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陆，1980[1]年代堪称是清末民初以后的又一个文字翻译的黄金时期。尤其在文化方面，可以说是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翻译运动。据统计，1978―1987年间，仅是社会科学[2]方面的译著，就达5000余种[3]，大约是这之前30年的十倍，而其他方面，例如文学翻译的情形，也大致相同。

说80年代是文字翻译的黄金时期，并不仅是因为数量，而更是因为，这一时期的翻译在整个社会的文化转变上，占有非常突出的位置。自70年代末开始，愈来愈多的中国人觉得，中国社会已经陷入非常糟糕的状况，不但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也明显落后于日本、香港甚至台湾。因此整个国家必须要有一个大的改变，才能避免在全球化历史大趋势中被开除“球籍”的危险。

也就是说，整个80年代，是中国人重新感觉和思考中国的社会现状，并为它重新确立发展方向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被译成中文的那些主要是来自西方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著作，包括文学作品，正构成了中国人重新感觉和思考现实的基本参照系，成为启发和引导他们的感觉和思考的重要因素。

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倘若能够看清楚80年代的翻译运动，你也就抓住了理解中国“新时期”文化变革的一条关键性的线索。

李泽厚主编《美学译文丛书》的部分书影

与1950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将近30年的情形相比甚至与整个20世纪上半叶的情形相比，80年代的翻译活动都显示出自己非常鲜明的特点[4]。我这里想从广义的“社会科学”[5]翻译的角度入手，分析其中一个方面，即那一种在过去30年间从未出现过的特殊的翻译组织形式。

80年代社会科学方面的翻译景象是非常壮观的，译者的数量激增，而几乎稍有一点活力的出版社，都会接受和出版这方面的翻译著作。在80年代中期，出版社的总数已达400多家，比1976年增加了三倍[6]，你可以想象这壮观的景象。

但是稍加留意你就会看出，在这众多的翻译活动中，若干有组织的系列性的翻译计划，对整个翻译运动的兴盛是起了关键性的示范作用和引导作用的。这些翻译计划造就了一批著名的翻译丛书。而正是这些翻译计划的形成，实施和结果，清楚的凸现出一种至少在这之前30年间是没看到过的新的翻译组织形式。

金观涛和甘阳

下面，我就想以80年代最为著名的三套大型的译文丛书为例，从四个方面进一步描述和分析它。这三套丛书分别是：李泽厚主编的《美学译文丛书》，金观涛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和甘阳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7]。

一

首先，是出现了一批相当特殊的翻译活动的组织者。80年代以前的30年间，翻译及其出版活动也和其他的写作及其出版活动一样，一直是由国家通过出版社严加控制的，常常都是出版社制定选题，然后约请合适的译者来译。另一方面，在各出版社的联络和安排下，逐渐出现了一批差不多是专职的译者[8]，他们和另一批主要在大学外文系任教的译者一起，组成了一个基本上是围绕出版社而存在的“翻译界”。

但到80年代，情况却不同了，一些原本不属于这个翻译界、也并非受出版社委托的人文学者，出来设立翻译计划，并且组织和领导这些计划的实施。即以这三套丛书的主编为例，李泽厚是美学家，金观涛是学术兴趣极为广泛的思想史学者，他们都没有做过正式的翻译工作。甘阳是专攻西方现代哲学的学者，在筹备《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之前，亦无译著问世。这些人非但不是像前述那样的翻译家，而且还都相当年轻。在当时的文化界中属于“小字辈”(直到80年代中期，中国的文化界主要还是由六七十岁乃至更高龄的那一代人主持的)。

1980年李泽厚50岁，而协助他主持整套丛书工作，差不多是执行主编的滕守尧，是他的硕士研究生，当时才30出头。金观涛和协助他主持丛书工作的刘青峰，当时都不到40岁。甘阳年龄更小，1985年他还不到30岁，而丛书的两位副主编，苏国勋30多岁，刘小枫则只有26岁。至于《走向未来丛书》和《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的两个编辑委员会，前前后后70余人，在参加时几乎没有年龄已超过45岁的。所以，年轻，非翻译界出身，可以说是这一批新的翻译活动组织者的两个最突出的特点。

