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P文章汗牛充栋了，但这篇还是很值得一读。研究自贸区、TPP多年的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的王金波赐稿观察者网，对TPP与中国休戚相关的多个行业进行利弊评估，从中发现，除了环保、知识产权保护、劳工保护等是中国努力的方向，多个领域的要求与中国当下的体制相悖，或仍存在巨大争议，比如对金融、农产品、电信、互联网数据等敏感行业的开放，以及国企的竞争中立原则。足见TPP除了为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服务，终究是个维护大资本家利益的“资本无国界宣言”。可是，连美、英等发达国家近些年来都在推行丑陋的贸易保护主义，这两个国家在美国传统基金会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排名中名次逐步下滑。这样的TPP，真能成功推行下去吗？】

TPP以及中国目前的自贸区朋友圈，包括已签、在谈，及正在研究的自贸区 

自2009年美国重返亚太并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作为亚太经济一体化的优选路径以来，亚太区域合作随即进入一个新的“框架重构”阶段。

经过近6年的博弈，当地时间10月4日，来自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12个成员的经贸部长在亚特兰大宣布TPP谈判成功结束。从这一时刻起，亚太地区事实上形成了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RCEP）和中日韩自贸区并行的区域合作格局。

如何平衡、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国参与和推动地区一体化进程、维护自身在亚太区域合作中的主体地位至关重要。

TPP来了：中国无法置身其外

TPP是由美国主导的，以原亚太地区四国（新加坡、新西兰、文莱、智利，亦称P4）自由贸易协定为基础的一个高水平、综合性的区域贸易安排。作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经济基础，TPP在改变亚太区域合作格局的同时，对中国的东亚／亚太经济体一体化战略，和东盟为中心的渐进性一体化原则也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美国有意将TPP打造成为一个覆盖所有APEC成员的“21世纪的自贸区标准”或“2.0版”的WTO，并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和“服务贸易协定”（TISA）一起成为全球贸易投资的新标准和新范式。

考虑到美国的经济规模（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22.7%）及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优势地位，TPP的高标准和新规则势必会对国际经贸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中国作为新兴大国自然无法置身其外。

同时考虑到美国、日本是中国的第一和第四大贸易伙伴（约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20%），中国由此成为TPP谈判的“利益攸关方”。

无论TPP能否从区域推广至全球，其谈判方式、谈判标准和谈判内容都将成为影响未来中国发展的新的重大外部因素。其所代表的“自由市场＋集团化”理念、国有企业、政府采购、所有制和市场透明度、监管一致性等内容，均与中国密切相关。

由于TPP的最终目标是国际规则和标准的统一，其实质是对外构筑规则和标准壁垒，以巩固美国（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日本）在全球产业链和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传统优势，直接影响到未来中国在区域和全球治理中的地位。

中国加入与否 都影响巨大

鉴于TPP从一开始就具有非常明显的排他性和封闭性特征，TPP一旦生效（TPP目前只是达成基本协议，生效还需各国审议通过），无论中国是否加入，都将会对中国的重点产业和现行经济运行机制形成潜在的系统性效应。

市场准入和关税、非关税壁垒的削减

首先在农产品领域，TPP的最终目标是取消所有农产品关税（依据协定，12个成员间约1.8万种农产品和工业品将逐步降低或完全取消关税），并在卫生检验检疫（SPS）、技术性贸易壁垒（TBT）和“绿色壁垒”方面执行更加严格的标准或措施。

加入TPP意味着中国将不得不重新审视现有的粮、棉、油、糖关税配额和国营贸易制度。同时还要面对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等农业发达国家在大米、小麦、大豆、蔗糖、羊毛、乳制品、牛肉等大宗资源产品或畜牧产品的关税削减和市场开放要求。

在货物贸易领域，TPP的高水平贸易自由化条款（部分国家的贸易自由化水平达99.9%）和一些特殊规则（如原产地规则），将会给中国国内部分重点产业、细分行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构成实质性压力，影响中国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过程。

如果加入TPP，短期内中国在精细化工、生物制药（涉及严格的知识产权问题）、精密机械、关键零部件、高端钢铁等重要行业高端产品方面，会同时面对美、日等TPP发达成员的直接竞争。而纺织、服装等传统优势产业则要承受一定的贸易转移、贸易替代和严格的原产地规则（如纺纱前沿规则）限制。

跨境服务贸易与投资

在服务贸易领域，TPP以“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为核心的第三代贸易与投资规范，将对中国的金融（要求取消外资股比限制）、保险（要求国营保险企业竞争中立）、基础电信（涉及跨境数据自由流动）、邮政（涉及邮政保险、快递）等敏感部门形成一定的开放压力。

而在投资领域，TPP所倡导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准入前国民待遇和完全准入后国民待遇则，与中国的现行外资管理体制（审批制）存在明显冲突。

如果TPP中有关服务贸易和投资规则上升为亚太或全球标准，无论中国加入与否，未来中国企业都将面临全新的国际经营环境，对中国的现有贸易、投资和发展模式也会提出新的挑战。

不管是TPP还是TTIP或TISA，任何承诺以“负面清单”模式（非禁即入）提出对准入前国民待遇的保留，都会给中国的金融、电信、法律服务等敏感部门带来实质性的开放压力，中国新兴产业的发展和技术路径也将面临一定的不确定性。

