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扬:文明国家,还是文明型国家?

来源:《东方学刊》2023年总19期

2023-07-11 09:07

文扬

文扬作者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文/文扬】

近十几年来,国际媒体和学术界时常掀起关于文明国家(civilization state)话题的讨论。在全球政治实践中,这些讨论具有建设性,是一种前景光明的思考路径。但由于围绕“文明国家”这一概念的歧义和误解仍然普遍存在,因此有必要进行更深入和更广泛的讨论。

一、文明国家?一个错用的概念

2019年3月4日,英国《金融时报》刊发了一篇题为《中国、印度和“文明国家”的崛起》的文章,作者吉迪恩 · 拉赫曼(Gideon Rachman)在文中将文明国家定义为“一个声称不仅代表一段历史性疆域或者一种特定语言或种族群体,而且代表一种独特的文明的国家”【1】。2020年8月6日,在 UnHerd.com 网站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不可抗拒的文明国家的崛起》中,作者阿里斯·路西诺(Aris Roussinos)写道:“一个幽灵正在困扰着自由主义西方:‘文明国家’的崛起。”【2】

在学者和评论家使用“文明国家”(civilization state)这一概念时的语境中,他们默认了一种特殊的国家类别,不同于当今世界的民族国家这一类别,它们可以代表一种独特的文明。

所以,第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当今世界上有哪些国家可以代表一种独特的文明?

除了大多数人提到的中国、印度和俄罗斯之外,如果土耳其可以因为塞尔柱帝国、奥斯曼帝国的历史而代表一种独特的文明,那么今天的伊朗是否可以因为其古代波斯帝国的历史而代表一种独特的文明?同样,沙特能否因为其土地上早期的穆斯林哈里发国历史而成为独特的文明?照此类推,文明国家的名单中包括埃及、伊拉克和叙利亚,当然还有以色列,也都是很合理的。此外,还有日本,这个一再声称自己是独立的文明而不是中国文明一个分支的国家,是否也能够被加入这个名单之中?

需要指出的是,希腊和意大利肯定不能被剥夺文明国家的荣誉头衔,因为所谓的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文明通常被认为是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西方母体文明,孕育了多个今天存世的主要文明。

雅典卫城神庙的冠状柱的大理石雕像。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当然,英国和法国也没有理由被拒之门外。事实上,现代意义上的文明概念正是由这两个国家的知识分子首先创造和传播的,而且这两个国家历史上都曾有过创造力和影响力勃发的时期,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现代世界。

于是,人们发现,关于文明国家的辩论最终回到了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在其经典著作《历史研究》中讨论的问题。该书的一个关键论点是,一旦把文明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领域,那么事实上,“没有一个民族或欧洲的民族国家能够自行说明它自己的问题”【3】,没有一个现代国家能够单独代表一种文明。

在简要地检查了英国历史后,汤因此总结说:“事实上,‘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研究范围’看起来应该是一个社会,其中包括好几个同样类型的东西,而英国只是一个代表—不仅有英国,还有法国、西班牙、尼德兰、斯堪的纳维亚等国家……”【4】

在汤因比看来,一个包含若干个可识别的文化“物种”(species)的社会就是一个文明。根据同样的分析,他发现:“在当今世界上,至少可以明确区分出四个与‘我们’相同种类的其他现存社会。第一,一个‘东正教’或拜占庭社会,无论我们更喜欢用哪个名称指代,它都存在于东南部欧洲和俄罗斯;第二,一个‘伊斯兰’社会,其中心点位于干旱区,并从大西洋斜跨北非和中东延伸到中国长城外围;第三,位于干旱区东南、印度次大陆热带的‘印度教’社会;第四,位于干旱区和太平洋之间的亚热带和温带地区的‘远东’社会。”【5】

尽管问题仍然存在,例如:印度社会和非洲社会或拉丁美洲社会哪个更像一个独立的文明?主要文明的数量是四个、五个还是六个?但学术界达成的共识是,主要文明的数量基本上在五个左右,不会太多或者过少。这是在全球政治背景下讨论文明问题时最基本的知识背景。

与西方这一学术传统相一致,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宣称:“在冷战后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人民和民族正试图回答人类可能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我们是谁……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观、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他们认同于部落、种族集团、宗教社团、民族,以及在最广泛的层面上认同于文明。”【6】

亨廷顿认为,文明和国家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是很明确的。如他所说:“最重要的国家集团不再是冷战时期的三大阵营,而是世界上的七八个主要文明”;“民族国家现在和将来都是世界事务中最重要的行为体,但它们的利益、联合及冲突越来越多地受到文化和文明因素的影响”;“文明是最大的‘我们’,身处其中我们在文化上能感受到在家的感觉,区别于其他所有外在的‘他们’”。【7】

基于上述讨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文明指的是国家集团,或最大的“我们”,而当今世界上每一个存世国家都只是最大的“我们”的一个部分,并没有任何例外。

