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10年前，西方决策层流行一种看法，认为高收入国家已经超越了频频遭受金融危机的发展阶段。他们的逻辑是，金融市场日臻完善，况且大公司已学会如何分散风险。背靠庞大的（非金融）实体经济，如美国或欧洲这般规模的金融体系怎么可能出岔子？

上述观念大错特错；2003年以来我们亲眼目睹其破产。在美国和欧洲，金融体系产生了足以破坏实体经济的能量。风险被大规模制造出来，没有得到妥善处置。位居前茅的几家银行以最快速度一次又一次地犯相同错误。

问题不是说缺少聪明人。而是说，这批人的收入与股权挂钩，却没有与风险挂钩。由此，最理智的选择就是贷款越多越好，尤其是当你知道政府最终会以某种方式提供保险托底。

中等收入“新兴市场”遭遇金融危机的原因是银行系统激励机制不完善，他们的第一反应是实施改革，让银行变得更加安全。银行家们总会反对——没人希望终结伟大的赚钱机制——但在危机发生后，即使最有影响力的银行家也没有那般权力阻挠改革。其他领域的权威人士都对银行家们贸然造成的附带损失大为恼火。

在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金融部门只占GDP的若干个百分点。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利益集团是在制造业，例如作为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韩国，最有权势的公司是三星之类。

相反，在美国或英国，金融部门占GDP的比重却要大得多，依据不同测算工具，从7%到9%不等。这是金融资产高度积累（经济繁荣后，许多人的理性选择是存钱养老）的直接效应。

另外，由于高收入国家能够发行大量短期国债，央行具有较稳定的信贷能力，金融业获得了各种直接、间接的政府支持。

纵观当今美国和英国政界，没人敢出面挑战大银行。金融部门的高管们现在依旧经营着公共财政，并享受高额回报。政客们依旧忌惮于这些人被信以为真的智慧。

自1930年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已经过去5年，华府默认美国还是维持全球稳定的堡垒，并且，为了国家利益，金融部门应当保持现状。

没人愿意讨论金融危机推高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没人愿意承认，央行出手支持某些金融部门，会破坏自身信誉。

托底保险，当然不是人人都有份儿。倘若买房者们也能在危机期间享受“流动性贷款”，他们的金融状况就会好很多吧。

但这些贷款却大量流向金融领域的中间商。

这不公平。正是这些人推波助澜，造成扭曲的激励机制，引发金融危机。

可过去5年间的种种迹象标明，上述问题将会困扰美国和其他高收入国家很长时间。金融部门已经成为政客的大雇主、大金主。政府已经拥有足够能力在危机爆发时救援大银行及其债权人，但却没法更改救援的条款。

中等收入国家在危机后的表现更为出色，随着他们逐步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今后也会遇到同样的陷阱。

金融的兴起是成功的标志之一，它有助于保持经济发展。但大型金融机构的政治力量也意味着麻烦，因为它会掩饰极易崩溃的高杠杆。

这些拥有权势的公司，伙同人脉广泛的雇员们，将在2014年继续鼓励政府为金融部门提供大量的托底救市保障，而他们根本不需要支付半毛钱学费。

西蒙·约翰逊

（本文由陈平教授推荐。原刊《纽约时报》网站2013年1月2日，原题The Rich Country Trap；观察者网 朱新伟/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