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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禁止村庄大操大办,为何能够很快见效

2019-11-18 07:42:29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夏日】

婚丧陋习、天价彩礼、孝道式微、老无所养……围绕移风易俗,全国各地掀开了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序幕。经过几年的密集行动,虽然部分地区大操大办依旧严峻,陈规陋习屡禁不止,但是全国来看,社会不良风气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在部分地区,为何大操大办等社会不良风气在短时间内就能得到有效治理?笔者根据自身的实际调研经验,以D省西南L乡的移风易俗实践为例,认为主要有以下四个原因:一是村庄内生的迫切需要;二是基层组织的政治嵌入;三为关键少数的有效管控;四是政府力量的积极引入。

一、村庄内生的迫切需要

《礼记·曲礼》中就有“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的名言。即使经过几千年的社会变迁,在L乡各村一直流行着“情将情赶,你情你还” 的俗语。人情往来是人与人交往互动的重要渠道与途径,人情往来的频度与强度,决定人与人交往互动的深浅。

随着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家庭收入的增加,婚丧嫁娶过程中讲排场、比阔气、大操大办等现象愈演愈烈,按照当地的说法“丧事比孝心,婚事比财力,乔迁比气派,生日祝寿比影响力”。

从酒席消费看,分为三部分:一是酒席规模庞大,正常结婚或消添生打喜,正常达到60桌;二是酒席档次高配,菜品达到28个/桌,烟40元/包,酒至少100元/瓶等,花费达到800—1000元/桌;三是礼金水涨船高,现在最低至少100元,普遍200元,最高达到5000元甚至10000元。

从酒席种类看,涉及婚丧嫁娶、36和50、60、70、72岁等做生、添生打喜、做寿、乔迁等,人情频度大大增加。因此,有时在吉利的日子,一天要赶6—7个礼,即使在日常周末,赶礼也是从没有停歇。

资料图:IC photo

村民的人情开支不再按年计算,而是按月计算,最高均达到3—4千元,普遍1.5—2千元。按照村民的说法,家庭收入的一半用于人情开支,这给村民造成巨大的人情负担,村民“奈不活”(俗语:无可奈何的意思)。

如一位50岁的村民,他有三个人情圈,人情开支达到4万元/年。他说:“人情开支太大,关系不好的最低100元,己亲1000—3000元,前两年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去赶人情,如果三年内不办酒席,就会造成巨大负担。”一位61岁的教师讲,“农村赶人情太厉害,今年10月被情所困,20天,花掉了6500元。”

村民陷入既有的人情秩序中,不能自拔。即使想缩小人情圈,也缩不小,“不存在中断人情,省吃俭用也要送礼,只要人存在就要到场。”他们普遍认为,抬头不见低头见,面子挂不住。由于人情负担太大,村民苦不堪言。据村民组长讲“前几年,礼情太重,老百姓反感。”人情的本质在于人与人的交往互动,由于社会秩序的失范,公共规则的弱化,人情的形式性凸显,人情的社会性缺失。

作为生活生产共同体,村庄依然存在共同的内生需要,当L乡移风易俗行动输入一套规则时,并没有受到村庄村民的阻碍与反对,相反获得村民的双手支持。村民普遍认为政府早该采取措施,如一位村民说“只办三件事,限制标准,限制规模,这是最贴近生活实际情况的倡议,坚决支持。”全乡各村村民积极的配合村两委的工作,老百姓减负了,逐渐形成了良好的社会人情风气。

二、基层组织的政治嵌入

2009年,L乡就采取措施对红白喜事进行管理,由于措施与力度有限,走向形式主义,并没有起到有效的约束作用。2015年,随着中央的力度与决心增强,才逐渐严格起来。2018年3月,L乡正式启动“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 活动。以此次活动作为起点,以村庄为基本单位,L乡拉开了移风易俗的序幕,组织与制度逐渐建立与完善,从而为移风易俗提供了基础与依托。

主要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建立完善红白理事会。经过两个月的精心筹备,全乡成立红白理事会34个,并制定了《红白理事会章程》。根据章程,要求举办红白喜事,做到喜事新办,丧事简办,不大操大办。

二是建立相关制度与规定。主要分为两类:一制定《婚丧喜庆事宜报告制度》,实行红事申报制度,白事实行报告登记备案制度;二制定《村规民约》和《关于村民举办红白喜事、提倡移风易俗的决议》。制度与规定具体表现在只举行子女结婚、添生大喜、丧葬宴席;宴席桌席控制在30桌以内,礼金控制在200元以内,礼烟控制在20元/盒以内,酒水控制在50元/每瓶以下。

从组织体系看,理事会成员主要是由村书记担任会长,村民组长或党员任成员,把基层组织有效地嵌入达到社会事务中,从而能够合法化对社会事务的监督与管控;从制度与规定看,其产生经过村党委、村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和村民大会通过等民主程序,从而使得制度与规定具有村庄社会基础,合理化与合法化,从而构建出村庄公共性,形成对个体化的监督与约束。相比部分地区,组织空壳化,制度挂墙上,并不具有实质性意义,走向形式化,并没有型塑出一套以组织为基础,以制度为依托的公共体系,为移风易俗提供合理性与合法性。

