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文扬】

前一篇提到，中国与西方原本有机会实现两个文明之间正常、平等的互通互融。自16末耶稣会传教士来华到鸦片战争之前两百多年的交往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但随着西学东渐变成了西力东击，最坏的情况还是发生了，伴随着中国国土被瓜分豆剖，人民被肆意凌辱，曾经风光无限的中华文明被西方文明重重地击倒在地，甚至踩在了脚下。而传统“中国思想”也随之沦为了一堆博物馆文物，只剩下考古的意义，不再具备现代的价值。

天翻地覆的结果，就是中华大地上一系列革命运动的大爆发，包括导致中央政权更迭的政治革命，以及导致精神世界大地震的文化革命和思想革命。

对于这段历史的总结与回顾已经有了很多思考，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等等。而集中关注“中国思想”这个领域时，会看到一个惊心动魄的凤凰涅槃过程——伟大的“中国思想”通过自身的裂变实现了一次浴火重生。

一、前期的失败

“中国思想”从来不是一个封闭排他的、傲慢自大的狭隘体系，它早年的孤独崛起和独步天下，主要是因为周边的当时被称作“蛮夷戎狄”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思想，导致“中国思想”高出“他者”太多，没有可以互学互鉴的对手。

春秋战国时期地图

它与生俱来的包容性，最充分地体现在东汉以后与印度佛教的相遇过程中。在当时，这是一个完全单向的侵入过程，儒家经典没有一字飞过喜马拉雅山进入印度，反之，大量的佛经、佛像被来自西域的法师们带入了中土，并一发不可收拾。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已成为全民接受的一大宗教。

纵览中华历史，佛教能容，回教能容，祆教能容，景教能容，天主教能容，新教也能容，为什么偏偏这一套当时被称为“西学”的东西却无法相容，只能拼出一个你死我活？

答案只有一个：这个来势汹汹的“西学”从根本讲就不是圣贤之学，而且是对传统圣贤之学的颠覆！不是吗？这套学说不崇仁，而崇个体；不讲敬，而讲欲望；不重义，而重利益；怎么看都是一套小人哲学！

的确是如此。近现代的西方哲学和近现代科学，放在与东方哲学的对比中，的确不属于圣贤之学，也可以说就是小人哲学。这一点，并不是新发现，而是基本共识。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卢梭、尼采等人都激烈批判资本主义时代的西方现代人，称他们为“野蛮人”、“末人”、“无耻之人”。

事实上，自从15-16世纪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的哲学出现之后，西方社会就发生了巨变。这个巨变是现代人与古人在观念上的一次决裂，人们放弃了成为圣贤的抱负，不再追求“为政以德”，政治与道德开始分离，变成了谋求世俗权力和当前利益的一种技术。于是，“权利”代替了“道德”，“自由”代替了“自然”，“快乐”代替了“正义”，构成了个人生活的中心。这就是所谓的“现代性”。

而“道德人”和“权利人”的差别，“自然人”和“自由人”的差别，“正义人”和“快乐人”的差别，也就是圣贤和小人的差别，高贵者和卑贱者的差别。

但是，“现代性”只发生在“西方思想”当中，“中国思想”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的转折，整个社会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巨变，中国人始终还在坚持着圣贤理想，从来未曾想过一个人人言利不言义、“上下交征利”的国家不仅不会亡国，而且还可以走向富强。

于是，随着中西交流越来越深入，内在的冲突也越来越激烈。一群懂得科学、拥有技术、活力十足的野蛮人强行冲进了一个长期沉浸于“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理想的古老国度，在很多方面都无异于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过的戎狄入侵，“五胡乱华”。

流行的近代史观认为：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本质上是中华文明遇到了更先进、更高等的西方文明，所以不得不放弃原来的至尊地位，开始全面向西方学习，并经历了一个从“器物不如人”到“政制不如人”再到“文化不如人”这样一个三阶段的认识加深过程。

