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之前有过一些风声传言，但当4月17日越南总理阮晋勇突然在电视台上正式宣布：越南首都河内放弃2019年第十八届亚洲运动会主办权时，这仍然立即成为了轰动性国际新闻——获得国际运动会主办权后又主动弃权的案例相当少见，尤其是影响重大、深受关注的大型综合性运动会。越南这次的举动不仅创造了亚运会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录，而且也是自1906年罗马放弃主办第四届夏季运动会以来，国际体育史上遭遇的最大意外之一。

按照越南政府的公告，其放弃主办亚运会的理由主要有两个：一是“越南对于举办亚运会这样的大型赛事并无经验，也并没有为此做好准备。申办时，越南没有做好保证赛事成功举办的具体计划，而目前相关筹备计划也没能得到政府总理的批准”；二是“越南在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下滑中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国家经济水平仍处于困境。目前，越南的中央和地方预算有限，仅会用于更加紧急的任务中”。

2012年，越南获得2019年亚运会举办权（资料图）

越南轻率申办亚运折射“政治失灵”

在这种并没有不可抗力因素的情况下放弃主办权，不仅违背之前的庄严承诺，还等于公开承认，本国的经济和财政状况极为糟糕，由此将导致的负面影响会远远超出体育或单纯的“国家荣誉”。

然而，这份公告透露的信息，甚至比弃权本身更令人震惊。近年来，国内舆论有不少对越南政改的“欣羡”之声，认为“越南已经在政治改革上远超中国”。公告却暴露出越南政治决策已陷入混乱无序的窘境。

越南奥委会在2010年9月正式提出申办十八届亚运会，2012年9月越南政府批准申请计划书，2个月后，亚奥理事会代表大会将主办权授予越南。如果公告所述属实，那么在至少两年的预备申办期内，越南居然对自己有没有能力举办亚运会，连一次基本的内部评估都没有认真做过。对国家大事如此漫不经心的态度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筹备计划如此不靠谱，预算的科学性可想而知。预算最初预计仅约1.5亿美元，经过几番调整和重估，在宣布弃权前被调高到3亿美元，而经济学家给出的估计是至少5亿美元。但根据近年的国际经验，大型运动会成倍超支几乎成了“惯例”:2012年伦敦奥运的直接支出是原计划的近五倍，从24亿英磅变成了110亿英磅，这还不包括英国政府另行承担的超过120亿英磅的城市基础设施改造和安保费用。而举办2010年英联邦运动会的印度，预算超支四倍，花掉60亿美元后还差点把整个大赛办砸。很难想象完全缺乏经验的越南能够比它们花得更少却做得更好，更无法想象越南政府竟轻信如此低的预算进行决策。

而且，越南相关的支出预测，都只包括了直接的场馆建设和赛事一般运作费用，而要成功举办亚运会这样级别的大型国际综合盛会，大幅修缮或者新建基础设施是必不可少的。尤其对于河内这样原来基建就很薄弱的城市而言，更是不可或缺的。否则只怕真会如弃权公告中所坦白担心的：“一旦不能成功举办，将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升越南形象产生相反的效果。”但越南忽视这一重要环节，可谓是自欺欺人。

越南政府没有自我测试评价，没有具体筹备计划，就批准申办世界第二大综合性运动会，并且还在报告中脱离实际，“忽悠”到了主办权，以至于今日不得不难堪地主动放弃主办权。这恐怕已不能用某些政治人物的失职、好大喜功来解释，只能归因于“政治失灵”。

越南激进政改导致“政治失灵”

只要对越南近年时政客观分析，就能认识到，由于长期缺乏领导核心，民主集中制名存实亡，在意识形态上又不断摇摆妥协，越南高层已经半固定化地分化成了几个以地域背景为主的派系，互相争权夺利，还美其名曰是所谓“权力制衡”。近年，以现总书记阮富仲和总理阮晋勇为代表的两大派系，甚至发展到几乎相互公开攻击的地步。除了没有直接分裂以维持执政地位外，他们之间还能剩下多少共同见解已经很成疑问。

