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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一:国内只翻译了格雷的《哈耶克论自由》,却忽视了“后记”

2019-11-09 08:15:37

【文/ 文一】

英国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世界哈耶克思想研究权威,约翰•格雷在其名著《哈耶克论自由》中,对哈耶克的思想体系及其哲学渊源进行了体统而深入的阐述与评论。该书1984年出版时即刻轰动了整个西方思想界,因此于1986年再版。哈耶克本人更是对此书厚爱有加,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格雷“对自己的思想做了最好的表述,不仅深刻完整地理解了自己的思想,而且还能在自己停留下来的地方将其向前推进。”(参见哈耶克对《哈耶克论自由》的推荐语)

作为新自由主义的旗手,哈耶克对欧洲古典自由主义传统进行了重构和推陈出新。哈耶克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认识论批判,被欧洲思想界认为是天才地预言了20世纪末前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然而俄罗斯和东欧国家长达十年的市场经济改革失败,赋予格雷这位政治哲学家比哈耶克更多、更丰富的历史素材来进行哲学思考。

约翰•格雷著,《哈耶克论自由》

因此格雷1998年在《哈耶克论自由》第二次再版(出第三版)的时候,在书的末尾加入了一篇“后记”。“后记”根据9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后发生的新的历史演进事实,对哈耶克的思想体系和哲学基础提出了相当尖锐的批评。格雷尤其指明,哈耶克对计划经济的“认识论”批判,根本无法保障那些放弃计划经济的国家能够成功实现符合自己国情的经济转型,无法确保在自由化过程中他们的国家、社会、文化和道德传统不会解体,无法告诉它们如何进行实际有效的市场化改革和如何在多种多样的市场经济制度之间做出明智选择。

邓小平似乎很早就明白这一点,因此强调在“四个坚持”原则下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摸着石头过河,在社会主义框架下从事循序渐进的市场机制改革,从粮食与农副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激励机制开始,而不是从国企私有化、价格市场化、金融自由化这些黑板经济学主张的领域开始,绝不盲从西方经济学理论。

然而中国国内的一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却认同哈耶克的自由放任的小政府经济学,教导说只要按照西方黑板经济学理论和教科书描述的美国市场经济模式搞改革,将一切事务(包括粮食安全、国防、金融、能源、基础设施、医疗、教育、传媒、伦理道德)交给市场力量决定,政府退出一切领域并将一切国家资产和资源私有化,中国就会迅速崛起成为一个富裕而强大的工业化国家。其实哈佛大学的萨克斯教授和俄罗斯的盖特总理何尝不是自认为比中国这些经济学家更加聪明,结果通过休克疗法和盲目的“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去监管化”,把俄罗斯用70多年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体系、金融体系和工业科研体系彻底给毁了。

中国学者韦森曾经向国内学术界简单介绍过格雷这篇著名的“后记”(参见韦森,“剑桥书简之二:约翰•格雷对哈耶克社会理论的全面挑战”,《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3期)。可惜目前为止国内并没有这篇著名评论文章的完整中文翻译版。个别学者认为格雷在其思想导师哈耶克去世不久后,立马对他的思想提出这样尖刻而系统的批评,是很“缺德”的事情,体现了格雷“人品的低下”。

本人极其不认同这样的道德审判。首先,作为一个遵循“康德道德规范”的政治哲学家,格雷根据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失败的沉痛历史教训,对在实践中碰壁的哈耶克新自由主义提出批评,是完全符合哈耶克自己所极力倡导的康德批判哲学传统的。

第二,格雷早在《哈耶克论自由》的第一版中,就已经对哈耶克思想体系中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提出了质疑(参见《哈耶克论自由》第6章),这些质疑就连哈耶克本人也是认同的。而“后记”不过是将这些质疑,按照哈耶克所没有机会观察到的计划经济国家在实施哈耶克所推崇的放任自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后所遭遇的失败,进一步系统化和升华了而已。