其次，这些组织者明显是出于一种对于翻译的意义的新的认识，而来组织翻译活动的。在80年代之前的30年间，中国大陆的社会科学翻译基本上是被当作培养共产党的“革命”意识形态，为国家政治运作服务的一种工具。只有很少数的翻译项目，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这个限制，在文化积累的意义上发挥作用。而到了“文革”期间，这样的丛书也全都停止了，整个翻译活动完全被纳入官方意识形态宣传的轨道：在这样的背景下，80年代的这一批新的翻译组织者的行为动机，就显得格外醒目。在《美学译文丛书》的总序里，李泽厚明确地说：“目前应该组织力量尽快地将国外美学著作翻译过来。我认为这对于改善我们目前的美学研究状况是有重要意义的。

有价值的翻译工作比缺乏学术价值的文章用处大得多。”[9]虽然说的是美学研究的“状况”，你却分明能感觉到他对整个文化状况的关怀，他显然是赋予了这些似乎应该是相当专门的美学著作的翻译一种非常广泛的意义。在8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已经从对“文革”之类悲惨岁月的历史反思，走到了在哲学(当时的说法是“世界观”)领域里开拓新方向的路口。由于当时的特别的文化状况，文学在整个社会的精神变革中占有非常突出的位置，这种“世界观”和哲学意义上的开拓，也往往是在文学和美学的理论讨论中首先冒头。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将李泽厚笔下的“美学”看成是一个代名词，他讲的不但是“美学“，也同时是“思想”，是“世界观”，甚至是整个“哲学”。

刘小枫

李泽厚的这个多少还有几分含蓄的意思，在《走向未来丛书》的《编者献辞》中就表达得更明确了。在《献辞》的开头部分，作者谈到的不是翻译，也不是著作，而是时代，是不寻常的历史转折关头：“我们的时代是不寻常的。20世纪科学技术革命正在迅速而又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生存方式。人们迫切地感觉到，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千变万化的未来。正是在这种历史关头，中华民族开始了自己悠久历史中又一次真正的复兴。”[10]

正是基于这种对严峻的历史使命的理解，《献辞》作者以马克思的话为先导，引出了他们组织这一套丛书的意义：“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今天，照亮我们民族的思想闪电，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和我们民族优秀传统的结合，以及由此开始的创新！”在《献辞》的结尾，作者更怀着毫不掩饰的庄严感，引用培根的话来表明自己的动机：“不要把它看作一种意见，而要看作是一项事业，并相信我们在这里所作的不是为某一宗派或理论奠定基础，而是为人类的福扯和尊严。”这是说得再清楚也没有了，他们并不仅是把编辑这套丛书看作是从事一项学术工作，而且还将它看作是对整个社会变革的一次推动，是“解放”社会的一道“闪电”。在当时的一次私下讨论中，金观涛更明确表示，他们是要在中国知识界再掀起一次类似五四那样的运动[11]。

同样，到了80年代中期，“思想解放”的潮流已经蔚为大观的时候，《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的组织者就开始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来展开他们对于翻译活动的理解。他们差不多一致认为，当代的中国人需要建立自己的思想和哲学，而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因此，第一步应该是全面介绍西方的现代哲学思想，第二步是深入地评述这些哲学思想，然后就可以达到第三步：中国的学者建立起至少不亚于别人的思想框架和哲学论述[12]。

在“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的总序中，这样的意思表达得相当明确：“梁启超曾言：今日之中国欲自强.当以译书为第一事。此语今日或仍未过时。但我们深信，随着中国学人对世界学术文化进展的了解日益深入，当代中国学术文化的创造性大发展，当不会为期太远了。”[13]正是在这样一个重建当代中国人的哲学思想的整体构想中，甘阳们给出了他们所计划的翻译工作的意义：它是当代中国人的思想和哲学复兴的基础，是新的哲学大楼的坚实的地基。它同样不只是具有具体学科或学术上的意义，而更是牵涉到整个中国社会的精神和文化重建。

今天回过头来看，从李泽厚到甘阳，这些组织者对于翻译活动的意义的认识明显地打上了80年代的印记。他们既不是从官方意识形态的需要出发，也不像90年代许多人所主张的，从专业和学术建设的需要出发，而是从当时整个社会的思想和文化变革的需要出发，从他们对于自身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和历史使命的理解出发，投身到大规模的翻译活动的组织工作中去。

