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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扬| 70年对话5000年(12):良渚至今5000年——从早期区域性国家到广土巨族现代国家

2019-07-17 07:19:21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文扬】

(本文首发于“观察员”版块。在最后一页的注释部分,文扬老师根据“观察员”的问题进行了回复。)

良渚古城申遗成功,距今5300-4300年这一段持续长达1000年的早期国家历史,被世界正式承认为中华文明史的一部分。世界遗产委员会关于良渚古城给出的概要描述是:位于中国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的良渚古城遗址(约公元前3300-2300年)向人们展示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一个以稻作农业为支撑、具有统一信仰的早期区域性国家。该遗址由4个部分组成:瑶山遗址区、谷口高坝区、平原低坝区和城址区。通过大型土质建筑、城市规划、水利系统以及不同墓葬形式所体现的社会等级制度,这些遗址成为大型土质建筑、城市规划、水利系统以及不同墓葬形式所体现的社会等级制度的杰出范例。

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图片来源:IC photo)

很多人都注意到了“早期区域性国家”这个定论,但一星期时间过去,网络上并未看到更深入的讨论。

其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出的这150多字的描述很不简单,其中包含了关于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的一组极为重要的信息。

第一是关于时间:“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个时间概念,初看起来简单,其实这意味着:由良渚文化所代表的早期中华文明,毫无疑问地属于地质学全新世中期先后诞生于欧亚大陆和美洲大陆的几大原生文明之一;而5000年未曾中断的中华文明,则是同为新石器时代晚期诞生的所有第一代文明中唯一延续至今的文明。

第二是关于国家:“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个时间概念与“早期区域性国家”这个国家概念联系在一起,极不简单,因为这足以让世界上大多数早期国家失去对比资格。人们需要意识到,即使同为诞生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悠久文明,也极少有在距今5000年前后就形成为“早期区域性国家”的文明。这里的关键词是“区域性”,这个词意味着良渚代表着文明演化的更复杂、更高级的阶段,区别于绝大多数的“早期城市国家”。

第三是关于生产:“以稻作农业为支撑”这个生产概念与“早期区域性国家”这个国家概念联系在一起,也同样极不简单,因为这又让另外一批早期国家退出了对比。人们还需要意识到,“以稻作农业为支撑”意味着在良渚这个早期国家覆盖的整个区域内,人们都采用定居农耕的生产生活方式,区别于绝大多数长期处在狩猎-采集或渔猎-采集生产生活方式的早期国家。

航拍下的良渚遗址再现了新石器时代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图片来源:IC photo)

第四是关于城市:由“大型土质建筑、城市规划、水利系统以及不同墓葬形式所体现的社会等级制度”所代表的“早期城市文明”,指的是作为这个“早期区域性国家”核心区的良渚古城的城市部分;这同样极不简单,因为由中心都城加上四周广阔农地共同构成的区域性国家,正是定居农耕文明最典型的文明形态,也正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最主要的特征之一。

所以说,良渚申遗成功的意义远不是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其中揭示出来的有关中华文明的深层问题,是一个相较于很多人热衷讨论的地域问题、分期问题、人种问题等更为重要的问题。

一、定居与游居

在人类学和考古学意义上,定居SEDENTISM或SEDENTARINESS一词的定义,可以指一种状态,即“在一个地方长时间群体居住的生活方式”;也可指一个过程,即“从游居社会向永久留在一个地方的生活方式的转变过渡”。在英文里,相关概念有sedentary settlements, sedentarization, fixed habitat, sedentary lifestyle等。

与定居SEDENTISM相对的英文词是NOMAD. 这个词本来的定义是指所有“没有固定居住地的人群社团”,并不专指游牧社会,也指沿贸易路线游走的商队或过着流浪生活的吉普赛手艺人等,所以应该相对于汉语的“定居”翻译为“游居”。实际上,根据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研究,原始人类社会最早的状态都是游居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狩猎采集部落。从追随动植物变迁一起游居的狩猎采集生产生活方式,转变为永久留在一个地方从事农耕和养殖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一个很重大的转变,也是文明朝向复杂性增加方向的一个大的跨越。

