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角度看一个现象，与只是关注该现象发生时的表象，结果很不一样。《告别西潮──盲冲瞎闯的民主运动》将近年发生在香港的“民主运动”形容为“盲冲瞎闯”，并将之与百年前发生在中国大地的五四运动作比较，从而带出西潮余波的问题。香港今天的“民主运动”跟中国的百年耻辱及今天的民族复兴这两者之间，有一种历史关系，不从这一视角进行思考，便无法认识香港与内地其实是命运共同体这个至为重要的问题。

今天我们正处于从西潮完全主导到东风开始西渐的历史时刻，在这背景下，一带一路是很好的反映，中国的经济及基建硬实力，已经逐渐越过国界，远达欧洲腹地，但在文化、政体论述等软实力方面，还处于起步点，影响有限。我认为要掌握这样的历史视角，才可以较深入地评估香港近年变了质的民主运动，将表象与本质分清楚。

盲冲瞎闯的民主运动

将香港的民主运动称为“盲冲瞎闯”，并以之作为本书的副题，背后是对所谓普世价值的理解及评价，当中的关键概念是“西潮”，即从鸦片战争割让香港开始的百年民族耻辱，包括甲午战争我们大败于一直向我国称臣的日本，庚子年八国联军以洋枪大炮占领北京；在西洋的巨大冲击下，结果我们要全面向西方学习，此后西风东渐，从器物、制度到文化，都以西洋为师，是为近代的“西潮”。

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的《西潮》，相信不少人都看过。他从自身的经历，道出西洋影响下清末民初的中国乡村、半殖民的列强租界，以及抗战时期的生活；他本人到过日本，又在美国念书，对西风有深入的观察；在《西潮》中，他谈到五四运动时的学生，用“嚣张跋扈”来形容，这其实继承前任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讲法，蔡认为学生尝到权力的滋味之后，欲望变得难以满足[1]。

蔡元培是亲身体验过学生闹事成功之后的“嚣张拔扈”，包括当时的所谓“讲义风波”，事缘北大评议会通过学生要交讲义费的规定，结果数百名为此不满的学生冲进教员的办公室，要找主张这条“可恶”规定的人算帐。为了保护教员，蔡校长赶到现场，气愤的说：“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你们哪一个敢碰教员，我就揍他。”

北大学生闹事不单止发生在蔡元培任内，蒋梦麟亦遇上，他曾经因为拒绝学生的要求而被围困在办公室，胡适建议他找警察，但他拒绝了，最后因为学生之间互相吵闹，事情结束。当时不单止是北大学生，连中学生亦闹学潮，据《西潮》记载，杭州的一所中学学生闹事，与学校的厨子发生纠纷，厨子愤而在饭里下毒，结果导致十多名学生中毒而死，当时称为“饭厅风潮”[2]。

周令钊油画《五四运动》

这些事情反映，即使理想崇高，还会有鲁莽、自以为是问题，人性的劣质一面，可谓恒久不变。学生闹事是《西潮》的一个小插曲，我借鉴这小插曲，对最近几年发生于香港的民主运动作出评价。两者相比，香港民主运动更等而下之。原谅我这样评估今天普及大学教育下的香港大学生，他们已经称不上是社会精英了，不能与五四运动时期的大学生相比了。在互联网普及的年代，民主运动中的参与者往往被情绪牵动，作出与自己长远利益及社会整体利益相违背的行为，这就是我说的“盲冲瞎闯”。

香港这个民主运动，大学生之外，还有不少专业人士、老师参与，其中不乏草根流氓。他们一些人（包括大学生）粗言秽语，行动激烈，如果这就是未来的社会精英，真的讲笑了！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观察及评估。但由于开始时对这些人采取宽容态度，社会及传媒对过激的言行好像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终于姑息养奸，导致运动趋向激进化，不再追随传统的“和平、理性、非暴力”温和路线；一些极端分子更诉诸没有底线的勇武抗争，终于引来港独分子及 2016 年元旦的旺角暴动。

