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文扬】

【中华文化可以成为一个巨大民族“卓然屹立的坚实根基”，可以为这个民族五千年的“生生不息绵延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可以托举起现代中国这样一个繁荣富强的世界大国，这就意味着，除了琴棋书画唐诗宋词中医中药气功太极，这个独特文化在世界历史上、文明比较上乃至国际政治上，也都有其独特的意义。

通过将被西方颠倒的历史和颠倒的文明再重新颠倒过来，在世界历史和文明比较的宏大背景下重新认识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独特性，即可发现：只有中华民族这一支，用了五千年不间断的努力逐渐长成为真正的广土巨族。只有像中国这样从独特的中华文化中孕育出来的大一统国家，广土巨族国家，才是作为氏族组织对立面的、真正意义的国家。只有广土巨族国家，才代表了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的进化方向。而这是一个最为宏大的中国故事。】

讲好中国故事，已不仅是“外宣”之需要，当中国越来越接近世界的中心，关于中国是谁、中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整个世界都在寻求解答。

近年来，中国政府大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明确将当下的中国道路与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发展和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连接为一个整体。这就为讲好中国故事指明了大的方向。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今年年初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说：“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对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中宣部刘奇葆部长撰文：“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独树一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形成的理性思维、积淀的文化成果，是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和独特的精神标识，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卓然屹立的坚实根基。”

今天中国政府说出这些话，不是随便说的，习主席说的“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并不是在谈一种文化现象，而是在讲深刻的文明冲突和激烈的国际竞争。早在半个多世纪前的冷战之初，西方政治家莱斯特·皮尔逊就曾预言：“设想这些诞生于东方的、新的政治社会将复制那些我们西方人所熟悉的政治社会是荒谬的。这些东方文明的复兴将采取新的形式。”他指出：“最广泛的问题不再出现在同一文明的国家之间，而是出现在各文明之间”。（转引自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到了中华文明大步走上复兴之路的今天，问题已归结为：为什么中华文化可以成为一个巨大民族“卓然屹立的坚实根基”？可以为这个民族五千年的“生生不息绵延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可以托举起现代中国这样一个繁荣富强的世界大国？除了琴棋书画唐诗宋词中医中药气功太极，这个独特文化在世界历史和文明比较上的独特意义到底是什么？

“一带一路”全球峰会即将于5月中旬在北京召开，中国登高一呼，众国四方咸集，这里的感召力，不仅是具有世界经济意义的中国经济，还有具有国际政治意义的中华文化。

一、中华文化在民族竞争中的独特性

梁启超曾在1923年写过一篇《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文中写道：

有一件大事，是我们五千年来祖宗的继续努力，从没有间断过的，近五十年，依然猛烈进行，而且很有成绩。是件什么事呢？我起他一个名，叫做“中华民族之扩大”。原来我们中华民族，起初不过小小几个部落，在山东、河南等处地方得些根据地，几千年间，慢慢地长…长…，长成一个硕大无朋的巨族，建设这泱泱雄风的大国。他长的方法有两途：第一是把境内境外无数异族叫他同化于我，第二是本族的人年年向边境移殖，把领土扩大了。五千年来的历史，都是同这条路线进行，我也不必搬多少故事来作证了。

梁任公当时说“我们五千年来”和我们今天说“我们五千年来”，并没有差别。就是说，早在中国进入近现代之前，中华民族就已经通过他所说的两种途径将自己长成了一个“硕大无朋的巨族”。而这是五千年来我们祖宗“从没有间断过的”努力，一方面“把境内境外无数异族叫他同化于我”，成为巨族，另一方面“本族的人年年向边境移殖，把领土扩大”，形成广土。直到中国人抬眼看到整个世界，环顾宇内，才发现原来自己竟是唯一的“广土巨族”，硕大无朋，泱泱雄风！

梁启超曾经将中国的历史分为“中国的中国”、“亚洲的中国”和“世界的中国”三个阶段。只是到了第三个阶段，自乾隆末年开始至今，在中国人明白了自己和世界的关系并做了一番比较之后，才最终发现了本民族的特殊之处。