第三,根据新的实践经验和历史事实改变自己原先的理论,无论这个原有理论曾经多么出名和成功,是一个学者应该持有的科学治学态度。这样一种治学态度也非常符合哈耶克本人最尊敬的两位同时代哲学家——波普尔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精神和为人之道。波普尔认为一个科学的理论必须是可以被证伪的理论。哈耶克的理论恰好被后来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失败的实践所证伪,因此具有波普尔定义的“科学性”。维特根斯坦在其后期哲学中敢于严厉批判自己的前期哲学,勇于承认错误,无论他的前期哲学还有多少崇拜者和追随者,恰好体现了维特根斯坦本人的康德式道德观与治学风格。

尽管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没有遵循西方新自由主义和流行经济学理论的情况下获得了巨大成功,尽管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哲学主张已经在很多方面被二十世纪末所有东欧国家的社会实践所挑战和证伪,哈耶克在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仍然有众多的崇拜者。因此翻译格雷这篇“后记”的目的,是希望给中国广大读者提供一个发自哈耶克思想体系内部的批判性视角与呐喊,来帮助启发和警醒中国学者如何可以在向西方市场经济学习的同时不至于失去自己的批判精神;尤其是当国人自己亲身经历和目睹的中国经验已经全面挑战了西方流行理论的时候,如何可以做到在学习西方的时候不必“言必称希腊”,削足适履地主张让中国市场经济依样画葫芦地成为美国式市场经济,从而承认市场经济形态的多样性和其必然的文化传统与地缘政治特性。

哈耶克与古典自由主义的消解

约翰•格雷 著(文一 译)

哈耶克的思想在后社会主义时代还有什么价值?它是否如哈耶克所期待的那样包含对古典自由主义的一种重建,使其足以应对二十世纪末期以来所发生的对人类政治与智慧的挑战?或者说哈耶克政治思想的价值,是否由于他未能敏锐察觉到自由市场体制对传统社会的破坏——包括对被古典自由主义视为理所当然的小资产阶级社会的破坏——而被一笔勾销了?哈耶克把他为自由主义的辩护建立在认识论而不是实践论的基础上,这是否为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或是死路一条?

哈耶克将作为一名社会主义的批评家,而不是自由主义的哲学家被铭记。1984年,当这本书(即《哈耶克论自由》)的第一版出版时,中央计划经济似乎在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都仍存在。这种经济体制或许低效、腐败、容易带来巨大环境灾难、并只有通过对个人自由的巨大压制才能维持,但它当时看起来似乎仍然是不可动摇的。它甚至拥有众多辩护者,他们大多数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他们认为,计划经济尽管存在各种缺陷,但它为社会的大多数人提供了一种公平而安全的保障。无论具备多少合理性——它从来不是很多——这个论点在今天已经变得无关紧要。因为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已不复存在,而且在任何可以预见的将来都不会回归。计划经济体制是(或企图成为)一种封闭经济体系;而在全球化时代,这样一种封闭体制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持续很长时间。因此,曾经主导二十世纪政治历史的两种不同经济制度之间的对抗与竞争已经结束了。

哈耶克比其他任何二十世纪的思想家更加了解为什么中央计划经济会因为无法复制资本主义生产力而被淘汰出局。但他也完全没能洞察到一种不受约束的市场经济会削弱自由文化社会的凝聚力。正因为忽视了自由市场在许多方面对传统社会的颠覆,他的思想被他试图捍卫的一种屈从于市场力量的自由概念所致命地削弱了。

在这一点上,哈耶克比他伟大的奥地利同时代人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明显地缺乏洞察力。在其伟大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中,熊彼特推测资本主义所要求和推动的功利主义观念,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腐蚀小资产阶级文明的核心。他认为,为未来而储蓄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婚姻和家庭的稳定,但这样的行为和稳定性在先进资本主义经济所鼓励的心灵习惯下是不可持续的。在这里,熊彼特以一种经典的形式指出了后现代资本主义所隐含的内在自相矛盾,这种矛盾使得自由市场机制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与熊彼特相比,哈耶克欢呼资本主义的创造性毁灭力量,却从未意识到他力图维护的传统小资产阶级社会秩序,恰好是被后现代自由市场经济所推向没落的一种文化残核。

