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首先想请您介绍一下在沪日企的情况。

王淅：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和上海日本工商俱乐部这两家机构的统计，目前在沪日企有11,000多家。根据2020年日本外务省的统计，日本海外企业总共有56,300多家，在中国的日企总共有33,000多家，在沪日企数量在全国排名第一，而华东地区日企有近25,000家，因此在世界排名第一。

去年中国进博会已办到了第四届，日企的出展数量超过300家，在所有外资企业中是最高的，并且在虹桥品汇设立了面积一千平米的常设馆“Japan Mall”。总体来说，在沪日企在外企中的占比和存在感都是非常高的。

从行业分布上来讲，由于上海的成本还是相当高，所以制造业不多；上海起到了一个总部经济的作用，在沪日企很多是企业的中国总部、亚洲总部，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日企中的商贸企业相对占比高，目前上海是世界上最大的进出口贸易港口，国际金融城市地位不断上升，日本最大的3家银行都在上海设立了业务机构。

第三点，从2016-19年，日本企业的对华投资又迎来了一个小高潮，研发机构在上海不断落地，上海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地位、总部经济地位、国际港口和金融地位都在不断上升。

前面提到的11,000多家在沪日企中制造业企业占比不算很高，但是上海周边城市，比方说苏州工业园区的制造业日企大概有600家，昆山、无锡、常州的日企也非常多。

上海推动复工复产，主干道车辆渐增。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观察者网：这次研讨会在前期收集整理了日企的调研和问题，目前在沪日企的复工复产情况如何？

王淅：中国的政策相对来讲有一定的特殊性，所以在沪日企的代表们都尽量想把这些政策把握得精细一点。像我们第三方服务机构和政府合作，帮忙去确认政策细节，比如日企会关心“动态清零”和“社会面清零”的区别等这样一些细节性的问题。

日企在中国已经投资多年，他们很关注政策的指导角度，也很希望把握政策和业务的平衡，这在我们的线上讲座上也是有具体沟通解释的。相较于欧美企业，日企反应比较敏捷，可能受限于比较封闭的文化，信息传达要滞后一些，对管理上有一定的担心，所以会反复确认核对。

在我们这次讲座中，众和集团日本的石塚广晓总监也讲，疫情也是一次契机，是重新审视管理经营的好时机。言下之意，就是要日企提高反应速度，发挥中国员工的主观能动性。

那么，为什么日企对中国的政策解读这么关心？因为中国市场对他们的影响非常明显，日企在中国布局非常大，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也是中国的经济地位决定的。据日本国内新闻报道，因为上海疫情，日本有些城市的垃圾袋供应都断档了。

再比如，日本车企四大天王——丰田、本田、日产、马自达，我看到有报道称其中三家因为上海这次疫情，日本国内停产或者大幅减产。

日本车企在中国布局多年，丰田1995年来中国投资都算晚的了。日本汽车产业链深深嵌入中国市场，只要是上海工厂、苏州工厂或者昆山工厂做不了东西或者发不了货，日本国内的汽车厂马上就会断供，只能停产。汽车行业是日本经济的支柱产业，这次上海封控给日本汽车行业带来的打击确实非常大。据我了解，日本国内针对上海疫情的报道非常多，说明他们很关注这个事情。因为中国对于日本企业来说，既是重要的供应商也是重要的客户。

以前日本有这么一句话，日本跟美国经济绑定比较深，美国只要一咳嗽，日本就要得肺炎。后来这句话换成了，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只要一咳嗽，日本就要得肺炎。此前，中国连续12年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日本来说，中国经济对其影响非常大。

目前，上海正在加速复工复产，对于企业来说，复工复产取决于疫情管控、人员和物流等外部因素。上海发布了一个企业复工复产指南，要求工厂做封闭管理，但很多日企反馈做不到，因为工厂里面没有宿舍和餐厅，这些工作都没法安排。另外，一些小区目前仍处于封控中，所以员工无法到岗，有些岗位可以找人替代，但一些关键岗位的员工不在场，生产就没法启动。

物流也是一个难点。通行证需要审批，目前物流恢复的情况不是很理想。像有些化工企业、生物医药企业，他们前几年把研发中心从日本搬到上海，由于化学品、特殊制剂没法进入上海，所以工作也无法展开。同时，卡车司机数量也严重不足，拥有通行证能够动的车辆比较少。这些因素都导致物流不通畅，物流费用也涨了很多。

