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仍在不停地排出放射物的福岛第一核电站中，存在着某种“活着的”意志，而且它还在发挥着作用。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实际上，这个“活着的废墟”是建立、支配核电站体制的人们意志的结晶，并且成为了他们在此基础上长期活动的一种物化形态。这种意志在核电站体制的统一支配之下，蒙上了以清洁能源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承诺等编织的面纱。我们不断被告知，如果没有核电站，就不可能承受电力的大量消耗，不可能有便利的能源，也不可能有繁荣可言，而我们——社会的多数人——也接受了这样的说法。现在，核电站已经变成了对环境造成无限污染、持续侵害人类生命、而且无法轻易杀灭的凶恶魔鬼，它的本来面目和起源也随之暴露无遗。

长期以来，我并未充分意识到原子能发电这一技术本源的危险性。但是，3·11地震海啸造成的日本东北沿岸社群的彻底破坏和大量死亡，使我看到因东电公司福岛核电站的漏洞而逼近的现实令人触目惊心。在这次的大灾难与政权的低劣、无能的应对相叠加所造成的事态当中，我感到了一种社会全面崩溃的危机。

这虽然不是战争，但是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深渊——本来作为自明前提的自然和社会秩序开始从脚下崩裂的深渊。对于那些从福岛的受辐射地区撤离、被迫抛弃家园、背土离乡避难的人们来说，他们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自然和社会组织遭到了致命性的破坏，从脚下开始崩裂塌陷。从这一点来看，它与战争——而且是核战争——密切关联。已经有许多居民被推入这个深渊。

更重要的是，由于核污染，破坏的过程所造成的灾害并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会以数十年、甚至上百年、千年为单位持续下去，一点点地扩大，癌症般地侵蚀着自然、环境与社会。如果仅仅是自然灾害的话，还可以通过灾后重建复兴。但从规定了这次灾害整体特质的福岛核电站的悲惨结局来看，同样意义上的重建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放射性污染对人类以及环境持续施加的污染和腐蚀作用会永远延续，因此其破坏是不可逆的。

放眼望去，在日本列岛的大部分海岸线上密密麻麻排列着54个核电站和再处理设施。这一事实表明，有朝一日使日本列岛上社会组织存续本身变得不再可能的事态，并非不可能出现。

即便如此，人们（我们）一定会活下去，重建社会，徐图复兴的吧。政府、媒体呼吁我们“来吧，让我们踏上复兴之路！”，但我却要拒绝这一启示录般的遐想。这一点在广岛、长崎、南京、切尔诺贝利、法鲁加、越南、柬埔寨以及前南斯拉夫身上都得到了证实。

如果灾后的重建没有与破坏及解体的性质、灾难性结局的严重程度相符，那么“复兴”将会以把危机埋入地下、以谎言覆盖真实的形式推进。将危机埋入地下，一定会通过灾难受害者的分离、非当事人化和将生活实际状况变得不可视来进行。这一灾难已给太多人造成了各种程度、各种状态的伤害与破坏。

在发生了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后，虽然污染在无止境地蔓延、受灾范围在无限扩大，但由于其中存在着一种以福岛的牺牲来支撑东京过度消费的“中心·边缘”结构，因此就需要一种能打破并跨越这一障碍、将这一关系转变为公正关系的能动力量——社会运动，这就是“当事人化”。这里，当事人从周边发出来的声音，是其中起主导性作用的力量。根本上，受灾者才是在具有决定权的当事人，只有他们不断站出来，灾后复兴才真正谈得上有希望。

首先，只有以当事人的生存权、否决权、决定权的行使为基础，重建才会有可能。能否在“收拾”、“复兴”的呼声中将力量落实到救助对象的立场上，打破试图非当事人化的势力，这是围绕着灾害问题进行斗争的核心内容，也是形成对峙的战线。在这一对峙中，并不是只有受灾者才是当事人，所有认为原子能理所应当纳入社会的人，都承担着决定是否使这一状态持续下去的责任。在这个意义上，他们都应当作为当事人站出来。

这一战斗能否取得成功，就取决于这些以复合方式构成的众多当事人，在孕育矛盾的动态过程中能否携起手来，抓住危机的根本要害，并挖出其病根。3·11以后的事态已经充分证明，在原子能发电这一事物当中蕴藏了社会性解体的危险。也就是说，原子能发电已经不再是作为探讨能源政策时的一个选项，缺乏能源的日本所必需的动力源，或是维持国际竞争力这一议论层次上的事物了。

核电站必须无条件地废除。

如果是这样，那马上会浮现出来的一个疑问，就是这种事物最初为什么会进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来。尤其是在地震多发国家的日本，海岸线上竟然并排耸立着核电厂达54个之多，这种有悖常识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

许多的书籍和论文已经对这些问题做出了解释和说明，我也并非这个领域的专家，但是由于长年来一直带着批判性的眼光审视战后日本这一国家，我感到有必要以我自己的方式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对于日本的原子能发电问题，我将不是从能源问题或是环境问题的角度，而是把它与战后日本国家形成这一问题联系在一起进行讨论。对于已经成为争论焦点的废除原子能发电这一当前不可回避的课题，我也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探讨它的意义。尽管有些迂回，但让我们从一个较旧的话题开始探讨。

