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是中国以外唯一华裔占多数的国家，再加上陈嘉庚先生等老一代南洋华侨遗泽，大多数中国人或多或少，都对它有过特殊关注。自独立以来，新加坡经济高速发展，成为了继日本之后第二个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亚洲国家，去年人均GDP达5万美元，高居世界前十，确实成绩斐然。再加上新加坡自独立以来，一直由人民行动党一党执政，政局相当稳定，被称为威权与市场的完美结合范例。于是，无论海内海外，许多舆论都声称，新加坡与中国的体制接近且更为完美，最适合中国参照模仿。众多中国官员纷纷赴新加坡留学，学习执政经验。据不完全统计，已有3万名中高层官员去过新加坡。但是，他们能学到什么呢？

不必羡慕新加坡的经济发展

新加坡模式最拿得出手的就是其经济成就。这一点当然不可否认。但是，新加坡是个地地道道的小国，面积仅700平方公里，人口不过300万，还不到中国一个较小的地级市。它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早在独立前就是整个东南亚经济的中心枢纽，拥有当时亚洲最好的基础设础，甚至超过欧洲的平均水准。李光耀之流一再暗示新加坡过去是一个既落后又孤立的破败城市，纯粹是为了树立家族独裁的神话。独立后新加坡摆脱了英国对于殖民地的榨取和压制，人民习性勤劳，又没有偏远地区需要扶助，不出现经济腾飞恐怕才是奇闻。

这些条件对于绝大多数国家来说，根本就无法学习和模仿，而且如果以单纯的城市来比较，深圳在三十年前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渔村，现在已是现代化的特大城市，发展速度比新加坡更快数倍。无论比哪方面，深圳经验都远比新加坡经验更加辉煌，中国官员又何必舍近而求远呢？

1900年的新加坡

如果说这种理论争论还比较空泛，眼前还有更实实在在的案例。

1994年，正因为仰慕所谓新加坡经验，中国决定与新加坡共同合作开发苏州工业园区，并将园区的大多数股权，和负实际运营管理权全部交给了新加坡方面。但新加坡人很快就让中国失望了，园区年年亏损不说，建设和招商成果也始终诸多不利。亏到1999年，两国政府经过长期谈判签订了新的备忘录，从2001年起将多数股权和运营管理权转交给中方，结果从2001年当年开始，园区即扭亏为盈，发展更是一日千里，成为了全国著名的工业开发区之一。现在这个开发区的人均GDP是4万美元。

如果实践确实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么苏州工业园区的经验就不否质疑的证明了，所谓的新加坡经验，即使在其最擅长的经济领域，在中国也不见得能比得上“土经验”。

新加坡的社会政策学不了，也不能学

新加坡公认最好的施政是其以组屋——即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为核心的住房政策，这也是人民行动党能够长期执政，在经济和社会因素上的最关键原因。

但这套政策别人也很难直接套用。

1966年新加坡制定了强制征用土地的法律，开始时新加坡只有44%的土地为国家所有，到1985年，仅建屋发展局就已经拥有新加坡近75%的土地资源，而新加坡政府直到1995年才开始按市场价格向原主人提供补偿（这里的“市场价格”仍是只指征用前的原值，土地使用状况变化导致的升值不予考虑）。低廉的土地成本是新加坡能有财力大规模建设组屋的关键，而只要看看我们国内主流媒体对于“钉子户”们的无条件支持，就能想见，中国政府也如此效法的话，会有多快就被唾沫星淹没。

如果说住房政策还只是很难学，新加坡的社保政策就是根本不能学，也不应学。

李光耀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他和人民行动党一直挂在嘴上的原则就是，绝不允许新加坡变成一个高福利国家，绝不能让人民偷懒。如果仅仅是反对欧洲式的高福利，这话当然不能说就是错的。但实际上，新加坡的社保原则是政府不为基本的养老、医疗、失业及救贫保障花一分钱。以世界人均第十的经济高度发达国家水准，新加坡却存在大量70甚至更高龄以上的老人要工作糊口，而且往往是从事体力劳动才能养活自己。2012年一位80岁的老人在做清洁工作的菜场里猝死，震惊全国，但新加坡政府却依旧毫无反应——累死老人本来就是新加坡财政得以维持的前提。

辛勤工作的新加坡老人

新加坡唯一覆盖大多数国民的社保制度就是中央公积金，相当于他国住房、养老、医疗、失业等所有社保项目的总和，但与其它国家都不同的是，新加坡公积金要由个人缴纳大头，一般占工资的20%，而雇主缴纳的比例大多只在13%-15%间。以上海作为对比，同样的住房、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个人缴纳比例为18%，而雇主为44%。而新加坡政府本身，对公民是没有救济帮扶责任的。