对他们而言，这绝非技术性的工作，也不只是学术性的工作，而更是一项思想性的工作，一项精神启蒙的工作。由他们这种对于翻译的意义的理解，你很容易会想起七八十年前梁启超、严复以及稍后的“新青年”同人对于翻译的理解，想起当年周氏兄弟翻译《域外小说集》的动机。的确，20世纪初那些思想启蒙者兼社会革命家以“窃火者”自任的翻译态度，对80年代这一批新的翻译组织者，显然有很深的影响(或许他们自己并未意识到)。

再次，是一种独立的翻译主导机制的建立。正因为明确意识到自己是在“偷运”精神的火种，这些翻译的组织者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破原来以国家出版社为中心的翻译出版体制。他们必须把翻译的主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也就是说，从选题的确立、译者的选择，一直到对译稿的最后审读，都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由出版社决定，而是要由他们自己负责。

在这方面，《美学译文丛书》的做法是相当特别的，李泽厚凭藉他在美学界已经建立起来的学术声望，加上1980年举行的第一届全国美学研讨会[14]上美学界同行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支持[15]，成功地建立起一种名副其实的“主编负责制”，由他和他的助手们负责选择原著和译者，而由出版社负责对译稿的校对和文字编辑工作。因为这套丛书分散给四家出版社(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光明日报出版社和沈阳的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就不会有哪一家出版社能单独对主编施加重大的压力。今天看来，似乎主要正是这种一套丛书对四家出版社的运作方式，保证了李泽厚的“主编负责制”能够贯彻始终。

但是，到金观涛、刘青峰策划《走向未来丛书》的时候，却不满足于仅仅建立一个主编负责的“规则”，而要更进一步，建立一个独立于出版社的编辑“组织”[16]。这就是1982年成立的“《走向未来丛书》编辑委员会”。它包括了24名成员，当然都是同道。在这个编委会之下，又设立了一个以金观涛为首的执行编委会。不用说，在80年代初期的社会体制下，纯粹以个人身份汇聚而成的集体，是无法面对官方出版社的，因此，几经周折，金观涛们终于使这个编委会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青少年研究所接纳，成为“挂靠”在该所、隶属于它的一个次级组织。

这样，编委会才获得出版社认可的“合法“身份，能够独立地全权负责整套丛书的运作，从选题一直到终审。它有自己独立的银行账号，还能自己聘用职员。它对整个丛书的控制，显然比李泽厚更为全面。金观涛们最初是与湖南人民出版社商讨《走向未来丛书》的出版的，因为该社不肯放弃终审权，才转而与四川人民出版社接洽，而金观涛提出的第一个条件，就是终审权。正因为掌握了全部的支配权，丛书编委会才可能建立起一套在当时是相当完备的三级审稿制度[17]。

一个独立于出版社的编辑组织，一套相对齐全的审稿制度，这两样结合起来，可以说标志着一种新的翻译主导机制的确立。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翻译出版史上，是一个创举。在这以后，《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的策划者同样采用了这个方式，也是成立一个独立于出版社的编委会，也是将这个编委会挂靠于一个国家单位[18]，也是在编委会下设立执行编辑或副主编，也是由编委会负贵整个丛书的选题、译者和审稿，而且，也是为了终审权，不得不中断与第一家出版社(工人出版社)的谈判，而转向别的出版社。到80年代后期乃至90年代，有许多翻译或非翻译的丛书相继采用这样的独立编委会的形式，实施规模不等的出版计划。而这条日渐宽阔的新的策划和组织出版的道路，最初正是从这一批翻译活动的组织者脚下开始的。

《走向未来丛书》部分书影

最后，是这些编委会的功能的不断扩大。这些本来是为了翻译和编辑而建立起来的编委会，随着所出的丛书的影响日渐扩大，它们的功能也日渐扩展。即以《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来说，它原本就是想要出两种丛书，一是翻译论著，一是中国学者自己的论著，而它的最大的兴趣，主要还是在后者。从1987年夏天起，它更规划了一系列丛书出版以外的活动计划：首先是办杂志，差不多与丛书的第三辑同时，1986年8月，一份也叫《走向未来》的杂志在成都创刊[19]。

二是举办大型的学术研讨会，1987年冬在成都，1989年春在北京，丛书编委会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书院等机构合作，先后召开了两次国际性的学术会议。三是在北京筹办独立的出版社，而且还想在北京、香港和台湾同时展开出版活动。四是组建研究所，名为“21世纪研究院”，而且也已经为此募到了资金，甚至连“挂靠”的单位都初步联系好了。五是组织和参与其他非文学的艺术活动，不但于1987年11月在成都举办了“走向未来画展”，还想进一步举办更大规模的综合性艺术节。

