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夏日】

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2016年4月，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全国生猪生产发展规划（2016—2020年）》指明，猪粮安天下，生猪生产是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猪肉是城乡居民重要的食品。可见，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养猪业的有机衔接是农业发展的重要内容。

《规划》进一步提出生产目标：生产保持稳定略增，猪肉保持基本自给；规模化比重稳步提高；规模场户成为生猪养殖主体；规模企业屠宰量占比不断提升。效率目标：生猪出栏率，母猪生产效率、劳动生产效率持续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由于受到非洲猪瘟的直接影响，生产目标与效率目标都受到影响，全国存栏生猪数量快速下降，存栏生猪产能不足，生猪出栏率下降，猪肉市场供给出现缺口，进而引发全国生猪价格一路飙升。根据相关数据，从2月的18元/公斤涨到9月的约34元/公斤，同期价格为20元/公斤。其中前四个月，相对稳定，仅上涨3.44元；后三个月上涨13.24元。

2016年，农业部关于印发《全国生猪生产发展规划（2016-2020年）》的通知

根据中国养猪网，截止9月14日，全国生猪批发价格均价达到27.87元/公斤，广东均价32.34元/公斤，惠州市最高达到33.42元/公斤。目前生猪批发价格略有所下降，但依然很高。生猪价格早已突破了历史最高纪录21元/公斤。由此可知，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养猪业的市场化改革并不是灵丹妙药。市场化改革更多是依靠大型养猪企业，在推动养猪规模化的同时，也面临市场失灵的重大风险，极易引起市场恐慌。因此，笔者根据调研的经验，从一个村庄的养猪业的历史变迁角度，认识与“三农”相结合的不完全市场化的中小型养猪户与散养户的优势，从而理解养猪业市场化改革的困境。

一、C村的养猪历史变迁

C村位于鄂东南A镇的最西部，与千年古镇B接壤，南依靠J山，北邻E湖，一条公路自西向东贯穿C村全境。目前C村约有340户，2300人，长期留守人口1100人，耕地1000多亩。作为A镇的养猪大村，C村有着悠久的养猪历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后，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相伴的是养猪业的改变。便于理解，根据养猪类型、养猪主体和养猪规模三个要素把C村的养猪业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以普通农户为主的散养模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1982年C村分田到户，村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被极大的调动起来，与此同时，以村集体为主的集约养猪模式逐渐淡出村庄的历史舞台，形成以普通农户为主的散养模式。从养猪主体看，涉及家家户户，几乎找不到不养猪的现象；从养猪的规模看，并不多，一般养2—3头。

第二个阶段，以留守农户为主的小型规模养殖模式。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2000年以来，青壮年农民纷纷外出务工，形成了以“半耕半工”的家计模式。养猪业已发生改变，从养猪模式看，不再是单一的散养模式，而是产生了小型规模养殖模式，当时有2—3家；从养殖主体看，主要是以45—70岁的中老年的留守群体，家家户户养猪的历史亿不存在；从养殖的规模看，一方面，散养户的养殖规模依旧保持2—3头，另一方面小型规模养殖规模达到5—8头，而且其中包括1—2头母猪，用于猪仔繁殖。

第三个阶段，以中农为主的中型规模养殖模式。2007年以来，“半耕半工”的家计模式更加凸显，养猪业也变化，从养猪主体看，存在三种类型：一是散养户。数量进一步减少，只有100户左右；二是小型规模户。数量继续增多，达到4—5家；三是中型规模户。最开始中型规模户只有2户，一户养殖20多头，一户养殖40头。由于猪价低迷以及猪瘟风险等因素，2—3年就退出养殖市场。

2012年，中型规模户达到5家，养殖规模是从最初母猪养殖开始，逐步扩大规模，截止2019年2月份，C村养殖户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中型规模养殖户，总计6户，规模在50—100头之间的有4户，年龄处于60—70岁；在100—150头之间的有2户，年龄处于50—60岁之间；二是散养户，总计不超过10户，年龄处于60—70岁，养殖规模在1—2头。同样受到非洲猪瘟的影响，C村的养殖户的生猪存栏量迅速下降。