这些难道也是大多数中国人希望的未来方向吗。

至于在劳资关系和财富分配上，新加坡更是从来赤裸裸的完全倾向于雇主和富人，它的人均GDP已经超过了欧美大多数国家，但普通工薪阶层的收入要差很大一截。如果不是住房问题解决的比较好，如果不是新加坡实在太小，抬抬脚就能到物价较低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消费娱乐，甚至看病、养老，对于大多数身处中下层的新加坡人来说，这个“第一世界”实在没有什么意义。

新加坡的“廉洁牌”很虚假

 

对于“新加坡模式”来说，新加坡的廉洁度一直是最大的王牌。李光耀、李显龙和人民行动党也一直以此夸赞自己的操守和能力举世罕见。应该承认，新加坡的吏治，尤其是对中下层公务员的管理，有着相当出色的一面。严格的职权划分，清晰的办事流程、详细的法律规章，加上超级优厚的薪水及福利（注1），让这些老百姓最经常接触的政府人员，既难以贪腐索贿，也没有多少必要贪腐索贿。这方面的经验确实值得学习和借鉴。

但是，对于在政治和经济事务上真正拥有自由裁量权的新加坡高官，也就是人民行动党高层来说，所谓的制约制衡几乎完全就是装装门面。他们和他们的家族、亲朋，早就完全占据了新加坡政治、经济乃至社会关键职位，几乎整个国家实际都已经是他们的，个个可以完全合法的大发其财。用拙劣的手段贪污一点小钱，非不能也，只是不屑罢了。

就以吴作栋为例，他任总理时的年薪是一百多万新元（600万人民币），还自称因为只有这份收入，所以自己实际是世界上最穷的总理之一，但他太太陈子玲的一次无心之语却把他家的实际财力水准捅破了。

2005年新加坡最大的慈善机构全国肾脏基金会NKF，爆发主席杜莱（Durai）滥用善款丑闻，此案堪称新加坡的郭美美事件（注2），只不过杜莱被抓到的是直接用善款给自己发高薪和各种奢侈享受。陈子玲是NKF当时的三位名誉赞助人之一，但她在亲自听审后却公开表示杜莱行事除了不太透明外，并无其它不妥，还向记者发表了一句著名的话，大意是象杜莱这样掌管机构千万财产的人来说，年薪60万新元（超过300万人民币）只是“一粒花生”（a peanut）。将相当于普通新加坡人15年的收入，丈夫半年的“唯一收入”，随口比喻为一粒花生，可以想见对于人民行动党高层人士的家族来说，正式的“养廉”高薪到底是个什么地位了。

而新加坡著名的反贪局，看似威风凛凛、权限无边，其实没有得到高层允许，对于与人民行动党关系密切的重要人士根本不敢过问。1995年新加坡房地产大热，许多人半夜排队买楼，而李光耀父子向一家HPL公司（Hotel Property Limited）购楼时，不但直接优先购买，还获得了HPL公司超过百万元的回扣。1996年此事被意外曝光，引起新加坡人的广泛非议，但号称只要知道公务员收到一元好处也要调查的反贪局却丝毫没有动作，而任由李光耀的直接属下组织了一个小组草草调查即告了事。后来有人发现，接受HPL公司购房回扣的高官及亲属还远不止李家父子，而且都是在同一天。调查小组接受的HPL所谓“回扣是感谢李家父子的广告作用”说，对此根本无法解释，但新加坡从反贪局到媒体，上上下下完全对此不发一词。

新加坡贪污调查局大门

事实上，由于新加坡严苛到极点的反诽谤法律，和更可怕的内安法，一般人即使在私下交谈中，也不敢轻易语涉高层人士有不良行为，而媒体对这种问题也几乎不会加以任何报道。不准问，不准谈，更不准查，自然个个高官和他们的亲朋好友们都是两袖清风、一芥不取的完美君子。

又比如那位NHF的前主席杜莱，直到丑闻爆发后，新加坡精英层还坚持他行事虽有不当，但绝无违法行径。可由于他名声已经太臭，公愤迟迟难以平息，最后终于失去了高层保护，结果略一调查，马上被查出了原来早就利用职权，在工程发包中接受多家公司贿赂。新加坡几十年来所谓著名反腐大案，几乎无不是这样的模板——原来被吹嘘为操行楷模的精英，一失去了高层的庇荫，立即就被发现原来是隐藏极深的大腐败分子。成为媒体吹嘘不论任何显要，在新加坡都有不得一点腐败的新证据。