关于这个跨越对于人类文明的重大意义已有大量研究,在此不再赘述。重要的是,游牧这种生产生活方式,实际上出现在定居农耕生产生活方式之后,是由于地理环境和气候等原因从后者分离出来的。因此游居并不等同于游牧,游牧社会只是诸多游居社会其中的一种,而且还是文明演化中相对于狩猎采集社会更为高级的一种。在英文中,与nomadic概念相关的有hunter-gatherers, pastoral nomads, tinker, trader nomads等,而游牧则专指沿着固定迁徙路线随季节往返于同一个区域内并且拥有固定畜群的游居社会。

狩猎采集的原始人生活假想图

关于游居社会,还需要说明两点:

第一、并非所有游居社会都可以转变为定居社会;由于从游居转为定居需要一系列外部和内部条件以及必需的资源,因此对于那些人口规模较小、所处自然环境较差的游居社会来说,很可能在相当长时间甚至永远都不能过渡到定居社会。

正如人类学和历史学所确认的,在人类文明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定居社会并不是人类社会的主流,游居社会的数量和总体人口规模在相当长时间内都大大超过定居社会;人类的大部分乃至绝大部分都转为定居、进入城市、成为国家的国民,是很晚近的变化。实际上,直到今天,世界上仍存在着不同形式的游居社会。

第二、由于定居社会的农业生产生活方式直接促进了人口规模的增长、人际交往的增加、交易活动的产生、社会分工的细化、等级制度的出现、文字的发明和使用以及城市和国家的形成,因此定居社会总是代表着文明演化的高级阶段;

而相比之下,尽管游居社会可能在人种上与相毗邻的定居社会没有差别,但随着文化差异逐渐加大,文明与野蛮的划分也开始出现。定居社会自认为是文明的,而游居社会则被定义为野蛮的。自有文字以来,基于定居文明的中国就将四周的游居社会定义为蛮夷戎狄,从文化上和种族上与自己区别开来。

哥特人被罗马人视为蛮族

在地中海地区,亚述人和希腊人的古代文献都记录了在他们定居区周边四处游动的蛮族部落。罗马时代也是如此,他们将所有的非罗马人都称为Barbarians野蛮人。因此,游居社会或历史学家所说的游团bands,往往就是蛮族的同义语;定居等于文明,游居等于野蛮,这组恒等式在文明史上长期成立。

如果考虑到在定居农耕社会的文明进程开始前,并无所谓文明和野蛮,那么所谓蛮族,不过就是文明社会眼中那些文明程度尚不及自己的其他氏族,甚至就是自己多少年前的同源兄弟。所以,没有文明,也无所谓蛮族,没有蛮族,也无所谓文明;两者互为他者、互为镜像1

从这个角度来看良渚古城,从距今5300年前开始发展起来的一个如此成规模、成体系的定居农耕社会,在同时期蛮族游团的汪洋大海中屹立1000年不倒,近乎于奇迹。除此之外,中国北方还有目前已发现的面积达300万平方米以上、很可能是尧都的陶寺遗址,绝对年代主体为距今4300年至3900年之间,也是一个早期王国的规模。这些历史事实所包含的文明理论含义,是极其丰富的。

70年对话5000年,关于中华文明的独特性,我们自己至少应该比联合国的专家们说的更清楚明白、更详细一些才对。本文在此做一尝试,不当之处还请读者朋友们多多批评指正。

二、居国与行国

历史研究发现,人类文明史上除中华文明之外的所有第一代原生文明,都先后毁灭于蛮族的迁徙浪潮。地中海地区的文明历史,开始的时间更早,在某些领域的文明成就也更高;但是即使是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古埃及社会,最终也是在蛮族入侵的频繁打击之下逐渐走向了衰亡。

那么,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早期中华的定居农耕社会是如何抵抗住当时的世界无处不在而且无时不发生的蛮族入侵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关于中华文明神奇的延续性的第一个问题。

2018年5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举行了“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简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发布会。探源工程负责人之一、北京大学教授赵辉在会上说,“中华文明实际是在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等地理范围内展开并结成的一个巨大丛体。”“这个丛体内部,各地方文明都在各自发展。在彼此竞争、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中,又相互交流、借鉴,逐渐显现出‘一体化’趋势,并于中原地区出现了一个兼收并蓄的核心,我们将之概括为‘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2