如果说哈耶克为复兴十九世纪某一种自由主义思想的企图被这种内在矛盾所勾销了的话,那我们就不得不寻求其他种类的自由主义理论,在后现代自由市场经济时期作为理解个人自由的新的指路明灯。虽然约翰•斯图亚特•米尔(J.S.Mill)没有实现他自己所希望的对自由文化的普遍辩护,米尔的思想与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困境之间的相关性,却远远大过作为二十世纪米尔思想最可敬畏的批评家哈耶克的任何著作。因此,如果说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还有未来的话,它存在于从米尔到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的知识传统中,而不是在哈耶克试图复活的亚当•斯密或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的古典自由主义中。

哈耶克的古典自由主义之所以是一个不合时宜的立场,其原因之一是,作为哈耶克思想核心的对于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的批判,已经由于(1990年代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的消失而变得多余。可以肯定的是,二十世纪社会主义中央计划体制与资本主义体制之间孰优孰劣的问题,并不是通过任何经济理论的证明来获得解决的,包括哈耶克自己的理论。相反,它是在历史实践的进程中得到解决的。中央计划经济不仅在资源配置的效率方面比市场经济低下,而且至关重要的是,它在技术创新方面也远没有那么成功。除了在个别情况下,例如武器开发方面,苏联集团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技术上是落后的。它们无法与能够持续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的市场经济竞争。

哈耶克

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即使是苏联对军工复合体的巨大资源承诺也无法跟上西方计算机技术发展的步伐,这些计算机技术在战争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苏联经济从未完全抛弃其起源于战时共产主义的痕迹;然而它被证明没有能力创造出精湛的决定战争胜负的军事技术。当它在计算机技术方面开始落后于美国时,苏维埃国家的命运便开始进入倒计时。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策,因为意外地强化了苏维埃各民族之间的分离主义和瓦解了官僚阶层的士气,而成为苏联解体的催化剂。也许其独特之处在于,苏联帝国是在其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中都没有发生重大暴力事件的情况下解体的。与苏联垮台相随的,是中国雄心勃勃的市场改革。到1997年底,中国计划经济的剩余堡垒——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明显地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今天,极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只在古巴和朝鲜继续生存,即便在这些国家也不会持续太久。

苏联体系因为历史的、政治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偶然的原因而崩溃了。然而,全世界几乎所有的计划经济国家在不到十年时间里的迅速消失,都为哈耶克对社会和政治思想的重要贡献提供了壮观的证据。哈耶克一直认为,中央计划经济的成功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是不可能的——它要求中央规划机构去集中那些在本质上是分散和局部的信息。

没有人能够知道资源、消费者偏好和商业机会是如何在整个经济中分布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它们难以想象的复杂性和永远不断变化的本性。也许有可能将这些变化的关系映射到宏观经济理论家所青睐的一些经济总量之中;但是,任何规划当局都无法准确或详细地了解经济活动之间的微妙协调所依赖的微观经济联系。事实上,市场机制的主要功能就是使这样的宏观知识显得多余。

之所以对这些计划经济所依赖的微观信息和知识进行集中是不可能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大部分知识都是局部的、分散的和隐晦(不可言状)的。它们体现在实践活动和日常技能中,其内容和性质通常是难以清晰表达的。将这些实践知识——例如体现在成功创业者或科学研究中所涉及的信息——统一汇集起来所面临的障碍,常常是不可逾越的。如果试图在中央计划机构收集这些信息,其大部分知识将不可避免地被遗失掉。中央计划在世界各地都被认真地尝试过,结果是大规模的浪费和低效率。只因为依靠了在黑市和世界市场上提供的信息,计划经济的崩溃才曾经得以避免。

好几代主流(宏观)经济学家都忽视了哈耶克对计划经济的不可能性的认识论论证;然而这个论证是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遭遇普遍的系统性失败的唯一深刻解释。它不依赖于对人类动机或激励机制的假设,也不依赖于文化传统或民主制度的缺乏。哈耶克的论点只是基于人类信息的局限性。因此哈耶克的理论对社会思想具有长远意义的贡献,并支持了本书第一版中我代表哈耶克所提出的中心论点。