当然，对于一般的中下层公务员们涉嫌腐败，反贪局和其它机构的调查积极性和力度确实可观，这种贪腐等于是家奴在偷窃和破坏新加坡统治者们的私产，当然要从重从快的严惩不贷。

新加坡的政治没有任何借鉴价值

对于新加坡的政治体制，一般被认为是在西式选举民主制下实质威权化。偶有学术争论，也无非是探讨民主多一些，还是威权多一些。

在笔者看来，这若非人云亦云，就是不敢得罪新加坡的欺人之谈。新加坡的政治实质，是李光耀家族和人民行动党，利用各种手段造成人民疑惑甚至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绝对统治地位。人民行动党不仅利用自己的执政优势，在规则制定上最大限度削弱反对派的获胜可能。而且更使用大量为人不齿的手段来打击反对派，甚至将其重要人物直接从新加坡的政治舞台上消除出去。这些准恐怖手段包括但不限于：

1、设置集选区，不断变动选区范围，分化反对派的支持群体；

2、只设置极短的竞选时间，划定极小的范围和方式，让反对派没有时间和渠道，与选民接触交流；

3、严格控制媒体，只传递对人民行动党有利，于反对派不利的信息；

4、强制在本区投票，在选票上设置号码，与选民对应，向选民施加心理压力；

5、以房屋翻修先后次序等政府资源，威胁利诱选民；

6、利用警察、税务等强力机构，整治反对派人士，威胁潜在反对者；

7、控制法院，滥告“诽谤”，判罚巨款，将反对派领袖和骨干整垮，威慑其他人不敢提出批评；

8、动用内安法等殖民时代留下的严苛法令，直接将摧残对手的身心。

这些，哪一项都与中国现行体制和法律格格不入，更与共和国几代领导集体遵循人民的共同意愿，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理想、努力完全背道而驰，哪里有半分值得参考、借鉴的价值。除非中国的官员想建立一个为统治而统治的极权国家。否则完全没必要去进口这些二手的殖民地镇压经验。

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为了确保政权，其很多所作所为，即使放在文革里比较，都会让人觉得触目惊心，难以置信。西方把他们的体制说成与中国现在相似，甚至引诱、鼓励向其学习，用心用意其实是非常恶毒的，一旦中国入套，承认确与新加坡类似，还认真的去学习借鉴。他们只要把新加坡的政治真相全部抖在光天化日之下，中国体制的名声和信誉，也就会不可挽回的全盘崩溃，受到大多数人长久的厌恶和恐惧。甚至等不到外人说话，中国人民自己就会丧失对体制的一切信心。

政治、经济、社会、人口、地理，新加坡的方方面面，都与中国有着天壤之别，所谓经验，不是难以仿效，就是令人厌恶，这种的“模板”还是敬谢不敏的好。而自建国以来，中国凡是把某个或几个外国当成模板，结果都是东施效颦，学苏联，学西方还是如此，今天去学什么新加坡必定还是如此。无论是建国，还是改革开放，实践都证明，只有按着中国自己的条件，开辟自己的道路，才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的唯一正途。抄捷径的思想万万再要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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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新加坡的公务员分为超级和1~4级五大级别，《2011年新加坡薪资指南》报告显示，2011年，处于顶级，即部长，副部长级别的领导月薪范围分别为14.6万新元至16.5万新元，及10.6万新元至14.6万新元。而处于最低级别的管理执行岗位给予应届生的月薪达2800新元。同期，15至24岁，拥有本科学历以上的新加坡国民的平均月薪仅为2600新元。

而且新加坡公务员的收入，还包括年终奖金，业绩花红（经济不景气年份会停发）。另外，还有一项很重要的隐性补贴，如上文中曾提到,新加坡雇主缴纳的公积金一般在13-15%之间,但政府为公务员缴纳的比例却是20%。

注2：NHF丑闻，2004年《海峡时报》在报道中提到NHF主席杜莱购买金水龙头装修自己的办法室，杜莱声称受到诽谤而控告海峡时报的母公司新加坡报业控股集团。但2005年开庭时，报业控股聘用的新加坡著名大律师文达星以攻为守，当庭迫使杜莱承认了他的实际薪水高达60万新元，用公款供养私车，虚报NHF数据等行为，引发新加坡社会的震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