但这个近代史观却不能完全成立，甚至有错误。首先，用今天的观点看，西方文明全面强于中华文明这个认识不正确，因为其内含的现代性问题和资本主义的问题，仍被认为是人类社会很多重大危机的总根源，甚至有待于借助中华文明的复兴来从根本上解决。而且，这个近代史观难以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1、 为什么 “五四运动”之后很快发生了马列主义进入中国并与中国革命成功结合的情况？

2、 为什么后来是共产革命取得胜利并完成了现代国家的建国？

3、 为什么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4、 如果说中华传统文化在百年前就失败了，被中国人放弃了，那为什么到今天世界上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成功，而且越来越被认为是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结果？

5、 如果说“中国思想”在百年前就失败了，没有作用了，那为什么又能够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又能诞生出本土化的毛泽东思想？

事实上，清末士大夫围绕“中学”如何应对“西学”、两者如何结合的种种争吵和讨论，到了“五四运动”前后就结束了。半个世纪里先后设计的“中学为政西学为艺”、“中学为本西学为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等试图守住“中国思想”主体地位的应对方略，最后统统失败了。“新文化运动”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极端口号，也就等于宣布了自鸦片战争以来这一段自上而下寻求解决方案的历史阶段彻底终结，“中国思想”的大裂变也自此开始。

清末民初最后两个“中国思想”大师是康有为和梁启超。在康有为那里，大清国危在旦夕，不仅因为它在“智学”上远远不如西方列强，甚至在“圣学”上也失败了！“若夫泰西立国之有本末，重学校，讲保民、养民、教民之道，议院以通下情，君不甚贵，民不甚贱，制器利用以前民，皆与吾经义相合，故其制强也有由。吾兵农学校皆不修，民生无保养教之道，上下不通，贵贱隔绝者，皆与吾经义相反，故宜其弱也”（《京师保国会第一集演说》1898年）。

到了这个时候，就只有大革命这一条道可以走了。

1902年梁启超发表《释革》一文，区分改革与变革之不同：“中国数年以前，仁人志士之所奔走所呼号，则曰改革而已。比年外患日益剧，内腐日益甚，民智程度亦渐增进，浸润于达哲之理想，逼迫于世界之大势，于是咸知非变革不足以救中国。其所谓变革云者，即英语Revolution之义也。”

改革是主体不变，革命则是更换主体。其时的中国，革命者矛头所向的那个主体，并不是一个政权，而是一个被称为“两千年封建帝制”的东西，而“中国思想”也被视为是这个东西的主要组成部分，必欲一起打倒之、粉碎之。

二、大革命成为新型“中国思想”的助产士

最初的革命思想，是一种通过破坏而实现进步的新思想，是西方进化论思想的一部分。

梁启超自1902年开始大谈“破坏有理”论：“然则救危亡求进步之道将奈何？曰：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碎而齑粉之…；必取数千年腐败柔媚之学说，廓清而辞辟之…，然后能一新耳目以行进步之实也。而其所以达此目的之方法有二：一曰无血之破坏，二曰有血之破坏。无血之破坏者，如日本之类是也；有血之破坏者，如法国之类是也。”（《论中国群治不进之原因》）

这可以说是“达尔文主义理论与中国变法实践相结合”，但是他在这种结合中看不到出路，“中国如能为无血之破坏乎？吾馨香而祝之。中国如不得不为有血之破坏乎？吾衰绖而哀之。虽然，哀则哀矣，然欲使吾于此二者之外，而别求一可以救国之途，吾苦无以为对也。”（同上）

针对传统的“中国思想”，他陷入了同样的左右矛盾。首先他秉持进化论观点对其进行批判：“凡一国之进步，必以学术思想为之母，而风俗政治皆其子孙也。…秦、汉而还，孔教统一。夫孔教之良，固也。虽然，必强一国人之思想使出于一途，其害于进化也莫大。”（同上）