在欧亚大陆，在当时能够和中国相提并论的大型帝国，一个是奥斯曼帝国，一个是俄罗斯帝国，但都不能和中华帝国相比。一是历史太短，前者不过六百年，后者才两百年；二是两者主要经由强大王朝的军事扩张而成，并没有发生过上千年的文明同化和民族融合；所以，这两个帝国都只有广土，而不是巨族，虽然版图很大，民族却四分五裂，没有共同文化。

西欧这一部分，二十多个民族国家，不过是刚刚从王朝混战转为民国混战的新战国时代，统一大业尚未完成，按中国的标准，既无广土，也无巨族，在政治发展上只相当于中国的东周时期。

至于其他大洲，非洲大陆大部分还都处在从部落到王国的过渡期，连周朝的统一程度都还没有达到，广土巨族也完全谈不上。而南北美洲、澳洲和大洋洲，都是新大陆，欧洲移民抢占了原住民的土地，建起欧洲人的社会，不属于原生文明，即使建立了拥有广土的国家，其国民也不是原生的巨族。

比来比去，只有中华民族这一支，堪称真正的广土巨族，用了五千年不间断的努力才终于逐渐长成，世间独一无二。所以梁启超用“硕大无朋”来形容。

广土巨族代表了人类社会的进化方向，这一点无可置疑，而帝国则是广土巨族的必经阶段。从历史上看，如今并立于世的几大文明——远东文明、印度文明、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都曾有过在巨大的疆域内不同形式和程度的统一宗教、统一文化、统一国土、统一民族这些大一统帝国阶段，如果没有这些帝国阶段作为文明的基础，不可能成为今天的“优胜文明”。今日西方文明以当年罗马帝国的大一统为基础，伊斯兰文明以当年阿拉伯帝国和突厥帝国的大一统为基础，东正教文明以当年拜占庭帝国的大一统为基础，无一例外。

广土巨族必然经过帝国阶段，但并不是每一个帝国都能发展成为广土巨族。这是因为帝国虽然在巨大的疆域内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建立了强大的中央政府，但大多数没能像中华民族这样通过数千年同化和融合实现巨族的成长。也就是说，大多数帝国的政治统一局面并未伴随宗教和文化统一的发生，由少数族群组成的统治者集团没有力量同化占人口多数的其他被统治民族，使之成为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巨族。一旦发生危机，必然四分五裂，重回帝国之前的状态，再无复原的可能。

在欧亚大陆中部的大中东地区，几千年来先后出现过几十个巨大的帝国，埃及、阿卡德、吾珥、亚述、巴比伦、米底亚、阿契美尼德、马其顿、波斯、塞琉古、托勒密、罗马、安息、拜占庭、萨珊、阿拉伯、倭马亚、阿尤布、马木留克、阿拔斯、塞尔柱、奥斯曼，都有过不同形式和程度的统一宗教、统一文化、统一国土、统一民族。但若按照秦汉帝国的标准衡量，都远远没有达到真正的大一统。所以，尽管奥斯曼帝国持续了六百年，成为历史上最强大、最成功的伊斯兰帝国，但最终还是以各民族的分崩离析而告终。

广土巨族才是政治发展的高级阶段，这一点也有纯社会科学理论上的解释，如果认为“非零和的持续成长和持续实践，在从原始生物时代发源到今天的互联网络的过程中，决定了生命历史的方向”（罗伯特·赖特《非零年代》），那么也当然可以认为，广土巨族的形成，无非是人类社会在从氏族部落发源经过长时期非零和合作互动，其正值总和累积的自然结果，也必然代表了人类社会历史的方向。

即是说，关于为什么只有中华文化不仅发展出成熟的帝国，而且最终诞生出广土巨族的纯理论解释就是：中华文化的非零和合作互动最为成功，时间持续最长，正值总和积累最大。

据历史学家考证，公元1500年前后，世界上有6千多个自主政体，如今只有200个左右主权国家。欧洲近代早期有450个小邦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只有25个民族国家。由此可见，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明，正是按非零和逻辑朝着合作规模不断扩大的方向发展，并无例外。

