一套话。对美国智库及其报告、观点的平常心,有利于保持战略定力,更不会被其牵着鼻子走。

其次,中国学界应更自信地与美国智库平等交流、讨论甚至辩论。

可能是出于长久以来对曾任过高官的一些美国智库学者的尊敬,中国学界在与美国智库交流时往往显得过于温和与客气。以笔者数以百次参加中美智库对话及相关研讨会的经验看,美国智库往往在会议对话场合表现得咄咄逼人,或直入主题,更善于主动设置议程,带动对话节奏,对讨论双方问题中的中方责任往往直言不讳,有的甚至完全是站在美国意识形态或一些子虚乌有的信息基础上阐述观点,美方学者的类似表现时常令中国学者内心憋火,却又回击不足。尽管近年来中国学者对美平等交流、对等交锋、理性辩论的频次越来越高,但从国际话语权上看仍相对处于弱势。

对此,中国学界应针对性地发挥对外发声的作用,既敢于也善于对美国智库的不当言论进行及时纠正,展开更有针对性的讨论与辩论。这要求中国学界既需要有更扎实的外语能力、知识储备、口才应变以及对相关口径的把握,更需要有知己知彼、以理服人的能力,进而为塑造新时代的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国家形象做出智库贡献。[22]

第三,中国学界应更有底气地在全球舆论界争夺国际话语权。

正如上文所说,美国智库的决策影响力未必如其知名度相匹配,但近几十年来广受美国主流媒体诟病的从“原创政策研究”到“国际传播倡导”的美国智库转型,却起到了扩大美国国际话语权的作用。无论从过去的“软实力”、“巧实力”概念,还是近年来想要对冲中国影响力的“印太战略”、“重建美好的世界(B3W)”战略,美国智库常常是冲在最前沿的宣传官与先锋队,且不遗余地对中国逐渐壮大的国际形象进行抹黑、歪曲,也是压制中国在全球舆论界话语权的主要来源。

对此,中国智库应该有时代紧迫感,将在全球舆论界发声视为一场新时代的“思想战争”、“意见战争”,应像美国智库那样对“已有的研究进行包装,将高超的销售技巧和影响政策决策的努力结合起来”,[23]既能涌现更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智库,也能提升新时代下的中国国际话语权。[24]

4. 结论 要树立“智库自信”

综上所述,看透美国智库的神话,充分印证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发展不可能完全复制美国智库的模式。但这并不代表中国智库不能从美国智库日常运行机制中寻找借鉴,也不意味着中国须全盘否定美国智库总体的发展水平仍领先于世界的基本事实。相比于美国现代智库百余年的发展史,必须承认,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或萌芽期,在全球知名度、话语权仍相对滞后。[25]

21世纪以来,多边主义国际合作机制与平台兴盛,如G20、金砖机制、一带一路等都建立了各类国际智库合作平台,为中国智库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施展空间提供了时代的机遇。对于美国智库更善于向目标群体传播信息、更善于引导全球政策议题、更善于召集国际会议等容易营造其机构知名度的特点,中国学界一方面要透过现象看清其转型及其受人诟病的本质,另一方面也要从美国智库的对外交流日常运营中找到可借鉴的经验与内容。平视美国智库,树立中国人的“智库自信”,才能更好地在中国不断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新背景下展现中国智库的角色与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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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郭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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