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王一鸣】

男人也能当首相？

上世纪80年代，当撒切尔夫人满身荣耀之时，大英帝国曾经流传过这样一个笑话——

一个女孩问男孩，“你长大后想做什么?”

男孩说：“当首相。”

女孩很吃惊：“男人也能当首相吗?”

笑话虽然夸张，但是反映了民众对于前任詹姆斯·卡拉汉政府高度干预下经济滞缓不前，工会失控社会混乱的极大不满。在撒切尔的三届政府治下，英国的通货膨胀率由1975年的27%降至1986年的2.5%，第三个任期时，英国自50年代以来的财政赤字终于转为盈余，这是女性国务家的伟大成就。

笑话也反映了人们对21世纪性别政治的预判。2001年，美国方言学会举办了一次“世纪之字”的评选活动，结果出人意料——“她”以绝对优势战胜“科学”、“信息”等候选字，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一个字。

据几个月前“Politico”杂志的统计，到明年年初，女性将很有可能在21个国家和地区担任领袖。并且，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今时今日，这些都是世界范围内的大国，她们将构筑从“Blue House”（青瓦台）到“White House”（白宫）的广泛而深刻的政治影响力。

一时间，人们开始聒噪——“她世纪”已经正式来临。

这几天将深刻地检验这个鸡汤命题的真伪。

历史将极有可能以狠狠的耳光将那些数字背后的幻象击碎，十余年温顺的政治气候里滋养出的一切性别平衡的微曦与曙光正在模糊，有可能旋即散去。

就在今年，希拉里在竞选宣言中告诉期待已久的选民“美国需要一位捍卫者”，朴槿惠在多年的勤勉蛰伏中暗暗酝酿着革命性的修宪连任，罗塞夫满心期待地守望自己治下的奥运即将结出硕果，潘基文的继任者名单上已经悄悄登载了六名女性的名字。

同样是在今年，罗塞夫没能走进马拉卡纳体育场的大门，潘基文没能等来任何一位异性继承人，而如全世界都在关注的，希拉里和朴槿惠此刻正在几近相同的命途中等待、惶恐、企盼。

信息太多，变量太大，结果太深重，每一天都有无数的选民在转身，每一天都有无数的希望在蒸发。现在没有人敢于过早去触碰“她世纪”这样的定义，我们无法如笑话里小姑娘讲得那样乐观。

或许，更适合我们此刻的，是系统性的深省——到底是什么构筑了女性治国的樊篱。

难行的“玻璃悬崖”

首先，让我们回到撒切尔夫人。2002年评选的“最伟大的100名英国人”中，撒切尔名列第16位。然而由于退位后仍然“垂帘听政”，撒切尔给保守党带来了持久性的负面影响，次年评选的“最坏的100名英国人”中，她也高居第3名。

撒切尔是足够敏感的，她曾说过，“在我有生之年，英国不会出现女性首相”。她说的对极了，她去世后的第三年，特蕾莎·梅的当选姗姗迟来。

撒切尔很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在政坛出现，为人拥戴继而为人憎恶，她深刻地感知到自己所代表的女性领导映像必须并且只能成为历史的一瞬，突然升起，而后迅速散去，此后许久都不能再有类似的情况出现。这样的政治生态仅仅在男性权势斗争的偶然间隙才能出现。事实证明，在撒切尔的时代，她的确是孤独的。

英国的米歇尔·瑞恩与亚历克斯·哈斯拉姆教授通过对首席执行官、律师、准议会成员、甚至中学生代表等群体的研究显示出，女性常常被分派棘手的任务、高风险的案件以及（对英国大选的分析显示出）较难赢下的选区。在他们看来，女性比男性更容易于被推上危险的职位，他们把它称之为“玻璃悬崖”。

很多时候，女性走上政治生活的前台并非性别的进步迹象，而仅仅是由于男性政客的世界正在进行派系妥协、看不清前行的路向或仅仅是需要更换政治口味，女性在这样的意义下将起到缓冲、转承甚至替罪的作用。等到她们短暂而局促的使命结束后，再迅速将其政治地位打回原形。

更为糟糕的是，如果这些女性失败的话，结果可能打击到未来几代有抱负的女性竞逐者，并且会比上一轮被按的更死。

金融危机后，冰岛有一批女性金融家和政客填补了国家的高层空缺，甚至包括同性恋总统约翰娜·西于尔扎多蒂；韩国也在连续多任的男性总统丑闻后选出了朴槿惠，以涤荡国内沮丧的民主政治氛围。