这里就包含了问题的答案:与西亚北非的早期文明相比,位于东亚大陆的中华文明享有一个面积巨大的适宜定居农耕社会发展的优越地理环境,正是这个巨大面积的优越地理环境孕育出了文明的“巨大丛体”,而文明的“巨大丛体”确保了规模足够巨大、数量足够众多的、“多元一体”的定居农耕聚落,使之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大型部落联盟,抵抗住无处不在的蛮族游团的入侵,守护住第一代文明的仅存硕果。

良渚这个早期区域性国家的规模和存续时间,为上述的“规模假说”提供了充分的支持。

可以认为,中华早期历史上应该存在着某一个类似于“临界点”的时期,过了这个“临界点”之后,基于农耕-养殖经济活动的定居文明,由于其规模效应,就再也不可能灭亡了;中国自此有了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文明自此有了以定居农耕社会为基础的快速发展。

大禹治水被认为是中华文明重要的转折点和起点

大禹治水被普遍认为是“巨大丛体”形式的中华定居文明区域开始连成一片的那个起点。《左传》中有记载:“宋、郑之间有隙地焉,曰弥作、顷丘、玉畅、嵒、戈、钖”。当时的史书上将“隙地”当作特殊情况,而不是将都邑当作特殊情况,这就说明,从大禹治水之后的1000多年里,各个定居文明区一直随着大国对小国的兼并而扩大,相连的部分越来越大,但还没有完全连成片,一些小的古国和蛮族游团还散落其间,形成“隙地”。而到了春秋末年,最迟至战国时期,就已经完全连成片了。秦朝统一时,这个完整的经济体已达300多万平方公里之广,约3000万人口之众。

“天下”观念的形成,正是定居文明区从中心向四周扩大的一个标志。《资治通鉴》说炎帝时“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至旸谷,西至三危,莫不从其化也”;《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时“东至于海,西至于崆峒,南至于江,北逐薰鬻,邑于涿鹿之阿”;到了第三代的颛顼时“帝颛顼高阳者……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

自秦之后两千多年,这一特有的关于“天下”范围的表述几乎在每一个朝代都会重新出现,也成为每一个朝代的追求。《秦始皇本纪》:“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东到大海,西涉流沙,南及北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莫不臣服。”《元史》:“东尽辽左西极流沙,北逾阴山南越海表,汉唐极盛之时不及也。”明《大明一统志》:“我皇明诞膺天命,统一华夷,幅员之广,东尽辽左,西极流沙,南越海表,北抵沙漠,四极八荒,靡不来庭。”

做个假设:如果中国位于一个半岛型的地理环境中,三面大海一面高山,北方并不与欧亚大草原相接,那么,到了秦朝实现了天下一统之后,历史也就终结了——定居社会取得了对于残存于“隙地”中的游居社会的最后胜利,从良渚开始的区域性国家最终扩展成为了天下型国家,农耕-养殖生产生活方式遍及了全天下……

但历史不是这样安排的。与中华定居农耕社会自周初第一次大一统之后迅速扩大的同时,游居于北方草原的戎狄社会也与中原社会如影随形般兴衰起落。宏观上看,草原上的游居社会与毗邻的中原定居农耕社会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共生关系。历史研究发现:游牧民族的社会结构高度依赖于他们和邻近定居农耕社会的关系,以及这些农耕社会本身的结构特征。一般来说,距离定居农耕区较远,或者相邻的农耕社会较小,游牧者的社会结构便与更原始的狩猎采集游团相似;反之,则与更发达的定居农耕社会相似。例如中国历史上北匈奴与南匈奴之间的分化,归根结底就是这个原因。历史学家辉格观察道:

地处草原腹地的哈萨克和北部蒙古,一个典型的牧团规模大约五六帐,最多十几帐(一帐相当于一个家户),由于过冬草场相对稀缺,冬季会有几十帐聚在一起……只有当他们频繁接触较大规模的农耕定居社会,与之发展出勒索、贡奉、庇护、军事雇佣等关系,并因大额贡奉的分配和劫掠行动的协调等问题而引发内部冲突时,才会发展出更大更复杂的社会结构……3

“勒索、贡奉、庇护、军事雇佣等关系”,其实就是游居社会与定居社会之间的共生关系。后者往往面临“不进贡就灭亡”的困境。当然,还有更积极的出路:一是拼死抵抗,把这些蛮族们在外部消灭掉;二是文化反攻,把这些蛮族们在内部同化掉。