五四运动、香港民主运动是否重大历史变动？

如何评估香港民主运动的影响呢？这与如何看待百年前的五四运动有莫大关系，两者追求的，都是西潮。用李泽厚的说法，五四运动以启蒙为目标，是批评旧传统的新文化运动。[3]所谓启蒙，就是扬弃旧传统、礼教及家庭对个人的束缚，摆脱愚昧，争取个体的“自由、独立和平等”。

从中国近代史的角度，究竟五四运动是否构成重大的变动、推进历史的进程呢？根据汪晖在《短二十世纪》[4]的讲法，重大历史变动如辛亥革命，不在于其规模浩大，而在于其能终止了以前形成的历史范式，因而日后发生的事情不再是从前的延续，而是这新事件开创的范式的序列性开展。

上世纪 70 年代以降，国内外学术界对五四运动有新的评价，将它定位为激进主义的思想启蒙运动。这个激进主义如何激进呢？五四运动的领军人物如陈独秀认为中国需要创造新文明，他在《青年杂志》〈一九一六年〉一文这样写着，“创造二十世纪之新文明，不可因袭十九世纪以上文明为止境”，“自开辟以讫一九一五年，皆以古代史目之。”[5]。即是说，陈独秀认为 20 世纪应该与 19 世纪断裂，他要人们忘记过去，从头开始。这表示他将五四的新文化运动视之为重大历史变动，要终结以前的范式，与中国传统文化作一断裂。

五四运动的激进主义有其自身的逻辑，因为自1911年辛亥革命，中国只是在形式上建立了民主共和国，政治革命的结果未能改变国家民族面临覆亡的威胁。在西方的冲击下，中国作为一个政治主体能否存在？中国人能否自存？成为问题；因此，一些激进主义者便相信持守传统文化没有出路。

在 20 世纪初在西方列强的欺凌及压迫下，因而要与传统文化决裂的，不是只有中国，横跨欧亚大陆、在奥图曼帝国崩溃后建立的土耳其，处境亦相似，其民族英雄凯末尔呼吁：“为了拯救国家，没有其他的办法，只有摧毁从政府机器到国民精神的一切，并树立新的东西”[6]。

不过，五四运动同时包含两股力量，其一是源于西方文明的个体解放、自由民主的启蒙主义，其二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民族救亡运动。正如李泽厚所言，五四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结果当然是救亡掩盖启蒙[7]。而救亡运动的考量，正如孙中山的判断，是如何治理中国民众“一片散沙”的散漫状态，而非模仿欧洲近二三百年以争取人权与自由为目标。

孙中山认为：“中国自古以来，虽无自由之名，而确有自由之实，且极其充分，不必再去多求了”[8]。他认为自秦以来，中国普通老百姓只要不反皇帝和纳了粮，便不会承受多少皇权专制的痛苦。因此，他认为要注入民族主义，透过党国体制甚至个人独裁，才可以凝聚人民。结果当然是需要限制人民的自由，结束中国人“一片散沙”的状态，这才能够摆脱列强的压迫，令国家民族得到自由[9]。

对五四运动启蒙主义的再新认识，意即1919年的五四运动只是1911年辛亥革命的延续，而非改变范式之重大历史变动。同样道理，这五年发生在香港的民主运动亦不构成历史范式之改变，因为它同样以所谓西方先进文明的普世价值为标杆，脱离香港及中国的政治现实及历史经验。正如五四运动一样，香港的民主运动亦寻求与中国传统断裂，认为中国共产党代表落后的专制体制，因此要与之抗争，不接受基本法的框架。一些鲁莽份子甚至将政治意念推到极端，如候任立法会议员宣誓时，有人居然用辱华的“支那”代表中国，对中国近代史日本军人对中国同胞的残暴行为没有一点认识。

若果我们将发生在香港这几年的民主运动与五四运动作一比较，实在有点抬高前者的身价。但是，若参考蒋梦麟在《西潮》一书中描述学生闹事的表现，则两者同样有着自以为正义便嚣张跋扈的劣质性。香港一些极端分子认为传统泛民的温和路线不能达成争取普选的目标，便要“勇武，以暴易暴”，并将传统泛民贬低为“政棍”，认为“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温和路线是假抗争。最后闹出用暴力冲击议会大楼、政府总部广场及旺角暴动，其肇事者被法院处以超出他们预期的监禁刑罚——因为他们一些人以为自己代表正义便应免受刑责。

