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鲍韶山 (Warwick Powell) 】

近期众多西方机构评论员（如《金融时报》）纷纷表态，认为人民币价值被低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加入施压行列，呼吁中国进行“再平衡”并让人民币升值。

这些仓促的反应，暴露了受西方主流经济学教条束缚的分析框架的局限性。正如本文将要论证的，这些呼吁人民币加速升值的倡导者需三思而后行，因为这可能对西方经济体产生严重反效果，引发进一步的社会不稳定。与其要求人民币快速升值，西方各类倡导者更应表现出一定的谦逊和感激，珍视中国人民银行不贸然采取行动，保持人民币基本稳定的战略定力。

几十年来，西方经济体，尤其是美国，一直向中国施压要求其货币升值，将其视为解决贸易失衡的良方。这种基于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倡议认为，人民币升值将使中国出口商品在海外变得更昂贵，从而减少中国巨大的贸易顺差，并提升西方的竞争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等机构也附和这一呼声，将人民币低估框定为加剧全球失衡的扭曲行为。

IMF年度报告提出三项措施，以推动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并减少经常账户顺差。IMF官网截图

截至2025年12月14日，这种压力依然存在：IMF在2025年中国第四条磋商、即“年度经济体检”中，敦促实行更市场化的汇率以推动经济转向国内消费，而美国财政部2025年6月的半年度报告继续将中国列入汇率监测名单，批评北京在汇率干预方面缺乏透明度。

然而，这种叙事忽视了中国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其有管理的汇率制度以及人民币不断加速的国际化进程。事实上存在的一个深刻悖论是：施压人民币升值非但不会抑制中国的出口主导地位，反而可能通过降低投入成本来增强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同时给西方进口商（尤其是美国）带来通胀压力。

本文将通过三个视角探讨这一“升值悖论”：（1）中国出口商品中的外国附加值机制；（2）对美国经济的不对称影响；（3）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角色。

主旨很明确——西方政策制定者应谨言慎行，因为升值可能无法实现其预期的再平衡效果；并且他们应该庆幸中国迄今为止的抵抗缓解了潜在风险。通过抵制快速升值，中国实际上保护了西方经济体免受进口商品成本更剧烈上涨的影响，维持了全球贸易的脆弱平衡。西方分析师理应心存感激。

本分析借鉴了近期研究和数据中的经验证据，揭示了中西方的结构性差异如何放大这种反噬风险。在地缘政治分裂和去美元化趋势的时代，推动人民币迅速走强可能加速削弱西方经济影响力。

中国出口的外国附加值机制与人民币升值悖论

中国的出口模式深深植根于全球价值链之中，其出口产品的价值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进口的中间品——原材料、零部件和服务。

这种来自国外的附加值（FVA）创造了一个反直觉的动态：根据主流理论，人民币升值会通过提高外币标价的价格来削弱出口竞争力；但实际上，它却通过降低以本币计价的进口中间投入品成本，提供了一种自然对冲。这种“悖论”挑战了新古典主义的假设，并解释了为什么要求升值的呼声可能适得其反，甚至可能巩固而非削弱中国的贸易顺差。

经合组织（OECD）最新发布的附加值贸易（TiVA）数据库量化了这种融合程度。数据显示，在关键出口部门——电子产品（35-42%）、机械（30-37%）和化学品（25-41%）——FVA占比仍然很高，这些部门占中国2025年前11个月3.4万亿美元商品出口总额的约60%，严重依赖从中国台湾、韩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地上游进口的中间品。

当人民币升值时，这些以外币计价的进口投入品成本以人民币计算会下降，使得中国出口商得以维持、甚至降低其外币标价。实证研究印证了这种不完全的汇率传递。一项2015年针对企业的研究发现，人民币升值10%仅导致出口量减少2.2-4.1%，并且几乎完全传递至国外价格，从而保持了竞争力。更近期的2023年发表的研究文章，则证实了汇率弹性随时间推移而下降，高FVA产品表现出更强的韧性。在加工贸易中——企业进口中间品用于再出口——升值起到了成本补贴的作用，抵消了收入损失。