这种同床异梦的联合体，实际上和西方为了凑足票数上台才抱团的多党联合已经相差无几，其施政眼光和执行力自然也会大打折扣。为了给自己的派系争取到更多的支持，对于能在短期内即时获益、但对长期发展有害的民粹政策，越南整个领导层的抵抗力都越来越低。各派也越来越倾向于把自己打扮成最“拥护民意”的代表，至于这种“民意”是民众长期期盼的凝聚，还是一时的激动或者被诱导而成，就没多少人在意了。

因此，在2007年之前，不顾国内外各种机构、智库、学者的一再警告，和大量已经清晰无误的先兆迹象，越南从中央到地方，上下都放任明显已经过热的经济不管，谁都不愿意做率先踩刹车的恶人，唯恐自己在“民意”中失分。直到最后形势已经快不可收拾时才手忙脚忙地试图挽救，但此时时机已逝，整个经济遂元气大伤。

这次放弃主办亚运会事件也有相似之处。即使当时阮晋勇政府是一时自大，或是在经济危机和船舶工业公司丑闻连续打击下急于拿出一件亮丽的政绩，才会提出申办亚运。那么号称能对政府进行制衡的“另三驾马车”以及国会当时又在想什么，做什么呢？似乎只有到申办成功，木已成舟后，越南国会中的许多议员们才突然发现民众不支持主办的态度了。

确实有一些调查显示，八成越南民众反对主办亚运，于是乎在中国的微博上，认为越南放弃主办亚运会是“务实”、“节俭”的观点颇为流行。微博大V@韩仁均叔叔称，“希望过正常生活，不被大型活动骚扰”。网友@北京厨子也认为越南此举“务实，不图虚荣，注重民生，不好大喜功，给赞一个”，称“一办奥运经济就垮，多少专家分析过，就是不听”。不少网友纷纷为越南点赞，并认为中国应该向其学习，“至少人家已经开始搞政治改革了”，而且越南“越来越有现代国家的样子了”。尽管网友有这些想法确实正常，但在对越南的政治经济现实缺乏了解的情况下一味吹捧，多少显得缺乏理性。至于越南先前的决策失灵、现在的民粹失度，网友们更未及深思。

部分网民为越南放弃亚运“点赞”

 

 

 

 

 

 

“激进政改”没给越南民众带来实惠

谈政治改革，不能靠动听的口号和概念“务虚”，必须考虑实际效果。越南的政治失灵，当然会在经济上有所反映。自认“没钱”开亚运会，已体现出该国经济之困顿。

尽管越南经常被称为“东南亚新小龙”，是世界上最具潜力的新兴经济体之一，国内外的主流媒体近年来更不时宣称，越南已经承接了中国沿海大量的产业转移，成为中国工业的有力竞争者，甚至很快就会青出于蓝；但实际上，越南这几年来一直处于严重的经济萧条甚至是危机之中。去年人均GDP不到2000美元，经济总规模也仅有1700亿左右。

早在2008年，越南经济就已经滑出正轨，严重失控的通胀（年率超过25%），大幅的货币贬值（仅在2008年就接近一半），巨额的财政和贸易双赤字（双双创下历史最高纪录），以及经济增速急剧下跌同时发生，一度到达经济崩溃的边缘。

经济萧条，有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但很大程度上也是前述“激进政改”在经济上产生的后果。

虽然之后越南努力挣扎挺过了最危险的时期，但至今为止仍然没能走出这轮经济萧条。尽管去年的各项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大多有了好转，但高通胀、低增长，国民对不断贬值的本币缺乏信心，财政赤字和外债积累过大的原有难题还是都没有解决，而金融系统坏账率高企不下（仅越南央行就承认整个系统内坏账高达10%以上），和房地产市场全面冰封（包括越南最重要的胡志明和河内市）的打击却自2011年起又接踵而至。此外，在它申办亚运会的2010年，还爆发出船舶工业公司丑闻。越南政府被迫对其进行重组，不得不承担了高达45亿美元的亏损，超过越南当年GDP的3%，消化这一损失对于越南来说也绝不轻松。

（左起）越南政府总理阮晋勇、国会主席阮富仲和国家主席阮明哲

越南警示：从正路滑向邪路的第一个坑

其实越南糟糕的经济状况完全不是什么秘密，由于中越之间相邻的地缘关系和密切的经贸及文化往来，这个话题甚至谈不上“冷门”。之所以很多媒体和人士会无视事实，总是热衷于制造一个越南“形势大好”的虚假幻象，原因同样众所周知，无非是对所谓越南“深层次政治改革”的爱屋及乌罢了。