英国脱欧公投更是如此，进退的两派力量在这场民族路向的撕扯中气力用尽、两败俱伤，谁都无法累积足够的合法性带领整个帝国前行，谁也不愿承担责任，甚至干脆不知道应该往哪儿走，特蕾莎·梅的身影于是从内阁的冷衙门中逐渐凸显而出。

她被先验地安排好了所有任务，没有退路、没有曲线、没有中间选项，她将务必带领英国退出欧盟、退出关税同盟、退出单一市场。如果说卡梅伦的政治遗产是开启了一场史诗般的民主试验，那么她将做的就是耐心地等待试管内的化学反应，并且宣布一个个令人震惊的试验结果。如果结果不好，我们可以换一个人再来操作这场试验，但绝不会再是一名女性。

在这样的意义下，女性走上政治的前台，更大的意义其实是多元主义的胜利、机运的胜利。正如瑞恩教授的研究所揭示的那样，“在危机时期，组织倾向于任命看起来不一样的领导者，未必是因为她们会带来改变，而是因为任命他们的决定本身就预示着改变”，我们永远不能因之过度兴奋。

现在或许正是性别转换的时刻，希拉里、朴槿惠已经被置于火上，男性政治家有足够的理由以性别之名将所有的罪责归结于女性天性的柔软与感性，将这份历经几代女性政治家累积的合法性肆意烤炙。

不要说闺蜜干政 基友治国屡见不鲜

其次，还需洁身自好、门无杂宾。

人们现在开始埋怨一向坚定、节制的朴槿惠不应该有这样的迂腐之事，他们观察一张张旧日镜像里她的眼神背后写满了操控与无助，在这场史料挖掘的盛宴中，不断有新的案底滋生兴奋，不断有新的细节引发怀疑。

在惊呼之余，她的回忆录和日记也常常被翻起，读到她自己记述的那些上下浮沉、进退维谷、价值两难，也不时会泛起阵阵怜惜和同情。

这些感喟大抵相同，毕竟朴槿惠无父无母、无夫无子，我们也方才得知，原来她与妹妹和弟弟实际上早已寡淡如水。在这样的意义下，如果人性自然就存有一种倾诉的需求，作为朴槿惠而言，她应该找谁呢？

政治斗争太过残酷而真实，统治者很难相信在迈入神坛以后接触到的任何角色，他们都可能拥有不同程度的动机、背景和代言的成分。真正的信得过的，必须是执政之前结下的朋友。崔顺实在朴槿惠的人生低谷出现，不管以后是否包含利用和算计的成分，单从情感意义上来讲，在当时众叛亲离的情景下敢于提供佑护，这份立场还经得起考量的。

类似的情况数不胜数。默克尔在两德统一后刚刚担任妇女与青年部长之时，曾经由于访问期间摔断腿在一家医院静养，并在这段时间里被迫找了一个助手打理党务，这就是默克尔直至今天的办公室主任贝亚特·鲍曼。鲍曼与默克尔分享着几乎完全相同的性格特质，从一开始就完全合拍，她深刻地作用于默克尔的国务观，改变了默克尔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的个人情感，用一名记者的评述，“他们的关系像硬木头一样，极其缓慢地生长，一年又一年”。

如果说韩国存在“八神女”，默克尔的身边也有一个十余人组成的“女孩营”，她们紧密簇拥着默克尔、鲍曼和克里斯琴森组成的“玫瑰金三角”，在这个极其封闭沉默的小圈子里，一条条政策甚至可以绕开外交部传达到布鲁塞尔和纽约。这是实实在在的“闺密治国”。

对男性而言，“基友治国”同样屡见不鲜。克林顿政府时期，整个内阁最重要的几次人事操控不是掌握在两院或是白宫，而是由克林顿最为信任的朋友弗农·乔丹亲自操刀完成。他两次主导了国务卿的任免，在关键时期劝服克林顿辞退国防部长阿斯平，从而尽可能抹去索马里危机给克林顿本人带来的不利影响。

克林顿和他的好基友弗农·乔丹（Vernon Jordan)

整个国家都知道他和克林顿有多么亲密，然而他并没有权力位置，他只是喜欢呆在总统身边，是总统的高尔夫球伴，是常常在运动前后和总统在更衣室里聊天的人。他非常明智，曾经拒绝过司法部长的提名，他知道要保持和克林顿的密友关系，只有不在克林顿手下工作。

