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北京东北五环与六环之间的皮村，聚集了北京的外来务工人员，这里有外地人口大约两万人。工友之家在2005年入驻皮村之后，曾因组织“打工博物馆”、“打工小剧场”等名噪一时，还打造了著名的“打工春晚”。然而处于城市边缘地带的“工友之家”在12月中旬被告知“月底必须退租”，其所在的出租地从10月中旬起已被断电。这个代表新生代工人的自觉非公益性组织面临着夭折的窘境，引起了学者和民众的广泛关注。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先生口述该事件折射出的基层债务难题，以及草根文化事业的维护等问题，由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整理后发表。】

大多数人是从“打工者公益组织是否应该在北京落地生根”这样一个角度来谈此次“皮村逼迁”事件的。但，这个角度似乎未能深入认识到这次问题发生背后的实际原因。以我对现在基层情况的了解，认为相关背景更需引起关注。

第一个是基层债务过重到年底面对还债压力（例如北京工友之家求助信里所反映的私下索要钱款的情况）。第二涉及基层为应对这种复杂状况而采取的非规范手段（例如求助信里提及“几个刚喝了酒的小伙子”对工友之家强行断电等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具有普遍性的基层情况，往往会恶化为不同形式的下层社会的对抗性冲突，且很容易被浮躁地做“泛政治化”处理；但被人热炒一番之后的结果却并不有利于弱势群体。

北京工友之家的大本营：皮村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来源：视觉中国）

先看逼迁可能涉及复杂的基层债务问题。

从北京工友之家现在所提供的材料来看，实际原因似乎是村和乡两级之间在债务问题上存在某种理不清楚的情况。村里面的这次行为，估计不是只针对北京工友之家，而应该是对村内大多数租屋用于居住或经营活动的租借方。村里想通过检查、收费等行为来缓解村级开支的困难；或者是支付银行利息把旧贷转为新欠；或者是缓解村乡两级在债务上的复杂关系。

这个基层债务过重问题其实是普遍存在的“成本转嫁”。在现在这种自上而下地逐级转嫁财政增收任务的压力下，很多地方的基层财政本来就是“虚”的，实体经济L型下滑的时候税收本身并不可能做“实”。到了年底就有些账要填窟窿。所以，我们是不是换个角度，分析一下金盏乡和皮村在财政、税收、债务、开支各个方面到底是什么状况？

这一点，至少应该提出来，因为这就相当于换了一个角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化”的角度看基层社会的矛盾冲突，而是从更实际的角度看类似问题应该怎么化解——对容易引起“政治化”联想的事情。

为此，我们应该建议村乡两级都适当地调整一下工作方法，不要过分地把村乡两级债务链所发生的矛盾转移向打工者公益服务组织和其他的租户。

皮村外来租户里面，有些属于开展经营活动的，可能多多少少有一些承载能力。而纯公益性的租户，是没有承载能力的。如果都普遍地“雁过拔毛”，恐怕没有收入的公益组织是最受不了的。更何况，公益组织有一种社会性，往往会更希望上级政府能够对公益组织有更优惠的政策，而不是一般商户的对待方式。皮村事件造成的这种不公正的感觉，恰恰对应着村乡两级复杂债务关系。

而且，从这个角度讨论此事，也许能够帮助双方缓和矛盾。

北京市朝阳区文化馆与北京工友之家联合主办的2016打工春晚现场

基层债务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基层的债务关系是个非常复杂的现象。我们稍微搜索一下资料就可以知道，十几年前，我们刚刚开始搞乡村建设的时候，中央提出了农业免税政策。当时在相关讨论中，我们就向国务院提过：一旦农业免税，地方政府和乡村基层通过搭车收费来填补债务窟窿的条件就消失了，乡村两级的债务就要暴露。

那个时候，据我们调查，乡级债务最严重的约四千万，村级债务最严重的约五百万。当时觉得已经非常严重了！但现在，基层负债的规模相比十年前早已经十倍不止，地方政府债务高企，以至于现在村乡两级的工作大都不可能正常开展，冲突到处发生的情况下，基层良性治理就根本谈不上。

如果从政策角度来看逼迁原因，需要更多强调理顺村乡两级的收支关系，财权和事权做到相应的统一，尽可能少向基层压过多的事务性工作，以使基层工作多多少少能够在实现自治性上放开些手脚。

以上是第一点。我的意思是，在事实还不清楚的情况下，不要过急、过早地就对之做“政治化”的处理。我想先说这一点，也给双方特别是乡村基层组织下台阶，要帮助双方缓和气氛。

第二点是基层干部的“非规范手段”。

在基层债务链绷紧、债务压力过于沉重的情况下，任何一级、任何一个乡村主管干部，都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非规范手段，在发生矛盾的事情处理上，往往不可能做到合乎法制的规范化处理。也就是说，完全合乎法律、合乎制度、合乎政策规范的手段，往往是处理不了这种复杂的债务关系及其所引发的问题。

因此，在发生矛盾的处理过程中，各种各样的手段、非规范的处理方式，到处都会发生。因此，我们不应该孤立地看这个皮村逼迁事件，而是希望在对这件事情的观察、讨论和处理上能够明白，恐怕并不一定是他们（皮村村委会）非要这么干。某种程度上，如果他们不采取某些不规范的方式的话，处理不了年底财务困境。但是，这刚好撞到工友之家这个“枪口”上，引起的社会反应比较大。

第二点分析相当“软”，但里面也有“硬钉子”。如果真想让这件事不引起那么大的社会反应，不至于影响稳定大局，那就还是希望处理事情的主要方面，也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乡村基层，能够适当地调整他们那些不规范的策略和手段，以免造成矛盾激化。

因为逼迁工友之家公益组织这种看上去是个别的矛盾，比其他矛盾更易于激化，一般都会导致过去累积的矛盾的爆发，从而导致过去使用不规范手段所造成的很多基层问题的大量暴露。这样，对当事方——无论当事的哪一方都受影响，但恐怕对主要矛盾方面的影响更大。这就是“硬钉子”。

这个分析说得很客观，意思却是清楚的：“巨大债务压力下的当事人，原本一般的经营风险都会转化为恶性的道德风险”。

“北京工友之家”院内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

以上两点是对这个事情相关背景的分析。

第三，中国的文化事业与维护“自信”高度相关，这种自信应该包括两亿七千万打工者自主的文化表达。我国几乎所有的博物馆都有财政经费，打工者博物馆为什么没有？难道它不是中国当代文化的一个重要表达吗？试问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几个打工博物馆？有几个新工人剧场？有几个打工者创办的同心互惠商店？中国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流动打工者人群。如果说中国得了全球化的好处，那在全球化带来的多种变化之中，像工友之家这样的在多元文化表达、共享经济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的打工者自主服务事业本来就是题中之意。但是为什么连生存下去都没有条件？

这一点，带有较强的批评性，但总是有人要问的。

尽管这次逼迁事件的发生可能有一定个别性，但是既然这件事真实发生了，那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反思。而且大多数人都会站在打工者的角度讨论此事。如果进一步讨论下去，人们就还要提出很多问题：为什么工会不管打工者维权、为什么文化局不管打工者的文化事业？此前还发生过教育局非要取缔打工者学校的事件！总之，为什么要把打工者自主形成的公益机构排斥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