与原子能发电的奇妙邂逅——1957年的广岛

1954年3月，美国在太平洋的比基尼环礁进行了氢弹试验，试验产生的死亡之尘飘落在日本捕金枪鱼的渔船第五福龙丸号上，导致船上的人员遭到核辐射。对此，东京杉并区的主妇们自发地发起了禁止核试验的签名运动，这一运动瞬间遍及全国，并与广岛的运动相汇合，发展成为废除氢弹的大型运动。运动的成员从自民党到社会党、共产党、地区妇女会与青年团，从学生运动到劳工运动，最终发展成为一个与平等的诉求相关联的、名副其实的超党派大型运动，共征集了3200万人的签名。这一运动于1955年和1956年分别召开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废除核武器世界大会。在会上，广岛、长崎的原子弹受害者首次公开发言，向世界呼吁废除核武器。对核武器受害者的救助也被选定为运动议题。

最近我才意识到，我与核电问题的最初相遇是在1957年。那一年的年初，我作为刚刚成立不久的日本废核协议会（简称“日本原水协”）国际部的事务局员工，正在为8月第三届废核世界大会紧张地做着准备和推进工作。大会在东京召开，之后外国代表开赴广岛、长崎，为了协助他们，我第一次踏上了广岛的土地。

借着这个机会，我第一次参观了原子弹爆炸资料馆。展览很有冲击力，展现广岛整座城市被原子弹轰炸情景的立体示意图位于大厅的中央。沿着稍显昏暗的通道，依次展示着遭受原子弹爆炸辐射受害者的照片和遗物。原子弹造成的大屠杀，以一种压倒性的、令人窒息的现实感扑面而来。但是在这一路线的尽头，却有另外一个展室。穿过一道门后，灯光突然变得异常明亮起来，使人头晕眼花。说明上写着，这是“原子能和平利用”的展室。展览先是告诉你——原子能是伟大的科学发现、人类的未来会因原子能而愈加开阔，其后是一幅幅色彩华丽的展板，用图画来讲解处理核物质的机械手模型、原子能飞机、原子能船只、以及原子能发电等。从昏暗的原子弹爆炸的展室走进来，有一种强烈的不协调感，就像是另一个世界。原子弹造成的无情大屠杀以及原子能许诺的光明未来，借着这一扇门之隔，被捏合在了一起，几乎使人目眩。

这就是1957年的原子弹爆炸资料馆。但我当时尽管感到了这种不协调之感，并没有试图去分析其中的意义。为什么在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有一个“原子能和平利用”的展室呢？我知道其中的缘由是在很久之后。

在我参观资料馆的前一年——也就是1956年，废核运动大有进展、组织渐趋完备的一年，在广岛举办了一次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博览会，其会场就选在了和平纪念公园内的原子弹爆炸资料馆。为了给庞大的展示物腾出空地，原子弹爆炸资料馆的展示物被全部移了出去。在博览会结束之后，和平利用博览会的一部分展示品被“捐赠”给资料馆，为了容纳这些捐赠品而特别设置了一个单独的展室。1957年我所见到的就正是这些展示物。这些经过，我是从广岛废核运动的领袖、也是其精神和思想的支柱森泷市郎的著作（森泷，1994，以下对森泷的引用皆出自此书）中得知的。

伦理学家森泷本人即是原子弹爆炸受害者。他在书中引用了自己的日记，他带着深切的自省，对“原子能和平利用”是如何被搬到了广岛、以及广岛人所做出的何种反应做了如下叙述：“我在广岛全面接触原子能发电的问题，是在1955年（昭和30年）的1月末”，森泷写道。那年的1月27日，美国民主党的众议院议员耶茨在议会上提出了在广岛建核电站的决议案。森泷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晚上，废核广岛协议会常任理事会。……美国众议院议员耶茨提议应在广岛建立核电站的报道出现在今天早晨的报纸和广播中，我们对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最后，我们决定向市民发出揭示其中问题的声明书。”（1月28日（星期五）的日记）

声明书中列举了原子反应堆有转为原子弹制造设备的可能、原子反应堆所产生的放射性物质极有可能对人体造成危害、其运营会使日本受制于美国、一旦发生战争广岛将会成为最先受攻击的目标等理由，指出我们希望首先对受原子病痛折磨的数万名广岛市民在治疗、生活两方面给予完全的补偿。为此《中国新闻》将其作为“核电站反对声明”做了报道。但是，森泷回顾道：

“看到这一声明的浜井市长没有掩饰他的困惑和失望。见到他的时候，他对我说，‘在报纸上看到那篇声明的时候，我不禁想，‘这可糟了！’’本来正冈迈克真的是出于好意才运到那里去的。”

滨井市长在报纸上谈到，“我从去年开始向美国呼吁原子能的和平利用，特别是去年访美的时候，我也向正冈迈克提过此事。他的积极活动终于结出了果实。但是，如果不解决微量放射能所带来的坏影响，就不可能有和平利用。但不管怎么说，能在最初因原子能而牺牲的城市进行原子能和平利用，也是对死的牺牲者的慰藉。以致死为目的的原子能如今可用于人们的生计，我想市民们会对此赞同的”。……“我相信这是为了生计、充满了善意的馈赠。”