散养户的生猪几乎全部死亡；中型规模养殖户的存栏生猪为了降低损失，一部分趁非洲猪瘟还未完全蔓延时，在上半年以7.5元/斤的低价通过市场销售处理；另外的一部分，由于乡镇府的要求而活埋。目前中型规模养殖户目前只剩下一家，存栏生猪50头左右，主要是中号猪；还有一家养殖10几头小号猪。虽然存栏生猪基本全部处理，但是养殖户的种猪并没有卖掉。

综上所述，本节立足于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大背景下，从养猪类型、养猪主体和养猪规模三个要素描述了C村的养猪业的历史变迁的三个阶段。这种历史变迁并不是农户被动选择的过程，而是农户理性选择的过程，是逐步适应农村实际、农民需要和农业发展的过程。

二、与“三农”相结合的理性养猪模式

农民并不是盲目的，而是理性的，“有多少粉做多大的包子；小打鼓，小划船”。C村养猪业的历史变迁过程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其理性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降低投入成本，最大化经济收益；二是降低市场风险，最稳定扩大规模。具体为四个层面：一是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利用；二是实现与农业种植结构与规模有机结合；三是实现与农村住宅格局相互匹配；四是实现与农村猪肉市场有效对接。

从劳动力利用看，其主要是以夫妻为主。种养结合的模式，实现劳动力与养猪业有机结合，劳动力得以充分利用。受到水稻种植技术成熟程度与机械化使用程度两个因素的影响，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两者结合的比例是存在差异的。在改革开放初期，劳动力更多的局限于农业生产，以家庭为单位的种养模式更多的是呈现夫妻分工的模式，农业生产更多的是以男劳动力为主；而养猪业更多的是以女劳动力为主。

出生在大巴山贫困农家的胡娟，辞掉高薪工作，离开大城市返乡创业，她投资200万元，建起养猪场开始养猪，养猪规模不断扩大，现在年出栏生猪5000多头。（@东方IC）

后期由于水稻种植技术成熟化和机械化的普遍使用，农业生产简单化，一年从事水稻生产时间与管理大大缩短，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农业劳动力去过密化，从数量看，主要通过进城务工被吸纳；从质量看，主要转移到种植与养殖业，如养猪业等。

对于养猪业群体而言，一部分既保持原有的养殖模式不变，属于老人养猪；另一方面规模化养殖出现，属于中农养猪。规模化养猪业成了吸纳劳动力的重要的渠道。这时的劳动力呈现的夫妻合作的模式，农业生产与养猪都是夫妻合作的模式。

从具体投入时间看，原来养猪规模小时，妇女主要是负责一日三餐的喂食，一次10分钟左右；而在规模扩大之后，养猪从副业逐渐成为主业，夫妻合作更明显，单个人很难完成各项工作，投入时间明显增多，一个100头规模的养猪户，一是一日三餐喂食，一餐喂食1个小时左右；二是猪栏卫生打扫冲洗，每次1个小时左右，通常周期是2—4天；三是打疫苗等，一次需要两个小时，全部打完需要几天，正常2次/年。

从农业种植结构与规模看，为猪食提供来源。猪食来源主要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日常生活剩下的残羹剩饭；二是各类农产品，如玉米、小麦、红薯、米糠以及猪草等；三是市场饲料，如豆粕、鱼粉等。从种类与数量看，在第一阶段，主要是以猪草、红薯和米糠为主，残羹剩饭为辅。分田到户后，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人均一分三分地，户均不超过十亩。从种类看，农业种植主要是种植水稻为主，旱地主要种植玉米、红薯、小麦、油菜、花生等。

