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在越共十二大备受世人瞩目，虽说越共权力结构的“四驾马车”业已成型，但最终能“问鼎王位”的仍是越共内部的南北两派：以总书记阮富仲为代表的北方派和以总理阮晋勇为代表的南方派。其实，越共历史上一直存在各种派系的斗争。

海派和本土派之争

上个世纪30年代，胡志明奉莫斯科之命回国整合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的三个互相攻讦争正统的共产党，并在香港将它们合并为“印度支那共产党”，“印支共”便是越共前身。

然而有着尚方宝剑的“空降干部”胡志明虽然名义上把它们凝聚起来，但内部仍四分五裂。与莫斯科和中国有着很密切的关系的胡志明由于本土根基不够牢靠最终受到党内派系的排挤，失去领导权。在出席共产国际七大时，他甚至成为自己昔日追随者黎鸿峰的顾问。

1940年，“印支共”南圻暴动失败，包括总书记阮明渠、黎鸿峰在内的数百名干部被捕，胡志明再奉共产国际之命回国整合组织，“越南独立同盟”的统战组织应运而生，由他担任同盟主席，高举民族和民主旗号，领导反对继续统治越南南部的法国维希政府和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胡志明迎来了其政治生涯的新生。

胡志明

触摸政权

其实此时还有一个以越南国民党为首的“越盟”——越南革命同盟。中国国民政府撤军后，将政权交给了由这两个“越盟”组建成立的联合政府，“印支共”为了参与组建联合政府解散了其组织。这一招“化整为零”让其触摸到了政权。

共产党的力量源自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外加国际环境的影响，“印支共”在国会中“闪转腾挪”，通过“反右”“土改”等政治运动，将之前统一战线中的左中右派盟友依次清除，最终独占北方，1951年改名越南劳动党，召开了二大。

亲中还是亲苏？

此时越南劳动党内部呈现以胡为中心的高层权力“四驾马车”局面：胡志明（党中央主席、国家主席）、长征（总书记，时称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南方局第一书记）、范文同（总理）。

长征原名邓春区，因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仰慕备至，因而改名为“长征”。他是本土北方派最有实力者，被视为激进的亲中派，与胡志明这个海外派加亲苏派不搭。1956年因在土改中的极左派政策，被以黎笋为首的南方派（以后发展为亲苏派）免去第一书记的职务，权力几乎被架空，胡志明在黎笋辅佐下掌握党权。范文同被戏称为“越南周恩来”，是胡志明的好帮手，事务主义者。

1969年胡志明去世，再加中苏在70年代交恶，越共偏向苏方，亲苏的黎笋在越共内部权势无人撼动，掌权十几年。1979年，中越关系因1979年中越战争而中断。

1986年黎笋去世，长征出任越共中央总书记进行过渡。在政策上越共开始改变黎笋的路线，同时选定另一亲华派大将阮文灵接替越共一把手地位，使越南逐渐摆脱苏联控制，走上革新开放之路，同时改善和中国的关系。

革新加深裂痕

越南的改革（越南叫“革新”）是学中国的，也是从经济改革开始的。在它的改革开放过程中，越南领导人没有回避政治上的革新，而是有条不紊的改。

然而对革新的不同看法，让越共内部派系裂痕加深。尤其是1991年越共八大领导杜梅任总书记以来，越共权力核心沿革一种格局：即最高领导分别由北部、中部、南部人构成。其中，党的总书记基本上由以河内为中心的北方人担任，主管政治思想工作，是相对传统的社会主义派，跟中国较为亲近。国家总理为以胡志明市为中心的南方人，主管经济工作，是较激进的改革派，倾向于效仿美国和西方。“南北党”现象直到今日仍影响这越共，此次越共十二大，阮富仲和阮晋勇的竞争其实就是这两个派系之间的正面交锋。

从胡志明时代的本土派和海外派，到黎笋、长征的亲苏派和亲中派，再到如今亲美的改革派和亲中的保守派，越共内部党争从未间断，而外交政策往往是派系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这或许是国家间利益交流增多的必然，或许是小国小党在强国大党下无法自主的悲哀。或许就如毛泽东说的那样，“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是一个党，一个组织内部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