于是第二年，和平利用博览会就来了。如果说“在广岛建核电站！”的提议最终只是以一个小插曲而告终的话，那么和平利用博览会则是由广岛县、市、广岛大学、中国新闻社和美国文化中心等共同举办的声势浩大的正式活动。市里提出的将原子弹爆炸资料馆作为博览会的会场、将原子弹爆炸的2000件展览资料全部移至中央公民馆的提案，当然遭到了原子弹受害者组织的反对。森泷这样写道：

美国推广到全世界的原子能和平利用博览会，已经在26个国家得以举办，观众人数突破了一千万。在日本的东京、名古屋、京都、大阪的会场，有近百万参观者前来观看。终于，它也来到了广岛。原子弹受害者的微弱反抗没有发生任何作用。但是，要把原子弹爆炸资料馆的展品撤去，把那里作为博览会的会场，却很难不让人反对。

但是市里说，要是不使用资料馆，就不得不新建300坪的会场，而这需要1000万元。市里拿不出这个钱，所以没有办法，只能在资料馆举办。

我收到这一答复的信件之后，对Futsui馆长耐心地反复强调，不应该为了做原子能利用博览会的会场而把原子弹爆炸资料馆的陈列品撤出去，应该充分考虑到遭受原子弹侵害的市民的感情。

“如果我是你，就绝不会做这样的事”，我用了近乎强硬的语气向他说道。而Futsui馆长听后也不再客气，说“我一定要把‘和平利用！’‘和平利用！’ ‘和平利用！’’涂遍整个广岛。”（4月25日（星期二）的日记）

这些围绕着原子能和平利用的事件发生在1955—1956年，这使我再次感到震惊。1955年是废核世界大会在广岛召开之年。当时运动蓬勃开展，盛况空前，而1956年接着在长崎召开第二届世界大会。而就是顶着这种反对氛围，“原子能和平利用”被从外部、由美国带了进来。

“和平利用”被嵌入了什么样的语境当中，在这一过程中已经得到了体现。这一语境以光辉的“和平利用”对带来死亡与破坏的原子弹爆炸进行遮掩并冲销。“要把‘和平利用！’‘和平利用！’ ‘和平利用！’’涂遍整个广岛”，能说出这种话，真让人感觉奇妙，而且似乎也达到了这样的效果。反映参观者感想的《中国新闻》的版面上跃动着“为人类的未来带来希望”、或是“活到今天真好——惊异之旅”之类的标题，引用的知名人士的谈话中也见不到对和平利用本身的批判。各种评论中虽然提出和平利用要以废除一切核弹以及对放射病的根治疗法的研究为前提、原子反应堆是否有产生致死灰尘的危险、放射性废弃物该怎样处理等根本性的问题，但整体上都在“和平利用是好事”的框架下平息了。（《中国新闻》1956年5月26日、27日）

长达三周占用资料馆这一行为，转换了原子能意义的象征性行为。尽管人们私底下对这一不客气的行为也感到不满，但最终还是都被引向了“和平利用=好事”的阵线。森泷在日记中引用的当时的浜井市长的那句话——“在最初的因原子能而牺牲的城市进行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也是对死去的牺牲者的慰藉。以致死为目的的原子能如今可用于人们的生计，我想市民们会对此赞同的”——很有冲击力。

原子弹爆炸越是坏事、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就因此更加是件好事——通过这种逆转或是倒错的逻辑，人们被诱导至“和平利用”的舞台之上。这就是之后“原子能是清洁能源、既安全又放心”的意象的原型。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那就是在美国淡化原子弹轰炸、将“和平利用”涂遍广岛的地毯式轰炸的做法与接受方日本的逻辑之间，存在着某种出入。

日式逻辑：“正因为……才更要”

《朝日新闻》（2011年8月3日）适时地刊登了“在原子弹受害国进行原子能发电’的逻辑、‘正因为……才更要’的逻辑推进、在根本上是救赎与复仇心”的评论文章，对“正因为是原子弹受害国才更要和平利用”的“正因为……才更要”的逻辑，列举了几个版本一一进行了批判性的探讨。抓住“正因为……才更要”这一逻辑作为问题是恰当的。

当年广岛的浜井市长的逻辑就是典型的“正因为……才更要”的思维模式。而且，原子弹轰炸与和平利用之间的这种关联，在美国一方的战略性逻辑当中是不存在的。这种“正因为……才更要”的逻辑——我认为它植根于战后日本得以确立本身的根本性结构之中——把被原子弹轰炸的体验当作了被给予的东西来对待。它是已经发生了的、无可更改的事实，所以不愿再次把它作为讨论的对象，而是被当作这样一种先在的东西。在此之上，就开始寻找自初就带上了正面印象的“和平利用”与遭受原子弹轰炸危害的体验之间有怎样的关系，其中包含了一种希望二者之间尽量是亲和性关系的美好愿望。

在这样的追寻中，遭受原子弹轰炸的体验就全部被打包、被抽象化了。因为从每一个人被轰炸的个别体验中是很难找到通向“和平利用是件极好的事”的道路的。而个别的体验一旦被抽象化为一个遭到原子弹爆炸的普遍化事件，这种抽象就可以与和平利用建立起关联。而在其中起捏合作用的，就是“正因为……才更要”的逻辑。

