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的新预言

近日在达沃斯论坛，一向对中国经济持乐观态度的林毅夫先生提出：目前从整个的发展态势来看，中国跟日本六十年代、亚洲四条小龙八十年代的态势是一样的。

林毅夫先生所谓的“一样”，是指由于中国国内的工资近年快速上涨，劳动力密集型企业都开始渐渐有了向海外转移的冲动。当初，日本在六十年代向四小龙，四小龙八十年代向中国大陆，都是主要在人员薪酬的压力下，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周边经济体转移。而中国目前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所以恐怕也会不可避免向海外转移部分产业。

同时林毅夫又认为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只要能抓住这次机会，就可以像亚洲四小龙和中国大陆那样，通过成功的承接产业转移，实现增加出口、创造就业，推动社会的工业化，从而也让其经济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中。而中国通过推动全球又一波的工业化浪潮，在其中亦能获得不菲的利益，从而形成互利双赢。

中国已成为资本净输出国。

不难听出，林毅夫的这个预测或者说建议，与“一路一带”倡议颇有异曲同工之意。其实也不难理解，“一路一带”要从宏大的蓝图一步步转变现实的成就，作为首倡国和实际的主导国，中国官民从上至下的合力配合显然是必不可少的。从国家级层面说，正在紧张筹建的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已经初见眉目，欧亚大陆桥等一些能推动欧亚经济地理布局重组的关键性基建项目也在积极妥谈之中。而当融资的血脉打通，基建的骨架树立起来后，自然就需要有大量的企业作为肌肉填充，这时候中国企业进入正可以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了。

当然，如果林毅夫对于中国产业转移的预测准确，那中国产业转移的范围不会也不可能仅限于“一路一带”的沿线。只是沿线国家如果在“一路一带”与中国的合作密切，成果显著，从其它先进国家产业转移的历史经验看，自然也会成为中资企业更优先的选择。

转移产业=空心化？

不过，一方面，对于中国只用了短短几十年就从资金极度匮乏，几乎只能单方面接受海外资本，转变成了全球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之一。这一奇迹般的发展本身，大多数国人都深感自豪，但另一方面，许多国人对于中国大举投资海外，特别是在海外开设原来拿手的加工类工厂却又有着颇为复杂的感觉。其中最主要的理由，就是担心这种产业转移，会不会把中国好不容易挣来的“世界工厂”地位也一并转移出去？

另外还有人担心的是，在可预见的极长时期内，中国的劳动人口绝对数量都仍将居于全世界前二位。作为全球仅有的两个十亿级人口经济体之一，这意味着中国需要在国内创造和保持的就业岗位规模之大，不是美国、西欧、日本、四小龙这些经济体可比的。因此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尽管早已经不是中国经济的支柱，但对于中国来说，在保证就业率从而维护社会结构的健康上，却还有一层非常重要的意义。允许甚至鼓励国内相关企业向海外转移，是不是会加剧国内的就业压力呢？

首先必须理解的是，在全球经贸联系空前紧密的今天，一些已经失去了竞争和比较优势的产业会转移出中国，不是仅靠主观意愿就能逆转的。即使利用高额补贴等手段强制再保留一段时间，也只是弊大于利。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曾经在中国经济起飞中占据过重要位置的中低端纺织成衣业。在1995年《多种纤维协定》和2005年《纺织品和服装协定》先后废除时，中国在这一行业曾经居于全球绝对生产中心的地位，可近年来大量国际甚至国内订单却纷纷转而流向了孟加拉、越南、柬埔寨等国。而原因很简单：低端成衣业对劳动力素质要求不高，面对普遍只有100美元左右甚至更低的薪酬的竞争对手，即使有着良好的基础设施，和更高效率的工人，中国也不可能再维持住原本的比较优势。即使能强行保留下来，这种就业岗位对于现下的中国来说，无论是在经济意义还是社会意义上，也都已经没有什么价值可言，久拖下去只会有害无益。

但尽管一些或追求眼球效应，或为讨好部分已有成见的读者的海内外媒体，时常拿这些例子来宣扬中国也开始走上“产业空心化”，可是且不论其它行业的发展，就是同时期的中国纺织业出口，就整体而言其实也没有绝对意义上的衰退。相反，以最近的2013年海关数据，全年出口纺织原料及制品2739.9亿美元，比上一年同期增长11%，再次创下了历史新高。而达成这个结果的原由，除了向中高端产品攀升之外，还因为中国正在越来越多的转向工业原料、配件和半成品出口。比如很多人大概不会想到，以单一经济体而论，越南已经是中国化纤及工业用纺织品出口的最大对象。换句话说，尽管中国将一部分低端的成衣业转移到了越南，却揽下了为这些企业提供原料、配件乃至半成品的服务，不仅实际收益有增无减，在整个产业链中的地位更得以提升。而延伸更高更远的产业链提供的新就业机会，即使直接数量没有多少增加，但质量与原来相比却是高出数筹不止。