这种机制颠覆了新古典主义的脚本。根据马歇尔-勒纳条件，如果进出口需求弹性超过1，升值会扩大进口并减少出口。但对中国而言，低的出口量弹性（通常低于0.5）和高的进口敏感性（由于FVA）意味着贸易余额可能保持稳定甚至改善。加西亚-埃雷罗和科伊武在2009年及2010年的研究都表明，升值会同时减少出口和进口，但在全球价值链密集的部门，进口下降得更多。弗洛朗·布维等人2017年的研究强调，在高科技出口中占主导地位的加工贸易企业，其成本汇率传递较低，从而能够维持利润。

西方要求升值的呼声，例如IMF在2025年第四条款报告中的观点——该报告预测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3.3%，并将部分失衡归因于通缩导致的实际贬值——忽视了这种对冲作用。中国人民银行的有管理汇率制度，强调通过每日中间价设定和±2%的波动区间来维持稳定，允许在没有冲击的情况下逐步升值。假设12个月内人民币有管理地升值5%，可能使高FVA部门的投入成本降低1-2%，从而将出口量的下降抑制在1-2%，同时维持顺差。

关键是，这一悖论意味着人民币加速升值可能无法如预期那样重新平衡贸易；相反，它可能加速中国向高价值生产的转型，进一步降低FVA，巩固其主导地位。西方经济体假设中国出口会遭受零和侵蚀，却可能一厢情愿地追求一个反而将加强中国贸易顺差的政策。中国不听蛊惑——将人民币汇率维持在1美元兑7.05元人民币左右（截至2025年底）——阻止了其企业获得更大幅度的中间品成本缓解，间接限制了顺差增长，并在供应链脆弱的背景下为西方提供了喘息空间。

中国的出口模式，特别是加工贸易（将进口零部件组装为成品再出口），意味着很大一部分成本是以外币计价的。人民币加速升值将降低这些以人民币计价的投入成本，从而使得出口商能够——

· 维持甚至降低以外币计价的出口价格（汇率变动对海外买家的传导率高）；

· 在避免出口量大幅下滑的前提下保持利润率；

· 在高外国附加值占比的行业（如电子产品，约35%-40%使用进口原材料），汇率升值可完全或部分抵消竞争力损失。

实证研究一致表明，中国出口额的减少与人民币升值幅度并非一比一的对应关系，其下降系数要低得多。具体来说，当人民币升值10%时，出口额的减少通常不会超过3%至4%。研究还揭示，当中国企业因人民币升值而通过降低进口成本获益时，它们倾向于将这部分成本优势让渡给客户，从而保持强劲的价格竞争地位。此外，在人民币升值过程中，出口减少与进口水平之间也存在关联，通常表现为进口规模的收缩幅度会超过出口的减少幅度。

综上所述，FVA机制揭示了升值是一把双刃剑：一个旨在为西方再平衡的工具，却可能在无意中帮助中国出口商。政策制定者应留意这一点，因为不加约束的倡导也许会加速其本想解决的失衡问题。

不对称影响：为何人民币加速升值对美国企业的伤害大于帮助

虽然中国的FVA为抵御人民币加速升值提供了缓冲，但美国经济缺乏类似保护，这种不对称性放大了西方利益被反噬的风险。

美国倡导人民币升值，意图通过提高中国进口商品价格来提振国内制造业，却忽视了美元贬值（另一面）会在没有抵消收益的情况下推高美国的投入成本。这种动态可能助长输入性通货膨胀，扩大贸易赤字，并使美国企业在全球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使升值至多是一场惨胜。

美国的经济结构加剧了这种脆弱性。与中国以出口为导向、高FVA的模式不同，美国出口的国内含量达85-90%，但进口——特别是中间品和资本货物——对制造业至关重要。一项研究指出，在全球价值链中，中国出口商通过传递成本节省来吸收冲击，保持美元价格稳定，而美国进口商则面临毫无缓解的成本上涨。过去的实证证据也说明了这一点。在2005-2008年人民币升值21%期间，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增长了39%，对华出口增长了71%，但双边逆差却扩大了，因为更便宜的中国投入品并未转化为成比例的美国收益。

