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衰退是因为消除了种族歧视？

美国社会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现在这一点连美国人自己也不再否认了。实际上，大多数美国思想和智囊库都在积极寻找病因和药方，甚至不惜低下历来骄傲的头，听取一些别人的建议。而“美国的伟大朋友”（《华尔街日报》语），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就是这些建议者中的一员。（见观察者网5月6日新闻：李光耀：美国公民社会崩溃 个人主义走向极端）

概而言之，在李光耀看来，美国的问题出在了“公民社会的崩溃”，而崩溃的根源则在于“‘文化多元主义’侵蚀了美国原有的基本文化”，从而导致了个人主义极端化，导致枪支、毒品、暴力犯罪……等等。即使已经说得如此明白，李光耀还生怕美国人听不清楚他谏言的用意，于是更进一步，赤裸裸提出警告，谓之“是来自南部的大量移民被改变，还是美国变得更像拉丁美洲”。

任何对美国社会构成的实际现状略有了解者，都能轻易看出，李光耀以为的“美国病”根源在于：美国接受了大量与过去主要来源地不同的新移民，而在社会基本价值观上，也接受了多元种族和文化互相平等的观念。或者，更简单直白地说：美国接受了太多非纯正欧裔白人移民，也没有对这些少数族裔进行强制性文化洗脑更替，所以，“落后的种族和文化”就拖了美国的后腿。

一个著名政治人物在21世纪，几乎公开的主张种族主义观，确实是惊人的“坦率”。不过对于李光耀，这其实一点也不新鲜。很多年前，他就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就公开承认，自己是美国心理学家赫恩斯坦“钟形曲线”理论（注1）的信徒。而大多数社会学者、人类学家乃至生物学家早都确认，所谓“钟形曲线”理论完全就是种族优越论略加改头换面，只是披了一张伪“基因科学”的皮而已。

当然，仅仅批评他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和鼓吹复辟种族等级制社会，对于李光耀和他的支持者来说，并没有多少意义，他们本来就不在乎这种批评，甚至还会声称，这是“敢于说出真相的政治家风范”。不过，可以指出的是，李光耀以所谓丰富的政治经验，给美国提出的建议，其实在他长期绝对控制下的新加坡，也没有真的付诸实施。

其实与美国类似，新加坡也是一个多元种族国家，全国公民人口内华裔占了70%多，其他主要是马来裔和印度裔。从人口比例上说，主要族群的华裔甚至比美国纯欧裔白人的优势更大，但新加坡设立了四种官方语言，并以马来语为国语。在政治上，新加坡创立了集选区制，理由是确保少数族裔能有足够代表进入议会，在社会和经济上，新加坡最重要的组屋制度规定，各组屋内必须混居不同种族家庭，严禁形成单独族群聚居。而在思想言行上，新加坡人都知道，随意批评其他种族很容易就会被指控犯下“煽动罪”，李光耀更是很喜欢送给许多政敌“大汉族主义者”之类的帽子。

事实上，根据新加坡建国以来就一直未有变化的政策，坚持多元文化，保护它们的平等共处是新加坡的立国之本之一，甚至远远早于美国主流社会开始全面接受种族平等观，接受多元文化的时间。很显然，李光耀知道，以新加坡的实际国情，搞种族等级或是隔离制度是不现实的，更不得人心。因此，尽管也有自己打压钳制反对派的私心用意，但在接受多元种族和文化并存上，终究还是顺势而为的。但他现在却建议，美国社会可以且应该至少倒退回民权运动时代以前，对比他反对别国批评新加坡制度时，意正词严的反驳：“不能让别人拿我们的生活去做实验。他们的想法是理论，未经证实的理论”，实在是够讽刺的。

美国现下的问题正是固有文化失控的结果

其实，估且不论科学家和社会学者们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实验和调查数据，仅仅根据美国的历史也可以清楚的看出，李光耀将当代美国个人主义极端化的责任，推给多元种族和文化平等观念的确立，也完全与事实不符。

众所周知，美国历史上曾经是一个极度种族不平等的国家，不光有臭名昭著的黑奴制和种族隔离制度，有排华法案和印第安保留地，甚至是在白人内部，占据社会主流地位的WASP（白种盎格鲁•萨克逊新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对于其它白人群体的歧视和排挤也是近于公开的。爱尔兰裔和意大利裔早年就被普遍贴上“苦工和集团犯罪嫌疑分子”的标签，排犹思想和行动更是司空见惯，这在描述美国历史的文艺作品中，其实就有相当多的反映。

甚至在立国之前，崇尚个人奋斗，推崇个人英雄就已经是美国（北美殖民地）文化、美国精神乃至美国梦的核心，也是美国引以为傲，一直努力宣扬和传播的主流价值观。美国的选举制度从建国讫今，同样一直是声势倚赖于金钱、形象倚重于作秀。而私人拥枪的权利更是来源于美国1783年宪法原稿的第二条，至今一字未改。很显然，个人主义等观念在美国盛行，并被奉为不可怀疑的政治正确，远远早于种族平等和多元文化观的兴起，二者间根本没有必然的联系。实际上，美国主流社会逐渐一步步接受这些观念的历史，也是美国从一个新兴国家发展成为软硬实力都举世无匹的超级大国的历程。无法想象，一个排斥纯种白人以外移民的美国，还能至今保持在全球高科技乃至经济竞争上的领先地位；而一个拒绝承认各种族和文化平等的美国，能够保持当今世界大多数人对其的好感和吸引力。