与此相类，《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也不满足于仅仅组织翻译活动，依照他们那个重建中国当代哲学的“三步走”的构想，在策划翻译丛书的同对，他们还组织了一套以阐释这些西方经典著作为宗旨的研究丛书，编委会的成员则理所当然地充任主要的撰稿人[20]。除了出书，他们也和金观涛们一样，推出一本与丛书同名的杂志，这实际也是由编委会成员所编的一本独立的杂志，编委会成员的文字占了大部分篇幅。

不仅如此，甘阳们还于1989年2月左北京策划了一次引起广泛关注的“现代绘画展”，并且酝酿了一系列其他的计划，而其中有一些在当时根本没有可能实现。事实上，就是上述金观涛们的那些计划中，也有相当部分未能实现。但是，这些堪称庞杂的计划和行动，却极为清楚地显示了这些丛书的组织者推动社会文化变革的整体性思路。在80年代的中国知识界，类似甘阳那样的分阶段推进文化变革，而以翻译为第一步的想法(这其实也是自晚清新知识界确信中国在从政治到文化的各方面都落后于西方以后，一直延续下来的思路)，是相当普遍的。

而既是以这样的思路来理解和从事翻译活动，一旦他们确信中国社会的文化变革已经向纵深发展了，他们就自然要开始走第二步、第三步乃至第四步，他们那些原本是为了翻译出版而建立的组织，也就自然会生出许多新的功能。对这些人来说，翻译活动本来就是整个文化变革必须努力的一部分，他们不会认为这样扩大编委会的职能范围，让它去承担许多与“编”毫不相干的任务有什么不妥当。

《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部分书影

从以上所说的这四个方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种在80年代之前30年间从未出现过的新的翻译组织方式，如何一步步产生、成形并不断扩展。而在我看来，那第四个方面，即这些编委会的社会和文化功能的急剧膨胀.正是将这种新的翻译组织方式本身所包含的政治性，凸现得非常明显了[21]。

二

这样一种特别的翻译组织方式，必然会影响到在它组织下产生的翻译活动和翻译成果。在这方面，我想分以下几点来讨论：

首先是翻译的选题。既然是这样一些个人在主持整个的翻译计划，他们的个人特点—从他们对当时社会的思想和文化状况的估计，以及由此引出的对自己的翻译任务的理解，到他们的知识背景、学术兴趣，乃至他们的学术活动范围、他们所能联系和组织的人员的范围，等等—就必然会在选题上打下很深的印记。就《美学译文丛书》而言，李泽厚在总序中讲得很明白，他是要“补课”，要纠正过去因为文化封闭，所有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美学都不能进入中国的局面：‘只要是有参考价值的，便都拿来。”

再加上他自己以及协助他主持翻译计划的几位主要助手的知识背景的影响，《美学译文丛书》的选题就很自然向欧美非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理论大幅度倾斜。全部50种选题中，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著作只有6种，其中包括在中国一直被当作“修正主义“而大受批判的卢卡契的著作；出自苏联和东欧学者的著作总共7本，其余全是西方学者的著作，而当代美国学者的著作占了丛书.总数的1/3(17种)。有意思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一本也没有。

同样的悄况也出现在另外两套丛书中。《走向未来丛书》的24种译著中，出自美国学者的著作占了一半，非西方学者的著作只有3种。而由于金观涛、刘青峰当时对于科学和科学哲学的重视，也由于编委会中有相当一批成员是科学家，《走向未来丛书》的翻译(包括著作)选毯明显地偏重科学和科学哲学[22]。至于《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它的编委会成员绝大多数是西方哲学专业的研究生，就干脆以“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作为其主要的译文丛书的名字。

这套文库的选题，大部分属于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而这三个方面，正是甘阳与其同伴们当时的主要学术兴趣所在。可以说，正因为这些组织者大体上都认定，在80年代的社会思想和文化变革中，引进西方的现代理论是至关重要的大事，而他们的知识背景和学术兴趣，也正与此种认识互为因果，这三套丛书才会在选题上如此相似，都表现出偏重西方现代理论的明显倾向。