当两种社会通过共生的方式各自都发展到了国家阶段时,实际上就分化成为了两种不同的国家。中国古人有个准确的命名方法,将前者称为“居国”,后者称为“行国”。《汉书》云:“西夜与胡异,其种类氐、羌,行国。”可见,汉时的中华将西域那些“被发,随畜逐水草”的社会都归类为“行国”。张骞归国后在报告中说:“奄蔡在康居西北部可二千里,行国,与康居大同俗。”4

“行国”这一命名,很好地反映了游居社会出现国家形态,但又不同于定居社会的国家这一状况。例如秦汉时期北方的匈奴,事实上已发展为一种国家,甚至也出现了城郭,并不完全像史书所说“夫匈奴无城郭之居”。

复杂的汉匈关系贯穿了大汉王朝的始终

根据陈序经的《匈奴史稿》,苏联的考古学者在色楞格河左岸与伊伏尔基河合流的地方发现了一座古代匈奴城市。城市的面积在一公顷以上,周围有城墙,高度超过1.5米。城的外面有许多住宅,用土坯建筑。在城的内外都有陶器,有耕作的工具,还有贮藏粮食的地窖等遗物、遗址。

苏联考古学者还在色楞格河左岸的哈剌勒赤·黑里姆金、八剌哈思、扎尔嘎特兰、苏木等地发现了匈奴时代的城市,城的面积约有四万平方米,城墙颇高,并有四座城门。城里的房舍是用粘土做成的,盖有汉瓦。5

然而,若与良渚古城相比,匈奴人模仿汉朝城市建立的简陋城市,至少晚了2000多年。所以,从文明演化路径上讲,只有居国才代表文明。中原居国为了捍卫自己的文明,将城墙一直扩大到将全部定居农耕区都包括在内,就成了长城;《汉书·匈奴传下》载匈奴单于对汉使者说:“自长城以南天子有之,长城以北单于有之”。

长城以北的欧亚大草原,历史上诞生过无数的行国,先后进入过中原地区的就有匈奴、乌桓、鲜卑、羌、氐、羯、突厥、高丽、回纥、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维吾尔、回、满等。无论哪个种族,在居国的眼里也无一不是野蛮国家,其习俗、惯例和道德与本国正好相反。

《史记·匈奴列传》记:(匈奴)“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又说:“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毌弓,尽为甲骑。”

最可怕的,行国之人打猎与打仗不分,动物与人都被当成猎物。《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说:“其岁,单于遣兵千余人猎至涿邪山,卒与北虏温禺犊王遇,因战,获其首级而还。”每个人生来就是战士,生活的内容,或者打猎,或者打仗,没有别的。《淮南子·原道训》曰:“人不弛弓,马不解勒。”

不受定居文明道德标准约束的行国,在军事上永远占有优势,人类历史最伟大的草原行国蒙古帝国于12-13世纪横空出世,他们通过将打猎与打仗不分这一军事逻辑发挥到极致,扫荡了整个欧亚大陆。

三、草原行国与海洋行国

从中亚到西亚和东欧,蒙古骑兵的狂飙所至,本来就原始简陋的定居城市尽数被毁。历史是这样记录当时的中亚和西亚的:1220年2月,成吉思汗和幼子拖雷进攻布哈拉城,该城沦陷之后,守城官兵无一人生还,企图参加抵抗的居民也全部被处死。随后,成吉思汗进入撒马尔罕城,守军和居民大部分被杀害,财宝则被抢劫一空。

1221年4月,术赤、察合台和窝阔台联手,通过引渡河水将花剌子模原都城玉龙杰赤全城淹没。之后,哲别和速不台先后袭击了尼沙普尔和图斯、达姆干、塞姆南、剌夷,将大量男性居民屠杀,妇女儿童掳为奴隶。同年在呼罗珊,成吉思汗派遣幼子拖雷进攻莫夫城,拖雷在莫夫城进行了一场大屠杀,除了400名工匠之外,剩下的居民被全部杀害,拖雷则坐在金椅上目睹了整个过程。