边境内措施和横向议题

在知识产权领域，TPP推行迄今为止最为严格的保护政策，涵盖商标使用、地理标识（GI）、互联网域名、版权保护、反规避责任、专利保护、药品定价、刑事程序和惩罚制度，谈判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医药专利和互联网版权问题。

其中新药数据保护，和仿制药专利连接制度，将涉及中国的现行医疗价格管理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而互联网版权与电子商务条款中的跨境数据自由流动则涉及中国的网络安全和个人信息安全。

在环保领域，TPP要求各成员承诺不得以影响贸易和投资为由削弱和降低环保标准并适应于争端解决程序。

同样，在劳工保护方面，TPP亦要求各方不得以促进贸易和投资为由放宽劳工标准，承诺严格遵守国际劳工组织五项核心劳工权利（譬如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同意由法律监管最低工资、工时以及职业健康安全。美国有意将“绿色壁垒”和欧美特色的反垄断、反补贴、劳工标准和并购条款一起适应于TPP成员并推广至亚太甚至全球。

如果中国要想加入TPP，就不得不按照美国要求事先调整国内环保、劳工政策及相关法律，势必会对中国的环保体系和劳动保障体系带来深远影响，对未来中国（国有）企业的海外布局也会形成潜在影响。

国有企业竞争中立和监管一致性

在竞争政策、国有企业和监管一致性领域，TPP采用严格的竞争中立政策，所谓“竞争中立”，其实质是国有企业或政府商业行为的“公司化”，而公司化在欧美的实践中则常常伴随着国有企业的大规模私有化。TPP有意通过“边境内措施”和竞争中立规则的多边化来规范政府和企业行为。

TPP条款中，如要求“取消补贴、取消国有企业特惠融资措施、撤销政府采购的优惠偏好、国有企业的投资及贸易地位”，要求“提供关于国有企业中政府所有或控制的内容”，要求“分享本国国有企业名单以及向国有企业提供的非商业协助方面的信息”等，都将会对中国（国有）企业和海外投资行为提出新的挑战，对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则提出了更高要求。

中国直面TPP挑战的根本之策

目前，在中国已经签署的14个FTA中，中国已与澳大利亚、新西兰、智利、文莱、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越南等7个TPP成员签有自由贸易协定。正在进行的RCEP、中日韩自贸区和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则涉及美、日、韩、东盟等大部分TPP成员或潜在成员。

鉴于中国的经济规模、地缘优势和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重要位置，不管是TPP还是RCEP，亚太地区任何缺乏中国的区域合作机制都无法实现福利效应的最大化。换言之，如果没有中国的深度参与，TPP能否成为亚太经济一体化的最佳标准、最新范式和最优路径，RCEP能否形成统一的地区市场，“跨太平洋”与“东亚轨道”能否殊途同归并最终实现APEC亚太自贸区（FTAAP）的目标，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就中国的战略利益而言，在现阶段尚不具备加入TPP或无法加入TPP的条件下，继续推动RCEP和中日韩自贸区等东亚一体化可能路径建设，夯实亚太区域合作“东亚轨道”或“亚州路线图”的基础，应是务实且最具可行性的选择。

由于中国已经成为大部分TPP或RCEP成员的最大出口市场， 中国有必要利用自身的主体经济地位，在加快RCEP、中日韩自贸区和升级版中国－东盟自贸区谈判的同时，积极推动“一带一路”沿线自贸区建设，尽快完成中国的自贸区战略布局。

同时还应结合TTIP和TISA的最新进展，依据国内体制改革和产业发展状况，适时探讨与欧美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签订贸易协定的可能性。客观而言，TPP、TTIP和TISA所代表的国际贸易投资新趋势，与中国下一步的改革思路和战略取向并不相悖。无论是TPP、TTIP或TISA的高标准都不应成为中国推进自贸区建设、深化区域合作的障碍。

鉴于TPP谈判的重点或难点同样包含在TTIP、TISA和美国BIT2012框架内。中国有必要以中美、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为契机，结合国内改革和产业升级情况，在投资准入、公平竞争、权益保障等中美、中欧分歧集中领域，对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国有企业、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跨境数据自由流动、知识产权、劳工、环保等敏感议题做出通盘考虑、整体设计，为中国后续构建前瞻性的地区相互投资秩序创造有利条件。

毋庸讳言，中美关系的良性互动和稳定发展是东亚／亚太区域合作顺利前行的基本前提。而双边投资协定的签署，或将成为中美能否在亚太区域和全球经济治理中相向而行的关键。

未来一段时期，随着中国经济和海外权益的增长，中国对外部市场和资源的需求将更为迫切。中国因此需要重新评估准入前国民待遇和完全准入后国民待遇所带来的潜在的战略收益。在此期间，中国有必要以区域贸易谈判为契机，在重新构建地区相互投资秩序的同时，积极参与并推动制定更加开放的区域或多边贸易投资规则，以确保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全球空间和海外投资安全。

中国需要在正确认识、客观评估TPP的同时，更多着眼于实现国内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着力于中国经济影响力向战略影响力的转换。长远来看，国家内生发展机制的建设才是中国直面TPP挑战的根本之策。

如果中国经济真正能够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由外需拉动向内需驱动的转型与升级，何惧T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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