从数量看，其主要是满足家庭人口的生活需要，而不是用于猪食，因此还需要路边、湖边打猪草，用于满足猪的需要；第二阶段，种类上的变化主要是猪草退出猪食行列，从数量上看，随着养猪规模增大，猪食需要增多，相对应农户土地的自发流转出现，扩大土地经营规模，用于生产玉米、红薯、小麦等猪食类农产品，从而实现种植结构和规模的改变；第三阶段，养猪的规模更大，由于夫妻两的劳动力有限，土地种植农产品的种类与数量发生明显变化。

从种类看，一方面既依靠传统的猪食类农产品，另一方面增加生猪饲料，如鱼饲料、豆粕等，饲料具有市场化的趋势；从数量看，由于养猪规模进一步扩大，需要耕种更多的猪食类农产品，农户流转的耕地规模达到15—25亩，如目前有一家中型养猪户，种植12亩玉米， 年均产量650斤/亩，成本投入包括玉米种20元/斤， 60元/亩、肥料140元/亩、耕地120/亩，总计320元/亩。按照市场价玉米1.2元/斤，可节省460元/亩，总计共5520元。

10亩小麦， 年均产量400斤/亩。成本投入涉及麦种13元/斤，40元/亩和肥料100元/亩，收割机120元/亩，总计投入260元/亩。按照市场价，玉米1.2元/斤，可节省220元/亩，总计共2200元。2亩红薯，4000斤/亩。成本投入主要是肥料80元/亩。按照市场价，红薯1元/斤，可节省3200元/亩，总计6400元。另外：一是，对于该农户而言，“农业不能算人工投入”；二是由于土地自发流转，几乎不存在土地租金等，“我流转了10亩耕地，完全免费，不然我不要。”

从农村住宅格局看，为养猪提供猪舍。猪舍是养猪的最基本的设施，猪舍的建设主要考虑三个要素：一是猪舍的大小与数量；二是猪舍与住宅的距离；三是猪舍的功能。在不同的阶段也是存在差异的，在第一阶段，从大小与数量看，猪舍面积一般是10—12个平方米，一家一般只有一个猪舍，正好与养猪的规模相匹配；从与住宅的距离看，猪舍一般建在离住宅20米范围内，方便于喂食；从猪舍的功能看，其最开始还兼有厕所与杂物间的功能，是多重功能的混合体。

山东省日照市，一家规模化养猪场采用发酵床养殖技术进行生猪饲养，猪场的技术人员，正在检测发酵床温度，观察生猪生长情况。（@东方IC）

在第二个阶段，由于养殖规模的扩大，传统的猪舍已不能满足需要，大小上基本上没有变化，但是数量和功能已需要发生改变，因此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但是小型规模户就利用80年代建的旧房子与旧厕所，通过简单的改造与修缮，转型为猪舍，“我当时只是简单硬化了一下，花费1万多元，按照标准化建设，起码要4万元”。

在第三个阶段，由于在环保的严格要求与农户扩大规模的想法的双重作用下，养猪户在原有设施的基础上，重新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猪栏的硬化与粉刷、排粪设施完善两部分，减少重新占用耕地的浪费，一般100头左右规模的养猪户，需要投入6—10万元，如其中一家中型养殖户，于2017年投资8万元，进行标准化建设，新建了3个大猪栏共12个小猪栏。

从村庄猪肉市场看，以村庄为基础向外拓展销售渠道。村庄猪肉市场来源两个：一是由文化习惯决定的消费；二是日常性消费。在第一个阶段，村民有买猪仔的概念，但并没有卖猪肉的概念。由于生活水平不高，农户养猪主要用于自我消费，这是小农式的自给自足型。这种自我消费更多的是由文化习惯所决定的，如过年过节或红白喜事等，而日常性消费是很有限的，因此猪肉市场是极其有限。