蒙古人的征服往往伴随着残酷的屠杀

主导尼沙普尔大屠杀的是脱合察的遗孀,他们将城中所有居民全部杀死,将他们的头垒成金字塔,甚至城里的猫狗等动物都没能幸免。接着,拖雷又攻克了也里,除了开城门的百姓,其他人全部被屠杀。然后,成吉思汗、拖雷、察合台和窝阔台在塔里寒城会师,毁掉了塔里寒城。在围攻巴米安的过程中,察合台之子木阿秃干战死,巴米安被攻克之后,就遭受到蒙古人疯狂的报复,这里的一切生物都遭受到野蛮的摧残和屠杀…6

勒内·格鲁塞写道:

东伊朗一直没有从成吉思汗造成的破坏中恢复过来,即使过了几百年,当地的一些城市也残留着那个时代蒙古人的痕迹,经过15世纪的铁穆耳文艺复兴,这些痕迹也没有被掩盖。7

在今日的东欧和西亚大地仍然到处可见的古代城堡,都已成了当地最重要的旅游景点;若追溯其第一次建造的时间,其实大多都是那场蒙古浩劫之后的产物。对于第一次领略蒙古草原行国军事威力的西洋人来说,不赶快把自己的家园修建成高墙深沟的城堡,一旦蒙古人再杀过来,没有任何活命的机会。

然而,即使是在蒙古草原行国一统世界的时期,中国的中原居国仍然近乎于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其主要原因,归根结底仍然是中原定居文明的规模效应起了作用。

1233年,蒙古大将速不台围攻金朝大都汴京数月之后,金朝守将崔立投降。按照蒙古军事传统,凡出现顽强抵抗的,必以屠城相报。眼见得18年前金朝中都毁灭的历史就要重演,却出现了里程碑式的转折。此时的蒙古国太宗窝阔台,听从了中书令耶律楚材的劝告,下诏给速不台等前方将领“除完颜氏一族外,系皆原免”,城中百四十七万户得以生还。8

耶律楚材劝告窝阔台不要屠城汴京,理由是:“将士暴露数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无民,将焉用之!”“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于此,若尽杀之,将无所获。”9

虽然这完全就是一种把土地人民当作贡赋来源的功利主义算计,与儒学宣扬的“仁政”思想相去甚远;但是相较于整个城市和上百万户的人民的毁灭,这个利益逻辑在道德上却也成立。

不过,究其根本而言,与其说是耶律楚材的儒家思想挽救了汴京乃至整个中原,毋宁说是中原定居农耕社会的巨大规模挽救了自己。让蒙古统治者看中的,还是中华这一世界上最大居国无与伦比的生产能力和财富创造能力。今天的经济史学家们普遍承认,蒙元之前的宋朝,是当时世界的第一大经济体。

几个世纪之后,蒙古草原行国与中华中原居国的融合模式,又在满清帝国中重演,并再一次通过居国的经济与行国的军事两方面有效结合,将中国的疆域扩展到了极大;成功奠定了现代中国这个唯一广土巨族现代国家的疆域和人口基础。

清朝疆域图(嘉庆时期)

按说,历史到这时也可以宣告终结了;从5000多年前的良渚、4000多年前的陶寺开始,中国作为一个伟大居国连续未中断地发展到了清朝中期的康雍乾盛世,也到了一个顶峰。雍正批陆生楠《通鉴论》时写道:“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

关于这一时期的超大版图,北京大学的韩茂莉教授评论说:

西方列强进入中国之前,清王朝的版图不仅辽远,而且有着超越汉唐时期的完整疆域。从史前时期至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中国疆域均处在有域无疆状态,数千年之内疆土屡有伸缩,……清王朝突破农牧交错带,融南北蒙古、西域以及青藏高原于大清版图之内。10

是的,“西方列强进入中国”。历史之所以没有终结于有史以来第一次拥有完整疆域的清王朝中期,正是因为这个新的历史事件发生了。

中华居国历史数千年,一直都在与北方草原上的行国打交道,“尧时曰獯粥,周曰猃狁,后世唤做匈奴”;自始至终只认得马背上的民族,或称“骑马民族”,只知道行国之所以能够移动迁徙,而不是像居国一样安土重迁,都是因为马匹。

但是,在世界的另一端的地中海,大约在中国的商周之际,毁灭掉东地中海沿岸各个定居王国的民族,却主要不是骑马民族,而是一种乘坐船只的Sea People “海上民族”。

相对于地中海的城市文明,海上民族毫无疑问属于蛮族,而且与骑马民族一样,属于游居的蛮族。正如那些游走在大陆上的游团一样,人们根本无从知道他们的行踪。埃里克·H·克莱因写道:

除了埃及人的文献记载之外,我们对这些人知之甚少。对于海上民族的起源我们也无法确定:一说源自西西里岛、撒丁岛和意大利,一说来自爱琴海地区或安纳托利亚西部,甚至塞浦路斯或地中海东部地区。迄今发现的古代遗址中从未找到他们的发源地或出发点。我们推测,这些人一直在不停地迁移,所经之处,一个个国家和王城皆被征服。11

在埃及,虽然拉美西斯三世成功击溃了海上民族的进攻,可是整个国家也被拖得精疲力竭,滑向了衰弱和分裂。最终的结果,不过是蛮族以某种“和平渗透”的方式,在此后两百年的时间里逐步建立了对埃及的统治。12

而在希腊地区,却是“突然死亡”的方式,曾经毁灭了米诺斯社会的迈锡尼社会这一次遭遇了更为彻底的文明毁灭,“石工技术湮没无闻,制灯行业无人问津,黄金销声匿迹,从米诺斯文明继承下来的精美服装样式也已弃而不用。文化财富之源枯竭殆尽。”13

地中海世界与这些海上民族,长期以来完全不在中国人的视野之内。中国人不知道,与自己所在的中原类似,在地中海也有一个定居农耕社会和游居蛮族社会相互混合的“天下”;在那个以海洋为中心的“天下”,定居社会沿海岸呈半环形分布,而中心区域却留给了游居的蛮族——海上民族。

现代绘画中描绘的古希腊海战

中国人还不知道,这些游居的海上民族始终未被定居的王国打败,事实上,正是由于海上民族的长期传统,当地中海地区各个强国先后崛起时,都发展成为了拥有强大海军的“海洋行国”。关于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海洋争霸战,即希腊与波斯之间的萨拉米斯海战,詹姆斯·费尔格里夫写道:

一个海上民族只能通过一个海上强国去征服。因此,波斯最后是使用其属地的船只,尤其是腓尼基人的战舰,也有西利西亚人甚至埃及人的战船,试图征服大海另一边的希腊。14

但是,与波斯相比,希腊是一个更为典型的海洋行国。在战争开始时,小小的海上城邦国家雅典竟然完全放弃自己的城市,所有市民全部集结到海上与波斯人决战;最终结果,是更懂得海洋的希腊摧毁了偏重大陆的波斯,迫使波斯舰队在数量仍然占优的情况下收兵撤退,从此失去了制海权。

从此以后,海上民族各自为战的时期被此起彼伏的海洋行国称雄争霸时期所取代,地中海这块海域成了地中海这个“天下”的中原;逐鹿中原的争霸战,在这里成了制海权的争夺战。

在东亚,最终秦国统一了中国;而在地中海所对应的事件,就是罗马海军击败了迦太基海军,成为地中海唯一的海上霸主,将地中海变成了罗马帝国的内湖。

布匿战争是海洋霸政的杰作,尽管迦太基英雄汉尼拔以劣势兵力围歼优势之敌给罗马以沉重打击,但罗马海军所创造的接舷战,深刻影响了此后的海洋争霸史。此后在地中海历史上出现的一代又一代强权,通过在地中海上无数次罗马模式的激烈海战,磨砺出一种特殊的战争能力。就像草原行国通过经年累月的草原作战培养出横扫一切的铁蹄政策一样,海洋行国也通过持续的海战获得了从海洋上发起进攻的炮舰政策,并在大航海时代之后将这种政策强行施加在了原本没有持续性海战传统的所有地区。15

围绕地中海这个“海洋中原”的海洋行国争霸战,持续了约1000年,直到伊比利亚人从大西洋方向冲了出来,先后绕过了诺恩角和好望角,打破了原来的小天下格局,进入了大天下新时代。

此后,在历史上就不再有两个大洋而只有一个大洋,并且从那以后世界贸易就转到了跨大洋的水手们手中,因为货物经由海上运输更节省能量。文明的又一个伟大进步就此得以实现。达·伽马从印度回来后,不到五年时间,过去常常带来香料的来自亚历山大港和贝鲁特的桨帆船,进入威尼斯港时就成了无货可运的空船。在他回来后的 12 年内,葡萄牙完成了对东印度群岛的征服,阿拉伯人在阿拉伯海和马六甲海峡被击败,葡萄牙在印度沿岸建立了自己的势力。16