然而,这并不是支持哈耶克其它更大范围的政治哲学主张的理由。哈耶克的理论没有为自由主义提供基础,也不可能支撑哈耶克为自由市场经济所做的巨大辩护。它几乎没有任何实践指导意义,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帮助人们在计划经济完结之后在各种不同市场经济体制之间做出选择,比如放任自流市场体制和非放任自流市场体制之间的选择。它仅是一个证明极端计划经济体制的不可能性的定理。它表明,二十世纪一个强大的通过中央计划取代市场过程的马克思主义工程是无法实现的。除此之外它什么也不能告诉我们。

反计划经济的这种认识论观点,无法帮助我们在组织市场经济的各种不同实践方式之间做出选择。它无法对那些企图使市场经济能够更好地满足人类需求的改革者们提供任何帮助。它不能对那些需要从中央计划的废墟上建立有效市场制度的转型经济体提供任何指导。简而言之,在后社会主义时期,当极端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制之间的系统性对抗被不同形式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间的竞争所取代以后,哈耶克的理论便开始显得苍白和无话可说了。

哈耶克思想的这些根本局限来自于他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存在很大缺陷。哈耶克将资本主义的出现视为一种自发的进化过程,误认为这个过程丝毫不取决于国家暴力或强制性权力。但是,正如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他仍未被大家充分研究的杰作《大转型》中所展示的那样,自由市场绝不是自由与自发过程的产物:它是国家力量的产物。比如十九世纪英国的自由市场是议会专制下的产物,它是强国法令的设计品;它不是无数的无计划的自发变化和增量的堆积,而是国家治国之道和意志的体现。

卡尔•波兰尼著,《大转型》

比如通过圈地运动,既有产权被废除,新的产权被确立,旧有的自由市场交换所包含的习俗被强行取消。也许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特别有利于新自由市场体制的建设,因为当时既有一个不受限制的议会主权传统,也有一个历史悠久的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基础。尽管环境有利,英国新自由市场体制并没有以极端不受限制的形式存活多久。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它已被重新监管起来。为了应对生产安全等特殊社会问题,许多相互不协调的立法干预措施得以建立,使得市场的运作更能够满足各种社会需求。通过有意识的雕琢和国家干预,不受干预的自由市场自发地消失了。

哈耶克对维多利亚中期英国自由市场是如何被创造出来这一点的误解,代表了人们在理解不同的法律制度与国家间的复杂关系方面的一个更广泛的失败。在哈耶克的思想中,英国独一无二的普通法,被当成了世界各地普适的法律范式。尤其是在他后来的思想中,哈耶克认为法律是一种自发进化的产物,是一种通过历史积累而成长出来的惯例体系。

这种英国法律模式不适合于许多国家的法制体系,包括一些具有良好自由裁量权的法制体系。在苏格兰,罗马―荷兰法律不是通过不可察觉的部落习俗的积累而进化出来的;它是在十八世纪根据斯塔尔第三子爵的建议强加给苏格兰的。在土耳其,也许是当今世界上最持久和最成功的现代主义政权,法律体系是由一个人创造的,这个人就是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即土耳其第一任总统——译者注)。西方个人主义风格的法律制度,不是上千年渐进演变的产物,而是有胆略的政治力量在有利情况下迅速而大胆地创造出来的。

哈耶克对法律的误解是一种辉格式谬论的体现,这种谬误贯穿于哈耶克的政治哲学之中。辉格主义历史观和谬误在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政治思想和其著作与讲演中获得了一种经典的表述,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在多代人之间能够保留的传统是其持久效用的证明。根据伯克的说法,跨越几代人的传统一定包含了任何一代中的社会成员仅仅依靠个体理性无法获得的智慧。在伯克看来,历史圣神的天赐演化顺序保障了传统绝不会是很多代人的错误所堆积的结果。