但是在他心目中，孔教却绝对不能倒，而且还要保，因为这是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的那个根本。所以他只能说：“吾不敢怨孔教，而不得不深恶痛绝夫缘饰孔教、利用孔教、诬罔孔教者之自贼而贼国民也。”（同上）

就是说，梁启超看到了革命的必然（进化），也看到了革命的对象（国贼），但是他却看不到革命的主体。在他看来，这个主体必须是进化论的接受者，但又不能沦为西方的附庸；必须是中华传统的捍卫者，但又不能继续被孔教所困。

打个比方，当时的中国，就像是一个从来没有游过泳的人突然来到了一个水塘旁边。如果开始游泳，面临四大难题：一是不知道能不能学会游泳，二是即使学会也难免成为落后者，三是一旦开始游就说明他以前只走路不游泳是错的，四是不知道今后只游泳不走路会发生什么。

但如果拒绝游泳，非要保住他曾经健步如飞的本事和荣耀，那当然只会面临一个难题：他很可能溺水而亡，因为大水已经淹没了前方所有道路。

对于当时的志士仁人来说，那个最大的白日梦就是：中国一举放下所有包袱，摆脱所有束缚，纵身跃入水中并迅速成为游泳能手！

可当时那个内外交困、积贫积弱的中国，却是黑夜沉沉一眼望不到头，连一点曙光都看不到。

然而，如果从今天的中国回顾地看这一百多年，竟然是这样一个美梦成真的光辉故事：当初的中国肯定是勇敢地跳入水中了，虽然狠狠呛了几口水，但后来还是学会了游泳，而且逐渐成了一名游泳健将，现在的它越游越快，几乎就要在世界游泳竞赛中成为第一名了！

这被公认是个奇迹，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种事。而一旦中国最终真的成了游泳冠军，那么它将是世界各民族中唯一的双料冠军——既是竞走比赛的优胜者，又是游泳比赛的优胜者。

所谓竞走，比喻前现代历史中的发展模式，所谓游泳，比喻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模式。放在全部人类文明史中看，如果一个国家在两个历史阶段中的两种模式都成功了，这还得了吗？

荣耀当然属于整体。放在文明的比较上，这就是中华文明的胜利；放在民族的比较上，这就是中华民族的胜利；放在思想的比较上，这一定就是“中国思想”的胜利。

那么，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百年前的“中国思想”到底是如何从已经被打倒、几乎被消灭的绝境中又实现了一次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借用那句套话：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如果要在这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划出一条没有间断的连线，那么，这根线条就是马列主义。正是借助了这个特别的思想体系，“中国思想”实现了一次与“西方思想”的顺畅融合。

列宁在十月革命（资料图）

三、毛泽东思想的诞生

首先一点，非常及时，马列主义也是一种进化论，也讲人类历史的线性发展，也讲文明的先进和落后。但是，马列主义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恰恰相反，它号召被剥削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进行革命，在推翻一切剥削阶级之后，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

对中国来说，等于是送来了一个专门适用于“落后文明”的进化论版本，让中国在接受进化论的同时又不必屈服在帝国主义等级秩序之下。这就为中国革命走出自己的道路、实现独立自主提供了理论支持。

第二点，马列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强调通过阶级斗争打破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

对中国来说，等于有了一个可以推动中国走出儒家天道世界观和循环历史观的强大思想武器，确保中国革命一直朝着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方向发展，逐步走出王朝循环的历史周期。

第三点，马列主义提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其中包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

对中国来说，共产主义理论就是一个适用于“劳苦大众”的现代化方案，让中国可以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不必跟着“民族资产阶级”走，而是实现一种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工业化、现代化。

第四点，马列主义强调政党的重要性，强调无产阶级要由先锋队来领导，通过有组织的行动进行革命。

对中国来说，政党理论正好提供了一个让知识分子直接投身社会并动员和组织下层民众进行革命运动的有效方法。

当然还有很多，但是仅仅这几点，对于当时深陷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困境中无路可走的中国来说，就已经足够了，因为它提供了一系列与中国自身历史运动逻辑的契合点，解决了外来现代化理论的适用问题。