其次是译者的选择。我在前面说过，80年代之前的30年间，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人数相当多的翻译界，而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正是文学和人文理论的翻译家。可是，你看这三套丛书的译者，绝大多数都和这些丛书的主持者一样，并非出自那个翻译界。三套丛书的100多位译者中，除极少数(如缪灵珠、吴岳添等)外，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其中大多数是刚刚毕业或仍在读的研究生，甚至还有些是本科生；而且至少1/3是属于“兼职”，他们都有自己研究或攻读的专业，翻译仅是一项并不常做的兼职[23]。

譬如《走向未来丛书》的译者中，就没有一位是外语专业人士，全都是这样的“兼职”者。情形所以会如此，自然与这些主持者本人的学术和活动格局有关。他们自己并非翻译家，当然也就与翻译界缺少联系；他们又很年轻，甚至可以说是太年轻了，要想找到足够的人来担任译者，他们也就只能主要向自己的同辈人去动员。结果，随着这些丛书的陆续出版，一批新的译者也成长起来。从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说，这三套丛书的独特的组织方式，在它被其后的许多翻译从书广泛运用的情况下，的确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翻译界的基本构成。

一大批非专职的、多数相当年轻的、有些甚至外文也并不十分精通的译者，加入到翻译(不仅仅是社会科学的翻译)活动中去。不用说，这个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再就是基本翻译策略的确定。究竟该如何翻译外文著作，这是自晚清以来一直在讨论的大问题。从总的悄况来看，随若中国译者外语水平的逐渐提高，中国人对外国的了解日益深入，再加上50年代以后翻译活动的日渐休制化，中国翻译界对翻译的要求是愈益讲究，也愈益严密了。文学领域里的一大批重译本的出现，正是这种趋势的结果。

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认真仔细因而往往是费时较久的琢磨，最后交出一份堪称定本的译作，自然成为大多数译者的心愿，也由此铸就了翻译界一条不成文的“公法”。但是，我这里介绍的这一批翻译活动的组织者，却是抱若改变中国社会思想和文化状况的迫切愿望而投身翻译工作的，他们需要的是尽快拿出成果，尽快将译本送至读者手中，因此，他们势难完全遵守上述翻译界的“公法”。

李泽厚在《美学译文丛书》的总序中公开呼吁：“值此所谓美学热，大家极需书籍的时候，与其十年磨一剑，慢吞吞地搞出一两个完奖定本，倒不如放手选译，几年内多出一些书。”他说得很明白，翻译的速度是第一位的。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鼓励胡乱翻译，但是，徜若对定本的追求会妨碍翻译计划的实施，那就只能先将这种追求搁在一旁。我猜想，这种对于翻译速度的要求，大概也是李泽厚们更愿意遨请非职业的译者的一个原因吧，这些译者显然不会太受那条追求定本的“公法”的束缚。

事实上，在这套丛书中，有的译者承担了好几本书的翻译，膝守尧就是一个例子，他独立或与别人合译了5本书。更多的情形是合译，整套丛书中，两人乃至多人合译的书占了差不多一半。像下面这样的说明：“本书第一、七、八、九、十、十一、十二章和附录A，B及人名索引由苏晓离翻译，第二、三、四、五、六章由曾谊、李洁修翻译……”[24]正体现了《美学译文丛书》的译者所普遗采用的一种工作模式。也因此，有时候甚至对原著版本的要求也只能降低，在《趣味批判》的译者后记中，我们就读到这样的交代：“本书序言和第一、二章及《语符学简议》由王柯平据英文版译出；第三章及附录部分由田时纲据意文版译出。”[25]

同样，《走向未来丛书》的主持者们也抱有李泽厚这样的“干起来再说”的想法。《走向未来丛书》采用的是一种狭长的小32开本，每本书的字数要比《美学译文丛书》少将近1/3。但是，合译的现象依然很普迫，24本译著中，只有6本是个人独译的。金观涛们甚至恢复了30年代以后就少有人使用的“编译”的方法，丛书第一、二两辑的6本译作中，竟有5本标明是“编译”。而在翻译和编辑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时候，编委会干脆将该书的注释部分全部删除[26]。凡此种种，都表明在金观涛们的心目中，翻译界那些追求完美的例法并不值得死守，为了尽早将译本投入补会思想变革的战场，他们宁愿采取各种灵活得多的翻译策略。