这种不对称源于不同的汇率传递。中国企业因高FVA，对买家的传递率高（保持竞争力），对成本的传递率低（吸收收益）。美国企业依赖进口而没有同等对冲工具，将成本转嫁给国内，侵蚀了购买力。根据美国财政部2025年6月的报告，避免给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标签，但抨击其不透明性，在未解决此问题的情况下继续推动升值。然而，正如马克斯和辛德勒在2007年的论文中指出的，即使人民币升值10%，也可能仅使中国的全球出口份额减少0.5%，但同时会显著增加美国的进口账单。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2012年来的走势。作者认为，在2005-2008年即便人民币升值21%期间，中美双边逆差仍在扩大

更广泛的影响包括逆差持续存在和通胀风险。IMF2025年的预测警告称，中国的顺差可能因国内需求疲软而扩大至GDP的3.3%，但加速升值可能使美国进口的收缩小于预期，同时推高成本。在美联储降息周期中，这可能使货币政策复杂化。在地缘政治方面，美国关税——在现任政府任内升级——加剧了这一问题，但升值将带来未对冲的压力，却无法解决顺差问题。

批评者认为，美国制造业的复兴需要国内改革，而非汇率调整。布鲁金斯学会的分析强调，人民币低估提振了中国出口，但也吸引了美国投资外流——升值可能会适度逆转这一趋势，但代价是更高的消费者价格。中国通过央行的互换额度和中间价管理等工具进行抵抗，限制了这些影响，让美国企业得以逐步调整。若非如此，在2022年疫情后的全球供应链冲击中，更急剧的人民币升值会恶化西方的通货膨胀，西方理应感激。

本质上，美国的问题表明，人民币加速升值是一种钝器，对美国进口商的伤害大于对中国出口的抑制。西方经济体最好重新考虑其推动人民币加速升值的倡议，认识到中国的克制维持了双边贸易的稳定。

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绝缘与去美元化优势

人民币不断加速的国际化为升值悖论增添了一个战略维度，使中国能够使关键市场绝缘于汇率波动，同时增强竞争力。随着2025年人民币结算在跨境交易中占比超过50%，有管理的升值可以保护与全球南方的贸易，同时让西方进口商暴露于风险之中，并加速去美元化趋势。这一演变凸显了西方呼声为何可能适得其反，也许在无法重新平衡贸易的情况下削弱美元霸权。

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中，由中国人民银行政策和CIPS等基础设施推动的人民币国际化迅猛发展。2025年上半年，人民币占中国跨境收付款的比例已达到53%，贸易结算中占比达到40-54%。SWIFT数据显示人民币在2025年4月占全球支付的3.5%，但这并未捕捉到非SWIFT追踪交易的增长。在“一带一路”伙伴中采纳率最高：中俄贸易的90%以上使用人民币，77%的东盟企业偏好使用人民币与中国交易，并且在中东能源合同中的使用也在增长。

在升值情景下，这为以人民币结算的出口提供了绝缘：买方支付固定金额的人民币，避免价格上升，而出口商获得稳定收入。对于全球南方市场——在当前美国关税背景下已成为增长更快的出口板块——升值变得中性甚至有利，因为更低的投入成本（来自FVA）允许提高利润，而不会疏远伙伴。

联合早报制图

相反，以美元计价的贸易（美国/欧盟）面临价格上涨，降低美国购买力却没有对称收益。像伯纳德等人关于中国出口商货币风险暴露的研究表明，企业通过人民币计价进行对冲，最小化风险。中国人民银行2025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再次确认，在保持汇率基本稳定的同时将增强市场主导下的弹性空间，这为实施战略性升值创造了条件。

这种去美元化进程的特殊优势，也可能加剧政策反向效果的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曾于2025年12月呼吁增强人民币汇率灵活性，但此类举措可能加速非美元货币的跨境循环，从而推高美国融资成本。