第二阶段，一方面，由文化因素决定的消费继续扩大；另一方面，日常性生活消费凸显，猪肉市场得以呈现。与此相对应的是小型规模养殖户出现，对于他们而言，多余的生猪销售主要是两条渠道，一是通过村庄熟人关系进行私下买卖，通常是在屠宰前，无猪或少猪的亲戚朋友都会提前预定猪肉，从而使得猪肉能够很快销售完；二是通过卖给食品所或屠宰所指定的村庄销售点，其销售市场以村庄为基础，以村民为对象；第三个阶段，日常性生活消费进一步扩大，养猪户仅仅依靠私下买卖极其有限，更多的是通过村庄销售点消费。

按照C村的消费水平，“正常的话，每天都要卖掉100斤，过节过年，一天都要卖掉200—400斤”，另一方面，养猪户会进一步扩大市场，多余的生猪通过直接卖到乡镇食品所或屠宰所，销售到其他乡镇。

综上所述，从劳动力、农业种植结构与规模、农村住宅格局和村庄猪肉市场四个方面阐述了中小型规模养殖户存在的合理性与现实性，即C村的养猪业的生产与销售过程充分运用和结合农村农业生产生活条件：从横向静态视角看，能够降低养猪的投入成本，主要涉及三个方面：闲散劳动力的充分利用与吸纳，从夫妻分工到夫妻合作；猪食的半农业化半市场化，农业规模扩大与市场化进入；基础设施的半乡土化与半标准化，土地空间的因地制宜和合理有效使用。因此在劳动力成本上升、饲料市场价格增加和各种基础设施材料价格提高的趋势下，农民积极性依旧很高。

从纵向的历史变迁角度看，能够降低市场化风险，主要涉及农户养殖规模是逐步扩大的过程，养猪主体由散养户向中型规模户转变，是根据村民的生活水平程度以及村庄生猪市场的需求量而逐步适应与选择市场的过程，具有很强的弹性空间，一旦市场饱和，养猪户就会通过限制养猪规模或延长出栏周期。即使在面对非洲猪瘟的影响，农户依然能够保持积极性“ 等这波瘟疫过去，两三年内还会继续养猪”。可见，C村养猪业并不是一个完全市场化的产业，也不是一个完全脱离“三农”的产业。而是一个趋向于市场化过程，同时有机结合“三农”的理性产业。

四、养猪产业市场化改革困境与举措

八月份以来，生猪和猪肉价格快速上涨，这与全国各地生猪存栏量非常低直接相关，从而出现供小于求，供求矛盾凸显。而生猪存栏量低是由三个原因引起：一非洲猪瘟是造成存栏量突降的直接原因；二农村生猪禁养是造成存栏量减少的主要原因；三在上述两个条件的前提下，生猪的生产周期是存栏不足的客观原因。

总之，这次由非洲猪瘟直接引起的猪肉市场的大幅度波动现象，与养猪产业的市场化改革紧密相关，尤其是采取激进的农村生猪禁养政策，破坏了以C村为代表的农村养猪业作为稳定器的作用。面对生猪与猪肉市场失灵现状，围绕着稳定猪价和生猪生产，从中央到地方密集出台各种措施。

8月2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五项具体措施，其中两条就是要求各地取消超出法律发的生猪禁养、限养规定；发展规模养殖、支持农户养猪；9月6日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指出要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增强猪肉供应保障能力，其中提出加快构建现代化养殖体系，要积极带动中小养猪场（户）发展。

紧接着交通运输部、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等相关部门紧急出台一系列极具针对性的政策与文件，助力生猪生产与猪价稳定。可见政府意识到市场存在的问题，一方面完善市场，加强各个环节的监管；另一方面赋予农村养猪户生存空间，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发展。作为激进的市场化改革的产物，农村禁养政策是存在问题的：

一是忽视中国的基本实际。根据2018年国民经济统计公报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13953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530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83137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比上年末提高1.06个百分点。由此可知，农村常住人口占6亿左右，这些人口主要分为两类：一是以老年人为主的小农群体，二是是以中青年为主的中农群体。