这时，正面面对原子弹的通路就被堵上了。到底原子弹爆炸的代价是什么？为什么会制造出原子弹这种东西？为什么在1945年8月6日会有原子弹落下？为什么会落到人口密集的地方？到底是谁投下了原子弹？是谁做出了原子弹攻击的决定？到底那次战争是怎么一回事？是谁发动了战争？谁是加害者？谁是牺牲者、在哪里是牺牲者，等等，进入这些问题的通路都被封闭了。那个时候的“和平利用”也没有被追问其具体的内容，而是作为正面的价值被抽象化。最终，情绪和道德把认识推到了一边。

这也可以算是战后日本的历史经验总结中所特有模式的一个例子。“战争终于结束了，现在已是和平国家了”，或者是“正因为战争如此悲惨，今天的和平才来之不易”，这样一些抽象的、无法再继续向前推进的命题，将个人具体的体验吸纳于无形，因之阻断了对活着的历史进行总结的道路。“正因为……才更要”的逻辑就是这样一个阻断的装置。对这一逻辑运用到极致的是“正因为在战争中有数百万人的牺牲，才有现在日本的繁荣”，这样的说法不仅是“靖国派”的论客在使用，也是在8·15的政府投降仪式上被宣读的正式文书等情况下常常被运用的逻辑。如果要否定二者间的关联，等待着的将是一种“你想冒犯死难的同胞吗”的胁迫。正是这种不以逻辑为媒介的情绪性的结合，成了战后的日本推卸战争责任、免除殖民地责任的最为便利的手段。

如果在50年代的日本，能够对投放原子弹等前述的一系列问题进行认真的追问，那么以投放原子弹而结束的战争的意义——包括日本的加害责任在内、包括使用了原子弹的美国的战争犯罪在内——得到全面揭示的通路就会被打开。紧接而来的就会是追究各自责任的过程。如果是这样的话，在原子弹的死难者慰灵碑上就不会写上“请安然长眠 过错将不会再重复”这样暧昧其词的话了。在原子弹与“和平利用”的问题上也就不会出现“正因为……才”的关系了。这里面潜藏着的是战后日本国家确立的问题之所在这一秘密。

这里有必要对“原子能的和平利用”这一表述稍作反思。这一说法在1950年代曾被大量使用，之后虽未变成废词，但似乎已很少使用了。我并未做过调查它是从什么时候起使用频率开始下降的。但是，有一点可以确信无疑，那就是“和平利用”这一说法是与“军事利用”成对而出现的。正因为原子能首先是以原子弹、然后是氢弹的方式出现，所以才有必要提出还有不是炸弹、不是“军事利用”的利用方案。这就是所谓的“和平利用”。只有在这个对比之中，“和平利用”这个说法才具有意义。然而这并不是通常的词语用法。谁也不会去说“石油的和平利用”，人们也不会说“铁的和平利用”。人们不会一个一个地去说xx的军事利用或是和平利用，只有在原子能上让人们才说“和平利用”，是因为它本来就是专用于军事的东西。

这一用语揭示了原子能“出生的秘密”，即用于军事才是原子能本来的利用价值，而“和平利用”、以及作为其中心的用原子反应堆进行原子能发电，其实是原子弹的副产品。“原子能的和平利用”这句话的使用，是从1953年12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联合国上所作的知名演讲“为了和平的原子能（atoms for peace）”开始的，但这一演讲的题目本身却很少被提起。艾森豪威尔的“原子能和平利用”是在美国失去了对核武器的垄断之后，为了使美国生产的浓缩铀等核物质向国际的转移置于美国支配的国际机构的管理之下，从而使美国支配世界的一个计划。也就是说，它是1950年代美国霸权的战略性构成要素——以核战斗力为主轴的军事霸权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战后，美国多次提出了意在由处于美国实际支配下的国际机构来进行军备管理的提案——即通常所说的巴鲁克（Baruch）方案，但都遭到了苏联的否决。这次对于延续了美国一贯意图的艾森豪威尔提案，苏联也是断然否决。于是在东西方冷战的条件之下，“和平利用”就采取了东西方围绕着带有附带条件的原子反应堆建设进行合围竞争的形式。美国通过在美国的严加控制之下提供原子能技术和浓缩铀的两国协定，确立了美国主导的原子能利用同盟，而比美国更早（1954年）开始了民用原子能开发的苏联，也确立了同样的原子能同盟。“和平利用”的同盟不过是沿着冷战下两个帝国的分割线确立的。

到了60年代，随着法国（1960年）、中国（1964年）相继加入核武器国家俱乐部，世界上的核能利用状况也就必须要能适应这种新的情况。已经拥有核武器的美、苏（俄）、英、法、中五国开始着手核不扩散体制的建立，并于1970年签订了核不扩散条约（NPT）。

原子能发电的起步以及与军事的新联结

原子能发电也于同一时期走向成熟。在60年代中期，“用于发电的轻水反应堆的订购迎来了世界性高峰”，因此，吉冈齐认为“这作为起爆剂，原子能发电作为产业实现了起飞。”（吉冈，2011）。但是，真的可以认为原子能发电已经从军事中独立出来、成为了一个单纯的产业部门吗？原子能的“和平利用”真的成了脱离“军事利用”的一个普通业务了吗？

