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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中的日本:短暂崛起埋下战败苦果

2014-06-11 15:30:42

(作者:郑现莉)

在近代化历史上,日本曾经创造过让世人惊诧莫名的奇迹。自从1853年“黑船来航”被美国强行敲开国门沦为半殖民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成为世界一等强国,只用了不到70年。它颁布了亚洲第一部成文宪法,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俄国,曾经给予亚洲各国民众争取独立运动以巨大鼓励和信心。

唯其辉煌,早前军事立国的经验被神圣化,本该被摒弃之时却益发脱离了政治目标而“暴走”,在东亚、太平洋地区无限扩张;工业革命急速迈进,却未能建立与其相称的社会各阶层利益协调机制,幼年形态的政党政治在军人的威逼和民众的暴躁中夭折;虽依仗军事实力跻身列强,却未学会理性地处理国际利益冲突,陈旧的独占型殖民模式使它处处树敌。

正因为没能处理好各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或早或晚都会遇到的这些相似的矛盾,日本以更快的速度陨落了,不仅给各国带来了十数年兵燹和数千万亡魂,自身的现代化成果也化为乌有,其教训之深刻值得认真反思。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中国东北

日本在一战中崛起

明治维新后,日本提出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国策。其中“富国强兵”是其核心,其实质是“强兵为富国之本”。按照军国主义巨头山县有朋给天皇的上奏书《邻邦兵备略》中的解释:“兵强,则国民志气始可旺,国民劳力始可积,然后国民之富贵始可守。”

正是在近乎狂热的全民支持下,日本先后打败了亚欧两个专制集权的大帝国。但与甲午战争后得到2.3亿两白银(约值3.5亿日元,相当于战前日本财政规模4倍)的赔款不同,日本在日俄战争后的《朴茨茅斯条约》中未得到一分钱的现金。战争中日本的战费总额19.85亿日元,是其1903年政府总预算2.5亿的7.9倍;其中8亿是以关税收入、烟草专卖金为担保在伦敦、纽约、柏林发行国债筹集的。

战后日本的国债从6亿日元上升到了24亿,每年仅利息就要支付1.1亿。国民的人均税负从1903年的5日元上升到了1906年的10日元。尽管财政如此拮据,陆海军仍要求大规模扩充。在1907年制定的《帝国国防方针》中,陆军要求将常备兵力从1905年的17个师团扩充为25个,海军则提出建设“八八舰队”。

1912年大正天皇继位,此时政府最严重的危机就是急剧扩军与财政困难之间的矛盾。12月,西园寺公望内阁因拒绝了陆军两个师团的扩军计划,军部遂指使陆相上原勇作辞职,导致内阁垮台。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远离欧洲主战场的日本摆脱了危机。由于欧美商品来源中断,日本先是对南洋和中国的出口大量增加;接着,协约国的大批订单奔涌而来。1914年和1919年比较,商品出口总额从5.9亿日元增加到21.7亿。在这六年里,战前长期入超的日本出现了总额13.3亿的出超,再加上轮船运费、保险费等非贸易收入,使日本的外债由19亿降为16亿,对外债权却由8.1亿猛增到43.7亿,一跃成为债权国。

贸易的繁荣带来了投资热潮,在银行、运输、采矿、化学、机器制造及金属工业部门的投资总额达54亿日元。产业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工矿业总产值比重从49.5%上升到61.1%,日本完成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

从技术上讲,以当时代表工业技术水准的军舰制造为例,日本已经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1911年日本委托英国造船厂为它制造了最后一艘大型主力舰“金刚”号,其同级后续三艘“比睿”、“榛名”、“雾岛”号分别由横须贺海军造船厂、神户川崎造船厂、三菱长崎造船厂承建。在一战后期,日本自行设计建造的“长门”号战列舰建成下水,标准排水量32700吨,装备了8门410mm口径巨炮,最高航速26节,是当时最优秀的战列舰。

从国际地位看,日本此时开始跻身国际一等强国之列。1858年,日本与美、英、俄、法、荷五国签订了通商条约,被迫承认西方国家在日本享有领事裁判权,同时失去了关税自主权。1871年,岩仓具视率领庞大的使节团遍访美欧诸国,希望修改前述不平等条约,但遭到粗暴拒绝。1911年,日本已吞并台湾、朝鲜建立海外殖民地后,才得以与美、英等国全面修订条约,完全实现了关税的独立自主和法权上的独立平等。巴黎和会上,日本接管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益和德属南洋群岛。在1922年2月6日签订的《限制海军军备条约》中,日本主力舰总吨位可以占英美的六成。

社会分化冲击政党政治

但是国家的迅速崛起和工业化的飞速发展并不会自动地惠及全社会,各国经验都表明,在此阶段往往是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社会矛盾开始激化的时期。

