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的生涯

托克维尔家族是法国诺曼底地区古老的贵族世家，这个家族的祖先曾在1066年随征服者威廉攻入英国。路易十四时期，这个家族获得了托克维尔的封地，按照当时的惯例，就以地名为姓。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托克维尔家族也被卷入其中。路易十六以“叛国罪”受审时，托克维尔的外曾祖父担任其辩护律师，不久也被送上了断头台。到雅各宾派专政的1794年，托克维尔的父亲与母亲本来也在被处决之列，后因热月政变爆发、雅各宾派倒台才得以幸免。

出狱之后，托克维尔的父亲流亡英国。拿破仑执政后，终结了大革命中最激进的政策，改为宽容政策，接纳愿意承认新政权的流亡贵族回国。除了一些最极端的流亡者和宫廷贵族外，大批流亡者纷纷回国，并进入拿破仑的军队和政府中效力。托克维尔的父亲也在这一时期回国，并获得了拿破仑政府发还的部分财产。

1804年，拿破仑加冕称帝，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大革命以来的政治动荡暂告一段落。第二年，托克维尔出生。11岁时，托克维尔目睹了拿破仑帝国的崩溃和波旁王朝的复辟。在复辟时期，托克维尔的父亲被承认为贵族，并出任省长。

生于这样的家庭，托克维尔抱有一种温和的自由主义观点。他倾向于正统派，但并不极端。在他经历的五个朝代中，托克维尔一直不改其初衷。

波旁王朝的复辟，使法国重新获得了国际上的安全与国内的和平。流亡多年回国的路易十八，满足于立宪制君主的地位，建立了一个代议制政府，承认反对派和言论自由。托克维尔对这一时期留有十分美好的回忆，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年轻时期，在一个恢复了自由的重新走向繁荣和伟大的社会环境里度过极为美好的岁月；我在这个社会里产生了关于中庸适度的，受到信仰、道德和法律支配的自由的思想。我被这种自由的魅力所征服，它后来成为贯穿我一生的激情。”

“中庸适度”、“信仰、道德和法律”、“自由”等等，都是复辟时期常见的口号，常见于这一时期的作家的著作，比如贡斯当。但是这个时代注定是短暂的。在国外，复辟王朝必须依靠神圣同盟的支持。法国大革命覆辙在前，欧洲各国的君主们一致认为，必须尽可能搁置争议，避免战争，以一致行动保卫欧洲的正统王朝秩序，可是这种规则和默契并不能持久。

在法国国内，在外国刺刀保护下复辟的波旁王朝，必须尽力承认法国革命以来各派的利益。拿破仑的元帅和大臣改换门庭后，继续在路易十八的朝廷中掌握大权。贵族必须满足于有限的补偿，再不可能去改动革命以来的利益格局。最后，实际统治法国的是拿破仑的民法典。

路易十八在国外流亡多年，并曾担任小学教师，性格温和。他能满足于这种地位，也能接受革命以来的新秩序。但是，在20多年时间里一直矢志不渝的波旁家族的支持者并不甘心。他们围绕着路易十八的继承人查理十世，怂恿他做个名副其实的君主。查理十世也宣布：“宁可去砍树谋生，也决不像英国国王那样统治！”

查理十世继位后，努力推动旧制度的复辟，包括恢复以前的贵族等级制；向流亡贵族发放巨额补偿；将选举资格限定为大土地所有者；严厉控制言论。加上查理十世对天主教的热衷与统治跋扈，最终激起了各派的不满。在1830年七月革命中，查理十世倒台，复辟王朝结束。

托克维尔生前关注的自由、民主等问题，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这是法国诺曼底地方议会庭院里的托克维尔像

对民主的发现和怀疑

七月革命后，路易·菲利普出任国王，建立奥尔良王朝。由于路易·菲利普的父亲、上一代奥尔良公爵曾投票赞成处死路易十六，这一家系长期以来被正统派视为王位觊觎者和“弑君者”。

托克维尔十分鄙视奥尔良王朝。但是正如推举路易·菲利普的其他贵族所言，这是避免出现共和国乃至爆发革命的艰难选择。托克维尔斟酌之后，选择效忠奥尔良王朝，并在政府中任职。

作为司法公职人员，托克维尔奉命前往美国考察刑事改革。但对刚经历了七月革命的托克维尔来说，他更关心美国民主的运作。毕竟对古希腊以来的欧洲，乃至托克维尔本人来说，民主都是相当负面的政治制度。晚至19世纪，民主几乎一直是“暴民政治”、“僭主政治”的同义词。但法国革命以来的历史，又让托克维尔无比清晰地感觉到民主的躁动。怀着这种纠结，托克维尔踏上了美国的土地。

托克维尔的美国之行遍及当时美国的大部分地区，从纽约出发到五大湖区再到密歇根和威斯康辛，然后去了加拿大；继而南返前往波士顿、费城、巴尔的摩；继而向西到匹兹堡，南至纳什维尔、孟菲斯和新奥尔良；最后经乔治亚和卡罗莱纳到华盛顿，再从纽约回航法国。

托克维尔在旅途中会见过大量美国人，上至总统下至平民。这些访问和托克维尔本人的思考汇集成两卷本的《论美国的民主》，分别在1835年和1840年出版。《论美国的民主》讨论了美国的政治、社会体制，在当时获得了非凡的影响。1841年，托克维尔因此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