并非如此。原子能发电确立为产业并不意味着它从军事中独立出来。只是产业与军事这两个要素的结合形态发生了变化。从原子弹爆炸到后来的原子能发电这个通路之外，一条新的通路——从原子能发电通向原子弹爆炸的通路——被打开。NPT自身就表明了两者新的结合关系。这一条约在条约缔约国之间把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作为一项权利加以确认（第4条），对于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禁止其制造、获得核武器（第2条），并且为了检查这些国家是否严守规定，作为一项义务，要求非核国家接受IAEA的保障措施。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也就是用于发电的原子能反应堆的运转以及铀浓缩和使用过的燃料的再处理、核物质的保管量、储藏场所等等，这一切都是IAEA“保障措施”（监察）的对象。也就是把有关原子能发电的“和平利用”的一切，都作为潜在的核武器生产能力来对待。当有转向用于制造核武器的嫌疑时，就要进行强制监察。从北朝鲜、伊朗的例子来看，由于用于发电等用途的“和平利用”与制造核武器之间的隔断仅取决于国家的政治性决定，因此这一隔断可以在任何时候被撤除。也就是说，原子反应堆能不断地返回其起源原子弹那里。对于牢牢控制世界特权的核拥有国来说，那些在政治上无法掌控的国家所进行的原子能发电都意味着拥有潜在的制造原子弹的能力。NPT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创立的制度。

这里尝试追问的是，如果没有珍珠港袭击，没有曼哈顿计划，不能制造原子弹，广岛、长崎，不会落下原子弹，现在会有某种形式的原子能发电本身存在、普及吗？我对此表示怀疑。无论对利润多么敏感的企业，会为了发电，想到以如此高的代价与危险入手建设原子能反应堆吗？这一庞大、复杂、精密、昂贵，而又危险的设备却仅仅是为了将热水煮沸产生蒸汽，从而使叶轮运转起来用于发电。这与用煤烧锅炉的原理没有什么差异，正是非常原始的技术想法。的确，这一发电方法需要长时间连续潜水航行工作的潜水艇来说，这样的动力是有意义的。美国1954年起大肆宣传的则是由通用电气制造的最早的核能潜水艇——鹦鹉螺号中搭载了加重水型原子能反应堆，之后它作为原子能发电的榜样宣传开来。然而商业用的原子能发电与鹦鹉螺号的原子能反应堆完全不同。不过是给数万家单位，几百万人的日常生活供电而已，为何不得不用这样复杂且高成本的烧热水的热源呢？何况这发生在1973年OPEC攻势之前，那个时代，英美的国际石油资本在中东支配之下，原油可以低价轻松入手，为何会有使用核能进行民用发电的必要性呢？原本只有瞬间的大量破坏才能最大限度发挥作用的核裂变技术转换成最忌讳瞬间大量破坏的民用发电，这一想法无疑最不合理，那又为何毫不费力地为人所接受了呢？

我并没有分析历史经过、回答这些问题的能力。在战后初期充斥着实现支配世界的浮躁感的美国，曼哈顿计划所提出的原子弹成为了永远繁荣的象征。我推测，这一“美国的世纪=核能”的心理背后大概也有“如果只是普普通通的话就会被击退”这一选项。

从NPT来看原子能发电=原子能反应堆的运转与军事，直至现在还有连续性。若是如此，原子能发电这一连续性的另一端不受军事影响就不可能——这样的想法也很自然。在这个意义上，有必要提前确认的是，军队的原则在于遵循杀害、破坏、削弱敌人，保存自我秩序。军人的本职是有效杀死敌人，为此军人会把对方的士兵生命看作必要成本来进行计算。对军人而言，他们必须守护的是国家这一抽象物，而不是活生生的民众。军队并不关心环境。战争恰恰是最大的破坏环境的行为，也从没有过对环境有利的战争。军队在作战中不会修复破坏了的建筑。军人会固守军事机密，绝不公开核心信息。

然而，核武器不光在其使用上，甚至从铀的采掘起，放射线所导致的对人的生命与环境的破坏就开始了。从始到终从未有过改变。制造开发过程也是以人的生命与环境的破坏作为前提。进行过核武器试验的内华达州、新墨西哥、马歇尔诸岛、塞米巴拉金斯克、罗布泊等周围的居民遭到辐射，尽管寿命缩短，（政府）也不觉羞耻，没有受到什么处罚，甚至让本国居民注射钚，进行人体试验。美国的医学调查机构ABCC为了给下次核战争收集生体资料，将广岛与长期的被辐射者当作小白鼠一般来对待。比基尼岛氢弹实验中日本渔民受灾时，美国政府首先怀疑渔民是间谍，接着又否认了与实验的因果关系。这中间蕴含着人与自然关系的某种哲学——将生命工具化，把漠不关心正当化的犬儒主义哲学。

原子能发电本身并非军用，然而其技术与使用形态的哲学难道不是继承了军事基因吗？“和平利用核能”军事起源开始的连续性不也正是伴随了哲学上的连续性吗？尚不知处理废弃物手段之时就来进行原子能发电、进行运转，这种的风格不正是继承了只追求眼前的破坏，置社会的、人的结果于头脑之外的原子弹攻击者的行为吗？原子能发电以剥削人的生命作为其前提，这与军队以士兵战死在战场作为前提组织起来是相通的。采集原子能发电用的铀不可能与原子弹区分开来，侵蚀着环境与居民（尤其是原住民）的生活。这种对待生命的犬儒主义难道不是核能利用从这一起源继承而来的吗？

