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日，陆克文带着他的最新研究报告《习近平治下的中美关系：以建设性现实主义的新框架来实现中美共同使命》来到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举行新书发布会，并与中国学者做了深入交流，观察者网受邀参与此次发布会。本文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两位学者对陆克文报告的分析与回应文章。

陆克文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中国意在把美国赶出亚洲吗？（文/吴莼思）

澳大利亚前总理、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贝尔福中心高级研究员陆克文先生最近就中美关系发表了一篇重要报告，其中不乏真知灼见。然而，笔者对于陆克文先生关于中国的“亚太安全观”不包括美国的说法，并不赞同。笔者认为，中国在亚洲事务上提出的三个“归根结底”，其着意点是鼓励亚洲国家确立亚洲主体意识，而不是要将美国赶出亚洲。

关于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存在，在意的人似乎很多。在“美国重返亚太”一词出现后，不仅美国反复强调它在亚太地区具有“一贯”的利益，而且，有些亚洲国家也大谈“美国不能走”，似乎真有什么人在赶美国出亚洲似的。其实，亚太的问题根本不是美国走不走的问题，而是亚太的议事日程应该由谁制定的问题。由美国制定还是由亚洲国家制定，可能对亚洲国家的利益产生重要影响。

很长时间以来，亚太地区对由超级大国和西方国家制定议事日程习以为常。这可能受到两方面经历的影响：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整个世界处于两极格局控制下，亚太地区也不得不服从于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战略目标，失去了自主决定其议题的空间。第二，东亚国家对于由西方国家设定议事日程存在某种“路径依赖”。亚洲虽然具有古老文明，但其进入现代化的时间要比西方国家晚得多。作为现代化过程中起步较晚的群体，东亚国家在与世界打交道时就遇到了已经存在的规则体系，以至于不得不随着外部世界的规则运转，并在那一过程中逐渐失去了主导话语权和议事日程的自觉性。

实际上，由于地理位置、权力地位、经济水平、历史传统、文化价值等很多方面存在差异，西方国家设定的安全议程常常不符合东亚国家的利益和实际，并非东亚国家的核心关切。例如，处于全球权力顶端的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最首要目标是维护其“领导地位”，防止出现挑战其主导地位的地区力量。因此，亚太国家尤其是东亚主要力量之间形成相互牵制、矛盾对立的状态对其最为有利，这颇类似于历史上霸权国家经常采用的所谓“分而治之”战略。然而，对大多数东亚国家来说，其所面临的主要使命是如何保障正在进行的经济现代化和社会规制化得以顺利完成。这在更大程度上属于发展问题，可以在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以及地区一体化进程中获得更大收益。由此可见，美国维护在亚太地区“领导权”的利益与东亚国家的发展利益之间并不完全一致。东亚国家如果一味追随美国的亚太战略，难免在发展利益上受到损失。因此，突破长期以来垄断亚太和中国周边地区的“欧美话语体系”，从亚洲国家的发展需要出发，正确界定亚太地区的安全利益和安全使命，是亚太地区该做的事。

事实上，冷战结束以后，亚洲国家的主体意识不断上升，其主要表现就是东亚国家间的区域合作不断取得进展。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国家更加自觉地寻求区域合作。在地区层面，东盟+1、东盟+3等机制使东亚国家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功能性问题及次区域合作中，朝核问题六方会谈、2008年末开始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以及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机制等也都是非常具有特色并致力于取得实际效果的合作平台。可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一直在逐步走出超级大国在冷战时期搭建起的秩序框架。中国关于亚洲事务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办的思想，符合这一历史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东盟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倡导的“亚洲精神”以及“东盟方式”的肯定。

当然，对于亚洲国家日益上升的主体意识，美国作为原有秩序的主导力量难免心存戒惧，时刻担心有一天会失去其在亚太的“领导地位”。由此，面对中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不断上升，美国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做出了强烈反弹，不仅在政策宣示层面大谈“重返亚太”、“战略转身”或者“战略再平衡”，而且在实践中着力巩固、加强和调整其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同盟体系，因为这一体系最能体现和维护美国在亚太权力结构中的顶端位置。然而，从亚太地区来看，美国的这一政策选择将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安全同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安全公共物品的一种供应方式。美国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同盟，也就是说加大了在传统安全问题上对亚太地区的安全公共物品供应。但是，冷战结束以后，亚太地区的传统安全风险实际上是在下降。美国要增加这一供应，就只能“制造”需求。由此，亚太地区国家间的安全关系难以好转就可见一斑了。