接下来，就是本土的接受和结合的问题，这个任务又是如何完成的呢？为什么“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变法实践相结合”这条路没能走通，“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条路却走通了呢？梁启超那个既要革命又要保教的困境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回答上述问题的线索，就隐藏在从梁启超到毛泽东的这个过渡当中。

梁启超虽然也倡言革命，但他的方案仍然是以上层社会为行动主体的，以上层社会儒家传统为思想资源的，革命的步骤也是自上而下的。但毛泽东却不是，虽然他深受康梁变法图强思想的影响，但他却选择了一个相反的方案：以下层社会为行动主体，以下层社会儒家传统为思想资源，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

关于马列主义和中华儒家传统之间的关系，需要指出这一点：中华儒家传统并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两千多年来始终存在着一个“下层社会儒家传统”，而这个传统不仅不是束缚人民的枷锁、麻醉人民的鸦片，反而是激励人民改变现状的思想动力。

统治阶级利用“三纲五常”礼教对这个社会进行控制，但同样也属于儒家传统的“天命”思想、“民本”思想、“家国一体”思想、“天下为公”思想、“大一统”思想、“讥世卿”思想、“三世说”思想等等，反而更多地保存在下层社会当中。而且正是这些被下层社会所守护传承的重要思想，让中国社会在每一次陷入“据乱世”后仍然能够从农民起义运动中恢复过来，再一次重建大一统国家。

所以不妨这样理解：马列主义进入中国之后，越过了中国的上层社会，直接进入到了下层社会，并与下层社会保存完好的变革思想进行了对接。而这个对接，远比与“上层社会儒家传统”的对接顺畅得多。

首先，中国下层社会自古以来就流行着各种以迎接理想社会的到来为号召的民间宗教，如祆教、白莲教、弥勒佛教、明教等等。所以，摧毁旧制度、推翻旧学说，对于下层社会来说并不是问题。长期纠缠上层社会的那个如何在全盘西化和保国保教两者间取得平衡的二难困境，在下层社会中并不存在。

其次，下层社会自古以来就有造反运动传统，而且的确带有阶级革命的性质，马列主义的共产革命与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在打天下和坐天下这两个阶段基本重合，前者的理论就是“造反有理”，后者的理论就是“天下为公”，所以无论理论是什么，行动上都一致。

最后，下层社会自古以来就有反抗异族压迫的传统，如魏晋南北朝时期汉人反抗胡人的斗争、元朝时期南人和汉人反抗蒙古-色目贵族集团的斗争、清朝时期反清复明斗争等。由于上层社会往往与异族入侵者结为统治联盟，所以只有下层社会的反抗运动才最为彻底，才最有希望重新恢复国家的大一统。

正是在一系列的对接和融合中，马列主义实现了中国化，传统“中国思想”开始复活，在马列主义与“下层社会儒家传统”的结合中，诞生出一套全新的“中国思想”。其主体，就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

这就解答了前面提出的为什么近代中国走了一条马列主义入国、共产革命建国、社会主义救国的特别道路。

而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思想”发生裂变之后的一个新生。由于马列主义成为了新生“中国思想”的一部分，这就让其区别于传统的“中国思想”，具有了走向工业化、走向现代化的新内容。

于是，出现了一系列内涵深刻、意义深远的中西思想结合：“顺乎天，应乎人”的“天命观”与“阶级革命”，“天下归仁”与“世界大同”，“天下为公”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大一统”与“人民共和国”，“三世说”与“历史阶段论”，“民为贵”与“共同富裕”…

这就是“中国思想”死而复生并最终实现了中西结合的神奇过程。

下一篇《“中国思想”的古今贯通——“中国思想”系列文章之三》不久将刊出，敬请关注，并欢迎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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