相比起来，《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的编委会似乎要从容一些。即以“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为例。合译的做法就逐渐减少，且每本书都有专人核校，而且大多数由三位主编自己来校，其中甘阳一人就校了将近300万字，刘小枫亦校了近20万字，且校得相当认真。

可以说，在这三套丛书中，甘阳们对于译文的质量的要求是最高的。但是，与其说这是出于类似追求定本那样的考虑，不如说是出于丛书编委会对当时社会文化变革的基本形势的估计。已经是80年代中期了，最初那种为了开拓新路而无暇他顾的紧迫气氛似乎正在消散，现在更需要的是为新的思想和哲学大厦奠定坚实的基础。这些年轻人既以规划整个中国的思想发展为己任，就自然会格外重视他们从西方引进的这一批思想火种的质量，他们对译文质且的要求，主要也正是由此而来。

在这个意义上说，李泽厚——金观涛式的“干起来再说”也罢，甘阳式的“要译得好’也罢，都从不同的侧面证实了，这些人对于整个文化形势的估计，对他们选择基本的翻译策略，起了多么决定性的影响。

最后，与上述策略选择密切相关的，就是对译文的读者的假定。既是将翻译理解成思想启蒙的重要途径，那么，如何设定这些译文的读者范围，就如同启蒙者对于启蒙对象的估计，变得非常重要。从《美学译文丛书》的总序可以看出，李泽厚期待中的主要读者群并不是专业人士，而是广大的年轻人，是所谓文学和美学的“爱好者”。这样的假设在《走向未来丛书》的编辑方针中体现得更为鲜明。这是一套着眼于“未来”的丛书，金观涛们明确将“青年”定为他们最重要的读者。

他们对书的开本的选择，封面的设计(以黑白两色的抽象画作封面)，篇幅的限定(每本原则上不超过12万字)，以及标题的改动(编委会明显地喜欢用那种明快而能引起兴趣的标题，如“人的现代化”、“人的创世纪”、“日本为什么‘成功’”之类)，等等，主要都是为了适应青年读者的需要。而《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所以在“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之外，另设一套篇幅和开本都小一点的“新知文库”，而且这套书的种数大大超过前一套，就因为他们也是将专业以外的读者，当成重要的诉求对象。

这是一些自己就相当年轻的学者，他们很敏感，知道自己同代人的精神饥渴，因此，他们对自己的读者的这种假定和选择，是相当适时的。他们相信青年人是当时社会中最愿意接受西方思想的群体，而这些丛书出版以后的销量证实了他们这个判断是正确的。《美学译文丛书》的最初的几批书，初版印数都达3万至4万册。而《走向未来丛书》第一批印出的1，000套书(第一辑)投放市场后，四个小时就卖光了。以后不断重印，第一辑12本书的平均总印数都在20万册以上，有的累计达30万册。至于《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不但“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的许多译本至今还在重印，“新知文库“的印数更大大超过前者。

三

如果将上面描述的这一种翻译组织方式，放在一个较长的时段里来看，你当然不能说它是全新的现象。即从近代以来的翻译历史来看，晚清由传教士开启的那些大规模的翻译计划，以及稍后严复、鲁迅那两代人的许多截译和出版活动，一直到20年代末、30年代中期那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截译丛书，其实都不同程度地显现出类似我们描述的那样的翻译组织方式。但另一方面，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直到80年代出现的这一种特别的翻译组织方式，又确实是一个全新的现象。单从这一点，你就可以强烈地感受到20世纪中国社会和文化历史那令人感慨的悲剧性。但我这里想说的是，这样一种翻译的组织方式，对80年代整个的翻译运动造成了非常重大的影响。

在整个80年代，上述的这三套丛书是一直紧执翻译新潮流的牛耳的。它们凭藉选题指向上的“先锋性”和可观的销售纪录，成为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榜样。自它们之后，可以说大部分有影响的翻译活动都是以出版丛书的方式组织起来的，而这些丛书的主持者，亦大半是直接仿效从李泽厚到甘阳的种种做法。正因为这些丛书有这么大的影响力[27]，在整个80年代，“社会科学”和文学作品的翻译一直占据着翻译活动的中心位置[28]。

