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二次入主白宫的特朗普陆续公布内阁名单，引发欧洲盟友不安。德国如何看待特朗普当选对双边关系、跨大西洋关系的影响？德国“交通灯”政府提前解体，民粹主义政党风头正盛，国内政治将迎来怎样的动荡时期？

在11月16日的德国蓝皮书《德国发展报告（2024）：战略转型中的德国》发布会现场，观察者网与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伍慧萍教授对话，带来解读。

【整理/观察者网 郭涵】

观察者网：特朗普再度当选在德国社会产生了多大的冲击？

伍慧萍：德国社会整体上对于特朗普所代表的“美国优先”以及右翼民粹主义持比较排斥的态度。包括在面对国内的右翼民粹政党，如德国选择党（AfD）时，出于历史原因，德国政界会形成“防火墙”的共识，主流政党都拒绝同德国选择党合作。

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里，德美关系受到不小的冲击。特朗普将德国视为美国在欧洲的主要竞争对手，甚至宣称德国出口的汽车构成美国的国家安全威胁。在德国人的认知里，特朗普上台对德美、欧美关系肯定不是一件好事，欧美关系势必要经历全方位的调整。

一方面，德国各界普遍预期特朗普上台后将大幅削减对乌克兰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力度，这从国会共和党人在拜登政府执政后期围绕600亿美元援乌法案的拉锯态度就可以看出来。当然，特朗普会尝试以自己的方式解决俄乌冲突，但这对于德国和欧洲并不一定是好消息，欧洲担忧特朗普可能同普京总统开展“越顶外交”，可能会牺牲欧洲的利益。

另一方面，特朗普的执政风格是不可预测性以及极限施压，而德国人传统上比较习惯于提前规划，事先有预期。特朗普不按常理出牌、习惯搞交易的特点，加上在第二任期计划重用政治素人，肯定会给德美、欧美关系带来新的挑战。

在北约的问题上，德国从2024年开始军费占GDP的比例达到了2%的标准。但如果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美国逐步减少对欧洲军事和安全领域的支持，或者选择性地仅仅为那些军费占GDP比例“达标”的国家提供安全保障，同样会对欧洲安全格局带来很大的冲击。关于这个问题，欧洲的政客与民众可能存在不一样的视角。但总体来说，特朗普上台以后，欧洲在安全领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继续依赖美国和北约，而是被迫需要更多强调战略自主。

在开展贸易战的问题上，拜登政府还会更多的区分目标，区别对待同欧洲盟友和中国。但是特朗普更多会从“美国优先”的视角考虑问题，不以意识形态划界和区分所谓“战略对手”和盟友，谁在美国投资，给美国创造就业岗位，谁就可以避免关税，否则就会面临惩罚性关税。欧盟被迫开始为可能到来的欧美关税战做准备。

观察者网：您在研讨会的发言题目是德国“超级政治稳定时代的终结”，能否简单介绍一下对德国政治走向的观察？

伍慧萍：在欧洲内部，相比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家，德国的政治格局历来是非常稳定的，是欧洲政治“稳定锚”。但是，如今德国政治的稳定性正在逐渐下降，目前则处在政权交替的调整期，德国在2021年选举中还一度体现出国内政治共识，也随着现政府的提前解体而日渐削弱。这在二战后的德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当然，“交通灯”政府的提前解体并不意味着德国成了风险源。不过，事态的发展同一些专家或媒体的预测相反，尤其在特朗普胜选的第二天，德国并没有在这一重要变化中展现稳定力量，相反出现“交通灯”政府提前解体的情况，也充分显示德国作为欧洲政治“稳定锚”的作用正在下降。

目前，德国、法国等大国在欧洲政坛的力量有所削弱，而小国、包括中东欧地区中小国家的影响力在上升。

观察者网：随着“交通灯”联合政府解体，如何回过头来评价由绿党主导的德国外交部提出的《中国战略》文件？其作为一份政治遗产会有多大的价值？

伍慧萍：过去3年来，从德国经济界到“交通灯”联合政府，整体上的对华态度与政策还是比较稳健的。德国绿党在执掌外交部后，竭力希望体现对外交政策的主导权，其主导出台的《中国战略》文件更多凸显了将中国视作“制度性对手”的一面。当然，这一认知也逐渐成为德国政治的基本论调，无论明年提前大选后绿党是否参与联合执政，这种对华认知依然会延续下去。

目前看，未来一段时间内，德国包括欧洲在对华“三重定位”方面的认知仍会趋向固化。尤其是，随着中国的相对实力不断上升，在汽车制造等产业方面对德国自身的竞争力也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当前，德国的制造业包括汽车工业都面临较大困境，经济竞争力有所削弱，经济持续低迷，这更多是其自身的内在原因以及俄乌冲突等外在因素造成的。

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发布的GDP年均增长率统计及预测。 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

不过可以预见的是，德国会坚持将中国视作“制度性对手”的定位，坚持强调对华“去风险”、“降低依赖性”，这也是《中国战略》文件的核心内容。就算明年德国政府换届，这些主导思想依然会延续下去。

观察者网：您在《德国蓝皮书》中分析，德国外交战略处于转型的初始阶段，还没有实现范式转变。特朗普当选与未来4年的不确定性，是否会打乱德国外交战略转型的节奏？

伍慧萍：德国的外交战略远未调整到位。自美国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德国的外交政策转型就已经出现一定变化。德国原先的国家战略转型目标是希望在外交安全领域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德国政府在去年6月推出历史上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提出“迈向正常化国家”的路线。