直到这个时期,中国人才第一次在闽粤外海遇到了来自西方海洋行国的舰船。由于从来不了解海洋行国的情况和它们的海洋争霸史,从那以后的几个世纪里,与最初遭遇草原行国时类似,中国也先后经历了惨痛的失败;在19-20世纪之交,一时间各大海洋行国齐集中原居国,让中国度过了一段堪比于公元4世纪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最黑暗时期。

横行于中国海上的鸦片运输船

但是,也与历史上多次发生的情况一样,中国这个从未灭亡而且越长越大的广土巨族居国,又一次重新强大了起来。而这一次的重新强大,是在先后抵抗住了草原行国和海洋行国的入侵,并先后吸收了前者的土地和人民以及后者的科技和工业能力之后的涅槃再生,因此而变得空前强大。

70年对话5000年,从良渚和陶寺就破土而出的定居文明幼苗,历经5000多年,终于长成定居文明的参天大树;同一块土地,同一个民族,同一种文明;这就是中华文明无与伦比的独特之处。多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曾表示,“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把它保护好。”

这就是良渚古城之于文明理论的重大意义——从早期区域性国家到今天的广土巨族现代国家,一部关于伟大居国5000年文明历史的完整交响曲。

注释:

1. 本文在7月15日提前发布在“观察员”社区后,有“爱猫”等观察员针对“文明与野蛮互为他者、互为镜像”的提法表示异议,还有“南山野”等观察员不同意“第一代原生文明都亡于蛮族入侵”的提法。在此一并回复如下:首先,重建数千年乃至一万多年前的早期文明史,不是容易的事,即使现在有了人类学、考古学、遗传生物学、历史学多种科学手段,也仍然不能完全排除猜测的成分。我的看法是:首先可以确认的是,智人在各个大陆的迁徙这段长达数万年的历史中,所有的人群都是游团,而定居社会是从这个游团世界中像星星之火一样零散地出现的;接下来可以确认的是,由于最早的文明之光是从这些零星的定居社会中闪现的,所有关于人类早期文明史的描述,都会聚焦在这些定居社会的文明成就上,很容易就形成一个定居社会占据的土地比游居社会更大、数量也更多的错误印象,忽略了这个基本事实:在人类文明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定居社会并不是人类社会的主流,游居社会的数量和总体人口规模在相当长时间内都大大超过定居社会;人类的大部分乃至绝大部分都转为定居、进入城市、成为国家的国民,是很晚近的变化。在文字出现之后,这个误解变得更深了,因为只有极少数文明较为发达的社会出现了文字,绝大多数游居社会没有文字,研究古代历史的人们很自然就根据有文字的社会对于自身文明的夸耀和对于周边游居社会的贬低一起当作真的历史接受了。我在最近的系列文章中所强调的,就是应当有意识地修正这个普遍的误解,对于被定居的文明社会描述为蛮族的那些游居社会,应该给予一定的重视。考虑到这些社会巨大的数量、无处不在的覆盖范围以及相对于定居农耕社会的军事优势,认为第一代原生文明都在不同程度上毁于蛮族入侵,是有根据的。对于其他观察员给予的支持和建设性批评,不再一一回复,在此一并感谢!

2. 重大科研项目“探源工程”成果发布——考古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人民日报》2018年5月29日

3.  辉格:《群居的艺术:人类作为一种物种的生存策略》

4. 史记《大宛列传》

5. 陈序经《匈奴史稿》-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5月

6. 勒内·格鲁塞著,刘霞译:《草原帝国》-北京:文化发展出版社,2018年2月

7. 同上

8. 金开诚主编:《北国卧龙:耶律楚材》-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9.《元史·列传三十三》

10. 韩茂莉《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11.埃里克·H·克莱因著,贾磊译:《文明的崩塌:公元前1177年的地中海世界》(第四幕)

12. 阿诺德·汤因比著,徐波等译:《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13.同上

14.詹姆斯·费尔格里夫著,胡坚译:《地理与世界霸权》

15.参见王赓武《王赓武谈世界史》

16.詹姆斯·费尔格里夫著,胡坚译《地理与世界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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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扬

文扬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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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戴苏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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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对话5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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