在克林顿最为引以为豪的国内经济政策上，另外一个角色洛埃·本森则深刻地坚定了克林顿削减财政赤字的决心。在至关重要的会议上，克林顿总是站在他的旁边，每当会议行将结束时，克林顿就会转向他，“洛埃，你认为呢？”本森通常只用一两句话应答，而接下来便一定会按着这两句话展开行动。在一些观察人士看来，“本森对克林顿的掌控几乎不可思议，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差不多值得写下一本小说”。

克林顿是如此相信身边的朋友，在其整个执政岁月的最后几分钟，他看似随意般为自己的朋友，昔日的法律顾问杰克·奎因做了最后一件事——特赦有案在身的金融逃犯马克·里奇。这件事情干的如此的草率而鲁莽，事先没有与任何检察官通过气，完全不顾后果，其深远的效应直到现在仍在发挥决定性的影响力。

就在11月2日，FBI一个不常用的Twitter账号，同样以看似随意的方式提醒大家在《信息自由法案》的页面已经上传了一份从未公开过的有关这次特赦案件的长达129页的调查档案。这与几日前刚刚宣布重新启动对希拉里邮件门的调查消息连在一起，继续重创民主党在最后几日的选情。

那次特赦以来，民主党和克林顿的形象遭到了极大的毁损，如果克林顿事先知道这场苦难可能漫漶超过十五年，从他的任期直至到他妻子的竞选，他应该无论如何不会再信任任何朋友。

绝不是天方夜谭，这些《纸牌屋》中描绘的塔斯克式的角色事实上就是存在，甚至每届总统身边都会有那么几个人，而总统之所以愿意信任他们，并且与之分享很多核心忧虑，完全是因为这些人多半是自己旧时的同学或是幼时的伙伴，这种情感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

站在朋友的立场上，他们所处的角度更为客观、独立，沟通的方式更为简单、真诚。他们能被纳入幕僚班子是最好，比如希拉里与阿伯丁；如果不能，在法律界限的边缘倾听他们的建议也是可以的，比如克林顿与奎因。而结果则大致相同，如果交友不慎，都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所谓的“闺蜜治国”本质上没有什么可怕，这最多反映出女性幕僚地位的提升，已经可以在领导人周围搭建出一个女性政策班子。遗憾的是这中间难免有各色信息的进进出出，难免触碰到或明或暗的法律禁区，常常容易不小心就忽然僭越了。特别是在强社会、弱政府、高民主的美国、韩国和台湾政治生态里，这种僭越有时的确是致命的。

“政界女性的皮肤需要像犀牛皮一样厚实”

接连的折冲警醒了全世界的女性从政者。很多时候，她们或许倾诉的太多、亲和的太多、依靠的太多，或许太过在意那些加注到她们身上的类似民主、传统和智慧等等闪烁着光芒的价值意象。

作为或许是当代最早的女国务家，罗斯福夫人早在上个世纪就曾给出过建议，“政界女性的皮肤需要像犀牛皮一样厚实”，然而在真刀真枪的政治实践中，这一点有时真的很难做到。

现在看来做的比较好的应该是默克尔。她的思想里从来没有无缘故的感性、同情滥觞的空间，她保留了德意志最为宝贵的品质，审慎、节制、缓慢甚或乏味的推行着自己认为的国务上应有的一切帕累托改进，这场工程已经持续了三届政府，并且永远不会止息。

在希腊债务危机的早期，一个稳重的默克尔敢于冒着让希腊窒息的危险，坚持只有取得改革的成效才肯放款，甚至连2/3的德国国民都认为那项财政节约方案太过严苛，而默克尔就是不慌不乱地亲自研究希腊烂到根的养老金制度，一条一条拿出来和希腊总理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讨论。

在难民问题上，一个审慎的默克尔可以在面对巴勒斯坦小姑娘里姆·萨维尔眼中的泪水时做到如此无情，“我们不能干脆地说，你们都可以来，非洲的所有人也可以来，我们应付不了这么多人”。她从未替自己的难民政策做过任何过多的宣扬、辩解和注释，换作在美国，这本将成为一个标准的富有伟大个人成就的情感范本。

绝大部分女性国务家习惯于拥有一个比照的对象，无论是来自父亲、丈夫还是曾经的女性前辈。希拉里的国民经济增长逻辑充满了克林顿的影子；珍妮特·耶伦仅仅上台三年，语言风格已经从简单清楚的伯南克模式无障碍切换到了模糊晦涩的格林斯潘模式；特蕾莎·梅在英国独立的征途中必将不断回望撒切尔夫人挽救帝国经济的尘封旧事。