在哈耶克那里,这种对历史的辉格式诠释已经在一种伪达尔文主义中被世俗化了。哈耶克认为,社会继承的传统是一个宝贵的知识库,因为它包含了在社会的自然选择中幸存下来的行为方式。他假设传统、习俗和信仰之间存在不停的竞争,以至于那些具有最大效用的习俗才能生存下来。的确,哈耶克认为宗教的历史只能从对信仰和道德的自然选择过程来理解。

但是这种对待传统的世俗达尔文主义和伯克天赐主义所面临的困境是巨大的。社会变革中没有类似于生物进化中对遗传基因偶然突变的自然选择机制,也没有任何可与“适者生存”相比较的适应性或效用标准。哈耶克对社会实践活动中的竞争和选择的许多论述使其听起来好像他有一个关于文化如何进化的理论一样,而实际上他只有一个借助于科学术语的隐喻。他依赖于一个理论上空洞的群体选择概念,使他无视宗教和经济与政治制度的兴衰所依赖的历史事件。这也让他能够掩盖其思想中存在的深刻内在矛盾与张力。

一方面,哈耶克的思想体系是对历史传统的一种科学主义辩护,它反对对传统进行理性的改革;如果社会对传统的继承体现了任何一代人都单独无法获得的知识,那么与这些传统的正确关系应该是崇敬而不是批判;也就说对传统最好敬而远之;除了在个别边无关紧要的地方,我们不应该试图去改革传统以使其更好地满足我们的需求,因为作为个体我们无法知道传统在社会中的真正功能。

但这种对传统的伯克式敬畏态度与哈耶克思想的另一面发生了冲突。在这另一面中,他似乎是一位倡导进步的理论家。比如,如果一个社会的传统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出现持敌对态度,那该怎么办呢?如果它是一种社会主义的传统,又该怎么办呢?在这点上,哈耶克变成了最正宗的启蒙自由主义者。他关于市场具有认知功能的理论表明,计划经济是行不通的。他的经济理论告诉他,自由市场具备最大的生产力。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哈耶克要求全面废除中央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传统,更广泛地说,全面放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从前后一贯的伯克式达尔文进化主义立场来看,哈耶克这种激进的经济自由主义是理性主义的狂妄自大。突然去掉那些世代建立起来的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限制,必定具有极大的风险,因为我们无法知道这些限制可能具备哪些重要的社会功能。缺乏管制的市场经济也许是创造财富的最佳工具;但是,对市场自由度的限制可能对社会凝聚力至关重要。奇怪的是,这后一种可能性恰好是哈耶克从未考虑过的。【这正好解释了俄罗斯在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下的经济、文化、政治崩溃——译者注】

哈耶克思想体系中最内在的矛盾,体现在对社会传统的保守依恋和对无止境的社会进步的自由主义承诺。哈耶克与任何传统保守主义的距离在他赞扬进步时最为明显,因为他承认“进步纯属是为了运动而展开的运动”。

这种坦率的虚无主义誓词的重要性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它暗示了哈耶克缺乏任何完备的道德理论。在哈耶克关于社会哲学的大量著作中,没有任何关于什么才是一个好社会的论述,或者更广泛地说,关于人性繁荣的论述。相反,哈耶克理论中有一种将进化伦理学和功利主义与康德主义掺和起来的混合物。

此外,在市场资本主义对社会稳定和传统生活方式的影响方面,哈耶克的思想中存在很大的空白。这种明显缺乏对市场资本主义可能具有的社会破坏性的思考,不是无意为之的。它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就像马克思剖析的一样,哈耶克最终将资本主义视为历史进步的引擎,它能够提高人类生产力和驾驭大自然的能力,而不仅仅是满足人类需求的一个手段。