不少五四运动的参与者，无论是学者或学生，之后都选择投身革命，包括不少人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农民暴动及解放战争。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的 38 年，是个激进年代，中国的革命者选择了救亡而非启蒙，因为该段历史是国家存亡危机掩盖一切。我们同样要问一下，21世纪的香港，就算是贫富悬殊问题严重，以及楼价居高不下，香港是否民不聊生，具备革命及予暴动合理化的条件呢？若果没有的话，这个盲冲瞎闯的民主运动便不会是一个改变香港这个小地方历史范式的重大变动了。

若从香港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序列来看，无论如何，九七回归始终是最重要的变动。这 5 年的民主运动只是九七回归一国两制范式之自然延续而已。这个一国两制范式是一个宽松的港人治港治理框架，以为“不管就是管好”及获得中央政府“额外”授权，但又缺乏国家安全部门的震慑，再加上引入选举政治，又缺乏系统性政治人才的培养，致使特区政府产生不少施政失误及管治不顺的情况，才造就了这一个盲冲瞎闯的民主运动。

告别西潮——只是中国民族复兴的开始

归根结底，西方民主的本质是“从众不从贤”，与中国传统的贤能政治格格不入。例如近代思想大家梁漱溟便讲过，“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形式不符合中国的“尊师敬长”传统。他认为若让一位既有名望又有知识修养的人与一个没有教养的妓女在一个村庄平等地参与选举，是机械式的平等，是不公正的[10]。

若从西方国家普选的发展历程来看，一人一票的普选只是 20 世纪初的新生事物。五四之秋，中国启蒙之士追求民主其实是一个藉口，实际是不满当时北洋政府对外软弱，国会议员腐败无能而已。

当年，中国的学者及学生根本就不知道普选是什么东西。因为最早实现普选的是北欧小国挪威，时为 1913 年，英国迟至 1928 年，法国及德国分别在 1946 年，而美国则更迟，在 1965 年才实现普选。

普选是 20 世纪的新生事物，但短短的一个历史时期，便已经将一些国家弄得疲态毕露；其中的基本管治问题是执政者要讨好选民，因而形成“超载政府”。如南欧的所谓“欧猪五国”（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相继出现财政危机。就算选举政治比较成熟的英国，利用公投决定脱离欧盟，也显示将国家重大决策予一般民众投票，并不是明智的方法。超级大国如美国亦好不了多少，2017 年总统大选选出了一个右倾的民粹主义总统特朗普。第二次大战后的冷战时期，美国人鼓吹公开竞争性选举，是以政治制度的输入端作为选择国家领袖的方法。这种方法有莫大的风险，因为选出的人物可能没有执政能力及经验；但是由于选民厌倦了旧的政客，又或者竞选者口才了得，便能够得到权位。就其本质而言，这并非选贤举能的政治制度，长远而言，是不可能不衰败的。

无论五四时期或今天的香港，西潮泛滥只是表象，终归脱离不了重大历史变动范式之自然延续！若果从一个更远的历史角度来看今天的表象，我所讲的“告别西潮”便更富有意义，这涉及两点。

第一是东西文明并非各自独立存在，而是互相影响。有些时期，东方影响力大些，有些时期，则西风东渐了。

被誉为法国启蒙大师的伏尔泰（1694 – 1778）特别倾慕中国。他曾经这样表示：如果一个人作为智者，希望使自己了解到地球上发生过什么，他就必须首先把目光转向东方，那里是所有艺术的发源地，西方从那里获得一切[11]。