这意味着,当一个人说“文明国家”(civilization state)时,听起来就像说“水果苹果”(fruit-apple),或“森林树”(forest-tree),这在逻辑上不成立。

不仅如此,某些西方知识分子的论述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混乱和难以理解。他们声称“文明国家的概念具有明显的非自由主义含义”【8】,或者“欧亚大陆崛起的挑战者采用文明国家的模式,以区别于瘫痪的自由主义秩序”【9】,等等。

李希光教授可能是对的。他指出,这些论述不过是通过意识形态霸权对知识和学术合法性进行操控的老套路,其作用是对于非欧洲文明大搞历史虚无主义。

综上,在这个话题的辩论中,混淆和误解主要是由文明国家一词的误用和自由主义的陈词滥调造成的。任何有意义的讨论都应该避开这些话语陷阱,从文明这一概念的原始含义出发。

二、文明帝国?一个有效的概念

现在,我们提出第二个问题:在当今世界上,哪些国家集团可以代表一种独特的文明?

为了理清这个问题,不妨对历史做一些假设。

奥斯曼帝国版图。图片来源:知乎

首先,假设曾经存在的奥斯曼帝国没有解体,它仍然是一个强大的主权国家,具有延伸到三大洲的庞大领土,统治着欧洲东南部的大部分地区、中东和北非。由于这个帝国一部分接受了东罗马帝国的文明,一部分是突厥部落游牧民族生活方式的延续,一部分是穆斯林王朝国家的延续,所以它是一个广为人知的多宗教和多民族的社会。到16世纪末,该帝国拥有地中海地区最大的城市群,其中,穆斯林只占人口的一部分,基督教各个教派也共存于该帝国,城市里还处处可见犹太人社区。

奥斯曼帝国的制度如何将如此多样化的人口纳入一个单一的政体,以及这些社区如何在多信仰背景下适应相互的生活,仍是一个历史之谜。

那么,如果这个国家作为一个名义上的“民族国家”存活至今,我们会如何称呼它?

依此思路,我们还可以假设曾经存在的苏联没有解体并赢得了冷战,将联盟的边界进一步向西扩展到中欧和西欧。或者还可以假设某个类似于13世纪元帝国的大型帝国至今仍然拥有覆盖整个东亚和东南亚的辽阔疆域。那么,如果它们作为名义上的民族国家存活到现在,我们会如何称呼它们呢?

答案一定不会是文明国家,而一定是文明帝国(civilization empire)!因为“帝国”这个词毫无疑问在这里更加适用。文明是人类组织的最大单一单位,帝国也可以是;文明是无固定形状的,帝国也可以是。在可预见的前景中,亨廷顿设想的“七八个主要文明”,完全可以是七八个主要帝国。

一个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无论是奥斯曼帝国、苏联帝国还是某个可能的蒙元帝国,到目前为止都已经不是当今世界上活着的国家集团,它们已经失去了声称自己是一个主要文明帝国的机会;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当今世界已经没有活着的文明帝国了呢?

幸运的是,或不幸的是,答案是否定的,今日世界仍然有一个活生生的、仍在不断发展中的文明帝国—西方帝国!

当拉赫曼观察到美国的右翼思想家“赞成强调西方文明的独特和所谓的濒危性质”时,他是正确的。

与那些衰落的东方帝国相反,从15世纪末开始,西欧的一些小国产生了一种文明,形成了一个文明帝国,最终不仅征服了伟大的东方帝国,占领了非洲、美洲和大洋洲,而且还驱使全世界的人民皈依了西方的生活方式。

作为一个文明帝国,西方声称自己比其他国家优越,并在事实上把所有非西方文明都降到了一个较低的层次,以此塑造了一个由西方文明主导的世界秩序。当然,西方文明的确具有一些独特性。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教授将其归纳为六种可识别的“制度、思想和行为创新复合体”。他将其命名为六个杀手级应用(killer apps):(1)竞争;(2)科学;(3)产权;(4)医学;(5)消费社会;(6)职业道德。【10】

正如强世功教授所说的:在今天世界范围内对“自由主义的利维坦”【11】,甚至“自由国际秩序”等概念的评论中,对“自由”或“自由主义”概念的批判远不如对“帝国”或“利维坦”概念的批判。因此,当今世界的主要冲突不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价值观的对抗,而是世界帝国秩序中自由与压迫的政治经济斗争。

霍布斯的《利维坦》,巨人身上密密麻麻的花纹是一个个的人。

三、文明型国家?一个有意义的概念

早在十多年前,张维为教授首次提出中国应被定义为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al state)的观点时,他的论述即令人信服地指向了正确的方向。

首先,现代中国不是一个帝国。中国从来没有追求在世界范围内实行帝国主义政策,也没有向任何外国输出任何“杀手级应用”。实际上,在其整个苦难的现代历史中,中国时常成为其他世界帝国或地区帝国侵略和剥削的目标。