像马克思一样,哈耶克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具有解放作用的经济体系——一种使人类克服资源稀缺从而使其摆脱历史压迫的体系。像马克思剖析的一样,他对那些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的牺牲品的社会团体和人群毫不表示同情。事实上,像马克思一样,哈耶克承认市场资本主义本质上对任何既定的社会秩序都是敌视的,因为与资本主义相比,正如马克思观察到的,“所有早期的生产方式在本质上都是保守的”。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的革命性和新颖性,为哈耶克对缺乏管制的自由市场制度的认识论辩护造成了困难。不受约束的市场经济所具备的“创造性破坏”力量的影响之一,是持续不断地使一部分人口失去工作技能。在创新活动被制度化的经济环境中,隐性的实践知识迅速变得不重要并成为一种错误。由于全球市场的运作,当整个行业、职业和生活方式不断消失时,在传统中保留的隐形实践知识再也不能成为人们生活的指南。哈耶克所推崇的自由市场体制能够造成这样的效果,恰好是因为这种体制对哈耶克所尊敬的保存人类世代智慧的传统漠不关心。

当哈耶克将市场描述为保护和传播隐性实践知识的手段时,他将市场视为崁入习俗和传统的复杂文化制度。他不认为这种观点不能与经济自由主义者(包括他自己)的自由市场主张相结合。然而如果市场是一种复杂的深层次的社会制度安排,它就会根据其运作于其中的文化而变化。因此,市场经济的形式和资本主义的种类其实有很多(正如文化的形态有很多种一样——译者注)。

如果是这样的话,盎格鲁―撒克逊自由市场体制并非一种普适性的理想自由市场体制,而只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而其它种类的市场体制也许更接近于理想的自由市场体制。比如德国的社会市场资本主义(social market capitalism),中国的家庭资本主义,日本的“关系”资本主义——这些以及其它类型的资本主义都体现了它们成长于其中的独特文化传统。因此对任何国家来说,所面临的问题都是如何改革其现存的资本主义类型,使之更符合其基本的文化价值观并满足其未来长期的需求。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思考的话,市场就将不再被视为是人类自由的体现,而应是被视为一种容易出错的社会制度安排。只要市场的运作无法遵循它所服务的社会所默契的伦理规范,它就会遭遇被修正和改革的命运。这是哈耶克从未探索过的建设性思路。他的这种忽略与失误可能部分地缘于他对待启蒙理性主义的一种从未解决的矛盾心理。

当哈耶克作为一名启蒙理性主义者写作时,他将自由市场体制视为最大化生产力的手段,而它对社会凝聚力的破坏性影响被抛在一边。只有当哈耶克系统地忽视自由市场的社会后果,才能让他想象出他所倡导的放任自流的自由经济制度居然可以与具有无可置疑的权威的优秀社会传统制度相结合。放松管制的市场力量与社会凝聚力之间的冲突关系并没有被哈耶克研究。事实上,哈耶克甚至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即在释放市场力量方面走得最远的国家,比如美国,其传统的家庭生活方式就崩溃得最彻底。建立在消费者选择基础上的经济体制可能会破坏哈耶克所依恋的传统文化制度。而这样一种颠覆性认识却一直被学术界压制下来了。

哈耶克对这些问题的忽视严重限制了他的思想的有用性。他不仅无法谈论资本主义的多样性——比如他们不同的运作成本和社会收益,他们对特定文化传统的依赖,或者使其满足人类需求的不同市场改革模式。正是在这些方面,哈耶克没有面对后社会主义时期出现的中心困境——如何协调放松管制的全球市场的运作与各个国家对社会凝聚力的不同需求之间的矛盾。

为哈耶克高度保守的自由主义找到实践机会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自由市场保守主义。这项新右翼政治项目的命运为哈耶克思想的连贯性提供了一些教训。正如里根和撒切尔这些政治家的政策和舆论宣传所表达的那样,自由市场保守主义涉及到经济现代化与“维多利亚时代价值观”之间的不协调。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这种异常组合的面纱被揭开了。

认为超现代经济可以与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相互稳定共存的信念,是哈耶克社会哲学的核心主张,也是新右翼政治意识的核心思想。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东欧国家社会主义传统道德的崩溃——译者注),这种信念遭到了人类实践经验的明确反驳。在此基础上制定经济政策的保守党和政权在全世界都处于混乱或崩溃之中。