亚洲协会相关研究报告指出，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正在深化与被制裁经济体的本币结算合作，这种趋势将持续弱化美元在国际结算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中国的抵抗延缓了这一转变，为西方经济体适应赢得了时间，这点值得西方经济体心存感激：在升值压力下人民币的快速国际化，可能会让全球金融更早分崩离析。最终，人民币国际化将升值转变为中国的战略工具，在向南方国家提供保护的同时向西方施压。政策制定者应暂停其倡议，以免不愿看到的局面加速到来。

不对称影响：为何西方鼓吹人民币加速升值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对中国而言，这样的升值将使进口投入品以人民币计算便宜约5%，为高FVA部门（电子产品、机械——约占出口的50%）的利润率带来约1-2%的提升。中国出口量可能微乎其微地下降（1-2%），但通过高传递率，其在国外的价格竞争力得以保持，从而在缓解通缩压力和鼓励消费的同时维持贸易顺差。这符合中国人民银行在不冲击市场的情况下实现高质量增长的目标。

对美国而言，则没有这样的对冲——从中国进口的美元商品（如电子产品、机械、关键矿物）价格将上涨约5%，助长制造业和消费品领域的“输入性通货膨胀”。由于美国FVA较低（约10-15%），像汽车制造商或电子产品组装商这样的企业将面临毫无缓解的成本上涨，可能短期内扩大贸易逆差，并在美联储降息周期中对其构成压力。

对全球南方市场而言，则大体上被绝缘。随着更多贸易以人民币结算/计价（特别是对“一带一路”/全球南方伙伴的出口），买方以人民币支付，因此不会受到加速升值的直接外汇影响（他们面临稳定的人民币价格）。此外，中国出口商收到固定金额的人民币，完全对冲了加速升值侵蚀收入的风险。这使得这些市场“免疫于”波动，在买方无需面对涨价的情况下维持了需求和市场份额。

人民币在结算中日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与全球南方——给了中国人民银行更多进行升值的“战略空间”：它可以顺应外部压力（如IMF/美国的呼声），同时将其转化为对中国竞争力和向消费再平衡的净收益。这种选择性的去美元化强化了悖论，在碎片化中悄然实现优势转移。然而，完全绝缘于全球金融体系仍无法实现（美元在许多链条中仍占主导地位），且剧烈动作可能引发资本流动；在此背景下，稳定仍是中国人民银行的首要任务。

本质上，中国人民银行可能将此视为北京的“双赢”：既顺应外部呼吁，又利用全球价值链结构获取内部收益。然而，执行取决于国内优先事项，稳定压倒一切，因此剧烈或不协调的行动仍不太可能。如果贸易紧张局势升级（如新关税），甚至可能引发相反行动：微妙的贬值抵抗。这条“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道路可能悄然重塑不对称性，使其进一步向中国倾斜。

结论

截至2025年12月，人民币对美元实际上在年内升值了约3%，在全球压力背景下为缓解了投入成本的增加。然而，中国的出口持续增长，全年顺差达到了创纪录的1万亿美元。尽管人民币偶尔走强，出口仍强劲增长，这得到全球价值链密集部门成本优势的支持，证实了当供应链复杂时，关于汇率和贸易平衡的简单化观念并不成立。

FVA整体仍占约20-30%（在电子/机械等关键出口中更高），尽管因本土化努力而下降。然而，升值确实对出口造成下行压力（与完全的“改善”相反），但投入成本渠道使负面影响远小于主流理论对一个典型经济的预测——对出口量的影响通常可忽略不计，而对依赖进口部门的价格竞争力影响微弱（甚至可能是正面的）。这就是为什么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以遏制中国顺差的呼声历来效果有限。悖论依然存在。

呼吁人民币加速升值，浸透着新古典主义的理想，却可能通过利用中国的FVA对冲将成本负担强加于美国，以及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而产生反噬。西方经济体应庆幸中国的抵抗缓和了这些效应，也应感激中国人民银行对维护稳定的偏好。对于那些鼓吹人民币加速升值的西方人士，信息很明确：要小心，非常小心，你们的愿望可能带来相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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