显然这是一种与流行的基于西方中心论的世界历史观明显不同的世界历史观，它以广土巨族为人类历史的方向（而不是西方自由民主），以非零和合作互动的文化为进化机制（而不是个人私利最大化），以氏族、部落、王国、帝国、巨族共和国为几个主要的进化阶段（而不是所谓“到达丹麦”），最终通向世界大同（而不是金字塔霸权体系）。

在这个历史图景中，中华文明遥遥领先于所有其他主要文明，中国也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西方国家不仅不是历史的终点，而且还在前帝国时代踟蹰徘徊，甚至不进反退。而其他国家也都散落在从部落到帝国之间的各个阶段，距离建成巨族共和国还有千年之远。

如此看来，非常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那个以西方为终点的“主流”世界历史观。

在土耳其史学家的叙述中，土耳其历史才是主干

二、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世界历史”，中国人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没有这个概念，当然也没有发展出像黑格尔创造的那种，将人类所有民族和文化都连贯成一个分阶段进化的、线性发展的“世界历史”理论。中国的历史学自成体系，既有详尽的史实记载，也有抽象的微言大义，但由于受到天道循环观念的影响，没有建立起历史线性发展的理念，又由于受到华夷之辨观念的影响，也没有建立起世界作为整体的理念。

这让中国在后来吃了很大的亏。西方学者将世界历史串成了一个以古代东方为起点、以近代西方为终点的大事件逻辑链，于是大多数非西方文明就被排除出世界历史的“主线”，成了边缘。从此以后，一个教科书版本的世界历史开始流行于世，希腊、罗马、西欧和北美等白种人国家统统登堂入室，成了天然伟大光荣正确的“文明”，而所有东方和南方国家，无论是近东的波斯、阿拉伯，还是远东的印度和中国，都成了“文明”的对立面，即使不是野蛮，至少也是黑暗。

在这个扭曲的“世界历史”图景中，中国不仅不是世界第一，反而还被孟德斯鸠戴上了一顶“专制”黑帽子，成了落后国家，并被黑格尔安排到了“世界历史的局外”，且言之凿凿地断言：“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只是预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然后才能够得到活泼生动的进步”（黑格尔《历史哲学》）。

由此可见，一种伪理论可以将现实扭曲到什么程度。以下这些历史事实，在西方中心论的理论当中，竟统统被视而不见：

一、发源于炎黄古帝的中华文明至今不曾中断，建成于两千年前的秦汉国家至今不曾灭亡，历史上几多异族入侵，几多中原易主，但文化不灭，国脉不断，五千年后的今天，还是带着原始基因的中华文明。环顾世界，与之比肩的，没有第二个。

二、自秦汉开始，中国就成为了一个幅员辽阔、具有大洲规模的大一统国家，成长到今天，人口规模甚至接近欧洲与非洲总人口之和。聚合了最大人口规模的广土巨族之成长，中国至少领先了两千年。环顾世界，没有第二个。

三、靠了秦汉国家制度的保障，中国的大一统局面每一次都能在崩溃之后迅速重建，两千多年来是一个周期性再造的过程，不断巩固和完备，到了人民共和国时期，郡县制实施更加彻底，大一统措施更加有力，民族融合更加深入。环顾世界，没有第二个。

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广土巨族国家，凭什么不被认为是世界第一，反被认为远离世界文明、处在“世界历史的局外”呢？

以中国为对照，欧洲的大一统远远没有实现，历史上多次接近完成统一又都功亏一篑。美国在一块无主的土地上由移民建立国家，享受天然国土屏障和海洋通道，按说有最好的条件建成大一统国家，但直到今天连最基本的国民身份认同问题都没解决，种族冲突不断，阶级矛盾尖锐，“美国到底是谁的美国？”这个基本问题每一年都在被追问，而且合众国的国家体制也使得各州都可以合法地脱离美国。这些根本性问题，以中国的标准看，其实就是国家建设的未完成状态。

伊斯兰国家的大一统建设更是没有多大希望。由于历史和宗教的原因，阿拉伯世界部落势力的威权远大于国家的威权。查希里叶时代的阿拉伯民族无异于中国秦汉时期的北方戎狄，徙志之后的伊斯兰时代，并未逐步建成国家，仍以氏族部落作为基本的政治单位，并受到伊斯兰教义的强化。可以说，直到今天，伊斯兰世界在国家建设方面与中国的差距，几乎还是一千多年前突厥与唐帝国之间的差距。