产业链就像一个网络，谁也离不了谁，也分不了先后顺序。比如产业机器人行业的一些下游企业是中国本土企业，如果日企不能复产，那么本土企业也不能正常复工复产。

在复工复产过程中，一开始是666家重点企业白名单，后续开放了1800家，日企的反应不同；有条件复工的企业想尽快申请进入白名单，有些企业想了解是否可以申请绿色通道，更普遍的情况是企业不具备复工复产的条件。当然，在沪日企中的大型制造企业，比如大金、林内等主动做表率，积极配合复工复产。

我看到一个统计是，在上海的日本制造业目前实际复工率在10%左右。目前在沪日企制造业有30%复工复产，这些复工复产的公司能恢复的产能只有30%左右，整体上差不多是10%的复工比率。

总的来说，日企还是在积极地想办法。因为企业手里的订单不能一直压着，不然会有违约的风险或者流失客户，企业必须要想办法把订单消化掉。一些企业的替代方案，是把生产订单的一部分放到日本国内，或者转移到中国国内其他城市，有些订单就交给东南亚工厂做。

如果复工复产推行得不顺利，恐怕真的会导致产业链外流、订单外流。暂时性的订单外流不可怕，但如果形成趋势、订单拿不回来了这种情况可能就很麻烦。

目前复工复产的日企中大概有30%的企业采取了替代方案，把订单回流到日本国内，因为现在日元贬值得很厉害，日本国内生产也有足够优势，一来是成本便宜，二来是品质管理会更方便。

观察者网：我看到日企也关心财务和法律问题，您在这方面收到了哪些反馈？

王淅：是的，很多企业关心这两方面的问题。日本的财务制度和我们不一样，日企财年是从4月份开始，那么3-4月份恰好是人员交替高峰，有些人员要回日本了，有些人员会派到中国来。同时，由于银行关门，有些子公司的三月份和2021财年的会计报告都不能发送到日本总部，也不能接收从总部划拨来的经费预算，导致员工工资和供应商的费用不能支付。

我们的线上讲座也收到比较多的这类问题，比如中国对于外国人的入境管理是非常严格的，有些日企驻在员签证到期，他们担心以后入境会不会受影响？我们尝试着从法律上给一些建议，要保留证据，解封之后要充分证明引起滞留的原因，我们只能给到这种防守型的建议。

还有关于劳务的问题，中国的《劳动合同法》2008年颁布，旨在保护员工权利，对企业要求比较严格。那么有些企业会问，新招的员工在试用期，且试用期没办法延长，但是员工一直处于居家办公，用人单位没法对工作情况进行评估和了解，那么用人单位是否能够辞退、如何合理合法地做岗位安置等等。

中新社：上海零售企业陆续开始恢复线下营业。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观察者网：疫情以来日本企业对中国市场的态度一直比较乐观，如何评估日企对2022财年的态度？

王淅：2021年整体日企的盈利状况都很不错，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调查表明比2020年有大幅提升。日企认为中国市场非常不错，疫情管控得很好，市场足够大且总量不断上升。很多海外订单去年都回流到中国来了。

2022年，日本企业本来也是比较乐观的，但没想到奥密克戎让人措手不及，所以日企普遍有一种谨慎乐观甚至悲观情绪；但同时中国市场对他们太重要了，他们不想轻易放弃。

很多日企伴随着改革开放进入中国，目睹了中国经济的高速腾飞。虽然中日经贸合作也经历过低谷，但是很快就恢复正常了。近年，中国涌现出大量的独角兽企业和创新企业，给日本的震撼非常大；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他们中的乐观派也越来越多。

2012年发生中日钓鱼岛争端，当时看空的人增加不少，日本提出了“中国+1”的经济政策，想要摆脱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去开发一部分东南亚的产业链。但最终这个计划进展并不顺利，因为东南亚也需要中国供应链的支持。

2018年的中美贸易摩擦，可以说是“神仙打架，凡人遭殃”；中国和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对日本来说是最重要的两个国家。中国既是日本最大的一个市场，又是最大、最重要的供应链，部分日企马上受到影响，比如在中国生产的汽车零部件，拿到美国去组装销售，中美贸易摩擦使得这些日企要支付高昂的关税。

2020年的疫情，中国政府表现非常亮眼，90%的在华日企都看好中国。2022年疫情形势严峻，但日企仍有这种惯性和信心。日本企业已经看到了中国的发展，中国制度有其优越性，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和效率。

我个人认为要服务好这些支持中国、看好中国的日本企业和日本企业家；我和我们的平台，也愿意为此尽绵薄之力。同时，今年是中日建交50周年，上海日本总领事馆也计划了很多纪念活动，中日经贸交流的心态和对未来的信心也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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