但是，拜登政府上台和俄乌冲突的爆发，导致德国对安全防务的投入基本都是在北约框架之下进行。可以说，过去两年多以来，德国的外交与安全政策有所变化，放松了追求战略自主、实现本国安全和防务雄心的努力，更多致力于巩固与美国的盟友关系。

如今特朗普再度上台，虽然其从政经验相比上次显然会更为丰富，但在他的影响下，德国对北约的依赖性可能又会发生变化。特朗普会尝试对美德、美欧关系进行再平衡，也许一开始会适度缓和声调，但“美国优先”指导思想的本质迟早会暴露无遗，令德国被迫更坚定地迈出战略自主的步伐，在安全方面承担更多独立责任，包括对欧洲安全的领导责任。只是目前随着特朗普上台的冲击，加上德国政府换届导致的震荡，中间还要经历一段时间的调整期。

观察者网：德国对待北约的态度是否会随着“特朗普冲击”发生变化？特朗普曾威胁过要退出北约，这样的言论在德国引发了多大的关切？

伍慧萍：首先，德国还是非常依赖北约提供的核保护伞以及对欧洲安全的机制性保障，仍旧希望能够维持北约这个军事联盟与安全合作体系。

虽然特朗普再度上台，目前看不出美国打算退出北约的意象，更可能的做法是美国会区别对待北约盟国。比如，特朗普可能会重视表扬那些交足了“保护费”，也就是国防投入至少达到占GDP2%的标准的国家，同时批评和打压那些在他看来军费预算未能达标的国家。

这也是特朗普上台对欧洲的另一个不利影响，即他会继续对欧洲采取“分而治之”的分化战略，拉拢那些忠心耿耿的中东欧国家，这些国家出于对俄罗斯的安全担忧，往往国防投入更高，美国可能会和这些国家加强合作，同时打压德、法等不那么合作的“老欧洲”国家。

观察者网：听完上午的发布会报告分析，一个普遍预期是联盟党（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党有望在明年的选举中获胜，由这两个中间党派联合执政。这样的联合政府是否会比“交通灯”联合政府拥有更多的共识与更高的执政效率？

伍慧萍： “交通灯”这样在联邦层面跨越左右翼的三党联合政府在联邦德国历史也是第一次，三党相互之间妥协的意愿非常低。而联盟党和社民党过去曾多次开展合作，被称作“大联合”政府。相对来说，绿党、自民党这样的党派拥有比较固定的选民团体，更多是服务其核心支持者、铁杆选民，和其他政党达成妥协方案的意愿较低。

而联盟党与社民党，一般被德国政党研究者称作所谓的“全民党”，即代表社会各阶层利益，其政治主张面向各个选民群体开放。在促进社会公正、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等诸多议题上，联盟党和社民党也有较大的共识。不少人甚至认为这两个党的竞选纲领已经没有太大分别了。

所以，联盟党与社民党联合执政，一是选民代表性比较广泛，二是彼此之间的政治诉求非常相似。此外，这两个党都拥有相当长时间的执政经验，因此在妥协和磨合方面会好过之前的“交通灯”执政联盟。

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领导人、基民盟党首弗里德里希·默茨（中）有望成为下一任总理。 德新社

从目前的德国政党民调结果来看，左翼的“瓦根克内希特联盟”（BSW）与右翼的德国选择党支持率加起来接近30%，自民党在明年选举中能不能拿到5%（进入议会门槛）的选票都还不确定，左翼党如果不能在东部拿到三个直选议席，很有可能被踢出议会，从而陷入生存危机。

如果届时民调不出现比较大的变化，联盟党料将在明年大选中拿到超过30%的选票，取得比较好的成绩。

一方面，尽管目前的政治局势混乱，德国民众内心还是期待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倾向于支持联盟党这个“稳定锚”。另一方面，作为在野党，联盟党也无需对过去“交通灯”联合政府的失败政策承担责任。

但30%多的选票也不足以实现单独执政，如果社民党能够在选举中成为议会第三大党（德国选择党从目前民调来看是第二大党），拿到15%-20%的选票，就会成为联盟党最有希望的联合执政伙伴。

至于其它的政党，比如政治光谱上左翼的绿党，在财政和环保问题上的理念同联盟党相悖。联盟党的一些重要成员，比如巴伐利亚州州长索德尔、基民盟党主席兼总理候选人默茨，都不赞成在联邦层面同绿党联合组阁。所以，目前看最有可能的结果是联盟党与社民党联合执政。

观察者网：德国提前进行选举、政坛出现震荡是否会推动在对华政策上进行调整？

伍慧萍：在推动对华政策调整方面，德国政府换届之后应该不会非常快地掉头，而是仍旧和上届政府保持一定连贯性。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国从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性上推导得出错误的结论，要在对华经贸问题上降低依赖性，这样的思维不会随着绿党离开联合政府而马上出现改变。

不过，需要看到的是，面对特朗普不分敌友加征惩罚性关税，德国未来迟早需要重新反思，在承受美国高额关税压力的同时，是否还要自断后路，限制与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和生产要地加强经贸往来？这需要基于德国对整体趋势的理智判断，我认为这会是一个有利于中德关系改善的机遇，我们也应当推动德国进行这样的重新思考，反思在对华关系上的“去风险”策略是否得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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