其次,中国是一个现代主权国家。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中国一直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尊重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霸权主义对主权的侵犯,维护主权独立和平等。

最后,中国是一个特别的国家,有许多独特的、可识别的文明因素。它体现为如下几点:

第一,借用内森·加德尔斯(Nathan Gardels)的说法,“自相矛盾的是,正是西方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主导地位,为文明型国家的回归奠定了基础”【12】。不难理解,非西方国家倾向于强调其自身文明的独特性,正是对西方国家所施加压力的正常反应。按照汤因比的说法,“在为生存进行的斗争中,西方把与之同时代的各个社会驱至墙角,并把它们束缚在西方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蛛网当中,但它还没有解除它们各自特色鲜明的文化的武装。尽管它们受到沉重的压迫,但它们仍然可以称它们的灵魂是属于自己的”【13】。如此看来,非西方文明型国家对其自身文明的独特性的强调,不过是它们对仍属于自己的那个灵魂的呼唤。

第二,借用布鲁诺·马塞斯(Bruno Maçães)的说法,中国的知识分子或官员在送客人上车时,客人常会听到的一句话是:“记住,中国是一个文明,而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今天的中国之所以乐于认同自己是一个文明而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主要原因之一是它已经是一个成功的现代国家和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一个成功的现代国家和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之所以乐于将自己认定为一个文明,是因为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达到这样一个高度—在这个高度上它有能力以高瞻远瞩的眼光来重新评估其漫长而持续的文明,重新发现其丰富的历史遗产,甚至重新解释其历史。换句话说,拥有足够强大的、不仅可以维护而且可以张扬自身文明的能力,是文明型国家的一个必要条件。

第三,借用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对文明一词的定义:“文明实际上是最长的故事(the longest story)……一个文明……可以贯穿一系列的经济或社会而持续存在。”【14】这就是说,一个只有短暂和晚近国家历史的小国并不能构成文明。当一个国家声称它是一个文明型国家,或它实际上代表了一个文明,或它归根结底是一个文明时,它必须有一个长期和连续的独特历史,必须有一个“最长的故事”,贯穿历史上一系列经济或社会事件且仍持续存在。

冬日紫禁城。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第四,借用尼尔·弗格森教授的说法:“文明是人类作为一个群体,在应对获取食宿、抵御外敌时所做出的行为反应,但它也包含了文化习俗的特征,该文化特征常常但不一定表现为宗教形式,常常但又并不一定为共同语言。”【15】由于现今世界上存世的文明仍在生存和发展,它们中的每一个仍代表着人类对其环境不同的、可行的反应方式—用他们自己的文化。这意味着,在当今全球政治的背景下,当前世界的文明型国家必须是一个不仅在与其他文明的互动中以自己的方式行动,而且在人类与自然环境的互动中承担一定责任的国家。

除上述四点之外,人们还可以轻易增加上第五点和第六点。简而言之,一个文明型国家代表的东西很多,远远超过了单纯的民族国家,并与之区别开来。

2022年10月16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说:“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16】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也只有中国才能提出这样的倡议倡导如此的前景,这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2017年的宣告—“我们这个时代的根本问题是西方是否有生存的意志”【17】,以及“我们的文明必将取得胜利”【18】等,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本文注释:

(1) Gideon Rachman,“China, India and the Rise of the‘Civilisation State’(March 4, 2019), Financial Times.

(2) Aris Roussinos,“The Irresistible Rise of the Civilisation-State”(August 6, 2020 ), UnHerd.

(3) Arnold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Co., Inc.,1965, p.15.

(4) Arnold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p.17.

(5) Arnold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p.23.

(6) 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Simon & Schuster Inc.,1996, p.21.

(7) 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pp.21, 36, 43.

(8) Gideon Rachman“, China, India and the Rise of the‘Civilisation State’”.

(9) Aris Roussinos,“The Irresistible Rise of the Civilisation-State”.

(10) Niall Ferguson, Civilization: The West and the Rest, London: Penguin Group, 2011, p.45

(11) 强世功:《“天下一家”vs.世界帝国:“深度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未来》,《东方学刊》2021年冬季刊。

(12) Nathan Gadels,“The Clash of‘Civilizational States’”(November 18, 2022), Noema Magazine.

(13) Arnold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p.23.

(14)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常绍民、冯棠、张文英、王明毅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xxi页。

(15) Niall Ferguson, Civilization: The West and the Rest, p.3.

(16)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63页。

(17) Ryan Teague Beckwith“, Read President Trump’s Remarks on‘Defending Civilization’in Poland”, Time, July 6, 2017.

(18) Ryan Teague Beckwith“, Read President Trump’s Remarks on‘Defending Civilization’in Poland”.

责任编辑:陈佳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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