南美国家和非洲国家的情况就不必多说了，最好的情况也只是国家建设的未完成状态，最坏的情况其实是越来越失败，是国家政治濒于解体。不要说大一统国家建设进程，没有倒退就不错。

所以，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把被西方学界颠倒的世界历史再重新颠倒过来。这个任务只能由中国学者来承担，不可能指望西方学者来完成。即使是发现了“中国第一”的福山，也只迈出了半步，虽然承认了秦朝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化国家，甚至承认了希腊和罗马并不具有重要性，但出于预设的历史终结论立场，他最终还是没能得出超越西方中心论的结论。

三、把颠倒的文明颠倒过来

文明的高下之分建立在对世界历史的构建之上，后者如何建构，决定了前者如何比较。

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众所周知，他认为：“现代全球的政治，应当基于全世界不同宗教与文明间的深刻冲突来理解”，“文化身份差异、文化对抗性和文化关联性会扮演主要的角色”。无论批评者们怎么说，从理论上将世界大势看成是西方文明圈、伊斯兰文明圈和儒家文明圈之间的冲突博弈，仍有着很强的解释力。

但是，与孟德斯鸠的政体三分法和黑格尔的线性历史论一样，在本质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出于西方中心论立场，也服务于抬高西方基督教文明，打击非西方异教文明的政治目的。

要破除这一政治神话，回归世界文明的真正图景，也要从基本的历史事实开始梳理。

一、人类社会最早的国家雏形，出现在古埃及、古苏美尔、古黎凡特、古安纳托利亚这几个位于大中东的地方。考古发现，其中的一些城邦国家已经发展出了很“现代”的政治组织。通过对1968年发现的约2万件“艾布拉泥版”的破译研读，人们发现，公元前3千纪这里曾有一个控制着60余个附属国和城邦国家的强大王国，26万人口和巨大的贸易网络通过1万多的行政官僚管理，这些官僚大部分不是国王的宗亲，而是由首席大臣（维齐尔）选拔指定的。

也就是说，非氏族的、现代化的国家行政组织，在古黎凡特地区甚至早在公元前3500-2500年间就出现了，甚至比中国的国家雏形还要早上千年。但是，既然如此，为什么后来反倒越来越落后了呢？为什么整个东地中海地区没有提前中国2000年建成大一统国家，更没有成长出广土巨族呢？为什么5000年后的今天反而更加四分五裂了呢？实际上，这个艾布拉王国就是今天的叙利亚东北部，都城就靠近今天的阿勒颇。

二、再看西欧地区。在公元前的数千年里，整个西欧没有出现文明之光，古埃及建成过埃及帝国，古苏美尔先后出现过阿卡德帝国、吾珥帝国、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赫梯帝国，古波斯先后崛起过米地亚帝国、阿契美尼德帝国、波斯帝国，而西欧地区，如果排除掉“泛希腊化”时期这段编造痕迹明显、史实极为可疑的历史，那么，真正的帝国罗马帝国直到公元前一世纪才出现，而在持续了四百多年后就结束了。

西欧地区再次出现帝国，是一千多年之后的事，首先是16世纪借助于美洲殖民地崛起的西葡帝国，然后是借助于美洲、非洲、亚洲殖民地崛起的荷兰帝国、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帝国。确切说，这才是真正意义的“西方”，一个晚于所有主要的东方文明3000年到2000年才出现的、只是借助了新大陆的财富才得以崛起的、与所有古文明都没有直接联系的、靠编造世界历史才把自己打扮成悠久文明的“暴发户文明”。

这又是因为什么呢？文明发展的开始阶段晚一些不是问题，但既然有过一次短暂的亚历山大帝国和一次长达四百年的罗马帝国，而且两个帝国都曾包括了很大部分东方地区，文明的融合深入发生，为什么还会在西罗马帝国解体之后立刻跌入文明的谷底，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毫无复兴的希望呢？是不是如果没有发现新大陆获得意外之财，整个西欧就会一直沉沦到今天呢？归根结底，到底是什么东西抑制了西欧正常的国家发展，断绝了成长出广土巨族的光明前程？