这种情况并非罕例，事实上，日本、四小龙乃至更早的欧美也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从他们的经验及教训来看，中国在目前和未来可预见时期内，会被动或主动转移到海外的产业主要还是一些极低端，或是以极高耗能高污染为特征的。它们的转移不但不会造成产业空心化，相反由于能够腾出资金、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运作的好反而会进一步加强经济体在全球制造业产业链中的地位。

转移，为了更成功的升级

除了这些以外，笔者还以为，这其中还有一层含意。只要对现代的发展经济史有所了解就不难回溯注意到，尽管从绝对增速上看，日本在50年代至60年代初，亚洲四小龙在60-70年代中增长最快，但日本进入六十年代、亚洲四小龙进入八十年代，才真正进入了它们各自的经济黄金时代。在之前打好打牢了起飞基础之后，它们大都步入了一段大约二十年的鼎盛时期。在这段时期里，它们对外在全球产业链中攀升到了更上游的位置，也就是所谓的产业升级成功；对内逐步完善了各项社会保障措施，多数民众的实际收入持续增加，中等收入阶层比例扩大，一定程度上拉近拉平了社会收入差距。而这些内外的成功相辅相成，最终将它们先后都送入了发达经济体的行列，成为二战后乃至欧美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唯一一批成功加入发达行列的后发经济体。

而这也与林毅夫近年一直主张的观点：中国仍然有约二十年的高速发展潜力期，这段时间正是中国能否最终赶上并加入全球较发达经济体行列的关键时期，极为符合。而作为时间、地域乃至文化上最近的成功案例，即使还有许多各自不同的环境条件，日本和四小龙曾经的经验仍然是相当值得借鉴的。

相对中国而言，由于亚洲四小龙无论在经济体量上还是人口规模上，毕竟都过于偏小，因此还是日本的经验可能更具有参考价值。而日本当年也确实与现下中国的状况有些类似，在劳动力成本急剧升高后，不得不放弃了部分低端产业，将之转移到了海外。但从实际长期后果看，却是出人意料的好。不仅可以利用新的廉价劳动力让这些转移企业焕发经济上的第二春，另一方面，日企的大量涌入将这些国家的工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带入了日本的规划中。这里甚至无需任何谋略巧计，即使是转移到了海外，一般没有特殊原由，人们总是喜欢依旧使用原先就已经熟悉的标准，使用原先就已经过磨合的配套商……在时间上，日本完成全面产业升级，与将大部分中低端甚至只是非核心的产业都陆续转移到海外，基本也是重合的。

当年日本踌躇满志的提出至今还赫赫有名的“东亚雁行阵”理论，要建立以其为核心的亚洲经济区并非是没有倚仗的。如果不是在广场协议后，日元迅速急剧升值引发日本经济泡沫先极盛后破灭，中国又异军突起，东亚至今仍维持着这个事实上的“雁行阵”也未可知。而且即使是今日，日本仍然在东南亚多国拥有举足轻重的经济影响力。例如泰国的汽车业，新加坡马来西亚的电子业，至今就仍然受着日本极深的影响。

与当年的日本及四小龙相比，中国（大陆）现今人均发展指数在世界的位置可能还稍许落后，但却有其它的优势。首先在总量资本的积累上，中国去年就已是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同时还在组建全球和地区性的多边国际金融机构，六十年代的日本，八十年代的四小龙虽然也号称“剩余资金充裕”，但还是不在一个等级之上。

其次，中国本身就是全球三大终端市场之一，遇到风险时回旋折冲天然具有很大的余地，而日本和四小龙却不得不一直严重依赖于外部市场。而最大优势其实还不是这些纯粹的经济技术要素，却在于中国是拥有绝对自主权的独立大国，身为后发经济体却有足够力量抵御任何发达经济体或单独或联合的非正常干涉，可将不可控的变数降低到最小程度，这一点更是其他人怎么都羡慕不来的。

当然，正如林毅夫所说的，对于中国以外的世界来说，最大的感受更可能是史无前例的规模带来的史无前例的力量转移，一个十亿级人口经济体基本完全工业化后，能对其余的世界做到些什么，光是想象一定不可能想尽。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那将是人类历史上又一章华丽的曲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