今天西方的优越形象，根据霍布森的研究，是18 世纪至19 世纪中叶一些欧洲人将世界分裂为两个对立文明阵营的虚构故事。在这个虚构之下，西方是以一种永恒的优越形象出现的，例如它有如下美德：理性、勤勉、诚实、先进、自由、民主、独立等。而东方则刚刚相反，被虚构为非理性、武断、懒惰、专制、腐败、不成熟、落后、消极、缺乏创造力等。这种东方主义或欧洲中心论当然不符合历史事实。然而，就算是西方的智者如马克思亦不能例外。他先入为主地将世界历史发展的积极角色赋予西方世界，并认为中国是代表一种“陈腐的准文明……生活单调而乏味”[12]。

上文引述伏尔泰对东方的高度评价便已经推翻这种东方主义的世界观。伏尔泰极端推崇中国。他说：“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这真是大不幸”[13]。根据朱谦之的研究，伏尔泰对中国的推崇当然包括中国的政治体制。这位法国启蒙大师认为，人类智慧不能想像出比中国政治还要优良的政治组织。朱谦之的研究还发现，18 世纪欧洲反宗教、反封建的理性万能学说有两个思想来源——古希腊及中国[14]。17、18 世纪中国哲学对法、德两国的思想界影响十分大，如法国的百科全书派把中国哲学当作唯物论和无神论来接受；而德国古典哲学则把中国哲学当作辩证法来吸收。

就算中国哲学曾经对西学有重要影响，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过去西风东渐的一百年，发生了一件对中国传统文化承传影响十分深远的事情，这就是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废科举、兴新学。从民族生存的角度来看，当时的决定是可以理解的。但从此以后，中国的教育制度便以西方的知识体系为主，按照它的专业知识来传授。儒家天地人的宇宙观、世界观及人生观便从此式微。曹锦清提醒我们，我们今天中国的历史和中国自身的大部分经验被西方的理论和概念来定义[15]。例如我刚提及的东方主义便把中国描述为封建社会。这是话语霸权，连马克思亦不能避免犯这个错误——秦朝大一统实施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分封皇族诸侯不是中国二千多年来政体的主要内容。

告别西潮的第一意义就是要有文化觉醒，要摆脱西方文化霸权，重建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及其话语权。

第二就是肯定中国从来都是一个文明漩涡，开放吸纳外来优秀的养分，成就更高的文明。

其实，中国落后于欧洲，只是约200 年的事情。根据比利时经济史学者巴罗克（Paul Bairoch）的估计，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在清乾隆末及嘉庆初（1800 年）与欧洲相若，但自始便被超越；英国学者麦迪森（Angus Maddison）估计，嘉庆末年，西欧国家的人均生产总值已经是中国的两倍，英国则是三倍[16]。清干隆皇帝晚年自诩是“十全武功”，指两平淮噶尔、定回部、两定大小金川、靖台湾、服缅甸、安南，两降廓尔喀，疆土面积超过 1,300 万平方公里，比今天还多四十多万平方公里。但是乾隆皇帝 1799 年逝世后不过四十多年，便发生鸦片战争，中国的“百年耻辱”也就开始了。

当一个国家或民族自以为天下无敌，便产生不思进取的心态。中国人对西方的态度，便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由自大走向自卑的。今天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个一百年的民族复兴中国梦，我们更加不要忘记清朝自大招来惨败的历史教训。

因此，对于告别西潮的提法更加要清晰一点。它并非指对西方文明值得学习的地方盲目反对，而是在自身文化、国家发展道路及制度自信的前提下，对西方文明值得学习的地方要吸收，但劣质不合水土的则要筛选过滤。北京大学教授李零提出中国几千年的文明进展就是一个文明漩涡——周边四裔夷狄掉进文明漩涡，给汉族输入新养分，使中华文明重振雄风。唐朝李氏便有鲜卑族的血统；清朝满洲入关之后选择了汉化，梁漱溟是元朝蒙古宗室后裔。中国文明是一个大漩涡，现在由 56 个民族组成，非以民族血统界定国家认同，有别于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的建构。

北京大学另一位教授韩毓海也是这样总结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特质：

“在漫长的历史上，华夏文明的进步和生存，往往是通过对照夷狄，进行不断地批评和自我批评而达到的，历史上的夷狄，便是中华文明的镜子，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五十六个兄弟姊妹是一家，没有夷狄，不成天下。”[17]