而朴槿惠心中将永远不会忘却射向父亲的子弹，不会忘却他一手缔造的经济奇迹，不会忘却那些对于大国政治和韩国角色的深刻嘱托，这使得她的战略神经极其敏感，战略空间太过缺乏弹性，稍有波动就急切做出过于认真的战略回应，导致现今东西两端外交上的被动。

这种或明或暗、或有或无的模仿与比照将给女性国务家带来很大的个人束缚，很多时候，这种束缚不是自己添加的，而是在媒体的高频关注和刻意对比中被动塑造的。

默克尔的独立精神此刻很值得学习。他的头脑里没有先验的战争记忆；也不会刻意的对法国和俄国的旧有关系表达出任何的怀念和眷恋；在自己的导师前总理科尔被献金丑闻围困的时候，她甚至在《法兰克福广讯报》写下了决裂信，踩着他的政治遗产朝着党主席的方向迈进；当被问及政治上的典范时，她从来都是拒绝和撒切尔夫人进行对比。在她看来，不需要站在另一个人的阴影之下，也能显出自己的样貌。

这是幼时在民主德国35年的生活里培育的品质，秩序、计划、方案才是更为重要的东西，不要大笑、不要流泪、不要说过多的话，即便失去惊喜，也要保持有序；宁可面色严肃，也不要左右逢源。甚至一个新动词已经为之诞生——“Merkeln”——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她的任何决定、任何表态都是沉默的。正如她自己所说，“沉默，对我来说是非常美的东西”。

默克尔得到了同侪的认可。特蕾莎·梅上台伊始，首个出访地就选择了德国；希拉里也不止一次地表示，她最欣赏的领导人是默克尔，在她看来，她们对长裤套装拥有相似的迷恋。

女性意义上，这或许才是比较接近成熟的国务家范本。希拉里笑的太多了，朴槿惠哭的太多了，昂山素季离民主价值的标签太近，蔡英文的猫太过频繁地出镜，这些映像在某种意义上使得我们更为亲近，但一旦陷入民粹的泥淖，不小心跌倒，很难再爬起来。

Lock her up?

今天，当我们谈及“她世纪”，我们更多想说的是上个世纪单一、独立的女性政治映象是如何在本世纪初期形成鲜明而规模性的脉络。

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历史上的首位女国务卿曾经被称为“攻克男人堡垒的奥尔布莱特号快车”，那时戏谑的人们不会想到，她真的彻底把男人的堡垒攻破了。

在其以后的不长时间里，美国政坛接连出现了两位女国务卿和两位女国家事务安全助理，种种铺垫已经足够；从《白宫女总统》、《女副总统》到《女国务卿》，连美剧都开始为这场性别对抗的终极盛筵造势。

然而特朗普“Lock her up！”(（把她关起来！）的口号很可能结束这一切，如果《纸牌屋》第五季的剧本已经写好，至少克莱尔干掉安德伍德入主白宫这个桥段目前来看应该缓缓。特朗普现在Lock掉的不仅仅是希拉里，很有可能是这个星球上整个一种性别的仰望。

在韩国，人们呼喊着大致相同的口号，正如一届届政府反复印证的那样，当总统必然不会有善终。朴槿惠深知这一点，她本想仰赖自身的勤勉与家族的映像推行一场革命，不仅仅是为自己，更是希望去改变这个国家由于民主过剩已经明显暴露出来的深刻问题。然而堂皇转眼凋零，革命是短命的别名，不小心已经来到了结束时分。

与男性世界的政治逻辑不同，女性国务家的出现是需要在政治池塘中累积酝酿、缓慢造势的。如果没有“美丽岛事件”后的“妻子军”，没有吕秀莲、陈菊、洪秀柱，就不会有蔡英文。没有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康多莉扎·赖斯、苏珊·赖斯，也不会有今时有可能立于山巅之城的希拉里·克林顿。

这些还都是民主发展极为充分的区域，放眼整个世界，其实很多国家的女性候选池十分羸弱，在性别歧视最为严重的阿拉伯世界，女性议员的比例只有10%。搏出一个，下一个就要等好久；失去一个，后顾很可能无人。离开了希拉里、朴槿惠们这一轮的标签意象，“她世纪”的下一波暗涌还不知道在哪里。

1979年，当撒切尔夫人身承大英帝国的余辉站在唐宁街10号的门前，她感受到了欧洲聚合的脚步，感受到了远在马尔维纳斯群岛边缘残喘的帝国权势，也感受到了一种性别意义上的孤独。

30年过后，历经了一个轮回，这样的孤独或许有可能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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