三、再看阿拉伯地区。由于干枯的地表和干旱的气候等恶劣地理条件，使得阿拉 伯半岛在公元7世纪之前始终游离在各大文明中心的边缘。绿洲中的定居者和游牧的贝都因人都是多神崇拜，相互之间以抢劫、纳贡、仇杀为主要的交往方式。在穆罕默德教出现之后，新宗教宣扬信安拉、信天使、信先知、信经典、信末日，客观上打破了氏族壁垒，诸多血缘群体之间开始形成稳定的地域关系，甚至引起了财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革命。但事实上，温麦并未完全取代氏族关系，以温麦为基础的新型伊斯兰国家与现代化国家仍然差别巨大，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以新的氏族代替了旧的氏族。

在穆罕默德生前和死后的“四大哈里发”时期，伊斯兰世界的版图迅速扩大，此后的一千多年里，先后有倭马亚、阿拔斯、阿尤布、马木留克、塞尔柱和奥斯曼等巨大的帝国崛起。按说，早已有了进行大一统国家建设的良好条件，即使没有达到中国秦汉时期的程度，至少可以复原类似于艾布拉王国时期的政治制度。然而，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的轰然解体，以及持续至今的各自为政、分崩离析，证明了伊斯兰世界只是一个徒有帝国外壳的部落组织集合体，与中华帝国根本没法比。

四大哈里发时期

这又是因为什么呢？归根结底，到底是什么东西抑制了伊斯兰世界正常的文明发育，断绝了成长出广土巨族的光明前程？

对以上问题的追问，不得不深入到这样一个认识当中：在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和儒教文明三者之中，前两者有一个共同性，即都是源于犹太教，或者说源于亚伯拉罕教，或者说一神教。而儒教文明与前两者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天人合一信仰，或者说世俗主义精神。

从理论上讲，人类社会从古至今，所有政治组织无非是两种形式，一是基于血缘宗亲的组织，二是基于地理区域的组织，前者的发展路径就是从宗族到氏族，后者的发展路径就是从城邦到国家。所谓现代化，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跨越从氏族到国家这个边界。

那么，一神教的本质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用神的氏族，或者叫大神氏族，取代人间的氏族。所以，在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一神教崛起的初期，都是有巨大进步意义的，因为它依靠信仰的神奇力量强行打破了传统人间氏族的壁垒，为国家的建立打下了基础。但是，大神氏族毕竟还是氏族，一神教的信众，无论是崇拜耶和华，还是崇拜耶稣基督，还是崇拜安拉，归根结底，都是追随一个氏族首领，而不是忠于整个国家。

所以，可以说，信仰一神教的国家，或者由一神教信众组建的国家，或者实行政教合一制度的国家，严格讲都不是完整意义的国家，不具有家国一体、天人合一的和谐性和完整性。而只有像中国这样从独特的中华文化中孕育出来的大一统国家，广土巨族国家，才是真正意义的国家，作为氏族组织对立面的那个国家。

如此看来，如果承认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是国家代替氏族，是广土巨族代替四分五裂，是非零和合作互动的正值总和积累，那么，以儒教文明为核心的中华文明则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在国家文明的发展方面明显优越于一神教文明。这也是西方学界长期以来不肯承认的。

于是，这个将颠倒的文明颠倒过来的任务，也只能由中国学者来承担，不可能指望西方学者来完成。尽管关于西方文明正在或终将衰落的论调一直都在流行，但由于西方文明在近几百年历史上非凡的成功，大多数西方人仍然抱有这样的幻想：西方文明是一种与其他文明截然不同的文明，而且西方文明的全球扩张已经断绝了其他文明的发展路径。基于这样的观念，关于主要文明之间的优劣比较，关于各宗教之间的比较，早已深深嵌入到了国际政治当中，不可能完全客观。

综合上述，将被西方颠倒的历史和颠倒的文明再重新颠倒过来，在世界历史和文明比较的宏大背景下重新认识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独特性，认识中华民族这个广土巨族的唯一性，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中国故事。讲好这个故事，是中国学者们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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