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活力已证明不适合传统价值观的生存。创新型个人主义经济所体现的自由选择和自我实现的价值观,渗透到家庭生活之中。基于彼此尊重的社会结构不适合于依靠不停流动才能生存的社会气候。自由市场经济普遍存在的工作不稳定现象,侵蚀了小资产阶级的职业结构。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不能与传统的社会结构稳定共存。

正如熊彼特所理解的那样,对小资产阶级传统社会秩序的维护,不能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协调。最近的历史充分证实,熊彼特的这种见解对哈耶克的经济和社会哲学造成了致命打击。它对所有保守派自由主义者的打击都是致命的,而其中哈耶克是最为傲慢的那个。

哈耶克对社会主义中央计划是不可能成功的认识论证明,根本无力涉及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中所有的主要问题。单靠认识论方面的论证,不会有太多实践论的意义。这种认识论的论证的确排除了一些不可能成功的事态,比如古典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但正如我前面所暗示的那样,因为自由市场体制使得人的技能变得严重退化,并使他们的隐形实践知识库存变得无用,哈耶克的认识论论证意味着古典自由主义所捍卫的核心制度——小政府和自由市场——只能是人类社会历史上一个自我限制的小插曲。这些是一个有趣的结果,但并不是对任何众多形式的自由主义的辩护。

哈耶克的认识论论证只是在增加我们评估不同制度的成本和收益所需的知识方面有所帮助。它无法帮助我们决定甚至无法指导我们如何在许多不同的市场经济制度之间进行选择。哈耶克的认识论证据中没有任何环节可以告诉我们如何在公平和效率之间作出妥协,或谴责民族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或社会民主政府对经济自由所施加的限制。认识论式的论证只告诉我们,这些政府不会获得最具生产力的经济体系。对于任何尚未像哈耶克那样承诺要决意追求奇异的最大生产力的道德理论或政治哲学来说,这种对效率的考虑几乎都不会是绝对的。

重要的是需要强调,哈耶克对所谓进步和生产力增长的检验标准,与自由主义没有本质联系。正如几代共和党人所理解的那样,自由和繁荣并不总是必然相互伴随。一个高效的经济体可能会在一个不尊重哈耶克式个人自由的政府主导下欣欣向荣。东亚的威权资本主义可能属于这一类。同样,一个高度自由的国度可能会在生产力上落后于那种以增长为导向的权威制度。对于一个把个人自由放在经济繁荣之上的自由主义者来说,这不一定是个问题。可是对于试图将缺乏监管的市场经济等同于自由或自由主义制度的哈耶克来说,这种权威体制在经济上的成功对于哈耶克来说是非常尴尬的。

同时它也具有深刻的讽刺意味:哈耶克所崇尚的传统社会结构在亚洲这种政府主导型资本主义制度中比在缺乏市场监管的自由社会中更容易识别。哈耶克的社会哲学建立在一个尴尬的事实上:放松管制的市场并不需要他作为自由主义者所稀罕的那些自由,但是却削弱他作为保守主义者所珍视的传统。更糟糕的是,他对传统的伯克式崇敬与他对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和最有利于财富增长的经济体系的半马克思主义辩护,使他的社会和政治思想最终陷于自相矛盾。

如果自由主义还有未来的话,它就必须拒绝哈耶克那自相矛盾的、将个人自由等同于对市场力量和传统文化的同时服从;它就必须承认,市场制度,如民主制度一样,不过是服务于人的最终需求的工具,而不是目的本身。任何经济或政治制度的正当性只能是从工具的角度来判断,即就其对人类福祉的贡献而言来判断。对今天任何号称自由主义的政治道德哲学来说,人的自由都将是任何人类生活的核心要素。从我目前的观点来看,这种自由主义信念是否可以辩解并不重要(我在其他地方质疑过它的普遍有效性);重要的是,市场制度的合理性只能根据其采纳者所能够理解和接受的价值观来判断。在哈耶克所针对的后现代社会中,我所指的这些价值观不是传统的等级社会价值观,而是自主和公平的价值观。