尤为特别的是对于放射线的态度。让人难以想象的是日本政府在福岛原子能发电灾害之际，避开声明其最高使命在于面对放射线的伤害“守护居民安全”。政府持续让居民处于高强度的放射线中，还在这时给外部传出伪信息，主张“同时对健康没有影响”。直至今日，政府也没有公开全部信息。人长期面对原子弹、原子能发电与放射线这些眼睛无法看到的有害源，会渐渐遭到侵蚀，失去生命。权力并没有多去谈核这一特有的、必须对其加以警惕的一面，而是将其从人们的视野中隐去。无论是在原子弹还是原子能发电中都能看到这一倾向，大概并不是偶然。

曼哈顿计划的副负责人法莱尔准将于1945年9月率陆军原子弹视察团来到日本，在东京的记者会上对原子弹的射线与热辐射的威力进行宣传，并说“未发现有日本报道中所提的由放射能辐射而死亡的案例：原子弹经过长时间后，尚未发现由放射线而死亡的案例，广岛现在完全是安全的。”日本方面对放射线的主张只不过是“宣传”（繁泽，p93）。这与福岛原子发电站倒下之后日本政府与核能御用学者的态度有着奇妙的一致性。双方都无视或低估不可无视的放射能。前者是为了避免战争犯罪的罪名，而后者则避免了从根源上对离开人的控制就出问题的核能根本不能用于发电进行批判，将政权负荷不了的状况隐藏起来。法莱尔否定被射线辐射人群的存在，日本政府则牺牲了民众的安全。这次面对原子能发电事故的政权以及其对东京电力的民众的态度，这之中看到了与军队的相似性的人难道只有我吗？

福岛核电站事故以来政府坚守了什么呢？文科省从未表示过“坚守孩童的安全”是自己的使命，而是将规定数值扩大到臭名昭著的20mSv，因为若不如此，福岛县的公共教育则无法维持。这里优守的是遵守学校制度，而不是活着的孩子，这表明给福岛县居民做的健康调查与过去ABCC把原子弹被辐射者当作收集数据对象的“小白鼠”是同样的态度。

不过在此暂不深入来谈，而是回到战后日本继续刚才的讨论。

美国、废核运动、“和平利用核能”

美国对战后日本“和平利用核能”的引入并非只是“为了和平的核能”这样一般性的战略目标，而是为占领后的日本开的特殊处方。这一处方1）以美国在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进行大量虐杀这一事实为背景，2）作为旧的敌对国，保证不再与美国二次敌对，3）利用冷战最前线的日本作为反攻基地进行利用，不得不回应这一特定的必要。

在此意义上，对日本而言1954年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如前所述，这一年的3月1日，由于美国的比基尼岛氢弹实验，使第五福龙丸遭难，第二天（3月2日），改进党的中曾根康弘、稻叶修、齐藤宪三、川崎秀二在国会中提交了核能研究开发预算。虽有其偶然性，但两件事情一直都是带着内在联系而展开的。

40年之后的1994年，NHK从3月16日起分3次放映题为《引入原子能发电的脚本——冷战下的对日核能战略》的纪录片节目。这一出色的节目以充满政治野心的正力松太郎与美国谍报机关的关系为中心，敏锐地描绘出和平利用核能是怎样作为新的对日心理战而展开的。除了华盛顿的国家公文档案馆的细致调查，这部纪录片中还有对当时仍在世的美国工作人员、日本内部秘密打听“接受”浓缩铀的外务省官僚、通过核能协定与日本政府交涉的美国核能委员会的原国际部长、日本学术会议中和平利用问题代表武谷三男等人的鲜活采访，弥足珍贵。这中间虽包括了众多重要的证言与观察，对我印象最深的则是可以理解美国政府面对当时废核运动的高潮有着怎样的慌乱与恐惧。

当时经历废核运动的我所看到的并不是反美运动，人们已了解广岛、长崎的惨状，而且对美国进行氢弹试验并强硬地否认责任表示愤怒，因此绝不会是亲美运动。从比基尼的“死之灰”中守护孩子的母亲们的活动，再到守护海洋、守护鱼类的渔民、鱼商的活动，进而到占领下压抑着的反对原子弹的呼声的爆发，市井的人们在各种动机（尤其是希望停止试验）的推动下，在忐忑不安的生活中推进着运动。（藤原，丸浜）

然而，美国当局的眼中看到的则是危险——这给了日本走向反美运动以可乘之机。有马认为1954年比基尼事件引起的废核运动是“占领日本结束以来最大心理战完全的失败，是外交上很大的污点”（有马 pp71）。NHK中常引到的NSC文件《美国对日本的目标与行动方针》中谈到“日本对核武器的反应的激烈程度成为我们对日关系所有方面的一个要素。它对我们在太平洋所进行的以上试验、以及美国开发和平使用核能的行动都提出了特定的问题。”于是有必要修正针对日本的心理战略计划。当时负责日本关系的国务副官沃尔塔·巴德逊（注3）寄给驻日大使约翰·阿里逊的书信中谈到第五福龙丸事件时日本的舆论与日本反美的经过，阿里逊的报告指出“有必要制定更加积极的心理战计划，至今为止的心理战有其缺陷”。