1919年,日本工业产值中的70%是由轻工业创造的,其竞争力主要由低工资支撑。这种状况始终不能改变的根源在于工人的组织化程度一直很低,在1920年代,工会会员最高也没超过工人总数的7%。

1918年8月,受政府决定出兵西伯利亚的消息影响,米价疯长。3日,富山县的渔村西水桥町300余名渔民妻女包围了米店,“米骚动”开始。这场抢米风潮持续了两个月,1000万人卷入。

与民间穷困形成对比的是,财阀企业迅速坐大。资本在500万日元以上的大公司在1914年占全国公司总数的0.37%,占资本总额的38.6%,到了1919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为1.77%和53.6%。

在此前后,民间法西斯势力的精神领袖北一辉正在上海一家医院的阁楼里构思起草他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在政治方面他要求天皇亲政,突破身边财阀和元老重臣的封锁,做一个真正“国民的天皇”。在经济方面,主张限制私人拥有土地、资本的限额;要求私人企业中的劳动者参与经营和分配,纯利的一半分配给劳动者,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废除童工等等改良主张。

他的社会改造方案得到了不少人的响应。1921年9月28日,朝日平吾刺杀了安田财阀的创始人安田善次郎。他出身贫困,曾入学早稻田大学和日本大学,都因交不起学费而退学。他企图从资本家那里募集资金组织政治社团以改造社会,却处处碰壁,遂愤而决定“诛杀一、二彼等奸富的代表人物,使其反省悔悟”。他在自杀前留下了《檄文》和《斩奸状》,内中思想倾向与北一辉无异。公众的同情明显在凶手一边,他的葬礼规模盛大,上千人参加。两个月后,年仅19岁的中冈艮一在东京火车站刺杀了组织第一次政党内阁的平民首相原敬。

 

除北一辉之外的其他民间法西斯派别还有高畠素之创立的“国家社会主义”派,井上日召的“日本主义”派,桔孝三郎的“农本主义”派等。他们认为明治维新虽然清除了旧幕府体制的藩阀势力,但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壮大起来的财阀势力,是导致当前社会矛盾激化的罪魁祸首,“昭和维新”的任务就是铲除“君侧奸佞”(即元老、重臣、政党首领和财界巨头),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一君万民”的政治体制。与单纯的社会思潮不同,他们都积极推动以暴力暗杀手段推动“昭和维新”,给“大正民主”时代的政党政治以致命的打击。

1929年经济大危机使日本的社会矛盾加剧。1932年2月9日和3月5日,以井上日召为首的血盟团先后刺杀了多次担任大藏大臣、日本银行总裁的井上准之助和三井财阀首脑团琢磨,此人利用政府内部信息做外汇投机赚了数千万。5月15日,一批少壮军官发动政变,首相犬养毅被杀。5月26日,海军大将斋藤实组阁,政党政治逐渐式微。

客观地说,日本政党政治时代的内阁受财阀的实质性控制,民众缺乏组织化手段参与政治决策,再加上生活的困苦煎熬构成了民间法西斯思潮的社会基础。相比之下,英美两国的民主体制早已深入人心,社会组织化程度也较高,虽然同样遭受经济危机,美国通过进步时代的各项改良和罗斯福新政,逐步缓和了社会危机;英国在二战前则有以麦克唐纳为首的两次工党内阁,而新生的日本政党政治和德国的魏玛体制一样,均无在危机时刻调节社会各阶层间利益格局的能力,被各股社会合力推翻有其必然性,结果却是强硬势力趁机崛起,将国家带入战争的深渊。

总体战思想:军方扩张的纲领

明治政府在开国之初就定下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国策,在《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之前就已经明确了统帅权独立于政府机关的制度基础。表现在军令方面,就是天皇在陆军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总长的辅弼下直接掌握军令权,内阁不得干预;军政方面,1900年山县有朋内阁时期修改了陆海军官制,明文规定内阁大臣和次官只能由现役将官担任,其目的是阻止政党人士担任陆海相。这就意味着内阁不仅无权制约和控制军部的行动,而且自身生死也牢牢控制在军部手中。一旦二者矛盾激化,军部只需勒令陆相辞职而又拒绝推荐新人选,内阁就只能全体跟着辞职。军部第一次出手是在1912年对西园寺公望内阁,1913年山本权兵卫内阁时期,在公众舆论的支持下修改了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可以由预备役和后备役将官担任,但实际上却从未实行过。到1936年广田弘毅内阁时期,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重新恢复。

应该说统帅权独立提高了军人的政治地位,对于战争动员是有利的。但这毕竟只能作为一种临时措施,在中国古代,军权一旦独立于以皇权为代表的行政权,夺权篡位就不可避免,因此在宋代以后就严格遵循由文官统帅武官的原则;在现代西方宪政国家则实行“兵权从政主义”,军人不得干预政治。日本在完成民族独立后本应就此及时做出修正,但恰恰相反,一战后兴起的总体战思潮愈发刺激了军方走向扩张之路。