鲁迅和严复

不用说，这对中国翻译界的重新结构，对翻译界“公法”的破坏和重建，对一代新的译文读者及其阅读趣味的形成，乃至对整个翻译出版机制的更新组合[29]，都可以说是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而由于这些丛书的广泛流行，今天30至50岁的关心社会、政治和文化的人当中，很少有人没读过这些译著，它们对80年代乃至90年代中国社会思想和文化的影响，也就异常深远了。当代中国的许多特别的思想、学术和文化现象，都不同程度地起因于这些翻译著作的影响。

例如中国思想界偏重西方而忽视非西方思想资源的倾向，当代书面语——尤其是理论语言的演变趋向，更不要说具休的文学、艺术、人文和社会科学理论的潮流更替，背后都有这些翻译著作的影子在那里晃动。因此，我这里描述的这一种特别的翻译组织方式对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深远影响，确实不能低估。

最后还想讨论的是，这种“新”的翻译组织方式为什么会(或为什么能)在80年代出现？限于篇幅，我只能在这里扼要地提出几点解释。首先当然是整个国家的政治改革气氛的影响。“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倡“解放思想”，党内的‘改革派”与知识界协力发动“思想解放运动”，民间的改革力量也不断呼应，到80年代末期，这一股改革的潮流几经反复，终于达到了最高峰。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背景，李泽厚们的努力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甚至他们都不大可能产生那样的计划。

至于“文革”式的官方意识形态的逐渐瓦解，政府体制内一部分倾向开明的官员的出现，以及由此造成的宣传、出版体制的微弱的松动，也都只有放在这个背景下才能得到解释，而这些对于这种“新”的翻译组织方式的成功运作，是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的。如果没有社会科学院的支持和一些出版社的配合，李泽厚的计划就仅仅只能是一个计划，而《走向未来丛书》和《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的两个编委会能够取得“挂靠”国家编制的资格，更只有在获得部分开明官员的支持后才有可能。

其次是当时整个社会在精神和知识上的巨大饥渴的刺激。从50年代初开始，文化上的封闭政策就执行得相当有力，也很成功；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更是变本加厉，纹丝不透，使全民族在精神和知识上几近窒息。恰在这时，“文革”结束，社会缓慢但却逐步地走向开放，国外的信息星星点点地传进中国：正是在这种经历长期封闭而刚刚开始开放的时刻，整个社会的精神饥渴汇聚成一股强大的能量，对文化界构成巨大的吸力。

李泽厚们身逢其时，敏感并及时地抓住了这个时机。在我看来，这个特殊的历史机遇对这一种“新”的翻译组织方式的产生和成功，是有极为重要的诱导和支持作用的。事实上，在晚清，类似这样的历史情境的巨大的诱导和支持作用，就已经显露过了。

酒井直树、花轮由纪子主编《印记：西方的幽灵与翻译的政治》，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我想说的第三个原因，就是80年代出现的一种新的“青年知识分子族”(我一时想不到更恰当的词，姑且这样称呼)。相比起来，《走向未来丛书》和《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这两个编委会的成员，更能够显示这一“族”的特点：当时年龄在25至40岁之间，聪明，在农村或工厂度过长短不等的岁月，受过或正在接受大学(往往是人文学科)教育；看破了“文革”式的官方意识形态的虚伪，渴望新的精神生活，有“理想主义“的热情，亦有传统的经世济国的志向；懂一点外语，但不太多，对中国以外的世界有一定的了解，但大多谈不上系统和深入……这样一种类型的青年人，是20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的曲折历史制造出来的一种特别的人，在这之前没有这样的人，之后大概也不会再有这样的人。

他们的有些特点是前辈人没有的，他们的另一些特点又正在后辈人中间逐渐消失。我觉得，“新时期”以来的许多文化、经济乃至政治现象，都与这一“族”人有关。他们中有一些人后来成了著名的文化人(譬如这些丛书的主持者)，更多的人则历经各种波折而在思想、职业以及人生志向上发生极大的分化。但在80年代，这一“族”人可以说是推动整个社会思想和文化变革的最激进的力量。当然，我所讨论的这一种翻译组织方式，以及80年代整个翻译大潮的兴起和流向，也都和这一“族”人分不开。

这三套丛书的主持者，绝大多数都属于这一“族”；这些书的译者，大半也都是这一“族”；而这些书的最初的读者，恐怕大多数也正是这一类人，以及那些接近这类人、不同程度受他们影响的人。自然，深入去研究这一“族”人的历史和社会作用[30]，不是我的意图，大概也超出了通常意义上的“翻译研究’的范围。我在这里只是想指出，这一“族”人的存在，很可能是上述那一种翻译组织方式所以会产生、并且能成功运作的原因，就社会构成而言，这是最内在的原因。