三、关键少数的有效管控

关键少数的管控是移风易俗的重要抓手,也是移风易俗能够实现的重要途径。

L乡各村的关键少数群体主要分为三类:

一党员干部。作为村庄内的政治性权威,如果能够抓好他们,就能在村庄内发挥着重要的引领带头示范作用。

如何抓好就是根本。从大的层面讲,2017年以来,D省纪委制定《关于党员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监督检查办法》,拉起红线,形成宏观的硬性约束;从小的层面讲,L乡制定反对大操大办倡议书:党员带头,率先垂范;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移风易俗,崇尚文明。其中对于党员干部制定 “八不准”,从而明确具体规范。

二诸管/知客师。知客师即“支客司”,“支”就是支配大家做事;“司”就是红白喜事的总司令,令行禁止,大家都要听指挥。作为红白喜事主持人, “要事无巨细,负责各项事务的安排与组织,同时还要能说会道,如婚庆时几句吉利话”。

在L乡各村的每个村民小组中,通常至少有一位知客师,“他们一般为人正直,有德才,办事实在”,是村庄内的社会性权威,具有很高的威望与面子,“发话讲话没有威信,搞不成”。正是因此,知客师成为了传输各种规范理念和观念的重要的载体,也因此,通过知客师转换话语体系就能够起到宣传教育的作用,从而引领新的村庄公共规范。体现在红白喜事举办过程中的各个方面:

如酒,原来一桌席面,要十几斤酒,现在知客师会说“自己酒自己喝,不敬酒不闹酒。难得相聚,喝点开心酒,不在酒多少,也不要伤和气。最多喝4两,喝多既伤身体,又伤和气,还浪费钱。”

如饭菜,以前菜品多,造成很多浪费,现在一桌10人,菜改为16个,如蒸排骨、青椒肉丝、油焖大虾和全家福等,知客师说 “人民向往美好生活,菜不在多少,重要的质量高,吃得开心。”同时,为了减少浪费现象,知客师会说道:“一是鼓励能吃的收起来;二是鼓励来客打包,吃了欢迎,浪费可惜;三是剩菜多,就把邻居喊过来一起吃完,加强联系与交流”。

白事中的乐队,以前10班,每班2000元,占所有支出的1/4,因此现在改为2班,知客师会说“多班浪费钱,浪费精力”;还有放鞭炮,知客师就表示“放鞭炮,烟雾茫茫,一是会浪费人情双方的钱;二是会污染空气,打扫起来很麻烦。”

正是通过知客师的行为转换,从而输入新的公共规则。

三厨师。随着红白喜事的市场化趋向,客人的饮食是通过厨师团队来烹饪的,就会面临食品安全等问题。为了科学安全聚餐,根据上级要求,厨师必须要厨师证与健康证。

因此L乡把18家农村厨师服务团体组织起来集中培训,时间为期两个月,一个星期一天,并邀请区食药局执法大队队长就加强集体聚餐进行培训,指导集体聚餐举办者和承办者规范安全操作,培训结束就会获得厨师证。厨师作为村民食品安全的直接面对者,通过对厨师的管控,落实责任,从而形成间接的监督体系。

四、政府力量的积极引入

村庄本身有一套公共规则,规范村庄内村民的社会行为,维护村庄社会稳定。这种规则通过社会舆论和社会权威来形成评价与约束,但由于受到现代化的冲击逐渐失效。由于既有的公共规则失效,以红白喜事为基础的人情来往就失去了有效约束。而人情秩序属于社会范畴内,并不受到国家法律的直接约束,因此并不能直接借助国家法律来约束村民的社会行为。在强国家背景下,国家行政力量开始伸向社会范畴领域。借助行政力量,通过间接的方式,积极引入政府力量从而能够起到对村民行为的约束与管控的目的。

在L乡主要是两种:药监局和派出所。大操大办本身并不会产生问题,但是会外溢出很多社会问题:一食品安全问题;二醉驾问题。对于前者,主要通过药监局来进行监督;对于后者,主要是以派出所来管控。一旦出现大操大办,红白理事会就可以通过电话举报,积极引入政府力量,从而形成监督与威慑。

引入政府力量,一旦出现问题就可以名正言顺地采取强制性措施,但是关键不在于强制性措施,即其内在机理不是引入政府公共性力量,而是借助村庄内的人情、面子等社会治理资源。据村民讲,如果在举办宴席过程中,药监局等政府部门过来检查,他们可以以各种理由没收菜品或仅仅是过来转一转,这就会影响整个大操大办的氛围,会导致主家很没有面子。因此通过国家力量的引入,转化为村庄内的人情面子,形成公共性约束。

结语

移风易俗之所以能快速得到有效治理,村庄内生需要、基层组织嵌入、关键少数的管控及政府力量引入,这四个要素是相互关联,综合发挥作用的。以基层组织与关键少数作为依托与抓手,既能借助村庄内生力量,同时能引入外在约束,从而对村民的个体化行为形成约束,重塑一套公共规则,并转化为村民内心的习惯,最终社会风气就会得到有效治理,有效遏制陈规陋习,为农民人情支出减负,提高乡村文明程度。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夏日

夏日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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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李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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