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百年耻辱时期的中国，五四运动药石乱投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对以选票主导，做成社会分化的西方选举民主制度更加要小心翼翼，严加防范。韩毓海这样对照今天西方的抽象民主与中国人从实践出来的民主：

“民主，当然是个好东西，但是抽象的民主，却未必就是‘好东西’。什么是民主？民主不是空洞的口号，民主的实质就是平等，消灭三大差别，消灭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内地与边疆之间的差别，这当然就是追求平等，这当然就是最大的民主。”[18]

对于这几年发生在香港特区的民主运动，我称之为盲冲瞎闯，评价很低，但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肝腑之言！我所告别的西潮，指以西方为中心的东方主义或欧洲中心论述，这些论述经不起历史的考验，但在香港，由一班入世未深的年青激进分子，包括本土港独分子实际带领的民主运动，鹦鹉学舌，行动鲁莽，态度嚣张，唯西方马首是瞻，他们不碰得焦头烂额才奇怪。总结一句，告别西潮，只是中国民族复兴的开始；前路当然艰难，但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作者：王卓祺

(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8年7月)

本书的组织结构及提要

本书的文章不少是回应社会发生的事情，尤其是民主运动相关的议题。但是，回头一看，这几年发生的事情及民主运动好像有它的内在逻辑，参与者或无视一国两制的宪政框架，或在此框架内与社会、政府（包括中央政府）角力和对抗，真是让人看得眼花撩乱，应接不暇，对此局面，我有点无奈及气愤，在这样的触动下，我写作了一批文章作为回应，也作为自己的思考。现在将这些文章收入本书，在次序上略有调整。

本书有六章，从第一卷的《民主与西潮》开始，到第二卷的《民主与特区、中央关系》结束，可说是首尾呼应，都是针对西方选举民主最关键的问题，考察其可否带来良治。可以说，我们赞成民主，但是反对劣质民主。下面介绍各章的大概重点。

卷一：为何民主？

民主与西潮

推销西方选举民主只是近代美国在冷战时期对付共产国家的策略。如果它真的可以改善国家管治及人民生活，当然值得支持。但无论诉诸理论或国际经验，情况并非如此。选举民主的缺陷，除了从众不从贤外，还可以从古雅典广场民主的经验来考察，西方 17、18 世纪的思想家及18 世纪末美国立国国父的担忧，是民主引发野心家煽动激情民众，形成暴民政治。经过 20 世纪中叶美国政治学家将私利合理化，选举民主的劣质才最为祸。今天发展中国家及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乱象只是反映这些背后的特质而已。现今西方学者已经开始讨论西方民主是否步向灭亡，但是香港的民主派还是鹦鹉学舌，缺乏反省及前瞻能力。2016 年，美国选民选出口不择言、极尽煽情的特朗普，然而选战的抹黑程度仍然比不上被称为历史上最丑陋的 1800 年总统选举。当年没有政党政治，还要求不公开竞选，只由代理人负责。选战本身的竞争已经足以构成诽谤式选举了。民主选举真的是兴奋剂，但是只能刺激选举的过程而已！

民主与普选

占领运动的发起就是不满《基本法》对候选人进行“筛选”，不接受循序渐进的“袋住先”；背后基本上是政治斗争，反映泛民主派的国家认同问题，还可能是进行港版颜色革命。同样道理，中央政府亦要保障国家主权及安全，要防范选出一位反共及勾结外部势力的特首。若我们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看，2014 年在香港发生的占领运动，其追求的目标不切实际。西方在 2011年已经出现了一个国际占领运动，但吊诡的是，人家追求的是反资本主义（美国占领华尔街口号是“1对 99”，及反民主政治，即所谓国际标准选举产生的政府不能代表他们！）可见，香港这个占领运动缺乏国家观念，即全局观，又没有世界观。如此肤浅无知，如此不妥协，焉能不败呢？