在李光耀看来，美国的问题出在了“公民社会的崩溃”。

美国当下的问题，实质是因为近年来最上层的“1%”占有了太高比例的社会财富，让其余的“99%”为越来越少的份额和成功机会而拼命竞争。早年的美国社会有西部开拓、边疆开发的安全阀，可以通过增量的方式，轻易的消化大多数不满因素，之后为了应对大萧条和冷战时苏东阵营的挑战，美国在内部分配上又大幅度的向下倾斜，采取了大量会被李光耀批判的，“给予穷人和有需要的人以支持”的措施，这带来的是美国的鼎盛而非衰弱。

但在冷战之后，失去了其它体制的威胁和挑战，以华尔街金融集团为代表的统治精英们再无顾忌，再分配的力度大大减弱，而外部的扩张又几乎达到了顶点，于是，美国财富的分配再度迅速向最上层倾斜，同时社会阶层的流动速度也大大放慢，在这种大背景下，个人主义趋向极端化丝毫不值得奇怪。但这只是果，而非因，而诸如毒品、暴力犯罪的泛滥，更是这种影响的次生品中的次生品了。

但是美国传统文化上，对于个人主义的推崇是根深蒂固的，甚至大多数利益受损的普通美国人，对此也仍然坚信不疑，主流思想和舆论更是不允许“动摇国本”的质疑扩散。所以，通过真正深刻的结构性改革来化解这一波的矛盾，现在看非常困难。历史上，很多社会遇到类似情况时，往往就会试图寻找边缘群体作为替罪羊来转移矛盾视线。二战欧洲的犹太人，60-70年代东南亚的华裔，都是最典型的例子。李光耀把新移民、少数族裔当成美国衰弱根源，通过打压、剥夺他们的利益来讨好主流族裔的建议，其实也算不上新鲜。

锯掉箭杆并不是治伤

李光耀时常喜欢自称是“亚洲最后一个维多利亚人”，这倒确实是一个蛮匹配他的称谓。至少在当代亚洲，确实几乎已经找不出几个人如他一样，以为仍可以将人类社会永远停留在维多利亚时代，社会阶层界线分明、尊卑有序，外表是秩序井然，但实际却冷漠残酷，弱势群体被无情的要求自生自灭，而大多数人民俯首贴耳的绝对服从极少数精英的高压统治。确实，新加坡由于历史、地理和内外环境的特殊性，被李光耀抓住机会，打造成了一个其心目中现代维多利亚式社会的模板，但这种“李光耀模式”甚至在新加坡本身，都已经开始遭到越来越激烈的反抗，更不用说把它推广开去了。

李光耀和崇拜他的人所得意的，无非是新加坡现在是一个富有的地方。但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又占据着两大洋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在人类的历史上，具备这种条件而又不富有的，真是屈指可数。卡塔尔的起点比新加坡低得多，现在人均GDP则还要高一倍，对其他人来说，卡塔尔的经验又有多少示范意义呢？

尤其是，这个模式真的如李光耀吹嘘的那种合理、有效吗？新加坡人均GDP排名甚至高于美国，作为一个单一城市国家，社会管理和扶助弱势群体的难度更远远小于绝大多数国家，但观察者甚至无需深入，走马观花也就能同样在新加坡看到“巨大财富中的贫困”，所不同的是，美国主流至少在表面上还对此表示有所不安，希望有所改观，而李光耀的新加坡，座右铭却是：你无能，所以你活该受罪。如果能套用这种办法，美国现在又何必需要寻找药方呢？

美国内战前的南方蓄奴州，也曾经嘲笑北方自由州既虚伪又混乱，对于下层劳工的剥削有时更甚于奴隶主之于奴隶，因此夸耀自己的文化其实更加宽厚仁慈、社会结构更加稳定安全，连奴隶们只要安份守己，也就没有什么“迷惑和不安”。直到内战结束后很久，世界电影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名片《一个国家的诞生》，仍然企图营造一个田园牧歌式的“美好南方”，当时也确实获得了很多人，甚至大批北方人的认同。但现在正常人都会毫不犹豫的承认，林肯最伟大的功业不仅是保持了美国的完整，更是废除了奴隶制，将美国带上了一条通往世界之巅的正确道路。确实，如果学欧盟一些国家那样不计后果的滥发福利，固然是不可持续的透支国力，不过新加坡那种只考虑精英利益模式的后果，更早被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历史一再证明了，此路不通。

注1：其实《钟形曲线：美国社会中的智力与阶层结构》是赫恩斯坦（Richard J. Herrnstein）和政治学者默里（Charles Murray）两人合著的，只是后者根本没有相关的专业知识背景，所以支持者们经常选择性的将其忽略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