“和平利用原子能”是这一新的心理战计划的关键，而且对读卖新闻的正力松太郎——代号为“Potam”的CIA真正代理人——而言，借助“和平利用原子能”是实现其政治野心的捷径。1955年，在正力的推动下，通用动力公司总经理约翰·霍普金斯为代表的原子能和平使节团来日，读卖新闻展开了华丽的报纸宣传，通过日本电视将这样的信息传向全国，并卷入政界、商界，引起了和平利用的高潮。美国紧接其后，从当年11月起介入“和平利用原子能博览会”，在东京的日比谷公园吸引了35万观众的目光，使日本社会在形象上迈向原子能。而且到第二年，博览会在全国各地巡展，正如前所述，广岛的原子弹资料馆也就像是理所应当一样被一时鸠占鹊巢。

和平利用的幻想

森泷回想起在广岛召开博览会的1956年。同一年，长崎召开了第二届世界废核大会。这一大会尽管设置了“和平利用分会”，然而丝毫没有对“和平利用”加以否定，只是有很多警戒的声音，说“和平利用”必须是为了民众，而不能为了垄断大资本。森泷带着自责与悔恨写下了如下的话：

在长崎召开的第二次世界大会中，新组织起的日本被辐射者团结协会在其成立大会的宣言中加上了“给世界的问候”这一副标题。虽是面向世界讲述被辐射者的心声，但在快结尾的地方，有这样一段话：“我们今日在这里齐声向全世界高声诉说。人类不可重蹈我们所经历的牺牲与苦难。把通向灭亡与灭绝方向、危险的原子能决定性地推向人类幸福与繁荣的方向，才是我们活着的唯一愿望。而写下这一草案的正是我本人。

森泷说广岛历史学家今堀诚二的《核弹时代》一书“最为鲜明地展现出”这一观点。他继续指出，贯穿其中的理念主要是“从核爆炸时代到核能时代”。“通过废除核弹，可以更早一日迎来和平利用核能的时代。非但不是否定核能，而是把发现核能高度评价为将人类从自然的制约中解放出来，进而带来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转机”，“重要的是所有人都站在被辐射者的立场设身处地地思考，这样的话人们就不得不意识到全人类都有可能陆续成为被辐射者。当‘被辐射的人不能再增加’这样的说法成为每个人的说法之时，才是核时代的结束。核能时代即将迎来明光包裹着的蔷薇色的黎明” 。（《核弹时代》（上）后记）

今堀是广岛废核运动中行动知识分子的核心，也是一位为人敬重的知识分子活动家。我认为《核弹时代》是初期废核运动中最优秀的分析之一。当森泷得知今堀对核能时代予以礼赞之时，表示愕然——“竟然还有今堀！”，我也在森泷的文字中体会到这种感觉。而今堀并不是例外。

毋宁说这种关于核能的想法植根于战后的左翼到自由主义各类进步知识分子和社会运动中有顽强生命力的“常识”——无条件肯定科学技术发展的近代主义。物理学家虽强烈反对军事利用，但有了被占领军破坏回旋加速器的屈辱经验后，期望再次研究的物理学者在1951年，请求尚在交涉中的讲和条约不要禁止核能研究。

在刚刚经历了广岛长崎之痛的50年代，日本学术会议也对“和平利用核能”有着强烈的抵抗，伏见康治提倡的和平利用提案遭遇强烈抵抗，一度被撤回。然而，武谷的方针——原本用于防止军事利用，推进和平利用的“自主、民主、公开”三原则——立即为学术会议所采用。这中间缺少对潜藏于“和平利用核能”自身核心中与军事共通部分的警戒与批判。“核能已是现实问题”，“若不对核能的和平利用给予足够的注意，就要落后于世界了” 。武谷的逻辑是“打破大国独占核武器这一科学中的机密体制是小国的任务之一”，“日本那样被辐射的国家必须采取主导权” 。“为此，为了明确分开核武器与和平利用，必须确立相应原则” 。

原子能发电本身并非军用，然而其技术与使用形态的哲学难道不是继承了军事基因吗？“和平利用核能”军事起源开始的连续性不也正是伴随了哲学上的连续性吗？

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在福岛原子能发电灾害之际，日本政府避开声明其最高使命在于面对放射线的伤害“守护居民安全”。政府持续让居民处于高强度的放射线中，还在这时给外部传出伪信息，主张“同时对健康没有影响”。直至今日，政府也没有公开全部信息。人长期面对原子弹、原子能发电与放射线这些眼睛无法看到的有害源，会渐渐遭到侵蚀，失去生命。权力部门并没有多去谈核这一特有的、必须对其加以警惕的一面，而是将其从人们的视野中隐去。无论是在原子弹还是原子能发电中都能看到这一倾向，大概并不是偶然。

曼哈顿计划的副负责人法莱尔准将于1945年9月率陆军原子弹视察团来到日本，在东京的记者会上对原子弹的射线与热辐射的威力进行宣传，并说“未发现有日本报道中所提的由放射能辐射而死亡的案例：原子弹经过长时间后，尚未发现由放射线而死亡的案例，广岛现在完全是安全的。”日本方面对放射线的主张只不过是“宣传”。这与福岛原子发电站倒下之后日本政府与核能御用学者的态度有着奇妙的一致性。双方都无视或低估不可无视的放射能。前者是为了避免战争犯罪的罪名，而后者则避免了从根源上对离开人的控制就出问题的核能根本不能用于发电进行批判，将政权负荷不了的状况隐藏起来。