民主与管治

盲冲瞎闯就是指冲动，没有节制，缺乏策略。如果选举民主真的这么好，一经引入便成良治，我们今天还要这样小心提防吗？香港今天的管治问题，成因复杂，但引入选举政治而缺乏可以降低其破坏力的相关配套，是关键所在。但是在这几年，由于引入选举，令中央政府担忧失落管治权，2014 年发表的《一国两制白皮书》是这方面的重要里程碑，表示中央政府将对港政策从原来的“保持繁荣稳定”，改变为“保障国家主权、安全及发展利益”为优先考量；可见问题的严重性。跟着中央政府一再强调拥有对行政长官当选人的实质任命权。其实，中央赋予香港特区的高度自治，可以说是“额外”授权，是超过一般地方自治政府拥有的权力。因为香港当年不是一个政治城市，香港人是经济热、政治冷，而且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国策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是随着选举政治的发展，香港已经成为一个政治城市，并对国家安全构成隐患。在这个背景下，中央政府的关注，是如何有效落实它在基本法内的权力，使香港这个一国两制的矛盾统一体，不会由于引入选举而“变形、走样”。这一切都是由于引入西方选举政治，而没有预计它所产生破坏力之过！如果选举真的带来良治，我当然支持，但这几年的经验却十分糟糕。

卷二：香港前途何在？

民主与自由

前任特首梁振英在2015年《施政报告》高调批评香港大学学生会刊物《学苑》的港独言论，因而引发言论自由的争议。这背后其实是政治斗争，目的是削弱公权力，使反对派可以任意挑战国家安全及主权的限制。对香港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以至学术自由的争议，亦应作如是观。香港大学陈文敏晋升为副校长的风波亦是同一问题，也是反对派要制约政府行使公权力，亦是政治斗争的表象而已。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及个人自由都是港人所珍惜的。这不表示自由的权利没有限制。但是在香港这段高度政治化的时期，任何有关自由的讨论都不可能就事论事，很多人都基于预设立场，产生所谓“十人十义”。这样，香港社会讨论自由的问题时，基本上是泛政治化的政治斗争，十分可惜；社会不会由于热炽的讨论而趋于成熟。

民主与青年

现代社会物质富裕，有所谓后物质主义的思想。我提出的问题是：人性不变是永恒的，因此对年青人闹事，不能姑息养奸，要德主刑辅。况且，香港这一代青年人是移民第三代，生活安逸而丧失竞争力，有平庸化的问题。这是《虎妈战歌》作者蔡美儿的忠告！除了富裕之外，这个青年新世代还有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心理特征，就是自以为生活在“民不聊生”的年代。若没有互联网互相传播激情，相信这个世代的一部分人不会如此无知。互联网还鼓励狂热，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冯敬恩带头闹事，涉嫌禁锢及用粗言秽语辱骂校务委员会主席李国章及其他委员的事，就是范例。他们如此粗暴，结果连大学校长亦不得不用上了“暴民统治”的形容词。狂热的不止大学学生，还有港独分子，居然煽动一些极端分子及流氓无产者，搞出一个旺角暴动来。还有同样疯狂的是，两个港独分子居然在当选立法会议员后，在庄严的宣誓中用“支那”等辱华字眼。真是上帝要你灭亡，先要你疯狂！

民主与特区、中央关系

我写了三篇芬兰化的文章，显示“小事大以智”的政治智慧。明显地，香港这个民主运动是小事大以勇、以激，唯恐大的一方不被激怒。时移世易，在香港经济愈来愈依赖内地的今天，香港还走出一些极端分子，要脱离中国独立，走反中、分离主义的道路。出现这些极端分子，部分责任应该归功于一些“有识之士”；他们无视中国崛起的现实，将民主寄望于虚无缥缈的中国崩溃论。这些跳梁小丑当然成事不足，但败事有余，引起中央政府的戒心。今天中国大国崛起，正如沟口雄三所讲，由从前“西方的冲击”变成“中国的冲击”。在中国崛起的背后，有大一统的民族意志，绝不容许反对派及港独分子搞“独港”（即控制管治权，但不宣称独立）或“港独”。结果当然已经写在墙上，特区与中央政府关系本来是宽松的，今后是中央如何出头的问题！