（原文刊载“文艺批评”文艺公众号，翻页请看尾注）

1] 在文中“80年代”是指1970年代末至1989年为止的那一段时间。

[2] 这里的“社会科学”是广义的概念，包括通常所谓的“人文科学”。

[3] 见陈久仁主编：《中国学术译著总目提要（1978―1987），社会科学卷》，吉林教育出版社，长春，1994年8月初版，第1页。

[4] 例如，在翻译内容上明显地偏重“西方”等等

[5] 包括“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本文由此往下所用的“社会科学”一词，都是在这个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的。

[6]  Cheng Fong-ching&Jin Guantao： From Youthful Manuscripts to River Elegy; The Chinese Popular Cultural Movement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1979-1989，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1997， 181.

[7] 《美学译文丛书》从1980年开始筹备，1982年开始出书，前后共计出版50种。《走向未来丛书》从1982年开始计划，1984年开始出书，前后共计出版5辑74种，它并不是纯翻译的丛书，所出74种书中，24种为译作，另有10种署名“编著”的，其中亦有多种包含翻译的成分。《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从1985年开始策划，1986年开始出书，至1995年为止，共出版84种。

[8] 此种人中也包括一些由于各种原因被剥夺了其他写作权力，改行专做翻译的人，如周作人、绿原等。

[9] 这个总序刊登在《美学译文丛书》的每一册的卷首。

[10] 此《编者献辞》亦刊登在《走向未来丛书》的每一册卷首。

[11] Cheng Fong-ching&Jin Guantao： From Youthful Manuscripts to River Elegy; The Chinese Popular Cultural Movement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1979-1989，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1997， 110.

[12] 此据笔者1998年2月19日对刘小枫的访谈记录。

[13] 此总序刊登于“现代西方学术文库”1990年以前的每一册的卷首。

[14] 李泽厚组织这套《美学译文丛书》的设想，最初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提出来的。

[15] 李泽厚在《美学译文丛书》的总序中，一开头就引用这次研讨会的简报：“1980年6月全国第一次美学会议简报说……”这除了交代丛书的缘起，也显然有强调整个美学界的支持的意思。

[16]当然，这里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些年轻人当时尚无李泽厚那样的个人学术声望，他们必须更多地依靠一个集体，才能抵挡住来自出版社的控制。

[17] 因为编委会的成员分处各地，编委会还专门编了一份月度工作简报，供北京以外的编委了解情况。

[18] 这次是挂靠于刚刚从权威的人民出版社独立出来的三联书店。

[19] 据金观涛1998年3月6日在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翻译运动经纬工作研讨会”上回忆，办杂志的设想其实更早于出版《走向未来丛书》的设想。

[20] 这套丛书后来以《人文丛书》的名义，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1] 这方面还可以举一个极瑞的例子：在 1989年4，5月中，甘阳经常以《文化：中国与世界丛

书》编委会的名义，为他参与的一些政治活动服务，他显然并不把这个编委会看作纯文化

意义的组织，尽管他的这一做法遭到多数编委会成员的反对。

[22] 关于这一点，亦可以参考Cheng Fong-ching&Jin Guantao： From Youthful Manuscripts to River Elegy; The Chinese Popular Cultural Movement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1979-1989，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1997， 118—119.

[23] “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中那三本由中国学者选编的专题译文集的情况有所不同，那其中有许多部分是选自资深翻译家的译作。

[24] 《走向表现主义的美学》的译者前言。卡里特著，苏晓离等译：《走向表现主义的美学》，光明日报出版让，北京，1990年版，第9页。

[25] 沃尔佩著，王柯平等译：《趣味批判》，光明日报出版社，北京，1990年版，第279页。

[26] 这主要是出于篇幅的考虑。

[27] 当然，在这种影响力背后，有非常复杂的社会政治因素在起作用，此处无法详述。

[28] 进90年代以后，以营利为基本目的的消闲类读物的翻译，才逐渐占据翻译活动的中心位置。

[29] 80年代以前，只有北京和上海的少数几家出版社可以出版社会科学方面的翻译著作，而现在，可以出版此类著作的出版社的总数，差不多是80年代以前的100倍。

[30] 我觉得，作为一个完整的“族”，它在今天已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