福岛核电站事故以来，政府坚守了什么呢？文科省从未表示过“坚守孩童的安全”是自己的使命，而是将规定数值扩大到臭名昭著的20mSv，因为若不如此，福岛县的公共教育则无法维持。这里优先守卫的是遵守学校制度，而不是活着的孩子，这表明给福岛县居民做的健康调查与过去ABCC把原子弹被辐射者当作收集数据对象的“小白鼠”是同样的态度。

改变去向——去核电与去安保

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失败使核能产业触礁了。作为国家安全保障核心的核能产业，与作为能源产业的核能产业，本来就是一回事。这两种资格都应该予以解体。目前，日本的核能产业正处于解体过程中，我们应该把解体推进到最后。这种解体并不仅仅停留在作为利益集团的“核能村”解体的阶段，现实向我们昭示：战后日本以美国的核保护伞为依仗，将具有核武器生产能力的核能组装到安全保障体系中，这种体系现在已经崩坏，不可能继续维持下去。

对于作为“国家安全保障核心”的核能产业，除了极右的论客，主流的政治精英基本上都是闭口不言的。但是，自民党政调会长石破茂却在电视节目（电视朝日的《报道站》2011年8月16日）中做出了以下发言。他应该是3•11以后从这一角度出发，公然拥护原子能发电的第一位主流政治家吧。

原子能发电本来就源于核潜艇。除日本之外，所有国家的核能政策都与其核政策配套。但是，我也并不认为日本应该持有核。但同时，日本只要想制造随时都可造出，一年之内就可造出。这是一种抑止力。那么，是否应该放弃这种能力，有必要对此进行彻底的讨论。我认为不应该放弃。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日本周边有俄罗斯、中国、北朝鲜，有美利坚合众国。撇开是否为同盟国不谈，这些环绕着日本的国家全部都是核拥有国，而且都有弹道导弹技术。对此日本决不应该忘记。

在福岛核电站的失败之后，石破纠缠不放的诉求听起来是如此空洞，甚至带有一些恋恋不舍的惜败的味道。作为抑止力的潜在核拥有能力，究竟是针对谁的，能发挥什么功能的抑止力？从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以来至今的40年中，实践已经证明这种抑止力是毫无作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核能不过是石破这样的军事崇拜集团的护身符。正是这个护身符，可能使日本列岛社会面临灭顶之灾——并且近邻诸国、地球社会整体都有可能受其危害——“继续维持原子能发电群”之类的话，是多么的荒诞无稽。

所以，必须承认：福岛的核电事故标志着日本发展潜在核能力的核能路线的破产，必须要与包含这一路线的体系完全切断关系。

当然，核能推动势力是不会轻易退出的。在各种力量关系的作用下，他们不得不在开发自然新能源或停建新开核电站项目上做出一定的让步，但是对于核能力的核心部分，他们还将严防死守。他们已经发出了威胁：难道可以停止必要的能源供给，使经济发展瘫痪吗？他们转移政治焦点，使摆脱核能不再成为中心议题，把福岛危机处理为局部的、个别性的灾害。为了使“国民安心”，搞一些诸如放射能污染处理、心理压力测试等“演出”（他们绝口不谈“为了国民的安全”），另一方面却强行重开已关闭的核电站。

对于这些动向，许多主流媒体不但不从正面进行对质，反倒把这一切当作理所当然，按此方向努力塑造舆论。而且，他们当然要使已经确立的“核能村”整体利益损失最小化。他们中最具政治性的成员，虽然会避开像石破那样的直白表述，但依然会用尽一切手段使作为“国家安全保障核心”的核能体制不解体。核电推进派将与国际上的核能推进势力共同合作，展开上述事业，并以此寻求其合法性的根据。

当下，列岛居民只有以应对核电站残局的当事人身份，形成共同意志，彻底清除核能维持势力与其遗留下来的接受核电的社会惰性。所谓摆脱核能，是指完全地停止原子能发电，处理福岛第一核电站危机，取消现在停止运行的核电站的再启动，将所有的核电站用最大限度安全的方法进行废炉处理，停止核燃料回收计划，废弃核燃料再处理计划，取消核电出口。而且还要具体明确导致今日事态发生的核能政策的推进者——政财界、大众传媒、专家及其组织的责任，令其负担相应的法律、政治和道义的责任。

同时，要完全解除日本核武装的“技术性·产业性潜在能力”，作出日本将来不进行核武装的声明。核能产业实际上是将日美安保体制的多元、立体结构中被掩盖住的核心问题，它的解体不但关系到能源及环境政策，而且将会唤起对日本对外关系、对内关系的大调整，使日本可以选择一条新的前进道路。

这要求我们对日本列岛社会的未来有一个新的展望。要确立这个新展望，必不可少的一步在于通过以对美独立为原则进行交涉。有必要抛弃选择“美国的核保护伞”还是选择“自立=核武装”这样业已破产的思考方式。我们对未来的展望，是非核化、非军事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本有必要明确自己的立场，即在中美之间的博弈角逐中不加入任何一方，通过和平的、而非武力威吓的手段为解决领土问题找寻新路。与战后日本双重的核依存彻底决裂，面向摆脱核电、摆脱霸权、非军事化前行，才是日本走出3•11后国家破产局面的出路所在。

（武藤一羊/翻译：庄娜、张婧、马晓梅、金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