这两类人群是农村养猪业的主体，形成了以散养与中小型规模并存的家庭农场养猪模式。根据中投顾问发布的《2016-2020年中国养猪业深度调研及投资前景预测报告》预计未来我国养猪产业，大型和超大型养猪企业占30%，中小型的家庭农场和养猪大户占70%。实际上，从80年代企业进入养猪业开始，养猪的规模化得以开启。从人力劳动到机械化养殖，从散养到专业化养殖，生产效率提高，规模化养猪占比越来越高，其中大型企业生猪出栏逐渐提升。

然而根据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与实际，与“三农”有机结合的农村养猪业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与现实性，从而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养猪业的有机衔接。

河北的一家大型养猪场（@视觉中国）

种养结合的生猪生产模式，既有助于农业去过密化，同时吸纳中农群体。一方面能够满足乡村猪肉市场的需求，使得农村作为猪肉市场稳定器的作用与功能能够继续保持，避免出现社会性恐慌；另一方面有助于稳定基层秩序。作为养猪业的中农群体，通过养殖获得不低于打工的收入，成为乡村社会阶层结构和社会治理的中坚力量，从而有助实现乡村治理的现代化。

二是政策制定过程采取排斥散养与中小型规模养殖。政策更多的作用在于规范与引导，从而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而不是限制与禁止，从而破坏农户养殖的积极性。

其排斥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惠农政策中更偏向于企业与大型养猪场。惠农政策更多是通过补贴的形式体现。根据《全国生猪生产发展规划（2016—2020年）》，其补贴政策主要分为五个：良种补贴政策，范围限定在天津、河北等省以及黑龙江农垦，广东农垦；调出大县奖励政策，范围更是限定符合中央标准的调出大县；标准化养殖项目，范围限定生猪主产区；生猪育种补贴，范围是国家核心育种场；生猪养殖保险政策，没有具体限定。

即使在具体补贴上，逐步从能繁母猪300头以上或生猪存栏500头以上的规模场、散养户等倾斜，但数量有限，主要是疫苗补贴，养猪良种补贴、生猪扑杀补偿，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贴等底线补贴，而相关的贷款、奖励、保险等方面几乎处于空白，即使政策有，也没有相关的动力基础。可见中小型养猪场和养猪大户的劣势地位，其发展更多的依赖自身的资金与资源、依赖自身创造市场，“我们规模小，补贴少，贷款也比较难，银行不愿意贷”。

二是农村禁养政策强制推行。通过环保、强制升级等政策形式，甚至部分地区限制养猪业的情况，如某省某市共划定148个禁养区，总面积2211．8平方公里。畜禽养殖禁养区内共计划关闭搬迁规模养殖场区126家、养殖专业户969家，已关闭搬迁养殖场120家、专业户938家，完成任务进度的96.6％。这种以行政主导的方式，是激进的，不合理的。

一方面极大的增加养猪户的成本投入；另一方面无形中的扩大市场风险。农民的理性受到抑制，主体性未得到尊重，严重打击养猪的积极性。从目前看，农村养猪业虽然存在专业化不足，环境污染、病害传播等问题，然而政策并不在禁止，而是引导转型升级，从而能够符合中国目前发展的生猪与猪肉需求和食品安全。

综上所述，生猪与猪肉市场的剧烈波动给予我们的启示：只有结合中国基本实际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合理的政策，才能真正的推动养猪业的转型升级，否则不仅会造成养猪市场的动荡，且会影响社会稳定。忽视中国基本实际，是违背中国发展基本前提的，违背中国“稳中有进”的发展基调。

对于养猪业而言，脱离“三农”实际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危害中国长远发展目标；另一方面采取激进的措施，揠苗助长，极易消解了中国农村养猪业作为中国养猪业现代化的稳定器的作用，不利于中国发展的现实需要和食品安全需求。

总之中国养猪业的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专业化、规模化与机械化的现代化道路，既需要政府的长期规划与有效引导，也需要市场客观需要，同时也要尊重农户的理性选择和主动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