越南是中国的近邻，在国家体制也与中国比较相近。自从上世纪以来，越南在经济政策上大量借鉴中国经验，甚至由此产生了一个历久弥新的笑话：把中国有关经济改革的中央文件改个台头，再把“改革”替换成越南常用的“革新”，就可以直接作为越南的经济政策文件下发了。这样的这样的改革虽然有依葫芦画瓢依葫芦画瓢亦步亦趋之嫌，却多少保证了越南改革的的稳健发展。

然而，或许是为了摆脱摆脱中国影响的焦虑，近年来越南在政治改革领域，开始远比中国“激进”，尤其是近几年来多项党内外高级干部选举和任免程序的变化。对此，越南声称是在原理上的政策创新，给外界的直观感觉却是向“西方模式”积极靠拢。不论这些改变是不是真的某种自我“和平演变”，也不论其在越南国内的真实反响如何，至少在中国国内，很引起了一些人发出的羡慕之声。也因此，越南这个人均GDP还不到中国三分之一的发展中国家荣幸地加入“世界高幸福国家”行列，诸如越南“国穷民富”、“政治日渐清明”，真正实现了“党政分开、依法执政”之类的神话也被不断发明创造出来。

可惜在这个网络信息时代，任何编造的神话都长久不了。因为工作、商务或是旅行等原因访越的国人每年就数以万计，两国边境口岸上边民穿梭不息。指望多编些段子就可以掩盖住越南的实际国情，无异于掩耳盗铃。于是我们知道：

越南两大城市胡志明市、河内市的房价竟然比北京上海还高，其它大量物价也相当接近，而越收入最高的胡志明市工薪水平仅相当于中国的二三线城市；

农地号称已经实际私有化，但农民需要自建住宅的基地却平均需要支付约4万元人民币的费用，而越南农民2012年平均收入才约600美元（不到4000元人民币）；

至于腐败，论大老虎，前文所提到的越南船舶工业公司丑闻对越南造成的损失之重，甚至超过了雷曼破产案对美国的打击程度（国际评级机构因此直接调低了越南国家信用评级），另一起越南远洋船业公司丑闻又导致越南超过12亿美元的损失，又是接近越南GDP1%的重创；论苍蝇，很多人都有在越南海关遭到公开索贿的经历，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显然不可能代表着更加清明的政治；

而越南民众“虽然物质上不富裕精神上却普遍幸福”的论调，更被越南频频传出的骚乱乃至暴乱的消息打得粉碎。除了各城市越来越常见的劳资矛盾演化的暴力冲突之外，虽然外界对越南农村地区的冲突所知较少，但从少数泄露的典型事件看，往往规模更大敌对性也更强。在2001年、2004年和2011年，在中部和北部地区越南政府甚至不得不出动了大批军队，才暂时镇压了抗议。

事实上，越南现在面临的很多经济和社会问题，不仅“激进政改”解决不了，反而受其影响而更加恶化。

当然，各国有各国的国情，选择什么道路是各国人民自己的权利，外人也不应该多插嘴。从历史上看，中国为越南提供了大量宝贵的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和成功政策，对于越南迅速找到正确的经济发展模式，摆脱极端贫困状态，跃升为在世界上也颇受瞩目的新兴经济体之一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现在及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越南能在“政改”领域实实在在地深入探索，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都能给中国一些经验教训。

“实验室”不只是越南。放眼周边，朝鲜正在思索如何求变破局；中国台湾“民主”则乱象重重；香港特区原地踏步，人均GDP已被澳门赶超，这其中有何政治教训？韩国精英大众普遍改信基督教，对政治有何影响？这些小国、小地区可视作中国大陆的“政治改革特区”，我们应认真研究总结经验教训，不能炒作一些似是而非的口号和概念，甚至出于种种目的，歪曲影射。如果各自根据实际情况，吸收好的政策，建立良政，推动区域繁荣，东亚的政经改革、互动往来或将成为一件历史美谈。如若不然，苏东覆辙仍有可能再次上演，甚至导致区域动荡。世人不可不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