《论美国的民主》的第一卷更多地讨论美国民主的卓越之处，第二卷主要集中于对民主的谨慎分析和预判，在当时法国的舆论中，第一卷内容获得了很轰动的反响；第二卷内容则反响平平，可见当时的人心所向。

相较于同时期的欧洲人，托克维尔对美国的民主体制有更多实际的接触。就个人观点而言，托克维尔无疑很赞赏美国的民主，但他很怀疑这种体制在欧洲尤其是在法国的未来。因此在现实的政治立场上，托克维尔更趋于保守，宁愿坚守一种能保证政治稳定和自由的立宪君主制。这种立场直接导致了托克维尔在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后不幸的政治生涯。

革命与退隐

在奥尔良王朝时期，托克维尔学术上成就斐然，在官场也仕途顺利。

1839年，托克维尔当选芒热省的下院议员，此后连续两次当选。但此时的奥尔良王朝已经风雨飘摇。

路易·菲利普在政治上采取中间路线。由于无法获得天主教会和正统派贵族的认同，同时又遭到激进共和派的反对，奥尔良王朝转向新兴的金融家阶层寻求支持。这导致了金融投机盛行，经济萧条，以及政府丑闻频发，各种激进或保守的势力纷纷加入反对派阵营。

1848年，法国爆发二月革命，奥尔良王朝倒台，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成立。托克维尔当选国民议会议员，并参与制定第二共和国的宪法。

托克维尔是正统派贵族，期望让波旁家族复辟，以建立稳定的立宪君主制。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托克维尔害怕二月革命后激进的民众会再次掀起革命，因此选择与国民议会中保守的“秩序党”结盟，遏制民主派的影响。

1848年6月，在民主派的鼓动下，巴黎民众起义，反对国民议会。临时政府陆军部长、秩序党首领路易·卡芬雅克调集军队，武力镇压了起义。

镇压六月起义后，为了遏制巴黎民众的激进倾向，国民议会决定扩大普选权。托克维尔也赞同扩大普选权，毕竟法国外省的农民在政治立场上普遍保守，有望借此排除民主派和社会主义者的影响。

扩大普选权后，长期以来被视为政治小丑和冒险家的路易·波拿巴迅速崛起，并在1848年12月的选举中以压倒性多数击败“秩序党”的卡芬雅克，当选临时总统。

路易·波拿巴是拿破仑一世的侄子，自诩波拿巴家族的继承人，此前曾多次尝试在法国煽动政变夺权，结果都以失败告终，甚至被判入狱。由于拿破仑一世以民法典保护了农民在大革命时期获得的小块土地，外省农民普遍支持波拿巴家族。这一意外使国民议会措手不及，更令正统派和奥尔良派感到不安。

路易·拿破仑当选后，首先笼络议会中的“秩序党”，任命奥第隆·巴罗组织内阁。巴罗不仅是奥尔良王朝后期的反对派领袖，也是正统派，与托克维尔的立场十分接近。托克维尔受邀入阁，担任外交部长，以支持正统派的共同事业。

然而，路易·波拿巴与“秩序党”的合作注定是同床异梦。“秩序党”期望以路易·拿破仑的政治影响，遏制住激进的民主派，逐渐过渡到让波旁王朝复辟。

被“秩序党”轻视的路易·拿破仑并不甘心担当傀儡，他以各种手腕分化瓦解各派政敌。路易·波拿巴依靠“秩序党”内阁削弱国民议会，镇压民主派；同时又鼓动农民和民众，大力收买军队和支持者，准备发动政变建立自己的王朝。

在路易·拿破仑的分化打击下，国民议会中的共和派和民主派相继瓦解，支持议会的军队也被解散或调离，“秩序党”的地位摇摇欲坠。

在这种不安的局势中，托克维尔试图尽最后的努力。1851年5月，托克维尔曾当面劝说路易·波拿巴不要冒险发动政变。同时，他劝说内阁支持路易·波拿巴作为共和国总统的合法地位，以避免政变发生。

但这一切都于事无补。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调集军队占领巴黎，解散议会。巴黎民众举行起义，再次被武力镇压。民主派、共和派，以及路易·拿破仑的政敌纷纷被迫流亡。托克维尔作为一名议员在议会坚守到最后一刻，以此表示抗议，结果被逮捕，监禁两天后获释。此后，托克维尔退出政坛，著书立说直到1859年去世。

托克维尔是1848年到1852年法国政治风云的亲历者，他将这一段的经历写成了《1848年法国革命回忆录》。其中对同代人有许多苛刻的评论，托克维尔在遗嘱中押后了回忆录的出版。直到1893年，也就是作者去世后34年，才经由其亲友之手面世。

正是在退出政坛之后，经历了革命与复辟，托克维尔痛定思痛，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写下了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的写作要晚于《1848年法国革命回忆录》，其第一卷于1856年出版，而第二卷在作者去世时尚未完稿，只留有笔记和不完整的初稿。从这个意义上说，《1848年法国革命回忆录》侧重记事，而《旧制度与大革命》侧重反思。也正因此，《旧制度与大革命》并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渗透着他对自己亲历的革命与复辟的思考；也正是因此，《旧制度与大革命》并非历史学研究，而是政治学著作。

托克维尔生活的时代，民主的潮流浩浩荡荡而来，托克维尔这样出身贵族的人虽然理性上洞见及此，但感情上始终多有疑虑。《旧制度与大革命》与《论美国的民主》遥相呼应，反映了这批自由主义者在当时的内心纠结。

（本文刊载于《社会观察》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