结论

这些文章基本上是处理香港这几年民主运动的思想及历史根源，而将书名命为《告别西潮》，当然有主观的演绎及历史的联想。今天及明天的香港，如果不与中国母体连成命运共同体，是没有什么前景可言的。这也是我何以对这个盲冲瞎闯的民主运动这样厌恶；这不是我个人喜好的问题。当然我们对中国的前景不可盲目乐观，但观乎1989 年后，正如汪晖（同上，页4–5）所言，中国面对苏联解体引起的多米诺效应，却可以在原有政治模式延续下，取得如此高增长的经济奇迹。所谓告别西潮，就是要有民族自信、文化自信，还有制度自信。这个制度自信的议题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内，但是中国的经济成功是在中国共产党党国体系的基础上得来的。究竟这个体系有没有中国传统文化及历史智慧的基因，是值得我们探讨的议题。最后一点，这个告别“西潮”，并不应表示“东潮”或“中潮”要掩盖“西潮”。中国传统文化讲求和谐、仁义等美德及价值，中西文明应该互为补充，互相辉映，互相尊重，这才是正道。

后记及致谢

本书的〈自序〉及〈前言〉初稿于2017年8月30日，并于同年11月16日作了一些文字修饰。现在的版本是出版前在〈自序〉加入第一段，以及必须的编辑及校对而已。出版社建议将文集分为两卷：第一卷为《为何民主？》，第二卷为《香港前途何在？》，两个卷名有画龙点睛之妙。《为何民主？》与西潮有关，西方民主理论与实践是否香港政制发展的指路明灯，抑或是应避之唯恐不及的短期兴奋剂，并构成社会内耗的长期病源呢？引入西方选举民主的重要试金石，就是它的绩效。《香港前途何在？》亦与西潮有关。其实西潮最重要的不是民主，而是自由。但是自由之道并非不受外界约束的个人自主，我们总是有不同的社会关系要照顾及承担。放在一国两制的背景下，香港的高度自治是处于一国先于两制的结构约束之中。明白这一个宪政结构限制，香港才有前途。

在这里，容我用小小篇幅，对促成这本书的人士致以衷心感谢。首先是邀请我在《明报》撰文的张健波、他的同事陈锦强及后来的梁享南，还有《信报》的郭艷明让我的文章有公开发表的平台。我当然感谢前中策组首席顾问邵善波的支持，同事李德强及雷竞旋的指正，王中岳协助整理一些统计数据。最后我要感谢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社长朱国斌及副社长陈家扬邀请将文章结集成书，出版社匿名评审的宝贵意见，编辑陈慧雯的编务工作。最后，文章还是文责自负。

[1] 蒋梦麟（1959）。《西潮》。香港：田园书屋版。

[2] 同注1。

[3] 李泽厚（1987）。〈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

[4] 汪晖（2015）。《短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与政治的逻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5] 同注4。页36。

[6] 修远基金会（2015）。〈从激进革命到传统文化复兴—当代意识形态重建的历史契机〉。《观察者网》。

[7] 李泽厚（1987）。〈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

[8] 孙中山（1924）。《三民主义 民权主义》第二讲，浏览日期：2017年8月15日，检自： 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t/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二讲。

[9] 曹希岭（2004）。《孙中山晚年政治思想的转向》。《民初思韵网》。

[10] 沟口雄三（2011）。《中国的冲击》。北京：三联书店。页183。

[11] 约翰‧霍布森（2009）。《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页27。

[12] 同注11。页11。

[13] 朱谦之（1999）。《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4] 同注13。

[15] 曹锦清（2017）。〈从制度研究推进中国话语体系重建〉，《文化纵横》八月号。《观察者网》转载。

[16] 梁柏力（2010）。《被误解的中国—看明清时代和今天》。北京：中信出版社。页3–5。

[17] 韩毓海（2011）。《天下：包纳四夷的中国》。北京：九州出版社。页 21。

[18] 同注17。页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