客观地说，美国是亚太地区的重要存在。但是，这并不是说，亚太地区的利益界定和议事日程就必须由美国决定。亚洲国家决定亚洲事务与将美国赶出亚洲是两回事儿。美国应该学习平等地与亚洲国家打交道。

报告中为何没有专门关于美国的问题？（文/邵育群）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先生今天下午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就他最新的研究成果——《习近平治下的中美关系——以建设性的现实主义，来实现中美共同使命》和上海的学者们进行了交流。在当今世界的国际关系和战略研究界，这样一份关于中美关系的研究成果还真是有其特殊性。首先，作者来自澳大利亚，虽然他的研究并不从其国家的角度出发，但多少有“第三只眼睛”看中美关系的味道。其次，作者曾是政府高官，在外交实践中与中美两国领导人多有互动，这使他在进行超越政策层面的战略思考时不至于大而失当。第三，作者良好的中文功底也使他能比其他西方研究者更好地理解中国的文化、社会和政策。当然，作者在今天的互动中谦虚地表示，他只是为目前大量的关于中美关系的研究做了一点小小的贡献。

这份关于中美关系的报告提出了关于中国崛起的七个核心问题。简而言之，第一个是中国经济发展是否可持续？第二个是习近平治下的中国会怎样运用其综合国力？第三个是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如何看美国的政策？第四个是美国如何看习近平治下的中国的政策？第五个是未来十年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友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有多大？第六个是中国不断扩大的影响力对地区、全球秩序和美国的利益将产生什么影响？第七个是中美在未来能否达成战略共识？

笔者在今天的互动中向陆克文先生提了一个问题，即上述七个核心问题中，前两个完全是关于中国的，那么为什么没有专门关于美国的问题，比如：未来十年美国为全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会如何发展？它所提供的公共产品能满足世界的需求吗？美国国内政治精英对美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如何看？笔者之所以提这个问题，是因为中美两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发展对双边关系的影响程度日益加深，在对中美关系未来发展做深入研究时，只观察中国的发展变化，而忽视美国的发展变化，是不可能得出一个客观而全面的结果的。陆克文先生的回答是，他的研究当然涉及了对美国国内复杂因素的分析，而且也对其进行了批评，在这份报告的全文中很多地方有所体现。

笔者虽然只读完了报告摘要，尚未得以通读全文，但相信陆克文先生所言不虚，以他对中美关系的了解程度，是绝不会放弃对美国国内因素的分析的。但是，笔者认为，这份报告提出的七个核心问题反映的仍然是典型的西方视角（如果不是美国视角的话），倾向于把中国放在显微镜下看个仔细，而对中美关系的另一个主体——美国——的内部变化则关照不足。

最近因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事情，美国外交政策圈内圈外很多人都谈到了“秩序”问题。有人批评奥巴马政府“太笨”，认为中国创建亚投行不是挑战美国对现有秩序的领导权，美国应该足够包容，而非拉着盟友抵制亚投行；也有人批评奥巴马政府“改革现有多边机制（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步伐太慢”，导致中国终于不满，创建亚投行另搞一套。其实，奥巴马政府早已意识到推动现有国际多边机制改革的重要性。一方面，改革现有国际多边机制，让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有更大的发言权和决策权，有利于提高全球经济治理的有效性；另一方面，让中国在现有体系和机制中获得更大利益可以防止它另搞一套，颠覆现有体系和机制。但是，奥巴马政府推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在美国国会遇到了很大阻力，以至于相关改革措施延宕至今，使包括中国在内的要求改革的力量非常不满，也逼得经济学家们提出了绕开美国国会推动改革的政策建议。

熟悉中美关系的人都知道，中美关系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双边范畴，其在全球层面上加强合作既有利于全球治理，也有利于双边关系的可持续发展，对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这一案例即可看出，美国国内因素严重制约了两国在全球问题上的合作，或者说，美国并未真正做好准备迎接中国的崛起。

中国的崛起丰富了中美关系的内容，扩大了它对地区和世界的影响。美国对中国的崛起作出怎样的回应（包括社会心理、党派共识或分歧、领导人推动双边关系的政治意愿等）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崛起的外部环境，对中美关系发展的影响不亚于中国自身的崛起。因此，跳出西方的视角，美国的国内发展情况和趋势是研究中国崛起和中美关系未来发展必须回答的另一个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