在当代社会中,市场制度不是传统文化的自我拯救和得胜。自由资本主义的侵略性原动力不断地削弱传统对社会的影响。因此,自由资本主义对过去那种维持原生自由市场的传统是一种反动。在最体现个人主义的经济生活的社会中,父权制家庭的解体和女权主义最为明显;这绝非偶然。自由资本主义所催生的妇女在经济上的决策权与传统家庭的维护是不相容的。对于像哈耶克这样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者来说,这必定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但它会受到视个人自主为核心价值观的自由主义者的欢迎。

但在其他方面,自由市场体制对传统社会的影响就没有这么良性了。虽然犯罪率上升的原因无法精确确定,但很难将全球经济自由化与多种类型犯罪率的急剧增加视为一种巧合。自由市场有时通过削弱传统的等级制度和习俗的方式来增强个人自由;但更常见的是,自由市场腐蚀了社会凝聚力,却没有带来相应的个人自由度的增强。这一事实凸显了自由市场与个人自由之间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偶然的;这与哈耶克和其它自由主义者的论点相反。这是十九世纪晚期新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决定性见解,当米尔指出政府不干涉经济不是一个基本原则而只是一个根据情况变化的经验法则时,就已经蕴含了这一洞见。

哈耶克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拯救和重新阐述失败了,这不仅是因为作为他理论核心的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批判其实与社会主义国家垮台后各个国家所面临的困境没什么关系(即无法提供帮助——译者注)。它的失败也是因为哈耶克不了解或者没有认识到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对当代社会的消极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失败源于哈耶克与其他近期自由主义者共有的一个特征。在哈耶克的思想体系中,正如约翰•罗尔斯关于正义的平等主义和詹姆斯•布坎南关于契约的个人主义一样,人们在想象中认为对一种正义概念的共同遵守足以能够维持自由制度。

自由主义右派和平等主义左派的法律主义政治哲学的这种共同假设,破坏了最近的自由主义思想。它常常受到社区主义立场的批评,这种观点认为正义并非最高政治美德。但是,对于在当代情况下可以实现的道德共识的范围和深度,许多社群主义思想本身就被不切实际的希望所破坏。事实上,社群主义思想最好被理解为对自由主义理论的改革,而不是对它的替代。在这方面,它作为对最近在政治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各种各样的自由法律主义的错误和局限性的一种纠正,是极其有力的。然而,替代自由主义思想的传统是存在的,在这个传统中社会凝聚力使得个人自治成为可能的作用早已被理解。

这个另类自由主义传统是被新自由主义思想家如霍布豪斯(L.T.Hobhouse)和凯恩斯(J.M.Keynes)发展出来的,但其大部分中心思想和关注点都在米尔(John Stuart Mill)的著作中得到了预示。米尔的著作并不包含单一和前后一致的政治教义,而且就像当时和现在的几乎所有自由主义理论一样,它们被一种狭隘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哲学所扭曲,这种哲学破坏了米尔原则的普遍性和权威性。然而,米尔式自由主义的脉动——个人自治的需求与社会凝聚力的需求的和解——直接向现代西方社会的现状发出呐喊,但在这点上哈耶克的思想却没有做到。需要平衡个人选择与社区选择的主张,这是米尔的伟大继承者Isaiah Berlin的著作中所采纳和发展的主题。约瑟夫·拉兹(Joseph Raz)进一步发展了这种社会自由主义的传统,其个人自治在本质上是嵌入于社会之中的概念,值得最高关注。

哈耶克的思想体系由于忽视了自由市场对社会凝聚力的破坏性影响而被勾销,这对今天的自由主义思想具有深远的启发意义。它证实了,实现个人自治的自由主义理想,需要一个积极有为的国家,而不是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强调的小政府。哈耶克重建古典自由主义遭到失败的一个教训是,不能以屈服于市场力量或传统的限制性条件去理解个人自由;另一个教训是,在现代世界,个人自治和一个稳定的、有凝聚力的社会不是替代品。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新结构经济学导论,经作者修订授权观察者网发布。文章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作者所在工作单位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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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一

文一

前清华大学经管学院讲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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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小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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