一战持续四年多,工业革命和技术进步造成的巨大杀伤力更是前所未有。战争造成的伤亡超过千万,各国动员兵力均在数百万之上。总体战思想应运而出,认为要在今后的战争中取胜,就必须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丰富的资源供应,并由政府对政治、经济、工业、商业、金融乃至思想、文化各个领域进行强有力的管制,如此才能将战争潜力挖掘到极致。日本军方及时跟进,成立了专门研究机构临时军事调查委员会,还只是少佐的永田铁山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该委员会出版了69期《月报》,使总体战思想广为人知,为军方向大陆扩张找到了新的“理论依据”。

1921年10月,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三位军官在德国的温泉胜地巴登巴登聚会,约定广泛联络志同道合之人,以“消除派阀、刷新人事、改革军制、建立总动员态势”为纲改变日本军事政治局面,此为日本军部法西斯势力的肇始。

到30年代,以永田铁山为首的这批陆军大学毕业军官陆续进入核心决策机构,形成“统制派”。他们对内主张利用财阀建立满足军事需要的统制经济模式,对外则主张进攻南洋掠夺石油资源,次序是先对外后对内。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石原莞尔就是重要成员,他认为日本是东方文明的代表,而美国是西方文明的代表,两大文明必将在太平洋遭遇。而要在外来的战争中取胜,就必须侵占中国东北地区,建立能支持持续作战的后方基地。另外一批学历较低的军官组成“皇道派”,以北一辉为精神领袖,对内主张打倒政党、元老和财阀,对外主张向北进攻苏联,次序是先对内后对外。

两派矛盾在1935年开始升级。此时的永田铁山官居陆军省军务局长,在军部年轻军官中拥有广泛的支持,已成为陆军在政策上的事实领导。8月12日,皇道派军官相泽三郎闯入永田办公室将其刺死。就在陆军总部企图将受皇道派影响很深的部队调往朝鲜时,皇道派在1936年2月26日发动兵变,占领了日本政治中枢永田町地区,内大臣斋藤实、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和大藏大臣高桥是清被杀,天皇侍从长铃木贯太郎重伤,首相冈田启介侥幸逃脱。

这次政变的结果是皇道派基本被一网打尽,连与此事并无直接关联的北一辉也被处决,政党政治彻底终结,能制约军部对外无限制扩张的最后一股力量至此消失。这就是中日全面战争的序曲。

日美殖民模式之比较

日美两国都是近代殖民行列的后来者,当19世纪末它们有能力和意愿向外扩张时,世界已基本被西欧诸国瓜分完毕,在各自殖民地设置重重壁垒阻止别国商品和资本进入。面对这种局面,日本的对策是以武力为后盾向外扩张;美国则提出门户开放政策,试图推动各国打破各自在殖民地的独占形态,均等地向别国开放市场。两种模式虽都是为本国资本开拓空间的手段,但其政治后果却有很大差异。前者必然导致列强之间的军备竞赛乃至世界大战;而后者则将国际竞争移至经济、技术领域,这就是二战后西方大国虽时有利益冲突但已不再刀兵相向的原因。

但在20世纪初,美国的这种设想却处处遭遇挑战。在日俄争战中美国之所以支持日本,并协助战后媾和,就是希望日本能在东北亚地区实行门户开放。1905年10月12日,美国钢铁大王哈里曼与日本首相桂太郎签订备忘录,准许哈里曼收购南满铁路,作为其环球运输庞大计划的一部分。但旋即遭到强烈反对而作罢,对此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表示:“日本逐排他性的俄国于满洲之外,今却立即取而代之,以至实行俄国之主义,实属遗憾。”以此为开端,日本的大陆政策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越发尖锐起来。

一战中,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引起英美强烈抗议。1917年,美国国务卿蓝辛和日本全权代表石井菊次郎签订了《石井蓝辛协定》,美国政府承认日本在“中国之与日本属地接壤的部分”有特殊利益,同时强调两国要维护中国领土完整,以及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

1920年代后期,日本军方越发露骨地企图独占满蒙地区,从制造皇姑屯事件到直接发动九一八事变。策划者石原莞尔认为占领中国东北就已经足够建立总体战体制了,竭力反对再向关内扩张。但是,贪欲一旦开启就是无止境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日全面战争不可避免,中国庞大的领土、人口和坚韧的抵抗意志已决定日本不可能取得胜利。

日军的这一系列举动已逐渐接近美国所能忍耐的极限。待至1941年7月,日军进驻印度支那南部,美国旋即冻结日本在美所有资产并采取禁运措施,太平洋战争已一触即发。12月7日,日军不宣而战轰炸珍珠港,激发了美国庞大的战争机器,注定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最后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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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社会观察 | 责任编辑:张苗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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